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思维
孟建苏
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迟早要面对的大事，党的十七大之前，理论界为我国构想了两个政治体制改革思路，一是建设瑞典式民主社会主义制度，二是推行党内民主外加基层自治的民主政治制度。然而，这两思路都没有完全把握好中国的国情，没有完全解决好中国的政治问题，只有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五权分立”式的立宪政体，才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方案。
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及分析
（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国际前提及分析
我国还是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科技、军事的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相当距离，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力量，一是民族的团结，二是坚定的国家意志，为此，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两个国际性前提是：一不能因改革而社会对立和动荡，使我国失去“民族团结”这一核心竞争办；二不能因改革而弱化党的领导，导致失去“坚定的国家意志”这一核心竞争力。如果无视这两个前提的存在，而盲目的推行民主化改革，就会形成我国基本失去国际竞争力局面。
具体的说，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首先，不能推行瑞典式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因为，瑞典模式仍然是三权分立下的立宪政治模式，这一模式在瑞典能实现社民党的长期执政，但在中国根本不能确保我党的长期执政，同时，未来反对党的势力如果过于强大，势必造成社会对立而使我国失去“民族团结”这一核心的国际竞争力；其次，不能推行党内普选制度，这一制度或是不能发挥实际功效，或是可能造成党内的派性斗争，如果出现党内分派现象，就将导致意识形态混乱，结果就可能使我国失去“坚定的国家意志”这一核竞争力。因此，倡导建立“民主社会主义制度”和将党内管理民主化都不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出路。
（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国内前提及分析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国内前提源于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国民性差异，这些国民性差异包括以下四方面：
１、中国长期推行精英教育制度的负作用是普通国民的素质普遍偏低，大多数国民素质不适应民主社会的需要，主要反映为广大中国农民素质的不高；
２、中国长期推行考德为主的人事管理机制，然而，道德文章是可以人为制作，这使中国上层社会形成了“权谋”惯性，使中国的问题总是异常复杂；
３、中国长期独尊一家的意识形态管理方式，使中国人没有政治包容性，非善即恶的思维惯性，使中国在意识形态多元化后容易出现社会对立和分裂；
４、中国长期推行以社会地位为社会财富分配或分享依据的模式，使中国人极度重视社会地位。这一现象有积极面也有消极面，如西方人读书是为了征服自然和参与竞争，而中国人读书是为了征服社会和回避竞争。因为，在中国要超越别人而取得更高的社会地位，首先要征服的就是人，中国教育就具有了将别人比下去的功利性，同时，传统福利分配模式会使争取到社会地位的人，不要再当心吃饭问题也不要再参与更加激烈的社会竞争，所以，中国人读书的目的性与西方人正好相反。这一消极面的现实反映之一是中国教育异常热闹，而科技创新能力总是很难提高。因此，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绝对不能一日之间完全抛开社会地位问题，否则会产生巨大的痛苦指数，对调动广大官员积极参与中国政治改革绝无益处。
国民性的差异使产生于西方的三权分立政体基本不适用于中国，历史上中国民主运动总是和动乱、分裂相联系，当前台湾民主政治导致社会对立的现实都是很好的例证，因此，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必定要思考自己的国内前提，其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一要防止因国民素质不高，使“法轮功”式的愚民组织出现在中国政坛；二要防止上层社会的“权谋”惯性，使政治体制改革留于表面；三要防止社会价值观出现巨变而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确和社会对立现象；四要防止社会地位问题成为政治改革的阻力；五要防止民族分裂势力乘机抬头；六要防止黑恶势力乘机做大。
上述六项国内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当前维护党的坚强领导在今天的中国还有必要性和战略意义，否则谁又有能力在中国实现六个防止？如果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实现六个防止，政治体制改革对民族又有何益或对我们每一个人又有何益？
以上各项具体的政治改革前提，就是中国的现实国情，就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外环境，只有认清国情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有的放矢。
