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企业的出路
内容提要：什么是现代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社会化大生产是现代社会主义客观的、无法动摇的基础。相反地，以为现代社会主义仅仅是人的主观要求、主观理想的产物，看不到现实必须具有相应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在实际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把握上，就难免陷于空想和导致左的偏向，也无从真正形成高度的自信心。由此得出的一个重要的实际结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全部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更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在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上，是普遍地严重偏左了。由此，说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企业改制问题。就其中公有经济比重降低、非公有经济比重增大，——本质上就是私人资本形式的经济比重的增大，无疑是具有必然性的。至于公有经济究竟多大比重较适合我国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健康发展，这基本上属于实践问题，而不属于理论问题。当然，有一点也毫无疑问：公有经济在国民经济整体中是要占主导地位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中得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是：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在市场的运行中是平等的，这才是社会的必然性；由以往的教训和正面的经验得知，公有资本要像私有资本一样地经营，要以私有资本方式经营公有资本。
无论那一个社会阶层或阶级，对具体的社会制度的认同或否定，以及整体看法的重大改变，总是建立在对现行的社会制度的直接体验之上的。如果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历史必然的社会生产方式，它的具体实现形式或者说具体的经济制度包括具体的经济体制，则是需要具体论证的，是需要在新的实践中创造和完善的，也是需要从正面和反面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的。这是一切真心地试验着、实践着不同于上世纪相当长时期里众多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管制型经济制度的人们，必须完成的任务。
改革开放至今已三十年，我国的经济制度变化之巨大，无论持那种具体观点的人，看法倒是相当一致；但是，公有企业或公有经济怎样的改革才是其出路呢？这方面的分歧就太大了。例如，不必讳言，数量颇不少的学者和大众，认为私有化是最终归宿。同时他们几乎都认为，我国现在实际上就是朝着这个方向走。
另一部分非主流经济学家或新左派则认为，国有企业不能再卖了；他们同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时期里，之所以国有企业经营效益差，并非是其体制上的原因，而是人为的原因造成的。
在这篇文章中，不准备局限于各派学者所直接争论的题目范围，而是着重于相关的社会基础条件和社会机制，作简明扼要的分析。
一、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历史地位
什么是现代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社会化大生产是现代社会主义客观的、无法动摇的基础。与之相反，那种把现代社会主义几乎理解为只是某些个人的思想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个人的思想产物，是极其幼稚的，很大程度上是空想的或反动的。
从世界范围讲，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紧相联系，社会化大生产的现实发展已经与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的生产关系不相容了。这当然是指整体情况而言，是对世界范围的整体状况而言。对于某个具体的国度说来，这意味着，最低限度，该国的较现代化的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已经占主导地位。
所谓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严重的矛盾，这是说，巨额的社会资本已经以高度社会化的方式运用着。这部分生产已经是社会化的大生产，从而要求社会对这部分积累劳动体现的巨额资本的社会管理方式与之相适应，这样的巨额资本继续由私人占有，已经不利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只有作这样的理解，才是客观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趋势。相反地，以为现代社会主义仅仅是人的主观要求、主观理想的产物，看不到现实必须具有相应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在实际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把握上，就难免陷于空想和导致左的偏向，也无从真正形成高度的自信心。
