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作者真的那么重要吗？

赵志疆

“人之初，性本善……”，“蒙学之冠”《三字经》尽人皆知。学术界普遍认为《三字经》的作者是浙江省鄞州籍的南宋大学者王应麟，而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员陈忠烈和顺德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健明认为南宋末年的佛山人区适子才是《三字经》的作者。不仅如此，顺德方面已经决定将《三字经》作为本地的文化项目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3月20日 现代金报）

《三字经》的作者一直是个历史“公案”，其说法大致有四种：宋末区适子；明代黎贞；区适子撰，黎贞增广；宋儒王应麟。《三字经》盛于明清，而且其诞生时间也更接近于那个时代，即使如此，在多数明清学者力推王应麟的同时，还是无法平息学界对此的争论。同样考究《三字经》作者的工作转移到今天，其难度可想而知。

虽然困难重重，但绝非意味着考究本身毫无意义，毕竟，如果能因此而了却一桩历史“公案”，也不失为当今学界一大盛事。令人遗憾的是，争论的序幕刚刚打响，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偏离了方向──发起挑战的一方过早退出了《三字经》作者本身的争论，径直扑向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至此，《三字经》作者之争完全变换了味道，曾经令人不无期待的学界争论不免再次落入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俗套。

无论《三字经》的作者究竟是谁，都丝毫无损于其自身的价值，抛却年代久远之类的客观因素之外，这应该也是《三字经》作者成为历史“公案”的一个原因。学术界的争议和讨论原本无可厚非，但学术争论不应该以经济利益为目的和动力。然而同样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日趋浮躁和急功近利的学术圈，这样的事情绝非个例。

经济发展大潮风起云涌，历史文化资源的利用日益受到重视，许多地方因此而兴起了“考据热”，但凡与本地略有瓜葛的历史人物统统被翻出故纸堆，稍加包装就打着文化的旗号推上“振兴地方经济”的前台。史有定论的自不必说；悬而未决的“公案”也成了竞相争夺的目标；更有甚者，已有定论者也不乏百般演绎、推陈出新。学界的争吵伴随着商界的喧嚣，传统文化并未见“发扬光大”，市场经济倒是因此而“空前繁荣”。孙悟空的籍贯、花木兰的姓氏、金瓶梅的原址……一项项学术成果令人匪夷所思，其中究竟映射出一种什么样的学术氛围？

学术归学术、经济归经济，打着学术的旗号发展经济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偏离方向。在挖掘本地历史文化资源的指引下，不仅昔日不被重视的资源被加以保护，渐而演变为无中觅有、毫无节制的狂采滥挖。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本民族共有的精神财富原本就互有联系，各自为政的狂采滥挖固然或许可以窥见些许皮毛，长此以往却不免“挖”伤了文化财富的筋骨，以至于千疮百孔、面目全非。当顺德学者振振有词地宣称《三字经》归自己“版权所有”的时候，真担心广东新会学者也会奋起加入这场“战斗”──要知道，这桩历史“公案”原本就给新会人黎贞留下了一席之地。

钱钟书曾经说过，如果你觉得鸡蛋好吃，又何必去问那鸡蛋是哪个母鸡下出来的呢？现实的情况是，热衷于考究母鸡的人似乎越来越多，当然，他们并非出于对母鸡的热爱，而是希望把母鸡抱回家给自己下更多的鸡蛋。由是观之，热热闹闹的《三字经》作者之争无非是再次验证了“母鸡定律”──无论《三字经》的作者到底是谁，终究只是那只会下蛋的母鸡，而母鸡本身显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