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圆明园到《圆明园》
文/韩雨亭
2004年春节的前一天，记录片导演金铁木接到了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薛继军厂长的指示，让他负责电影《圆明园》的拍摄，投资是1000万，目标是进入影院公映。
圆明园，面对这个亲近又陌生的名字，金铁木的脑子一片空白，没有立刻浮现任何与这个词语相关的人物和故事。
2004年春季的一天，趁着旅游的淡季，金铁木走进了圆明园。摆在他眼前的，不是那个昔日绚烂、华丽以及宏伟的皇家园林，而是一片旧墙班驳，荒草凄迷。那片传说中的离宫，如今已变成散落在荒地里的几块石头。
一种莫大的恐慌笼罩着金铁木，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来讲述眼前的圆明园，更何况是要把挑剔的观众们拉进电影院。
为了能克服内心的恐慌，金铁木花了3个月的时间驻扎在国家图书馆，每天去那里按时“上班”。三个月里，他查找了所有能找到的历史文献、皇家密档、英法联军从军人士的通信和日记。慢慢的，慢慢的，圆明园的轮廓和面孔在他翻阅的那一张张图片、一篇篇文章、一本本专著之中，变得清晰了起来。他的思想也因此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自我蜕变。他说：“我被那个凄美的幽灵所迷惑，一步步穿越时空，回到了18、19世纪，那个是大清帝国最为荣耀的年代，也是大清帝国开始走向衰落的时代！最为重要的是，那是一个影响了现代中国的时代。”
历史的残酷性就是这样。那个创造过鼎盛与辉煌，纵横数百年的清帝国，最终走向它的衰落。起点则是从“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开始。
1684年，大清的第三代帝王——康熙，决定在北京修建大型的离宫，以此摆脱紫禁城内的躁热与单调。他曾经巡视过江南，那里秀丽隽永的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要把这样的南国风光复制到寒冷凛冽的北方皇城。离宫的地址选在了北京的西北方向，距紫禁城20多公里的地方，那里依山傍水、清净凉爽。1690年，耗时6年的畅春园建成，这是圆明园的雏形。自此，大清帝国的皇室家族全部搬离紫禁城，住在了畅春园。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畅春园，把康熙、雍正以及乾隆祖孙三代以及大清帝国命运联系在了一起。
这三位清朝帝王都是深谙中国文化精粹的人，在中国的皇家历史中，很少有哪个皇室家族像爱新觉罗家族有这样高的文化修养、审美情趣与艺术鉴赏力。
圆明园是一座倾注了这三代大清帝王的心血之作。以150多年的时间，精雕细刻地建成了地球上最大的离宫。它花费了最大数量的工匠，最大规模的金钱，为我们制造了一个最大的梦幻。
那些宫殿庙宇、瑶池仙台、西洋水法等身上，既集中了清帝国几朝帝王超凡的想象力，又负载着权力包裹下的文人情趣与政治意味。
它仿佛在遥远的苍茫暮色中隐约眺见的一件前所未知的惊人杰作，与希腊的巴特农神庙、埃及的金字塔、罗马的竞技场、巴黎的圣母院相提并论。
圆明园的确制造了一个超越现实的幻想，诗人们无法用言语去形容它的美丽。1861年11月25日，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给一个叫巴特勒的上尉写的一封书信中是这样描述他心目中的圆明园仙境。
请您用大理石、汉白玉、青铜和瓷器建造一个梦，用雪松做屋架，披上绸缎，缀满宝石……
这儿盖神殿，那儿建后宫，放上神像、放上异兽，饰以琉璃、饰以黄金、施以脂粉……
请诗人出身的建筑师建造一千零一夜的一千零一个梦，添上一座座花园，一方方水池，一眼眼喷泉……
请您想象一个人类幻想中的仙境，其外貌是宫殿，是神庙……
雨果并没有真正见过圆明园，这些抓住了圆明园灵魂之所在的优美文字，只是建立在他阅读了少量关于圆明园的资料之上。他以一个诗人的想象力，为我们灵魂附体地构造了另一个华丽的“圆明园”。那么形象，又那么动人。
他还评价说：“圆明园属于幻想艺术。一个近乎超人的民族所能幻想到的一切都荟集于圆明园。”
《圆明园》的背后