现代社会主义真正现实的雄厚的基础是社会化大生产，而异常重要的是，从苏俄时期起直到现在，世界上的无论那一个国家，其全部经济中，除了已相当发达的部分之外，都还存在着较大数量的不够发达的经济部分，广大的非物质类产品的生产，很大程度上就是如此，加工产业的一部分也是如此。至于苏俄和东方广大的较落后的国家就更是如此了。既然这是客观的事实，这就意味着，社会经济中的一个颇不小部分，继续以私人占有的方式进行生产，是正常的、必然的、难以避免的现象。——但是也容易理解，对于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际条件，并取得了革命胜利的国家，其社会主义的公有形式的经济部分，在全部生产中是占主导地位的。否则的话，当然不可能是持久的——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成功的社会主义经济了。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中，现代的公有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部分，与私有资本形式的经济部分的并存是必然的。
由此得出的一个重要的实际结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全部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更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在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上，是普遍地严重偏左了。
由此，说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企业改制问题。就其中公有经济比重降低、非公有经济比重增大，——本质上就是私有资本形式的经济比重的增大，无疑是具有必然性的。至于公有经济究竟多大比重较适合我国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健康发展，这基本上属于实践问题，而不属于理论问题。当然，有一点也毫无疑问：此时公有经济在国民经济整体中是要占主导地位的。
同样的生产技术水平，同样的社会化发展程度，既可以私有资本控股经营，也可以公有资本控股经营，这是当今社会的重要事实。而从整体上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疑比已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发展水平高得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与必然性的社会制度的联系，是一种大尺度的、世界范围的整体联系，当然也是一个国家之内的整体联系。实际上，历史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代替封建地主经济是与此类似的。这以另一种方式提示着人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是在和别的国家的企业竞争中成长的；公有资本企业是在和私有资本企业的竞争中成长的，也是在各个公有资本企业间相互竞争中成长的。
有一部分人则认为现今中国经济成份性质无关紧要。例如有不少数量的官员、学者认为，只要政权在我们（共产党）手里，即使国民经济全部或接近于全部私有化了，也并不可怕。
要了解经济成份结构的重要性、经济的形式即经济制度的重要性，不必求助于所谓高深的理论。利润作为资本之所得，谁能否认其经济上的必然性？既然已经知道了社会经济的一部分以私有资本形式存在和运行有其必然性，巨额私人资本收益的实现也就具有必然性、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轻看资本占有形式的重要性，或者有意无意地抹杀其重要性，既不明智、也无勇气。以为可以通过政策调节之类，解决劳动者工资收入与私人资本巨额收益的差别，是相当幼稚的。
资本形式的重要性，可以从另一个特定的角度来看：如果全社会真的都是私人资本的形式，广大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与私人资本的巨额收益差别，绝不可能通过政策调节来解决。相反地，这时候，社会政策或迟或早会趋向于私人资本一方，转向从根本上着眼于这一部分人的利益，其他的社会阶层则必然地处于从属地位了
至于公有资本的收益与广大劳动者的联系，这也是一个需要反复实践的问题。以最新动向为例，今年中央政府管辖的大型国有企业的收益，对于利润分配的相应部分，拟充实社会保障资金，已在议论之中。这就是一种具体的选择。之所以可以这样做，无非因为该部分收益是社会化程度相当高的公有资本的收益。与之不同，私有资本的收益当然绝不可能以这样的方式来使用。如果某个巨额私人资本所有者，以某种方式将其资本收益的一部分惠及大众，那在性质上也不同于公有资本收益的自主运用。其次，公有资本收益的一部分仍会投入积累，性质上也属于广大的劳动者共同所有。这是人们所熟知的，以往体制上的毛病则同样需要通过不断的实践来改进。
认为公有经济必然要被私有经济所代替的人，其最重要的理由是，公有企业必然是无效率的。但其实，如果说这样的理由部分地反映了现实，那也只有对例如改革开放之前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公有企业说来才是如此，才是部分地反映了现实。但是，这只是从否定方面提出的一个理由。现在则要从正面来提出问题——也可以从已被实践证明不成功的具体体制来看待这个问题。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中得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是：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在市场的运行中是平等的，这才是社会的必然性；由以往的教训和正面的经验得知，公有资本要像私有资本一样地经营，要以私有资本方式经营公有资本。
