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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郭嵩焘还进一步深入到政教的政治体制方面要向西方学习，这是他的见解的过人 之处。他认为西方社会发达的原因不仅是因为科技、商贾，还在于朝廷政教，他说：“嵩焘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末遑而姑务其末者。” 他主张学习西方，改良政治体制。他在出使英、法时考 察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对西方的民主，法治的制度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西洋民气之通， 下情无不上达者。”他还指出西洋“各国 士民皆得与议其得失，此风最为可尚。当然，他 并不主张全面学习西方，而是希望在保持中国传统君主制的前提下做一些政治上的改良，包括“正朝廷以正百官，大小之吏择人而任之”， 其目标是实现“君与民交相维系”。
由上可见，郭嵩焘是主张在科学技术、经济制度、政治体制等各个方面向西方学习。然而，他又是一个信奉儒家道统观念的人，他只是希望以中学去兼容西学。然而，中学的道统 观和西学有着不相容处，当他试图兼容西学时，他不得不修正他的道统观。于是，他的道统 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他认为“道”作为一种具有人文价值理想的“政教风俗”，并不是哪个民族、地域专有的。譬如三代时期，中国是“有道”的；而秦汉以后，则陷入“无道”的局面。这原本是宋明理学道统观的版本，这时，却成为郭嵩焘论证“道”非一个民族、地域专有的依据 。
其次，他在考察西方的“政教风俗”之后，肯定了西方国家在此方面的合理性。譬如他肯定西方的政治体制，认为中国君、民之间不能“交相维系”，是中国所以衰微的原因。他认为，欧洲各国的政教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优势，认为清末的中国就好象三代时期的夷狄，这种观点，已经意味着欧洲各国在政教方面的“有道”。他肯定西方政教的“有道”，在当时 实在是石破天惊之语。
四、 晚清经世实学的终结期
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派三十年自强运动的破产。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推动下，一场声势浩大的维新变法运动迅速在全国兴起。作为维新运动的领袖和旗手，康有为、梁启超不仅发动和领导了戊戌变法运动,而且以新的时代精神阐释儒学旧传统，创制出一套“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体系，完成了由经世实学向近代“新学”的转换。章太炎、严复等人对传统学术的批判和对近代学术 精神的诠释，更从逻辑上宣告了晚清经世实学的终结和新学术时代的来临。而清末新政中科举制的废除和近代学制的确立，使延续几千年的以“士”为主体的“四民社会”宣告解体，作为经世实学主体的“士”这一社会群体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接受新式教育的各类专业知识分子，这一社会历史的变动使经世实学最终成为历史的陈迹。
甲午战争失败后后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了一场争取变法维新的政治改良运动。他们寄希望清政府能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自上而下地对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制度进行全面改革，把中国改造为一个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
经济方面，他们要求废除封建制度对资本主义的束缚，要求全面发展资本主义。政治方面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抨击，提出了让中产阶级参政的主张，要求清政府颁布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制。文化思想方面也对封建的思想教条进行了批判。 后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不同于初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其一，他们对后者的“可变者器，不可变者道”的口号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全变”，变革封建主义上层建筑的要求；其二，初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没有理论基础，他们只是零星地吸收一些西方的思想，来对中国古代的典籍进行一些新的解释，来说明宣传他们的主张；而后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则从大量的西方哲学、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中寻找武器的，西方的进化论、天赋人权等思想和经济自由主义都被他们吸收和介绍进来，此期严复翻译了大量的西方名著，为宣传、介绍西方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三，后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对资本主义生产、流通的认识也进步了，初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口号是“以商立国”，康有为主张“定为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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