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一开讲，满城争说孔夫子。”

中国所有的大学教授对传播诸子百家典籍的总合贡献，还不及一个于丹。

从《论语心得》到《庄子心得》，只要有收视率做支撑，于丹教授极有可能把诸子百家嚼个遍。
于丹红得突然。

我作为演讲和颁奖嘉宾出席《品牌中国》高峰论坛时，曾邂逅于丹和易中天，他俩双双荣获了“2006品牌中国年度人物”。易中天调侃说：“‘于’是‘正’的意思，‘丹’是‘红’的意思，‘于丹’合起来解释就是‘正当红’，红运来了挡都挡不住。”

易中天的话中，除了“惺惺惜惺惺”之外，仿佛还有一丝妒嫉。但也有人说的于丹的不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十博士”联名“杯葛”于丹事件，便颇有“正本清源”的意味。

他们正告：“于丹误读了孔子”。

但古往今来，误读了孔子的岂止于丹一人？

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便是对孔子最严重的误读。

“尊孔”与“读经”也是一种误读。

“打倒孔家店”也可能是因为误读。

“批林批孔批周公”更是误读得荒谬。

在海外也有这种误读： 1988年，在复旦大学求学时，我曾经躬逢其盛，代表中国大学生参加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大专辩论会”，大决赛的的辩题是“儒家思想可以抵御西方歪风”。作为反方的我们赢了之后，才知道这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一句语录。孔子思想何以有这种功效？李光耀解释说：“孔子思想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支点。”，但据说李光耀对孔子学说的理解最近又有了新的变化。

对孔夫子的误读，有的是不懂；有的是故意。

其实，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理想家。一个生生不息的民族必须是一个有理想的民族。

早在2500年前，孔子的提倡 “仁政”、“王道”、“仁者爱人”、“天下大同”的思想与我们现在追求的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不谋而合。

同时，孔子也是一个的伟大教育家，他所提出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比我们现在的很多所谓教育家都更深刻。

诸子百家时期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鼎盛时期，百家思想的璀璨争鸣照亮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时空隧道。

误读典籍对文化的发展而言或许并非坏事。

对传统文化最大的破坏不是解构“误读”，而是数典忘祖的“不读”。众人的“各抒己见”本身就体现了对这种思想文化的关注和热衷，肯定和传扬。

进入21世纪，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传媒时代，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同时也是文化产品的“再生产者”，这正是“接受美学”所讲的“1000个人心中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

从传播学上来讲：“你是什么不重要，消费者认为你是什么才更重要。”

即便如《论语》那样的好产品，如果没用好的传播也会“养在深闺人未识”，从这一点上来说，于丹功不可没。

文化界对于丹的恶评源于他庸俗化了孔子，把发韧了中华文明伟大理想的《论语》，弄成了一碗安慰社会转型期同胞的“心灵鸡汤”，但《论语心得》的风靡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在物质社会沉浸了近30年的中国人浮躁的心灵太需要智慧灯塔的圣人指路和认同文化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