在这里，暂且要把若干年来原国有企业普通工人等劳动者大量下岗、企业的掌控者大发横财及转制中的其他种种弊端放到略后一些再讲。因为，这属于转折时期所特有的现象，也可以说，以往的弊端以另一种形式由后人来承受了，而承受者必定是新时期社会的弱势阶层。明智的社会政策则要尽可能地减少种种不合理现象的产生。
从较普遍的角度看待社会的资本，无论私有资本还是公有资本，作为企业中的决定性力量，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赚钱。以利润为中心，处于经营层次的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并无根本差别。从这样的经营层次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的成功经验，对于公有资本企业同样是极为重要的。将这样的西方的私有资本经营方式用之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资本企业，为什么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呢？例如，股东大会、董事会的运行为什么就不能以单纯的生意经为立足点呢？——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内在要求相联系，这有什么重大障碍呢？再讲一个具体问题，宏观的经济调节对于微观的各类企业，又有什么重要差异呢？公有资本企业也只能履行一般企业所应遵循的法律和同一行业标准。不存在某个重要的国有企业要比其他企业在宏观调节中担负起更大责任的理由。与之类似，无论公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从总裁到中层管理人员、技术专家、普通操作工，都是资本雇用的劳动者——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此时并无重要差别，所遵循的是企业自身所要求的并与外部的市场条件相联系的一般规则。
从企业的各项重大投资决策等方面讲，只要在法律许可和行业管理规则之内，决策总是由人格化的资本主导的，而不管该企业是公有资本还是私有资本控制的。要求公有资本企业承担其他额外责任，只能说明思维还部分地停留在以往管制式体制的框框里。当然，另一方面，公有企业也只能享有别的企业可以享有的权利。
再说企业与其雇用的职员的关系。无论总裁或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还是一线操作工，在遵守现行法律的条件下，辞职或辞退是正常生产的一个关键性标志。政府要管理的是社会保障等类型的共同性事务。毫无疑问，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如果是公有股东的推荐人员，只能遵循一般的企业运作规则。重要的问题在于，按这样的方式运作，对公有资本实际也是适当的运作方式，是公有企业、公有经济正常的生存方式，并无额外的利益被损害。
既然已经认识到，市场经济形式是企业一般的生存条件，那末，公有资本企业当然也要以这样的方式来运作。对于某些主观上似乎要维护公有经济的人们，当他们反对以这种方式运作公有资本的时候，内心所难忘的无非还是认为以往管制式的经济体制是可行的，不仅过去在一个时期确实可行，而且现在和将来仍然可行。但是，发展着的社会既然已经向人们展示了新的适当的运作方式，为何仍要抱着已不合时宜的管理方式而不敢面对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呢？
那些对当代西方的资本经营方式倾心诚拜的人们，既然他们认为这种运作方式如何之好，他们又怎能证明这只是私有资本的专利，而不是一般的普遍的运作方式，即在市场经济下企业（资本）普遍的运作方式呢？
我们来举些实际例子。对公有资本的管理，从实践经验讲，上市公司形式对资本和资产的管理、监督，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上市公司形式首先是社会对资本依法合规运用的普遍监督。小股东主要就是由此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众所周知，这也是维护债权人权益的重要社会机制。至于对占有控股地位的大股东，对私有资本的管理方式，从实践来看也是基本可以照着做的。其次，委托投资公司或基金管理公司进行管理，也是一种现实可行的办法。
对职员的工作的评价和薪酬，从普遍的角度看，和私有企业也无什么重要差别，是以效益和业绩为主线，对总裁等高级管理人员也是如此。其中对中下层员工，实践已经给出了答案。不少人在原国有企业时以吃大锅饭、出工不出力为理所当然，到了私有企业，同样一些人，对职业的看法和敬业程度，变化之大人所共知。这是以另一种方式证明了，以私有资本、私有企业的方式管理公有企业是今后相当长时期的现实选择。
至于公有企业的一般形式——公有控股和公有独资，这就是一般形式，就像私有资本控股和私有资本独资是私有企业的一般形式一样。如果是讲更具体的企业制度，从已有的实际经验看，国有形式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的。某些自以为高明的所谓经济学家，企图从“理论”上证明，国有不是公有，国有企业必然“产权虚置”。照这些人的说法，以世界眼光看也相当成功的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也是他们界定的“产权虚置”企业了。这些经济学家又以为公共型产品才适合国有形式，——似乎不讲效益、不以利润为目标才是国有企业的本性——不少人正是这样论证的。这才是自以为时髦的真落伍者。——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后，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国有化企业的运行之所以不成功，一个关键性原因，正在于自始就没有以利润为中心，没有以一般企业那样制约它们。而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则是回复到了真正的企业经营的本性。
