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蔚
我记得，好多年前（也许现在还有，我已经近两年没有走那条路，所以不敢肯定是不是还有），在104国道旁的山东水泥厂的两侧，树立着两行巨大的标语牌，一行上写“翻身不忘毛泽东”，另一行写“致富不忘邓小平。”不知道这标语的发明者是谁，但这标语表达了很多的内容。一、对于这两位伟人，人们都是感激的。人们不仅感激毛泽东，也感激邓小平；二、毛泽东与邓小平在人们心目中的感受是不同的。毛泽东使人民翻了身（政治上的解放），邓小平使人民致了富（经济上的解放）；三、他们二人之间存在着传承关系。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如果没有毛泽东领导人民翻身作主这个前提，当然也就不会有邓小平领导人民富裕这个结果。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毛泽东与邓小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位领导人。他们在各自所处的时代，上演了属于自己的历史绝唱。
一、毛泽东与邓小平性格之比较，毛泽东豪放，邓小平沉稳
毛泽东向往砸烂一个旧世界。从青年时期，毛泽东就树立了救国救民的伟大理想，并为之奋斗。他的气魄，伟的壮志，他的高超的政治才能与军事天才，乃至他的才情（文章、书法、诗歌、演讲），在他所生活时代，无人可出其右。他“粪土当年万户侯”；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而今迈步从头越”；他“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他“把汝（昆仑山）裁为三截，一截赠美，一截遗欧，一截还东国”，曾经让整个世界震惊。他信奉斗争哲学，“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在国际上与日本人（30-40年代抗日战争）斗，与美国人斗（50年代抗美援朝），与印度人斗（60年代对印自卫反击战），与苏联人斗（1969年珍宝岛反击战）；在国内与国民党斗，与蒋介石斗争；在党内斗争的就更多了。毛泽东去世时，《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中说，他一生领导了十次路线斗争（当然都取得了胜利），且在晚年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运动”。可以说斗争是毛泽东一生的最大特点。毛泽东这一生，波澜壮阔，雷霆万钧，天马行空，无拘无束。可以说是想怎么活就怎么活。没有人能把他怎么着，也没有人敢把他怎么着。
想比起毛泽东来，邓小平则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虽说从小就树立了远大理想，但他平实，平凡，没有什么诗词歌赋，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我们只知道他在旅欧期间做过工，上过学，从欧洲回来后领导过百色起义。几次当过中共中央秘书长（至少从三次，八七会议时他就是中央秘书长）。他性格沉稳，做事果断，从不多言。他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树立了自己务实的风格，是党内公认的务实派。在迫不得已采取反击时，他也头脑清醒，尽量不做过头事，不说过头话，不搞扩大化。在党内斗争（可能用争斗更合适些），他对事不对人，且留有余地。对华国锋，对胡耀邦，对赵紫阳，对这些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不一棍子打死。他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说出世界上最朴素的真理，什么“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什么“摸着石头有过河”，什么“发展是硬道理。”他的《邓小平文选》只有三卷（比毛泽东的五卷少），多数是谈话集。他不用典故，也不东拉西扯，完全是大白话。他喜欢平民生活，喜欢家庭生活。晚年儿孙满堂，其乐融融。
二、毛泽东与邓小平兴趣之比较：毛泽东重政治，邓小平重经济
由于性格不同，人们对事物的兴趣也就不同。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的主要的兴趣点是在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是他一生中最关注的东西。他读的书，他做的事，基本上没有离开过政治。在处理政治与经济问题上，他总是政治在前，经济在后，强调经济为政治服务，经济从属于政治。要抓革命，促生产（往往是只抓革命，不促生产）。“八大”时，虽然从理性上他认识到应当把工作重心转换到经济建设上来，他也告诉全党说，矛盾转化了，今后应当大力发展生产力。但从从兴趣上他还是对政治感兴趣。所以，1959年他就把注意力放到反右倾上；到了64年，人民刚从三年困难时期摆脱出来，他又搞“四清”运动（主要还是阶级斗争），1966年，又发动了文革大革命运动，一直持续到其去世。看看他的著作，谈政治的多，谈军事的多，谈经济的少。除了《论十大关系》外，基本上没有谈经济问题的。由于对政治的极端偏好，他往往采取政治的手段解决经济问题。他喜欢运动，喜欢群众运动，他认为运动可以解决经济问题。。什么大跃进运动，什么学大寨运动，什么学大庆运动。但可悲的是他用政治运动手段搞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没有好的结果。
