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德回归并非无私奉献

赵志疆

在政协新闻出版组日前的一次小组讨论会上，原本不想发言的常城委员还是没忍住。“部分医护人员缺少敬业和人道主义精神，工作态度上存在问题。一些护士不愿做简单却重要的琐碎工作，只满足于向护工索要有时是失真的数据信息，对病人的治疗出现误导。”常城委员哽咽着，几乎无法再说下去，“百岁老人最后说，我要回家……”（3月11日 重庆商报）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和地点，常城委员落泪的场景显得格外突兀，也更加令人为之动容。很多人都曾经遇到过与常城委员相类似的遭遇，常城委员的泪水虽然是因自己而流，关于医德的呼吁则是替普通民众而发，由此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心。医德的普遍滑坡是一个毋庸讳言的事实，近日有两则新闻对分析其中原因不无裨益。

其一是，“冬天给患者做触诊前应该做什么？”一道题难倒了众多医生和准医生。而答案其实很简单：“应该先把双手焐热后再接触病人的身体。”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大学医学院教授孙靖中对此忧心忡忡。当被问及一个称职、合格的医生需具备什么素质时，他的回答坚决利落：“首先要关心爱护病人，这是作为医生首要的素质，甚至先于技术。”

孙靖中所提出的医生必须具备的素质，在现实环境中还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构想——在我国目前的医生培养模式中，技术的教授是重中之重，而医患沟通交流艺术、敬业精神等整体素质的教育明显欠缺。即使走上工作岗位，决定医生前途命运的依然是技术，而不是医德。在医生的成长过程中，医德始终没有被放在足够重要的位置上，“突击补课”究竟能起到多少实际作用，确实还颇为值得怀疑。

其二是，巴德年委员代表9位委员联合发言指出，中国的医药卫生总体水平被WHO排在第144位，而卫生公平性竟被排在第188位，全世界倒数第4位。这与我国的大国地位、与我国飞跃发展的经济状况，以及与我国的国家性质相差甚远，医药卫生事业的严重滞后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瓶颈。

由于卫生投入严重不足，从而导致医院的公益属性与市场化生存方式发生严重分裂，由此，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的医生也额外背上了“创收”的任务。素质教育的欠缺已然使得医生不能自觉将医德作为必须具备的素质，而现实的处境又迫使他们必须在医德与创收之间做出选择。在患者看来，公立医院不应逐利，然而生存和发展又是医院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这种矛盾如果解决不了，无论医生采取什么样的态度，都很难取得患者的满意。医生服务态度不好自不必说，即使医生态度谦卑，患者也难免会怀疑其是否“笑里藏刀”——不久前北京市卫生局倡导“医生向患者道谢”，却遭到大面积质疑就是一例。

医患矛盾不仅仅关系到医患双方，因为医生是以医疗制度的代表出现在患者面前，因此患者对他们的普遍不信任，实际上也折射出对现有医疗体制的一种不信任。这令我想起教育部部长周济刚刚说过的，“可以骂教育部，不要骂老师”。同为三大民生问题之一，教育领域的某些问题与卫生领域异曲同工，职业道德的滑坡相当一部分原因肇始于不尽合理的制度安排。既然如此，在呼唤职业道德回归之余，我们还是应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制度建设。只有科学的制度安排才能均衡各方利益、坚定职业操守，还原医院本应具有的公益属性。可以想象，如果医生培养模式中能够相应增加素质教育的内容，而医院也不再面对生存的压力，那么医德回归就会相对容易得多。

呼唤医德回归，并不是强调医生一定要无私奉献，关键是卫生投入首先应满足医院和医生最基本的需求。否则的话，无论重塑医德的口号多么响亮，都不免最终成为“空中楼阁”。所谓“仓禀实而知礼仪”，虽不能说“仓禀实”就一定会使人学会“知礼仪”，但是在此基础上的道德教化往往更容易被接受；反之，当人们尚且为了生计而疲于奔命的时候，道德约束往往最容易被淡忘乃至抛弃——恰如医德之于医生、师德之于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