从企业运行的微观层面讲，高度竞争性的经营方式，是开放型经济所必须，是现代条件下社会生产发展的正常形式，这已经被实践所证明。与之不同，封闭的、墨守成规的经济，似乎在一国范围之内可以生存得不错，但实践也已经证明，这只是表面现象。因为以此种封闭经济、小农经济、小生产经济运行，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定会拉大与别的竞争性市场经济体的差距。这就表明，它不是具有必然性的经济成长方式。
二、人民大众对社会制度的体验和选择
长远的、带有必然性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与现实的经济状况并不是一回事；现行的经济制度、经济政策，与长远的、必然性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也不是一回事。现实世界中的绝大多数人所关注的是实际的社会经济状况、现行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长远的、必然的发展趋势是隐藏在现象形态的后面。
长远的必然性的发展趋势，是事物的运行中自身所具有的规律性的东西。但是，这样的规律性的东西对现实的社会经济运动的制约，是社会的必经阶段、是必然会孕育出来的事物。举一个实际例子。如果说竞争性的公有经济、竞争性的公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必然的形式，当人们的实际行为严重背离这样的客观要求时，苏联和东欧这些原社会主义国家就走了回头路。但只要竞争性的社会主义经济、竞争性的公有企业形式是必然的、必经的历史阶段，这些走了回头路的国家，就还是会在具体的社会条件又再具备时，重新走向竞争性的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的。
我们在此之所以要讲这些话，并非是单纯性地谈理论问题。之所以社会必然的发展趋向与现实的经济状况、经济制度不是直接同一的，是因为，这时候，从基础的经济条件讲，确实已经基本具备了稳步地走向必经的历史阶段（如竞争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但是，这是要由具体的阶级、阶层、政党、集团的理智行动来达到的。当某些具有巨大力量的社会阶层、政党、集团较成功地运用了可以动用的强有力手段，与之制约的社会其他阶层、政党、集团的行为严重地背离了社会发展规律的时候，社会在某个特定时期就会走向歧路，经历巨大的挫折。要再走上正道，是要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的。
那么，更具体地讲，造成当前或某个具体时期社会经济现状、社会经济制度现状的社会机制又是怎样的呢？任一截面的社会现状，与之相联系的是已经形成的具体的社会关系，是具体的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而这些业已属于一定的社会阶层的人们，几乎都是要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即使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从根本的、长远的目标讲，其所追求的并不能说是一己一党之私利，但至少其中的不少成员，是更偏向于关注自己的某些具体利益的。这是直至目前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确凿无疑地告诉了人们的。之所以如此，从社会基础条件讲，还是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在很大程度上——基本的带有决定性的特征，是谋生的手段。劳动者争取自己的利益乃是必然的、正常的、普遍的行为。
因此，无论是在具体的经济政策的制订上，还是在已经实施的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的执行上，已有的社会阶级或阶层、集团，都会力求加大自己的影响力，使社会经济的实际运行轨迹偏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扭转不利于自己的方向，从而形成新的经济社会格局。
现在的情况是，仍然存续的公有企业已经程度不同地向市场竞争型的企业转变，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各个社会阶层及其代表人物，当然都力争维护自己的利益，其中原来所处地位最有利的人实际得到的利益通常也就越多。例如，原公有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是以行政管理方式任命的，除了其中实际已经率先或较快较早向高度竞争性企业转变，并且经营业绩确实突出的一部分人，其余的很大部分就并非如此。但这些人即使在表面化的企业体制转变中，或者当单纯行政性指派担任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时，首先争得的也是个人大额股份、高管薪酬等和自己利益有关的方面。一些垄断性企业的情况与此类似。
