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曹海东发自赫尔辛基

　　政府强力推动、企业研发持续投入以及民间力量不断呼吁，推动了可再生能源在芬兰的利用，这不仅使芬兰化解了国内能源危机，还让它成为世界上最环保的国家之一

　　3月下旬，芬兰已是初春季节。从赫尔辛基往南行走，映入眼帘的是成片成片葱郁的森林。一位当地的环保界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芬兰，人们看到的只有森林和湖泊。

　　这和诗人郭沫若在1950年代访问芬兰时所见到的景象并无二致。当时郭老写道：“森林峰岭立，岛屿似星罗。”

　　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个北欧小国顺利地实现了工业文明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并因此成为全球最环保的国家之一。相比之下，中国经过五十年的工业化进程之后，国内主要的大城市却相继成为环境污染严重的城市。

　　芬兰的成功与其合理的能源利用结构有关，其中突出的是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目前可再生能源已经占芬兰整体能源利用的25％，而中国仅为1.8％，芬兰也因此成为欧盟可再生能源利用率最高的国家。

　　芬兰为什么能做到呢？

　　政府扶持

　　3月29日上午，记者来到芬兰南部城市福尔萨市的一家发电厂。书卷气十足的发电厂负责人麦卡·帕苏拉给记者摆弄着手中一些粘巴巴、略带黑色，类似泥土的东西———Peat，一旁的芬兰翻译杜马可好不容易从字典中找到了Peat的答案：泥煤。

　　泥煤，这种被能源富足的国家不屑一顾的能源，在芬兰却成为能源供给中的一根救命稻草——他们用泥煤来发电，福尔萨市近五万人口寄希望于其提供电力、水暖。不仅仅是泥煤，一些也许只有在科教记录片中出现的能源利用情景正在芬兰的各地上演着。

　　芬兰是一个能源匮乏的国度。从1930年代开始，芬兰就为国内高涨的能源需求担忧。此后，芬兰一方面依赖从国外进口，另一方面决定利用国内的可再生能源。

　　芬兰的可再生能源利用到1960年代初得到政府的有力支持。当时，芬兰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决定对国内可再生能源项目给予补贴。

　　芬兰政府规定任何企业都可以向政府申请可再生能源发展项目的资助，政府将给予25％－40％的资金补贴。“它们可以自由利用这些补贴来参与各项具体的计划。”芬兰贸工部能源司主任泰斯托·图鲁伦告诉记者，“不过，这些计划的实施要受到政府的监控。”

　　1980年代，芬兰政府还专门设立国家技术创新局，推动芬兰企业的技术成果转化和应用。1990年代，芬兰政府意识到单纯鼓励可再生能源发展还远远不够，因此决定向排放二氧化碳的企业征税，进一步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这时，芬兰设立了一种独特的税种——“碳税”。以2002年为例，芬兰碳税税率一般为每吨二氧化碳1712欧元，而天然气的碳税减半。

　　碳税实质是一种调节税，它通过向使用石油、煤这些化石燃料的企业征税，来补贴使用生物燃料的企业。从而，诸如沼气、泥煤等生物质能源的利用开始有利可图。芬兰最大的开发生物能源的WAPO公司，也从那时起不断盈利。

　　企业呼应

　　当发现使用可再生能源不仅能实现企业的社会责任，还能获得商业回报之后，芬兰工商界立刻给政府的政策鼓掌。1990年代后，双方逐渐形成了良性的互动机制。“这是在全球环保领域的最好结果。”一位芬兰当地环保人士评价说。

　　如今，企业已经自觉地开发各种新技术。“发展技术就是发展 竞争力，也就是减少污染。”3月28日，瓦锡兰集团首席执行官乌里·尤汉森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我们制造的船舶引擎效率越高，污染就会越少。”瓦锡兰集团是目前全球重要的船舶动力提供者。

　　在芬兰历史上，即使是1990年代经济低潮的时候，企业的研发投入也是有增无减。乌里·尤汉森透露，芬兰政府每年给予瓦锡兰700万欧元的技术研发补贴。

　　正因对研发投入的重视，芬兰的可再生能源利用的各种技术不断发展，这也促进了能源企业的效率。3月29日，记者在福尔萨发电厂看到，包括负责人麦卡·帕苏拉在内只有9个工人，即使如此，工厂的电脑操作室一切井井有条，各个仪器上的检测画面实时反映着燃料以及发电的运行情况。

　　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公司愿意投入到这一行业中来——芬兰全国共有近200家大型企业同政府签订协议，从1998年至2004年，这些大型工业企业将在节能方面投资2.21亿欧元。

　　政府也会投桃报李。“如果企业科技研发成功，将会使得越多的公共预算资金被投入到能源节约中去。”泰斯托·图鲁伦对记者乐观地表示。

　　民心所向

　　在政府推动新能源利用的同时，芬兰能源领域的非政府组织也一直要求政府实施强硬的能源节约措施。

　　芬兰能源协会就是这样一个组织。

　　“我们想影响新的国务院的能源政策。”3月28日，芬兰能源协会信息传播主管佩卡·图斯奈说。现在能源协会的主管们非常方便地与国务院的代表、政策制定者进行沟通，表达自己的意愿。

　　这种游说同样在芬兰工业协会发生。该协会经济政策主管朱西·穆斯托宁说，他们主要借助报纸、网络与公众、政府进行沟通。当政府做出一项能源方面的政策的时候，都会向他们咨询相关的法律以及意见。

　　比如在芬兰建设核电站，协会专家预备了很多资料与立法委员进行商议，表述不同意见。芬兰的绿党也是另外一组强有力的游说力量。(本报曾于4月5日以《核能利用的芬兰经验——从恐惧到接纳》予以报道)

　　在Finnfacts———芬兰一家负责接待国际媒体的机构———提供的资料夹之中，明确写着他们资料的封皮的材料可以回收而且可以焚毁，已经达到了北欧环保标志(天鹅标志)所要求的标准。

　　显然，这种节能、环保的意识已经扎根在芬兰的公民心中。芬兰已经走过了如何使新能源技术商业化的阶段，现在他们考虑的是如何将这些环保技术更加广泛地应用。

　　去年8月芬兰贸工部、环境部等部门联合发起一个旨在推动芬兰的环境和能源技术对中国输出的计划——“芬华环境能源技术合作计划”。

　　4月10日，负责这个计划之一的芬兰环境科技中国项目委员会(FECC)主任白安帝告诉南方周末，在中国，有关环保的文化是初期的，现在离公共意识完全支持政府的决定还有一些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