二、中国未来政治体制的若干关键选择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外部前提，决定了中国政治体制既不能走北欧“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也不能迫于压力而建立党内普选制度；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国内前提，说明当前在中国巩固党的领导、坚持党管军队、维持意识形态的延续性十分必要。然而，民主是个好东西，社会主义不必和民主天然绝缘，学会利用民主手段治理国家，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同样具有战略意义，因此，我国必然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要在民主与集权之间创新一种能两相兼顾的新政体。
（一）、未来中国政治体制的创新选择
我国一方面必须利用民主的政治智慧来完善我国的政治体制，另一方面延续集权政治又更有利于中国获得国际竞争力和有利于中国社会稳定，因此，我国在民主化改革的道路上不可能走的太远，只能在集权与民主之间做一个折中选择。
那么，在中国什么权可以民主化，什么权又必须集中呢？笔者提出了“五权分立”模式下立宪治国的政体设计方案。
“五权分立”就是将西方国家的行政权划分为中国式的国务管理权和民生事务管理权；将西方国家的立法权划分为中国的“人大”立法权和“政协”监政权；再加上与西方相同的司法权，就可以构成新式的“五权分立”政治格局。之后，我国可以在此基础上逐步将监政权、民生事务管理权、司法权完全的民主化，而对国务管理权仍然施行集权管理，对立法权施行我党主导下的民主化管理。
那么，五权分立模式如何在党的领导下正常运转呢？关键在国务管理权的设定，具体的国务管理权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第一、党的总书记做为国家法宝元首及国家元首的职权；
第二、党对军队的管理权；
第三、党对国防、外交事务的管理权；
第四、党对公安、武警、预备役事务的管理权；
第五、党对税务、新闻出版、教育事务的管理权；
第六、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和监督权。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在上述六权之中，由于现有的“政协”部门，将转变为专业的监政机构，所以，我党对民主党派的监督权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实现：首先，成立国家主席管理下的宪政法庭，对民主党派超越社会主义路线的行为进行裁决，国家主席拥有依法解散违宪政党的权力；其次，建立社会主义联盟，用法律规定，只有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并加入“社盟”的民主党派才拥有被选举权，同时，党对“社盟”成员拥有开除权；再次，中国共产党在“人大”中依法享有30%的固定席位，在“政协”中依法享有20%的固定席位，同时，规定民主党派成员只能参加政协委员（监政权）和民生事务管理长官的普选，“人大”代表只限无党籍人士和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竞选，从而，党就能对民主党派形成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有效制约。
应该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五权分立”式的政治体制改革更象是国家管理方式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延续。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决策已多元化，国民经济决策风险也空前加大，这时，对以权谋私式的决策行为需要的新的制约机制，为确保经济决策的正确率，还需要能承担决策失误责任的党外主体出现，所以，将经济管理权社会化，将民生事务交由人民自己做主，是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需要。否则，随着国民素质不断提高，未来群众反对错误经济决策的行为将普遍化，如果那时的官员仍然可以将群众的反经济政策行为定位为反国家、反宪法或反党的政治行为，就势必造成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越离越远，这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承载的政治逻辑错误。为此，笔者提出将传统的行政权分割为国务管理权与民生事务管理权两部分，核心用意是将政治权与经济权进行分离，并在将传统的议会权力分割为监政权和立法权两部分之后，主张民生事务管理权和监政权完全民主化，同时，为确保我国在改革后仍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与和谐的社会，坚决主张国务管理权、立法权仍要坚持党的领导，力求未来的中国既能实现人民自治，又不会出现政治对立局面。
事实上，“五权分立”仅仅是党的执政方式转变，是将目前的一党执政政体，转变为党领导下的党与民主党派中的胜选者联合执政的政体，它与推行党内普选制比较，具有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性。它的好处是既能使我党避开推行党内民主而可能导致意识形态混乱，又能使我党可以正常的利用民主手段治理国家；既能保持党内的高度集中，又能让人民对公权力行使充分的民主监督权；既能确保我国进入民主国家行列，又能确保我国以坚强的国家意志和民族高度团结的政治局面参与国际竞争。同时，应该看到，如果运用好“五权分立”这一新政体，就既能同时收获民主、集权两政体的优点，又能同时克服民主、集权两政体的弱点。