现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这些问题确是存在的，但是，这并不是当前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关键。我国的实际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向前走了颇长的路，我国经济中的市场竞争型的经济成份，已相当之大了。小农式、小生产式的平均主义的习惯力量，也已经不再如以往那样强大。当前几乎成了某些人口头语的所谓反对垄断性国企体制，其中的垄断问题也不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最困难问题。而且，一部分所谓学者口中的反对垄断性国企，其着眼点是放在国企，决非放在反垄断。如果他们心中所想和实际所做的，重点真是反垄断，那倒真是诚实的学者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西方经济法律界界定的垄断，无疑是必须坚决反对的，并要给以违犯者以法律惩处。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向其他国家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那么，中国当前各阶层、集团或个人心目中的经济制度目标具体是什么样的呢？现在，真正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社会经济制度目标，实际只有三类。（1）基本肯定改革开放之前的经济体制是成功的，现在还应当是目标模式，如果说要有所改变，那也是实质变动不大的改善。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实际情况恰恰证明，现在的经济制度及正在推行的体制目标是不成功的。我们先不必说，这些看法是否站得住脚，至少，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持这种看法，无疑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当前一些相当有名气的非主流经济学家或新左派经济学家，就持这样的看法。（2）第二种经济制度目标模式是私有化，即整体的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其中的不少人，包括持其他经济制度目标的一些人还认为，我国现在的改革实际上就是朝着这第二种目标模式发展的。（3）第三种目标模式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经济制度。这是见诸于中共中央、中央政府的正式文件中的。目前，相当一部分人总也是持这种看法，尽管对公有制的具体形式及多种经济成份并存有关的重大问题，实际有种种不同的看法。
我们现在重点关注的是，上述三种不同的经济制度目标，在何种情况下会成为社会的实际走向呢？在此，当然只能简略地谈谈某些重要方面。
某种经济制度之所以会建立或维持，从各阶级、阶层的关系讲，无非是因为相应的阶级、阶层在实际上取得了社会的支配地位。以往的历史告诉我们，某个阶级经济上统治地位的建立与巩固，首先取决于该阶级能否在政治上取得统治地位。社会经济关系的根本性变化，离不开社会各阶级、阶层政治关系的根本性变化。甚至经济关系并无根本性变化的西方议会竞选制度也是如此。因为，某个西方国家的政党，要想推行和别的政党有所差别的经济政策，首先要取得执政地位，夺取议会的多数席位或总统竞选胜利。
可是，政治上这样的关键性变化，实际是和现实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与各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对社会的实际认识水平相联系的。在此，更直接和重要的，是各阶层的代表人物（或集团、团体等等）所提出的经济制度目标，与现实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契合度相联系的。这个问题，对于我国目前说来，就是刚刚讲到的三种经济制度目标或者说具体的改革目标，对于社会整体，在怎样的情况下会成为现实的选择呢？更尖锐一点，例如私有化作为一部分学者或政治人物所提出的社会经济制度目标，在什么情况下会成为社会大众的普遍赞同目标，并且真的成为社会的实际走向呢？
我们在此，绝不要陷于以下的思维方式：某个具体的经济制度目标的提出和实现，只是一小部分人行为的结果。在这里，陷于义愤填膺式的痛斥或批判之类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不妨以苏联1989年的剧变为例。如果认为当初苏联之所以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只是戈尔巴乔夫的无能或叶利钦强力运作的结果，那样的解释真是太方便了。不错，苏联这样的变化确是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有直接关系的，和他们分别代表的政党、集团也是有重大关系的；但是，谁又能否认，当时叶利钦的主张——抛弃社会主义的主张是得到了很大数量的普通大众拥护的呢？而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空洞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决不是空洞的东西。当苏联从欧洲的一个比较落后国家，在短短的几十年间迅速地成长为可以与美国抗衡的大国的时候；当苏联在欧洲抗击西特勒法西斯成了名副其实的主力军的时候，世界各国，对苏联是何等心悦诚服，那时候的苏联人民对于自己的强大国家是何等自豪。类似地，当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短短几年，把原来衰败不堪、四分五裂的旧中国组织成一个统一的欣欣向荣的新中国，初步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并形成了自己的现代工业的时候，谁又能说，那时的中国人的大多数，不是真心地认为，社会主义对于中国是极大的幸事呢？
