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威尔顿庄园论坛——“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内外影响”讨论会上的发言提纲，2007年11月20日，英国。
中国即将步入改革开放30年。站在历史的新起点，我们应该对中国近30年的改革实践做出基本判断。
中国近30年的改革成功，最重要的不是应当做什么，而是清楚的认识在每一个阶段能做什么、现实要求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能不说，中国政府在发展经济方面是很成功的。
在中国，一方面经济快速发展，另一方面社会矛盾和问题增多。在经济快速发展同社会矛盾增多的背景下，客观把握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很重要。
一．中国开始进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
经过近30年的改革，中国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到2006年，中国的GDP总量是1978年的57.5倍、进出口贸易总额是1978年的85.3倍、财政收入是1978年的34.2倍。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制度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使中国目前处于新的发展阶段，即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
经济发展水平、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镇化率五个方面的变化，可以作为判断中国开始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的参考性指标。按照这些参考性指标，中国在本世纪初开始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这个判断，与中国在本世纪初“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的判断相一致。
1. 经济发展水平。根据邓小平的设想，中国要实现小康，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的国家水平，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1000美元。这也是一个国家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起点。到2002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已经达到1100美元；到2006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了2010美元。
2. 产业结构。用产业结构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阶段时，通常把第一产业的产值不超过10%（亚洲国家不超过15%）、第三产业的产值超过40%作为一个参考指标。中国在2001年第一产业产值降到15%以下，第三产业产值首次超过40%。2006年，中国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已经下降到11.8%。
3. 消费结构。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在1996年降到50%以下，2000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也降到50%以下，表明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整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到2006年，中国城镇恩格尔系数进一步降到35.8%，农村恩格尔系数则降到43%。
4. 就业结构。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工业化初期结束的标志之一是农业劳动力比重不超过55%；工业化中期结束时农业劳动力比重低于30%。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在2000年低于50%；到2006年，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到42.6%。
5. 城镇化进程。城镇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世界银行对全球133个国家的统计资料表明，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700美元提高到1000—1500美元、经济步入中等发展中国家行列时，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达到40%—60%。2003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首次超过了40%。到2006年，中国这一指标进一步提高到43.9%。
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是中国近30年来改革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新阶段中国改革发展的重要背景。这个过渡带有“转轨中发展”的特点，也带有“发展中转轨”的色彩。新阶段中国改革发展的许多矛盾和问题，需要结合这些宏观的结构性变迁来思考和分析。
二．中国改革发展新阶段面临的压力和挑战
中国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的历史性过渡，“生存性”压力明显减弱，“发展性”压力全面凸显。正如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的：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的改革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
1. 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相互之间的矛盾
（1）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呈逐步增大的趋势。到2006年底，中国的GDP总量只占世界GDP总量的5%左右，但却消耗了世界近25%的钢材、34%的煤炭、50%的水泥。
（2）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开始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和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资源环境压力不仅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比如说，目前在中国，新增的群体性上访事件中，有很大比例和环境问题相联系。
（3）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也反映了某些体制、机制存在严重的缺陷。
2. 经济快速增长的巨大潜力同经济增长的体制机制存在缺陷的矛盾
中国未来的10—20年间，经济将继续保持9%左右的年增长率。与此同时，粗放型经济增长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体制机制存在着某些严重的缺陷。例如：
（1）商品市场的发育程度比较高，但土地、资本等要素市场化及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环境成本形成机制严重滞后。
（2）民营经济发展很快，但国有垄断行业改革滞后。
（3）经济增长方式仍然处于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之中，目前这个转变尚未完成。
3. 经济总量、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与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扩大的矛盾
（1）劳动报酬的增长水平明显低于经济的增长水平。比如说，1998年—2005年，工业企业利润年均增长和国家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长都在30%以上，但城市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年均增长只有9.9%。中国改革近30年，企业产值年均增长在10%左右，而劳动者薪酬年均增长仅为1%—3%。
（2）贫富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比如说，2001年—2005年，高收入家庭的年均收入增长高达15%以上；低收入家庭的年均收入增长仅为5.3%左右。
（3）城乡收入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80年代中期，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为1.86倍左右，2006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3.3倍。如果把各种福利因素计算在内，中国城乡的实际收入差距大约在5—6倍。
4. 全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
（1）近些年来，全社会公共需求增长相当快。进入本世纪以来，个人用于公共产品的年均支出，大概是90年代的3倍左右。
（2）社会公共需求的结构发生变化。广大社会成员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不仅包括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还涉及到住房、公共安全和环境保护。
（3）基本公共服务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凸显。有研究表明，教育因素在导致贫富差距的影响因素中占有20%左右的比例。2006年，我去中国西部调研，了解到西部70%左右的新增贫困人口都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基本公共服务在导致中国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影响因素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5.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同公共治理滞后的矛盾
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但公共治理方面仍然面临很多矛盾和问题。
（1）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比较突出。
（2）行政成本增长过快。1978年—2004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增加了23.3倍，但行政支出增加了82倍左右。2004年，行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已达19.38%。
（3）体制性、机制性的腐败问题比较突出。
上述这些矛盾，都具有改革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为此，应当站在改革发展的历史新起点，关注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周期性、阶段性特征。
三．新阶段的全面改革
中国既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又是一个经济体制转轨中的大国。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有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客观因素。但改革不到位和制度不完善的因素更为重要。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四位一体”的全面改革战略，把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提出来。我认为，以下三个方面的改革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尤为重要。
1. 加快以实现可持续性发展为目标的市场化改革。我认为，未来几年中，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可能在两个方面有所突破：第一，在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和环境使用成本形成机制方面的改革；第二，在财政税收体制方面的改革。
2. 推进以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为重点的社会体制改革。目前，中国的基本政策思路很明确：第一，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是长期的目标，也是近期的目标之一；第二，强调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来调整中央地方关系，即以经济增长为重点的中央地方关系逐步向以基本公共服务为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转变；第三，加快推进事业机构改革，建立公共服务体系。
3. 以改善公共治理结构为重点的政治体制改革。这项改革已经成为中国全面改革的关键。第一，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由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的关键，在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第二，强化政府责任，确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在于政府转型；第三，实现政府模式从控制型转向服务型，更在于以改善公共治理结构为重点的政治体制改革。
最近，中国正在研究制定下一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我认为在以下几个方面将会有所突破：第一，决策、执行分开，建立有利于决策的大部门制；第二，建立有效的监督体制；第三，进一步调整中央和地方的经济关系。
把握中国下一步的政策趋势。我认为下面五条很重要：
1．以市场化改革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减轻资源环境的压力。
2．以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减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3．以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缓解发展严重不平衡的矛盾。
4．以着力推进全面改革，进一步解决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的制度缺陷和体制矛盾。
5．以更加主动进取的开放战略，促进可持续发展。
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若干个“新”字。“新世纪、新阶段、新机遇、新挑战、新问题、新矛盾、新变化、新起点”等等。对中国来说，重要的是立足新的发展阶段，采取更有效的方式解决中国在改革发展新阶段的突出矛盾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