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这话说得非常有理,科技界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们，确实是这个世界上当之无愧的第一流人物，如果他们锐意进取，从善如流，乐于提携后进，那么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否则，因循守旧，唯我独尊，刚愎自用，由此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将是非常可怕的。爱因斯坦虽然伟大，且说出了如此的精辟之言，他应该做得不错了，可惜，“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此话放在这位伟大的科学巨匠身上，也非常适用。
    杰出的物理学家玻恩（1882—1970）于1926年提出波函数的“统计解释”。这种理论对量子力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属物理学上最重要的发现。然而，令人不解和可笑的是，193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给了波恩的学生海森堡，波恩却意外的落选了。直到1954年，波恩才荣获诺贝尔奖，这比公认他应该获奖的1932年整整推延了22年。科学史家认为，波恩长期未能获奖的原因，“是由于科学界中关键人士的极力反对，而不是由于委员会的因循耽搁。”这极力反对的“关键人士”便是爱因斯坦，他深信我们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偶然性和非决定论，因为“上帝是不掷骰子的”。此后，波函数的“统计解释”被越来越多的事实所验证，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取得成功。但是，这丝毫没有动摇爱因斯坦的反对态度。这位现代物理学的开创者，以超强的眼光发现了相对论，却在量子力学领域墨守成规。直到1954年逝世的前几个月，他在同海森堡谈到量子力学时，仍然不能互相“说服”。（《资料卡片杂志》2002年第5期）
    波恩是幸运的，因为他比爱因斯坦年轻，而年轻就是胜利的资本，爱因斯坦一死，波恩才迎来了他的出头之日。问题是，当有些   才俊既得不到权威专家的承认，又年轻不再时，那造成的悲剧就是无以复加的了。
    挪威数学天才阿贝尔（1802—1829）在读大学时就做出了“五次方程代数解法不可能存在”的证明，并满怀希望地把自己的论文寄给了他所仰慕的数学权威高斯。然而从此便杳无音信。直到高斯去世后，人们才从落满厚厚灰尘的信堆里发现阿贝尔的论文原封不动地躺在那里。高斯生前根本就没有拆开过阿贝尔寄给他的这封信。1826年，24岁的阿贝尔来到巴黎访问数学界的权威，那些权威们彬彬有礼地接待了他，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谈论自己的的理论。阿贝尔将论文提交给法国科学院。该科学院秘书、著名数学家傅立叶只读了引言，便委托数学权威柯西去审查。柯西把稿子带回家，几天后却记不起放在什么地方了。阿贝尔在巴黎空等了一年，备受打击，贫病交加，27岁便离开了人世。失踪的论文在阿贝尔去世两年后，才被重新找到，而论文的发表则被拖延了12年之久。这时欧洲大陆的数学界才开始了解他，原来，阿贝尔发现了数学领域的新大陆，据称，阿贝尔留下的后续工作，够数学家们忙上500年。
    高斯有“数学界的王子”之称，面对后生晚辈寄来的论文，一直到死，好多年里，他竟然忙得连拆开信的功夫都没有；更可气的是巴黎的数学权威们，表面上文质彬彬，骨子里却都自以为是高傲无比，根本不把24岁的阿贝尔放在眼里，就连科学院的专家们也是这种德性。傅立叶只看了几眼阿贝尔的论文，就让柯西去看，而柯西把论文稿带回家，没看不说，几天后竟然丢了。正是这个柯西，时隔不长，犯了同样的一个错误。另一个数学天才伽罗瓦（1811-1832）在17岁时就写出了关于五次方程的代数解法问题的论文，并把论文送交给了法兰西科学院。负责审查论文的是柯西和波松。又是这个贵人多忘事的柯西照样把伽罗瓦的论文弄丢了。第二年伽罗瓦再次把论文提交给法国科学院，负责审查的人是傅立叶，可由于他的因病去世，伽罗瓦的论文再次遗失。伽罗瓦强忍着悲愤，再次申请论文，这回论文倒是没丢，上面却批了波松的几个字：“完全不能理解！”伽罗瓦21岁时因和人决斗而丧命，他在临终前写信给他的朋友：“不能让这些科学发现与我的生命一起进坟墓！”在他死后38年，法国数学家若当对伽罗瓦发现的数学理论终于作出了公正的评价：伽罗瓦开辟了数学研究的一具新领域——群论，他是近代数学的创始人。
    阿贝尔和伽罗瓦确实不幸，本可以成为一代数学大师的他们，却因为当时某些专家权威的漠视与不屑，使他们生命中的创造之花过早地凋零了。这既是两个数学天才的不幸，更是人类科学史上的不幸。虽然这些专家权威曾对人类的科学文明做出过不朽的贡献，但他们的不能奖掖后学，提携人才，以致延缓了人类科学发展的步伐，也很难让我对他们肃然起敬。