与毛泽东比起来，邓小平的经济情结要更浓一些。建国以后不久，邓小平就调到中央工作，任国务院副总理，有段时间，还担任过财政部长。1962年到1966年，在刘少奇与邓小平主持党与国家的日常工作时，邓小平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经济上。并在农村中提出“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经济政策。1973年，当邓小平重新工作后，其工作兴趣还是在经济上。也正是这种重经济的情结，使他第二次被打倒，当时就有人指责他是单纯的经济主义。1977年，尤其是1978年以后，他把注意力仍然放到经济上，并旗帜鲜明地提出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的兴趣在经济上，当然就会要求一切的活动围绕经济建设进行。强调经济建设是中心，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要“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一个中心，两个坚持”的基本路线要管它一百年。八九年风波以后，党内外出现过一些疑问，认为是不是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强调过头了。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清楚地表示，党的基本路线动摇不得，一个字也不能改。现在回过头来看，邓小平当时的看法是多么正确。正是因为邓小平对经济的强烈关注，不仅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也为中国的富裕富强指明的道路。由于邓小平对经济工作的关注，才有了对经济的深刻认识。邓小平提出中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是邓小平经济思想最集中的体现。这是邓小平留给中国人民最宝贵的思想财富。
三、毛泽东与邓小平意识之比较：毛泽东“破”字当头，邓小平“立”字为先
由于性格、兴趣的不同，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意识也就不同。从青年时代开始，毛泽东对制度、传统、秩序、潮流有着本能的反抗，到了晚年，这种情结愈重。这种情结的表现就是党的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不正常。比如按照党章的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人大五年换届。但在毛泽东主政期间，这些都是不正常的。七大与八大间隔了11年。八大到九大又间隔了13年（1956-1969）。三届人大与四届人大隔了十年。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基本上是人治社会。中国在法律方面的建设虽说不是空白，但在许多领域、许多方面无法可依。
邓小平主政以后，首先是从制度入手规范党与国家的政治生活。邓小平认识到，把党与国家的命运维系在一两个领导人身上太危险了，于是他开始着手进行制度建设。邓小平的第一个贡献是使党与国家政治生活正常化。第二个贡献是推动社会各个领域的法治建设，使中国走向法制建设的轨道。“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司法公正”虽然还没有完全做到，但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主流方向了。由于建立起了比较规范的党内与国家的政治制度，领导人之间的更新与换代才有可能平稳实现。
四、结语：邓小平是毛泽东最好、最合格的接班人
毛泽东对邓小平一直是赞赏有加。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是“人才难得”。从很早的时候起，毛泽东就注意到了邓小平，并且知道邓小平的忠诚。邓小平一生中三落三起，其第一次落是在瑞金时期，那时，邓小平因为支持毛泽东而被打倒，这给毛泽东留下极深的印象。当毛泽东主政以后，毛泽东一直对邓小平委以重任，如淮海战役，渡江战役，邓是前敌委员会书记（第一把手）。建国后不久，毛泽东便建议邓小平到中央工作，任副总理。“八大”时，毛泽东提议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且在一次会议上对邓小平说，“我是正帅，你是副帅”。这明摆着培养邓小平做接班人。中苏关系还好时，有一次毛泽东到苏联访问。当赫鲁晓夫问谁有可能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时，毛泽东指着远处的邓小平说，“你看见那个小个子吗？他就是”。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处理始终是温和的，留有余地的。每次把邓小平打倒前，毛泽东总是提议保留邓小平的党籍。这与对彭德怀、对刘少奇，对林彪是不同的。从毛泽东的内心深处，我们体会到，他对邓小平是爱护的，是想让邓小平接班的。至于毛泽东选林彪、选王洪文，从现在看来都是权宜之计，只不过是利用而已；至于为什么要选华国锋，我至今没有想明白。
中国幸运地是在经历了一个过渡期后邓小平成为中国的实际领导人。现在看来，没有哪一个领导人会像邓小平那样忠实地继承了毛泽东的遗产，并使中国变得更好。正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才使我党、我军、我们的国家重新焕发了活力。在《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中，邓小平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总结了毛泽东的伟大的一生，给予其准确的评价，这是很有政治远见的。可以说，邓小平在提议做那个决定时，是没有半点私心的。也正是因为这种大度，才使邓小平超脱了个人的恩怨，担负起继承毛泽东的伟业的伟大使命。虽说邓小平在性格、兴趣及作风方面与毛泽东有巨大差异，但这不妨碍邓小平成为毛泽东最好的学生，最好的接班人。
中国幸甚，因为有了毛泽东！
中国幸甚，因为有了邓小平。