金铁木是祖籍在中国的大西北，所以，他的身上流淌着一股与小桥流水、烟雨蒙蒙完全不同的文人气质，他承认自己是一个“大国沙文主义者”。从情感上，他更加认同金戈铁马、叱咤战场的北方秉性，他认为：“游牧民族融合和改变了中国人的血统和疆域。”
为了拍摄《圆明园》，金铁木重新去扒开历史的外衣，他看到了很多的历史专家们在评价大清帝国的缔造的“康乾盛世”时，都不约而同地写道：“它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
那么，如何去用影像去展现这个壮丽的皇家御苑？它不可能仅仅充满了暴力、阴谋、凶杀爱情和哀怨。那些断墙残垣的废墟，又提醒和暗示了金铁木。他开始认识到；观众不仅是想看到圆明园废墟下的悲惨命运，更想看到这个“万园之园”昔日的辉煌。
“对，恢复和再现曾经的圆明园应该是影片在影像方面营造的重点。它的确是一部史诗般的纪录片电影，而非一部完整的故事性电影。”
一部具有完整故事性的电影，必须得有活灵活现人物，否则也没人喜欢看。为此，金铁木想到了曾在圆明园身后站立着的那几位帝王的身影。经过几番思考，他抛弃了道光和嘉庆皇帝，保留了康熙、雍正、乾隆和咸丰皇帝作为贯穿影片始终的主要人物，当然还包括那个圆明园的“凶手”——额尔金。这五个人物贯穿了影片的始终，旁白则艺术化地用了郎世宁以及火烧圆明园时的一名英国随军牧师麦吉，两个“神职人员”以上帝的名义忠实地见证了圆明园的辉煌和衰败。《圆明园》电影中郎世宁是北京电影学院一位名叫肖烟的德国人扮演，幸好，他家好多年前正是从意大利米兰迁往德国的。因为，金铁木对郎世宁这个扮演者的要求是；此人必须是正宗的意大利人，有18世纪意大利画家的艺术气质，兼具教士的苍凉感，又透着那么一点点中国式的圆滑……
他对于道具的要求，要更胜于演员。在《圆明园》里，每一件道具都参照故宫文物去做，连“细犬”，他也按照画像上的去找，而那只是一只雍正喜欢的猎狗。
在叙事的定位上，他也完全遗弃以往“凄凉”和“控诉”的主调，而采用的是一种理性、克制、大气以及波澜壮阔式的语言风格。听起来十分提气。
为了让电影达到理想中的视觉效果，以及展现圆明园的往日的华丽与辉煌，金铁木特别注重电影拍摄中的光线与后期制作。虽然拍摄的是《圆明园》，但摄制组在圆明园的取景非常少。只能依靠大量珍藏的绘画作品、资料以及后期的三维动画来还原这座离宫最初的模样。为了体现“万园之园”的盛景，影片大量使用了三维仿真动画技术，在长达93分钟的电影里，三维镜头就长达35分钟。直到电影拍摄即将结束时，摄制组才想起去拍摄真实的圆明园。为了效果，他们必须严格根据光线的要求去拍摄圆明园遗址公园。2005年春末夏初的一场雷雨过后，出现在北京西山的火烧云把圆明园的“大水法”照得通红，海市蜃楼般的光线只维持了不到30秒，这个摄人心魄的画面被《圆明园》剧组拍到了。观众在电影院里享受到了这种光线给圆明园带去的奇幻体验，壮丽、凄美、孤独、苍凉……
《圆明园》拍摄完进入到后期制作阶段，这是最关键的环节，决定了这部影片的成败。根据制作上的特点，金铁木采用了目前电影工艺中最为时尚的“数字中间片技术”，即是把所有的镜头都经过电脑处理，从传统的胶片到电脑处理，再回到胶片这样的一个工艺流程。这个一个庞杂的系统，有现场镜头，也有纯粹的电脑制作，也有实拍与电脑向结合的镜头，有绘画，有图片……它们最终互相不冲突和对抗地汇集在了一起，组合成一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电影。为了实现这样的要求，他们最终选择了新西兰“WETA”公司，这家公司曾用数字中间技术制作了《指环王》和《金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项技术从视觉上成就了《圆明园》。
另一个真相
金铁木坐在椅子上，中间是一个充满着西北风情的水磨。他一边抽着香烟，一边讲述着那个已过去的《圆明园》故事，在他的谈吐之间，很容易捕捉到那持续的、昂扬的激情。他喜欢谈论国家、民族这样的宏观话题，这进一步的验证了他所说的：“我是一个大国沙文主义者”。从记录片电影《复活的军团》到《圆明园》，再到《玄奘之路》以及今年拍摄的《大明宫》，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意气和电影人的热情，试图去探询这个民族的精神之根。走在历史的旷野之中，他越发觉得：“我们是一个曾经引导了人类文明方向几千年的伟大民族。”