    当然，话又说回来，科学精英的道德品质如果是从自我的真性情自然流露出来，即使犯下了错误，造成了损失，倒也不失为一种率真的品质，毕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原本不应给以过多的指责。但是，如果第一流科学人物的品质中过多地夹杂上了政治的和经济的或其他的诱惑时，那造成的灾难就是非常可怕的。
    遥想1958年，正是大跃进如火如荼的年代，各级领导争先浮夸，就连一些科学家也发表文章。言之凿凿地声称：根据他们的估算，如果植物能利用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稻麦的亩产量就有可能达到4万斤。（《杂文选刊》2002年第6期）连科学家都不能说农业生产的潜力有这么大，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粮食丰产高产的卫星放得华夏天空一片星光灿烂。由此出现了可笑的一幕，领导人为粮食太多急得抓耳挠腮，就把这个问题产交给科研部门解决。很快中国科学院下属的6个化学和生物学研究所领受了如何综合利用多出的粮食的任务。有人计算出，如果把多余的粮食用于化学工业，我国基本有机合成工业将在两三年内赶上并超过美国。这项研究很快就开展得轰轰烈烈，历时一年之久。（《杂文选刊》2004年5期[上]）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不唯粮食生产在放卫星，各行各业都如此，就连社会良知最后的守护者——科学家们，为了跟风政治，他们的也在科学上大放卫星，什么道德正义，统统不要了，现在看来，那是多么搞笑的一件事啊！可在当时，这些科学家做得却是非常的神圣与革命。可以说，那个灾难岁月的形成与这些科学家们的道德缺失而做出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时代发展进步到21世纪，科技精英们的素质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的不再唯政治之马首是瞻，可对金钱却情有独钟，“有钱能使鬼推磨”用在某些科技精英身上是再贴切不过了。近些年，“专家论证”是一种流行做法。许多工作科技精英在参与产品质量的论证时，真所谓“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收取一笔一小的论证费之后，“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的鉴定书，就炮制出来了。还有更可笑的“专家论证”，说的是湖南一医学院教授，“经过23个月的艰难寻访后，经过科学论证，找到一名极可能是辛追的第107代上下五代的后裔。”辛追何许人也？她是两千多年前一西汉墓的主人。从常识就可以知道，真要想找到辛追后裔，绝不是一个医学教授仅从基因遗传上就能找到的。呜呼！多少“专家论证”，是人们假汝之虚名，行其一己之私欲啊！
    科技精英们的内心如果丧失了客观公正性，他们的“论证”造成的危害将是可怕的。比如在都江堰上游修建水利设施，虽然稍具点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种做法不可取，但在进行专家论证时，结果竟然是通过。媒体曝光后，举国哗然。四川省政府最后作出决定，停止该项目的实施。为此国家蒙受了巨额的经济损失。（《报刊文摘》2003年9月19日）一个本已被其它国家反复研究、确认是完全错误的研究项目，在中国某大学和部分院士的推动下强行开展，近1亿元投资白白浪费，却没有任何形式的责任追究。一家汽车公司资助研究机构搞环境研究，最后得到的结论却说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不是由汽车造成的，而是由自行车造成的，“因为自行车引起交通不畅，导致汽车停滞，排放更多废气。”（《报刊文摘》2005年2月14日）这新世纪的天方夜谭，只要是不痴不聋不傻不呆者，差不多都能辨别是非，但我们的科技精英们却研究得如此有声有色，真是不枉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呀！
    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麻表示：“学术生态系统不健康，科技未来就会走向灭亡。”这话没有一点危言耸听的味道，大跃进的灾难，离我们远去还不到半个世纪，我们的一些科技精英就完全舍弃了自己的道德良心，为制造新的灾难而奋不顾身了。这行为本身就比灾难要可怕的多。鲁迅先生早在上世纪就曾大声疾呼：“救救我们的孩子！”现在看来，要想救我们的孩子，让他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还是让我们先大声疾呼：“救救我们的科技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