我记得，好多年前（也许现在还有，我已经近两年没有走那条路，所以不敢肯定是不是还有），在104国道旁的山东水泥厂的两侧，树立着两行巨大的标语牌，一行上写“翻身不忘毛泽东”，另一行写“致富不忘邓小平。”不知道这标语的发明者是谁，但这标语表达了很多的内容。一、对于这两位伟人，人们都是感激的。人们不仅感激毛泽东，也感激邓小平；二、毛泽东与邓小平在人们心目中的感受是不同的。毛泽东使人民翻了身（政治上的解放），邓小平使人民致了富（经济上的解放）；三、他们二人之间存在着传承关系。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如果没有毛泽东领导人民翻身作主这个前提，当然也就不会有邓小平领导人民富裕这个结果。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毛泽东与邓小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位领导人。他们在各自所处的时代，上演了属于自己的历史绝唱。
一、毛泽东与邓小平性格之比较，毛泽东豪放，邓小平沉稳
毛泽东向往砸烂一个旧世界。从青年时期，毛泽东就树立了救国救民的伟大理想，并为之奋斗。他的气魄，伟的壮志，他的高超的政治才能与军事天才，乃至他的才情（文章、书法、诗歌、演讲），在他所生活时代，无人可出其右。他“粪土当年万户侯”；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而今迈步从头越”；他“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他“把汝（昆仑山）裁为三截，一截赠美，一截遗欧，一截还东国”，曾经让整个世界震惊。他信奉斗争哲学，“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在国际上与日本人（30-40年代抗日战争）斗，与美国人斗（50年代抗美援朝），与印度人斗（60年代对印自卫反击战），与苏联人斗（1969年珍宝岛反击战）；在国内与国民党斗，与蒋介石斗争；在党内斗争的就更多了。毛泽东去世时，《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中说，他一生领导了十次路线斗争（当然都取得了胜利），且在晚年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运动”。可以说斗争是毛泽东一生的最大特点。毛泽东这一生，波澜壮阔，雷霆万钧，天马行空，无拘无束。可以说是想怎么活就怎么活。没有人能把他怎么着，也没有人敢把他怎么着。
想比起毛泽东来，邓小平则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虽说从小就树立了远大理想，但他平实，平凡，没有什么诗词歌赋，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我们只知道他在旅欧期间做过工，上过学，从欧洲回来后领导过百色起义。几次当过中共中央秘书长（至少从三次，八七会议时他就是中央秘书长）。他性格沉稳，做事果断，从不多言。他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树立了自己务实的风格，是党内公认的务实派。在迫不得已采取反击时，他也头脑清醒，尽量不做过头事，不说过头话，不搞扩大化。在党内斗争（可能用争斗更合适些），他对事不对人，且留有余地。对华国锋，对胡耀邦，对赵紫阳，对这些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不一棍子打死。他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说出世界上最朴素的真理，什么“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什么“摸着石头有过河”，什么“发展是硬道理。”他的《邓小平文选》只有三卷（比毛泽东的五卷少），多数是谈话集。他不用典故，也不东拉西扯，完全是大白话。他喜欢平民生活，喜欢家庭生活。晚年儿孙满堂，其乐融融。
二、毛泽东与邓小平兴趣之比较：毛泽东重政治，邓小平重经济
由于性格不同，人们对事物的兴趣也就不同。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的主要的兴趣点是在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是他一生中最关注的东西。他读的书，他做的事，基本上没有离开过政治。在处理政治与经济问题上，他总是政治在前，经济在后，强调经济为政治服务，经济从属于政治。要抓革命，促生产（往往是只抓革命，不促生产）。“八大”时，虽然从理性上他认识到应当把工作重心转换到经济建设上来，他也告诉全党说，矛盾转化了，今后应当大力发展生产力。但从从兴趣上他还是对政治感兴趣。所以，1959年他就把注意力放到反右倾上；到了64年，人民刚从三年困难时期摆脱出来，他又搞“四清”运动（主要还是阶级斗争），1966年，又发动了文革大革命运动，一直持续到其去世。看看他的著作，谈政治的多，谈军事的多，谈经济的少。除了《论十大关系》外，基本上没有谈经济问题的。由于对政治的极端偏好，他往往采取政治的手段解决经济问题。他喜欢运动，喜欢群众运动，他认为运动可以解决经济问题。。什么大跃进运动，什么学大寨运动，什么学大庆运动。但可悲的是他用政治运动手段搞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没有好的结果。