但是，进一步的变化形成鲜明对照。上世纪中期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持续地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国家则普遍地或停滞不前，或表面辉煌，大众生活无明显改观，政治社会生活则是长期压制或压抑，其中一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当政者事实上成了特权阶层。至于更早时期苏联政治上的清洗和杀戮；我国多次政治运动所造成的重大伤害，都是公众形成社会制度评价的重要因素。
当然，如果是说资本主义的血腥史，那是数不胜数的。对外残暴的侵略战争，是几乎从未断绝的。以美国而论，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都是好标本。早期资本主义野蛮史同样如此。
无论那一个社会阶层或阶级，对具体的社会制度的认同或否定，以及整体看法的重大改变，总是建立在对现行的社会制度的直接体验之上的。例如，无论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会得到广大的人民群众的认同，是因为当时的旧制度在公众眼里已是一种失败的制度。而公众对具体的社会制度是否有可能往良性运行方向发展，或是根本不合时宜的失败的制度，主要就是根据实际的社会状况作出判断的。
这两个例子比较容易理解，因为这是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真正广阔的社会基础。当时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中国共产党就是认为，不仅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制度的社会经济条件已经基本具备，而且还因为当时的俄国和中国，已具备了发动社会革命、建立新制度的现实社会条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中国共产党也确信，广大的人民群众能够理解这一点，把他们组织起来，使社会的政治革命和经济制度的变革真正成为现实。
但是，现在是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运行了几十年的国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苏联；是目前正处于改革变化中的中国。这时候，社会大众对社会经济制度的选择机制又是怎样的呢？实际上，这时候的选择机制，和上面讲到的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时期的社会选择机制，有不少类似之处的，尽管也存在着重要的差别。
就1989年剧变之前的苏联讲，在此之前，延续许多年的苏联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实际状况，在广大的苏联人民眼里，整体上既已显著不如勃勃有生机的早期苏联，也已比不上同一时期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公众的选择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这样的号称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有什么好呢？这样的问题不是某个人提出来的，而是早就摆在了公众面前。由此自然会使人民大众产生这样的想法：和这样的社会主义相比，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不能实行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呢？这对自己的利益有什么损害呢？所以，1989年苏联（俄国）社会制度的急剧变化，直观地看，戈尔巴乔夫的无能、叶利钦善于运用铁腕手段固然是十分重要的，但这并不是苏联剧变的基础性的社会原因。要知道，对于苏联这样的大国，绝不可能单纯性依靠政治手段甚至阴谋手段达到改变社会制度的目标。
而且，即使时至今日，虽然俄国的一些社会阶层如一些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与剧变之前相比是降低了，俄国的整体国力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大幅度地下降和后退了，但现今俄国的绝大部分人还是认为，不仅不可能退回到过去时代，现今的这些问题也不能证明当初公众及政治家的选择是错误的。这些情况至少是反映了社会现实的某些重要方面。别的不说，剧变前长时期里，苏联几乎死水一潭的社会状况、消费品高度匮乏、政治上的专制形式，不可能为大众所认同。另外，十分重要的是，现今的俄国公众判断社会状况主要的参照系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今日现状，而不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或更早时期的苏联。现今的众多俄国人自然会想：目前的俄国虽然经济和社会问题不少，但俄国也能够逐步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良好状态，因此，俄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有什么不好呢？
上面的这些分析，直接是针对走了回头路的苏联、东欧等原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这些分析对于理解当今中国的社会制度特别是经济制度的目标选择问题，却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的。
