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博导“以死兴哲”
文/曹喜蛙
尽管这些年，我一直在研究互联网哲学，但并没有真的在中国互联网的标志中关村考察过，而就在我相关的一本书《起哄理论》即将出版的时候，我随着报社的迁徙，来到中关村，来到苏州街。出了我们的大楼，往北走几分钟过了海淀桥就是北京大学西门，往南走几分钟就是人民大学西门。
其实正是在2007这一年，我的起哄理论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先是2007年7月1日我第一次被人请去专门搞了个起哄理论的讲座，此外价值中国网对我作了有关“网络文化”的专访，一份时尚杂志也给我做了《从边缘人到互联网哲学家》的专访，岁末的时候中国旅游论坛邀请我在京西宾馆作了《互联网时代的旅游营销策略》，其实里边我讲的也是起哄理论在旅游营销中的运用，大家都对我的起哄理论开始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两次有关起哄理论的讲座文章，都在互联网上被各大网站转载。一时，不免令我有点沾沾自喜。
就在我搬到中关村没几天的一个早上，就在我离“人大”校园非常近的时候，传来“人大”博导自杀的消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暗示，抑或是不是一种启示。
然而令人悲哀的是，我们依然处在一个思想贬值的年代，思想与首富本来并不矛盾，但这个年代首富被追捧，思想被遗弃。而“人大”博导余虹的那一跃，则是对思想被遗弃的拒绝。
(画家蒋立冬为余虹创作的油画)
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几乎是没有思想的，有的仅仅是立场，有的仅仅是文件，可以说既没有西方那样的思想活跃，也没有古代、近代中国的思想活跃。可以说文史哲是中国文化复兴的死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中国的国际文化地位是无缘提升的，仅仅靠孔子学院是不可能兴建中国文化思想大厦的，真正的思想大厦是靠思想大师做顶梁柱的，也类似鲁迅所说的民族的脊梁。
在新的轴心时期，中国文化呼唤新的思想者。而新的思想者破茧而出，绝对不仅仅是饱读诗书，而是要读破时代的苦难、磨难，关注当下的弱者、隐者。
中国近年来的文人自杀事件，虽然仅仅是那新的思想者破茧而出的演练，但也值得钦佩，从诗人海子的自杀，到诗人顾城杀妻后的自杀，到诗人余地的自杀，一直到人大博导余虹的自杀，一路杀来都是中文一系的。可见中国当下的文人既没有沉默，也没有沉沦，还是有一些烈士的。
诗人往往是一个时代的最先醒悟者，尽管不见得是思想的集大成者，但他们的先烈是最值得研究的。往往一个时代的思想者，是从诗人的句子开始认识他所在的时代，从而踏上思想之旅。
一个时代的思想家，就是一个时代文化要守望的家，而诗人往往是在没有思想家之前的文化漂泊的象征。一个时代思想家的破茧而出，也意味着新的思想家园的重建。从诗人海子的自杀，到诗人顾城杀妻后的自杀，到诗人余地的自杀，一直到人大博导余虹的自杀，一路杀来都是新的轴心时期到来之际的中国文化之家的苦难、磨难、灾难。
正如余虹自杀后有评论者指出的，中国人民大学立校之本的文史哲学科，似乎正逐渐失去在全国高校曾有的遥遥领军之尊。余虹虽然并没有一丝指责人大，而且是带着对人大的祝福离开的。临别之际，只托付毕生藏书于人大，足见其有着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单纯而平静的内心。但他的自杀对“人大”人来说依然是一次意外的提醒，不能不说他有点“以死兴哲”的味道。中国人讲死者为大，他的死绝对不是抑郁和失眠所能解释的，然而他的死的确给他的学术著作、理论思想增加了一个厚重的注释，令人不能不去思考。
在旧的轴心时期孔子曾经“克己复礼”，在新的轴心时期到来之际也应该有类似的文化事件和标志性人物出现。余虹之死，的确是中国人民大学立校之本的文史哲学科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正如有人说的近十年来的“人大”，建起了足以让全国同行集体流口水的办公楼，让教授们住上了“高尚社区”的大房子，但是学问和大师当然没有楼房那样可以很容易的崛起。
事实上，文史哲的创新要远远难于理工科，要建校仅仅70年的人大去在短期内，尤其一个有着特殊经历的70年内生产一代代大师，显然有点强人所难，更何况这多半个世纪几乎就是中国思想的荒漠。
然而这一回“人大”博导余虹，“在正午，一个尼采式的时间，他从高空坠落，像一片落叶？抑或一只飞鸟？”他的大师般的预演，让人觉得在“人大”校园仿佛碌碌无为的人群里，依然存在者独立思考的人，“人大”人并没有真的沉默、沉沦，中国的文人并没有真的沉默、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