（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度与方式的选择
民国初年四分五裂的政治格局，一度使我国失去了大片的国土；抗战胜利后的分裂，使我国失去了出兵占领日本的历史机会，并至今仍然在为两岸分裂买单。因此，当前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记取历史教训，必须坚决选择渐进式的改革进程，必须坚决制止任何导致国家、民族进一步分裂的可能出现，为此，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分以下三步骤完成。
首先，必需先经历三十年的法制与思想准备阶段，这一阶段的任务是进行“五权分立”的立法准备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要改造我们的“国民性”，如改革应试教育制度和改革公职人员以考德为主的人事考核制度。
其次，要用约三十年的时间，依监政权、民务管理权、司法权、立法权的顺序，逐渐将各权民主化；
最后，在完成前两阶段进程，且社会稳定和党的威望空前提高的情况下，再对国务管理权进行适应性调整和最终开放言论自由。
当然，五权分立式政治体制的形成过程，还可以分从中央到地方和从地方到中央两种方式，从中央到地方的方式，就如前文所说的，先完成立法与思想准备过程后，从中央到地方，依监政权、民务管理权、司法权、立法权的顺序，逐渐将各权民主化，这一方式要用时较长，但稳定性好。而从地方到中央方式，就是在某些达到经济强县指标的县市试行“县卿制”，让经济强县帅先过渡为准五权分立政体。
那么，“县卿制”是什么呢？又怎样进行体制转型呢？
所谓“县卿制”就是在维持现行政体正常运行的前提下，在县市长职务下面增设“县卿”一职，该职介于传统的正、付县市长之间，全权负责县域经济管理工作，随后，分以下几步骤逐渐向五权分立体制过渡：
第一步、强加党的领导，规定县市党委书记必须直接兼任县市长和地方人大常委会主任，要放弃党政分离的传统思维，为构建政经分离的新体制做好准备；
第二步、施行针对民族党派的“县卿”聘任制并同步开放政协委员的经济监督权，这一阶段县卿的主要工作是推行公共财政制度，主管财政部门；
第三步、在完成公共财政体制建设后，分几个阶段扩大县卿的管理范围，最后将除公安、教育、宣传、税收等涉及政务权的部门外，其它部门可全部交县卿管理，并相应建立县卿府，但县卿府仅有对下属各局局长的人事任免权，广大公务员的人事权仅由政府控制。在这一阶段，县卿与政协委员仍施行聘任制，以确保县市长与县卿之间在磨合期里，我党有充分的主动权；
第四步、在磨合期结束后，对县市长的职权、县卿的职权，以及，县市长对县卿的领导权与领导方式进行立法，还要通过立法手段确立党拥有政协20%的固定席次，以用法律方式确立党的绝对领导地位；
第五、开放县卿与政协委员在县域内的全民直选，相应在县级电视台开放两个经济频道，一个提供给县卿府用于宣传经济政策，一个提供给政协，做为民主党派宣传竞选纲领和自由发表民生言论的平台。
与此同时，国家要相应建立起“社会主义联盟”组织，要对民主党派形成必要的组织制约机制。在上述五步骤完成后，各经济强县就能形成五权分立的体制雏形，当然这还不是完整的五权分立政体，但所用时间会更少。
至此，我们可以说，五权分立实际上是党领导下，以政经分离为主的国家管理方式创新，它将目前党对民生事务的直接管理，转变为通过 “社盟”机制进行的间接管理，同时，能在不涉及国家安全的民生领域实现完全的真实的人民民主。从经济的角度看，五权分立归根结底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从政治的角度看，是国家经济管理模式的改造，它构筑了党主管政治、政权，而将经济工作交由“社盟”，在党的领导下和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下进行管理的新政体，因此，可以推论，五权分立对当前的中国社会不存在任何的政治风险，且能搭建起一条通向民主的桥梁。以当前我国的形势分析，五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改革模式相对安全和有效，首先，它能确保我国逐步实施的民主化过程，始终在我党的领导和控制之下；其次，它能确保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不产生意识形态的巨大变化，不产生社会价值观的重大转变，不导致社会动荡、冲突和仇恨，反之，能确保我国在政治改革进程中，仍然拥有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人民的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最后，也是最关键之处，就是这一改革方案能不留伤痕的渐渐消除腐败现象对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潜在冲击。
总之，在中国具体的国情下，在诸多政治改革的前提下，只有充分发挥党在稳定中国社会和领导中国参与国际竞争方面的独有作用，建立起党领导下实施“五权分立”的立宪政体，中国才可能平稳有效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民主强国。
（本文无参考资料）
二００七年十二月六日
作者介绍：
单 位：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地税局
地 址：福建省南平市人民路１号
邮 编：３５３０００
主要作品：
１、《关于国民财富的新思考》、《福建论坛》2007年第1期；
２、《论经济学的迷失与回归》、《福建论坛》2007年第10期；
３、《我国商品房持续涨价的制度因素分析》、《亚太经济》2006年第4期；
４、《创新城市住房保障资金筹集方式》、《发展研究》200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