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廷军
2007年,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入第30个年头。30年里,中国经济经历了从农业、工业、商业到金融等方面的全方位改革。改革开放成功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繁荣,年均GDP实现了近10%的快速增长。
然而,改革本身的良好结果并不表明中国的改革使命已经完成,恰恰相反,改革将继续向深层次推进。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曾有两个国家给了我们参照样本和启发:那就是美国和日本。
美国的广袤国土和多民族融和过程和中国存在某种可类比性。美国的“西进运动”也曾创造了促使整个北美大陆走向繁荣的辉煌历史。重新回味那段历史,有两个因素令人印象深刻——为淘金而从全美各地和世界各地奔赴美国西部的大量移民,与以股份公司形式吸引而来的美国本土和欧洲巨额资本——全世界的人才和资本汇聚到美国,奠定了一个世界性帝国诞生的基础。
改革开放的30年里,中国也正经历着同样激动人心的人口流动和资本运转。不同的是,中国要打破这种地区不平衡并实现整个国家的综合提升,首先必须消解沉重的历史痼疾和发展中国家所共同面对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问题。
从文化传统、历史、地缘等方面看,日本和中国又有着更多的可比性与借鉴意义。明治维新以降,日本国在保持传统和走向现代化之间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尝试和创新,虽然曾犯过重大的历史错误,遭受巨大打击,但还是取得了辉煌成就,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制造”(Made by Japan)也从低档劣质产品变成了高品质、高科技、高品位的代名词。
经过30年的努力,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但“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 还处在类似“日本制造”早期的困境和尴尬之中。如今,“日本制造”既是我们的榜样又是危险的竞争对手,如何直面竞争又学人所长,成为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必须直面的考验。同时,日本经济向后工业时代的主动转向更值得我们关注。
经过近30年的改革,中国的最终产品市场已经接近于完全开放。然而,中国的主要要素市场(如资本、劳动力、土地)和大宗商品市场(如能源和一些重要的资源类产品)仍然在政府的严格管制之下。如果说市场经济的精髓是通过市场实现要素的定价和配置,中国目前的成功主要还在市场之外。
2006年,中国加入WTO过渡期结束。我们认为,从2007年开始,中国的改革将出现重大的转折,即从原来的产品市场改革和机构改革向要素市场改革转变,相应机构改革和体制变革将不断深化,适应市场经济的法治环境也将不断走向完善。
秘鲁著名经济学家、改革家赫尔南多·德·索托指出:“合法的改革进程……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实践。”“就文化本身而言,其多样性和复杂性始终是一种客观存在,你只能通过法律这一只巨手,牢牢抓住它的尾巴。”——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已经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佐证。
今后数年,中国也将牢牢抓住这个“尾巴”。
2007年,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入第30个年头。30年里,中国经济经历了从农业、工业、商业到金融等方面的全方位改革。改革开放成功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繁荣,年均GDP实现了近10%的快速增长。
然而,改革本身的良好结果并不表明中国的改革使命已经完成,恰恰相反,改革将继续向深层次推进。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曾有两个国家给了我们参照样本和启发:那就是美国和日本。
美国的广袤国土和多民族融和过程和中国存在某种可类比性。美国的“西进运动”也曾创造了促使整个北美大陆走向繁荣的辉煌历史。重新回味那段历史,有两个因素令人印象深刻——为淘金而从全美各地和世界各地奔赴美国西部的大量移民,与以股份公司形式吸引而来的美国本土和欧洲巨额资本——全世界的人才和资本汇聚到美国,奠定了一个世界性帝国诞生的基础。
改革开放的30年里,中国也正经历着同样激动人心的人口流动和资本运转。不同的是,中国要打破这种地区不平衡并实现整个国家的综合提升,首先必须消解沉重的历史痼疾和发展中国家所共同面对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问题。
从文化传统、历史、地缘等方面看,日本和中国又有着更多的可比性与借鉴意义。明治维新以降,日本国在保持传统和走向现代化之间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尝试和创新,虽然曾犯过重大的历史错误,遭受巨大打击,但还是取得了辉煌成就,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制造”(Made by Japan)也从低档劣质产品变成了高品质、高科技、高品位的代名词。
经过30年的努力,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但“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 还处在类似“日本制造”早期的困境和尴尬之中。如今,“日本制造”既是我们的榜样又是危险的竞争对手,如何直面竞争又学人所长,成为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必须直面的考验。同时,日本经济向后工业时代的主动转向更值得我们关注。
经过近30年的改革,中国的最终产品市场已经接近于完全开放。然而,中国的主要要素市场(如资本、劳动力、土地)和大宗商品市场(如能源和一些重要的资源类产品)仍然在政府的严格管制之下。如果说市场经济的精髓是通过市场实现要素的定价和配置,中国目前的成功主要还在市场之外。
2006年,中国加入WTO过渡期结束。我们认为,从2007年开始,中国的改革将出现重大的转折,即从原来的产品市场改革和机构改革向要素市场改革转变,相应机构改革和体制变革将不断深化,适应市场经济的法治环境也将不断走向完善。
秘鲁著名经济学家、改革家赫尔南多·德·索托指出:“合法的改革进程……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实践。”“就文化本身而言,其多样性和复杂性始终是一种客观存在,你只能通过法律这一只巨手,牢牢抓住它的尾巴。”——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已经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佐证。
今后数年,中国也将牢牢抓住这个“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