那么，缔造了“圆明园”之辉煌的清帝国，从鼎盛走向衰落的真相又在哪里呢？
帝国历史就是这样，辉煌和衰落共存，圆明园被焚烧一直是中国人情感深处的心结，再加上长达数年的被凌辱、侵略、战乱以及文化浩劫，它更是在中国人的苦难记忆之中占据了重要一席。
导演要求自己站在历史的角度，去客观看待《圆明园》这样的历史悲剧。所以，他在电影的前面用了三分之二去谈“康乾盛世”，谈一个游牧民族是如何入主中原，把一股新鲜的血液与汉文化进行融合。
把圆明园当成一个王朝的象征，谈它的命运，实际上折射了一个帝国的兴衰。它的被烧，标志着这个王朝走向衰落和灭亡指日可待。一个纵横几百年的帝国精神，伴随着那一场大火消失殆尽，剩下的只是煎熬。从1799年乾隆去世，到圆明园被烧，只相隔了40年。
通过阅读大量的史料，金铁木发现：“圆明园不是单纯的‘政绩工程’，而是当时皇帝和王朝的内外需求。”圆明园与颐和园的性质完全不同，在乾隆时期，王朝国力昌盛，财富丰裕，钱多得花不完，国库银两的堆积竟影响了正常的货币流通，为了拉动“内需”，只能决定以修建皇家园林来维持帝国的经济运转。几万名工匠加入到修建团队，他们的高薪来自国库，没从民间搜刮，也没像颐和园那样动用军费，且注重工程质量。
问题是，当时的世界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革，当18世纪初近代科学在欧洲盛行之时，清帝国只有年老的康熙一个在痴迷天文，当英国在进行浩大的工业革命之时，它正在大兴土木；当法国取得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时，它仍在延续2000多年前的国家运作模式；当火枪火炮在西方盛行之时，帝王们始终相信只有腰刀和弓箭才是帝国之本……
掌握了足够多的材料，就掌握了真相。
“圆明园的被烧从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必然。它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就是大清皇室自身。
大清帝国不闭关锁国的时间太长，他们缺乏对大洋彼岸的西方世界起码的认知。跟康熙、雍正和乾隆相比，咸丰皇帝是一个身心残疾的人，根本控制不了局面，他做出了一个又一个错误的决定。
他不知道西方人真正想要什么。最要命的是，他犯下了一个最致命的错误，一次至关重要的“人质事件”。
在金铁木掌握了大量的中外资料后，他发现了圆明园被烧的直接原因——八里桥战役前，咸丰皇帝扣押了英法联军的谈判代表团，之后的10月16日，大清政府迫不得已释放了代表团成员。诸多资料表明，39人的代表团中，18人生还，21人被确认死亡，他们是英法联军中的高级军官，大多来自贵族阶层，其中有一名英国《泰晤士报》记者，他们都死在圆明园。
英法士兵的日记详细记载了他们的惨状，当英法联军在圆明园中找到谈判代表尸体，有的已奄奄一息，身上爬满了蛆……
英法联军的将士都认为：大清是一个缺乏规则意识与道德底线的政府。他们要以更罪恶的手段来发泄自己对这个王朝的愤怒——火烧圆明园。
在咸丰皇帝这个看似小人伎俩的细节背后，深刻地应验着一个帝国的没落。当权者不再是威仪八方、万人景仰的帝国之君，而是一个心智未全、玩弄游戏的孩童。
这或许是一个王朝的灭亡和圆明园被烧的另一个真相。
不过，也有人在这种历史的伤痕中看到了利益，最近圆明园的重建风波便是这种思潮的体现。对此，金铁木的态度是：“如果是民营资本的商业集团来经营的话，这是他们的权利自由，无权横加指责。但如果是以国家名义来投入的话，这就另当别论。”
但他对此事的基本态度是：“历史不能重建”。不是别的，最核心的问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全部使用的木头，二是拥有高超木结构建筑技艺的工匠没有了，这两者都没有了，那还重建什么呢？圆明园是一个纯木质结构的园林，修建它要用大量的楠木，即便把世界上所有的楠木、紫檀和黄花梨的木头都买过来，也无法建成一个圆明园，更何况现在的楠木都已论斤两交易。要想重建，只能用水泥，外面刷上漆，但这样的又有什么意义呢？再者说，那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帝国，使尽全力的构筑的皇家园林，它到底花了多少钱，谁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