与毛泽东比起来，邓小平的经济情结要更浓一些。建国以后不久，邓小平就调到中央工作，任国务院副总理，有段时间，还担任过财政部长。1962年到1966年，在刘少奇与邓小平主持党与国家的日常工作时，邓小平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经济上。并在农村中提出“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经济政策。1973年，当邓小平重新工作后，其工作兴趣还是在经济上。也正是这种重经济的情结，使他第二次被打倒，当时就有人指责他是单纯的经济主义。1977年，尤其是1978年以后，他把注意力仍然放到经济上，并旗帜鲜明地提出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的兴趣在经济上，当然就会要求一切的活动围绕经济建设进行。强调经济建设是中心，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要“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一个中心，两个坚持”的基本路线要管它一百年。八九年风波以后，党内外出现过一些疑问，认为是不是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强调过头了。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清楚地表示，党的基本路线动摇不得，一个字也不能改。现在回过头来看，邓小平当时的看法是多么正确。正是因为邓小平对经济的强烈关注，不仅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也为中国的富裕富强指明的道路。由于邓小平对经济工作的关注，才有了对经济的深刻认识。邓小平提出中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是邓小平经济思想最集中的体现。这是邓小平留给中国人民最宝贵的思想财富。
三、毛泽东与邓小平意识之比较：毛泽东“破”字当头，邓小平“立”字为先
由于性格、兴趣的不同，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意识也就不同。从青年时代开始，毛泽东对制度、传统、秩序、潮流有着本能的反抗，到了晚年，这种情结愈重。这种情结的表现就是党的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不正常。比如按照党章的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人大五年换届。但在毛泽东主政期间，这些都是不正常的。七大与八大间隔了11年。八大到九大又间隔了13年（1956-1969）。三届人大与四届人大隔了十年。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基本上是人治社会。中国在法律方面的建设虽说不是空白，但在许多领域、许多方面无法可依。
邓小平主政以后，首先是从制度入手规范党与国家的政治生活。邓小平认识到，把党与国家的命运维系在一两个领导人身上太危险了，于是他开始着手进行制度建设。邓小平的第一个贡献是使党与国家政治生活正常化。第二个贡献是推动社会各个领域的法治建设，使中国走向法制建设的轨道。“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司法公正”虽然还没有完全做到，但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主流方向了。由于建立起了比较规范的党内与国家的政治制度，领导人之间的更新与换代才有可能平稳实现。
四、结语：邓小平是毛泽东最好、最合格的接班人
毛泽东对邓小平一直是赞赏有加。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是“人才难得”。从很早的时候起，毛泽东就注意到了邓小平，并且知道邓小平的忠诚。邓小平一生中三落三起，其第一次落是在瑞金时期，那时，邓小平因为支持毛泽东而被打倒，这给毛泽东留下极深的印象。当毛泽东主政以后，毛泽东一直对邓小平委以重任，如淮海战役，渡江战役，邓是前敌委员会书记（第一把手）。建国后不久，毛泽东便建议邓小平到中央工作，任副总理。“八大”时，毛泽东提议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且在一次会议上对邓小平说，“我是正帅，你是副帅”。这明摆着培养邓小平做接班人。中苏关系还好时，有一次毛泽东到苏联访问。当赫鲁晓夫问谁有可能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时，毛泽东指着远处的邓小平说，“你看见那个小个子吗？他就是”。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处理始终是温和的，留有余地的。每次把邓小平打倒前，毛泽东总是提议保留邓小平的党籍。这与对彭德怀、对刘少奇，对林彪是不同的。从毛泽东的内心深处，我们体会到，他对邓小平是爱护的，是想让邓小平接班的。至于毛泽东选林彪、选王洪文，从现在看来都是权宜之计，只不过是利用而已；至于为什么要选华国锋，我至今没有想明白。
中国幸运地是在经历了一个过渡期后邓小平成为中国的实际领导人。现在看来，没有哪一个领导人会像邓小平那样忠实地继承了毛泽东的遗产，并使中国变得更好。正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才使我党、我军、我们的国家重新焕发了活力。在《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中，邓小平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总结了毛泽东的伟大的一生，给予其准确的评价，这是很有政治远见的。可以说，邓小平在提议做那个决定时，是没有半点私心的。也正是因为这种大度，才使邓小平超脱了个人的恩怨，担负起继承毛泽东的伟业的伟大使命。虽说邓小平在性格、兴趣及作风方面与毛泽东有巨大差异，但这不妨碍邓小平成为毛泽东最好的学生，最好的接班人。
中国幸甚，因为有了毛泽东！
中国幸甚，因为有了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