对高度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已有了相当大适应能力的当今中国大众，以为五、六十年代实行的管制型经济制度仍然对他们有巨大的吸引力，那是大错特错了。因为，近三十年来，当今中国广大的社会阶层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较迅速提高，总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而这一时期社会经济水平的变化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无疑有紧密联系。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是，当今的西方发达国家现状，也是我国公众判断问题的重要参照系。从实践的角度讲，现在仍然认为以往实行的非竞争形式的社会经济制度还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健康、快速发展的制度，这是不可能说服人的；从普遍的意义上即从理论上，也不可能得到证明的。
这并非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就必然会是公众的选择；而是说，发展着的现实，已经使社会大众对中国、苏联以往实行过的管制型的经济制度，形成了带有相当大程度的否定性的评价。而且，即使人们仍然说不出其他具体怎样的社会经济制度是新的具有必然性的社会经济制度，因而从长远看也是更有利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健康发展的制度，也不大会改变人们对以往曾经实行的非竞争性、非市场形式的经济制度相当大程度的否定性评价。这也是现今新左派的论点的真正脆弱之处和可悲之处。
诚然，简单化地对以往实践过的社会主义制度加以否定，是不足取的，也是难以服人的。因为谁也无法否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管制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曾取得过辉煌的成就。其次，更重要的是，历史上这样伟大的社会变革，又怎么会仅仅是单纯性的思想产物或所谓意识形态的产物，而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在某个重要时期的实现呢？
但是，社会是发展的，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只是强调社会主义制度较早时期的历史功绩已经远远不够了。撇开当时的社会主义实践者认识上的各种局限，那时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建设方面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就，是与下述共同具有的特点相联系的：都是在破败的、近于废墟的基础上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这时候，主要与大工业相联系的巨额的社会资本的国有化，确实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即使现在来看也仍然如此。除此之外，高度集中的、与战时经济近似的管制式的经济制度，也是使当时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尽速步入快车道，在较短时期形成可观的社会经济整体规模的制度形式。但是，这也正是它的局限之所在，因为管制式的经济制度不可能是稳定发展的社会持续有效的制度。所以，如果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历史必然的社会生产方式，它的具体实现形式或者说具体的经济制度包括具体的经济体制，则是需要具体论证的，是需要在新的实践中创造和完善的，也是需要从正面和反面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的。这是一切真心地试验着、实践着不同于上世纪相当长时期里众多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经济制度的人们，必须完成的任务。
附录
下面两则实际资料，可以参考：
1、
然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连续10年的股东回报率只有3%，远低于同期世界500强企业的平均水平。为扭转被动，从2002年开始，淡马锡公司把投资的重点从本土转向了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亚洲国家。
作为股东，淡马锡严格按照市场规则，监督属下企业，但不参与其投资、商业和运营决策。这些决策由这些企业各自的专业管理团队制定，并由各自的董事会监督。同样的做法也用在新加坡财政部与淡马锡之间的关系的调整上，财政部作为淡马锡的唯一股东，只负责任命淡马锡董事会的主席和董事，审阅淡马锡每年提交的财务报告。除此之外，财政部的参与机会，只存在于淡马锡在某个关联公司股份并购和出售出现问题之时。淡马锡在2002年实行新的投资战略和管理方式一年后，公司创下了高达74亿新元的利润，公司对股东的回报率提升到46%，并由此赢得了“亚洲最好的投资公司”称号。
2、据俄新社莫斯科
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的民调显示，只有4%的俄罗斯人愿意生活在斯大林时代，这些主要是上了年纪的人。1/4的民众更希望回到勃列日涅夫当政的“停滞时期”。52%的受调查者对生活在当代俄罗斯感到满意。而前几年只有39%的人这么认为。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思想在现代仍具有很高的吸引力。46%的受访者对在俄罗斯构建社会主义的设想心怀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