英国绅士的“敲石头”与中国绅士的书法热
范海辛
英国的绅士，可说是全球有名；中国的绅士，就是当下中国各地有头有脸的中老年男士。按中国的习惯，这些男士也可称“君子”，但在本文中还是暂称绅士。
18－19世纪的英国，正是其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也是资产阶级处于朝气蓬勃的上升时期。这个时期的英国，在绅士中流行着“敲石头”。
美国人比尔 布莱森（Bill Bryson）于2003年写了一本《万物简史》的科普著作，在此书的第二部，介绍了地质学于18－19世纪的英国兴起时在上流社会的盛况（该书为严维明、陈邑翻译，接力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以下所引该书将只注明页码）。
作者认为地质学的开创者是18世纪居住于英国爱丁堡的一个名叫詹姆斯 赫顿的绅士。在赫顿活跃于其中的“牡蛎俱乐部”，其成员有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化学家约瑟夫 布莱克和哲学家戴维 休谟，“还有偶尔光顾的本杰明 富兰克林和詹姆斯 瓦特。”（P.54）
那是一个爱好钻研的时代，人们对很多地质现象感到不解，提出了“水成说”、“火成说”、“灾变说”、“君变说”等种种地质成因的学说，相互之间争得不可开交，犹如眼下中国网络上左右派之间的论战。
200年前——1807年，13个志同道合者在伦敦一家酒店成立了地质学会，会员一边饮酒吃饭，一边交换对地质问题的看法。每顿饭定价为昂贵的15先令，以便使那些没有头脑的穷汉望而却步。不到10年，这个学会的成员就发展到了400人，当然都是绅士。
“从11月到次年6月，会员每月碰头两次，因为到这个时候，实际上所有的人都已出门，整个夏天都在做野外工作。你要知道，这些人出去找矿石不是为了挣钱，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也不是学者。它不过是既有钱又有时间的绅士在不太专业的层面上从事的一种爱好。到1830年，已经发展到了745名会员。”（P.56－57）
“在整个近代思想界，尤其在英国，有学问的人都会下乡去干一点他们所谓的‘敲石头’的活儿。他们往往打扮得很有吸引力：头戴高顶大礼帽，身穿黑色套装”。（P.57）
如此众多得绅士热衷于毫无功利的地质学，无疑极大地推动了地质科学的发展。虽然他们之中专家不多，就是被称为专家的也多是半路出家，但正是这些人的热忱与虚荣，托起了大英帝国的崛起。
这个时期的英国不亏为世界的中心，虽然每次英国学者到美国去讲学，会有3000多名听众挤进波士顿的洛韦尔学院来听伟大的查尔斯 莱尔描述海洋沸石和地震在坎伯尼亚引起的震动，但美国并未如英国一样出现绅士敲石热。我们现在知道的帕金森病，是由英国人詹姆斯 帕
英国崛起之时的中国，尚处于“康乾盛世”的昏睡中。时至今日，这个昏睡百年的东方大国据说要崛起了，那么崛起之年的中国精英——绅士们又在热衷于什么呢？
中国这些有钱又有闲的绅士们热衷于的是书法，据说书法协会是中国当今最大的群众社团组织，总人数约有几十万之巨，民间爱好书法的恐怕要几十倍于此数。
练书法无疑要比“敲石头”更高雅，更不沾俗气。敲石头中不乏有找矿的牟利动机，习书法则与功利基本绝缘，纯粹是私人抛弃杂务、修身养性、愉悦心情的爱好，当然，练书法还能弘扬国粹，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功效，真是善莫大焉。
比较敲石头与练书法，可以瞥见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英国绅士的敲石头，无疑是西方自古希腊传承下来的理性主义文化。所谓理性主义不仅仅是追求功利，理性主义最主要的内核是对客观真理、客观规律的追求，功利只是这种追求必然带来的副产品。从英国当时“水成论”、“火成论”以及“灾变论”、“均变论”的争论可以看出，双方争得脸红脖子粗不是伦理上的谁更正义、谁更邪恶，而是认知上的谁更正确、谁更接近真理。这种争论在我们中国人看来似乎有些可笑，因为这种争论在我们看来只具有技术与工具的价值，无关乎高尚与邪恶。
相形之下中国的练书法，则不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文化。书法里讲究的是美学，是心灵的愉悦，没有科学领域所要求的客观、真实与精确。因此，如果说英国的敲石头文化是一种外向的文化——探索未知、寻求真理，那么中国的书法文化就是一种内向的文化——排斥外界干扰，寻求内心、主观的愉悦与精神希冀的某种和谐的宇宙秩序。
敲石头如果可以说是现代性的文化现象，那么练书法则是前现代与后现代的文化现象。现代性所在意的是人类面对的外部世界，面对这个我们不熟悉、不甚了解却又须臾不能离开的外部世界，现代理性就是要通过积极主动的发掘探索来了解之、掌握之。而前现代与后现代则是焦虑与不屑。他们不会积极主动面对客观世界，而是片面夸大现代性的支流与不足，采取一种消极的鸵鸟政策——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厦与春秋。
眼下中国的书法热正折射了这种反现代性的鸵鸟政策——以书法来排遣现代性引发的焦虑与烦恼，以平心静气的冥想所得之和谐来实现心灵的暂时慰藉。
以上是笔者对这两种不同文化现象的解读，由于自己不善书法，不知这种对书法热的理解是否准确，还望书法界人士来评判。
2007－0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