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娼妓业与统治者的工具理性
　　
　　
　　
　　范海辛
　　
　　娼妓业无疑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社会丑恶现象，如何遏制、消灭这种丑恶现象，考验着各国统治者的理性与统治能力。
　　
　　中国自1949年之后直到1990年代重启市场体制之前，可说是消灭了这种丑恶现象。但必须承认，这种消灭不是哲学上的消灭，仅是现象学上的禁绝或压制，或说这种消灭只是暂时的，而非永久的。娼妓业存在的合理性无疑具有深刻的人性与生理方面的原因，远非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那样简单。只要存在需求与市场体制，任何暴力都无法禁绝皮肉交易。
　　
　　正因为认识到公权力面对这种古老丑恶的无奈，所以西方政府多允许娼妓业合法存在，同时将之纳入政府的监管之下。他们的思路是这样的，既然我无法消灭之，那么就选择损害程度较低的丑恶。
　　
　　这就是理性主义的最主要特征——两害相衡取其轻。但是对于后发国家的统治者来说，这却是一种陌生的、有待学习掌握的理性——工具理性。后发国家统治者的理性不成熟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 只会在两利相衡的情况下做选择，不会在两害相衡中选择；
　　2） 从意图伦理出发，担心别人怀疑统治者的合法性。
　　
　　现分别详述如下：
　　
　　1） 只会在拣西瓜与拣芝麻中选择，不会在断指与断手的两难中选择，这是所有理性幼稚者的通病。在这些人看来，断手痛苦，断指也痛苦，因而两者都不能接受。他们不知，这种不做选择或拒绝选择的结果只能是两害相衡取其重。这也是理性幼稚者难以达到利益最大化的主要原因。
　　
　　导致这种不理性选择的原因在于选择者重感性、重形象，轻逻辑、轻变化的思维方式。这些人往往从人的本能出发，只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对于按逻辑发展必然要出现而尚未出现的结果往往采取不予置信的态度。或说他们的思维只停留在感觉与具象的层面，不懂得要把握客观事物，必须学会将形象与体验经过抽象转化成概念、并通过概念进行逻辑演绎、推理的思维方法。另一方面，由于只重感觉与形象，故这些人看问题总是静止的，头脑中没有时间与变化运动的观念。
　　
　　还是以娼妓业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对于反对娼妓业合法化的人来说，他们总是相信自己因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故有神力能通过“扫黄”来彻底消灭这种古老的丑恶。及至洗头房遍地开花之时，对于娼妓业合法后能减轻损害的他国经验，他们又往往好以中国情况特殊来反对并自慰。这些理性幼稚者在片面倚重感性经验的同时还是一个顽固的主观唯心主义者——只有为自己感官感受到的才是真实的。一句话，客观世界的真实性是由主观决定的。所以，这些人总是在吃了大亏（头撞南墙并撞得头破血流）之后，才会长出一些见识与理性。因此他们不会学习利用别人的经验，更不会从经验中提炼出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来。
　　
　　2） 当局所以拒绝娼妓业合法，还有一层出于意图伦理的的考虑——我允许什么就等于我提倡什么。而这个问题在讲究责任伦理的西方人那里，仅仅是一个避重就轻的功利问题。
　　
　　统治者担心在允许娼妓业合法后会动摇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好像这样一来，政府就成了男盗女娼。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统治者的通病——统治的合法性不是建筑于人民的授权，而是基于统治者自身道德的高尚或血统的优越。
　　
　　实际上统治者的这一担心是出于误识。统治者的合法性与其道德无关，而其道德又与其意图无关。

只有道德理性而缺乏工具理性的后发国家的统治者为何在娼妓业的问题上不会正确选择呢？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统治者认为，在娼妓业合法与否的问题上，大害莫过于艾滋病的传播。政府在这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与其让娼妓业处于非法失控的状态，不如让其合法被政府监管起来，这样至少可以防止艾滋病通过娼妓传播。而时下中国的统治者冀图通过“扫黄”来抑制娼妓业，实际情况如何呢？且不谈城市里遍布大街小巷的洗头房，笔者近日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则信息——某地小姐接客时普遍不敢用安全套，因为公安抓嫖重证据，安全套就是证据。呜呼，这就是两害相衡取其重的选择。
　　
　　什么是统治？仍然有不少人认为统治是一个贬义词，统治似乎与剥削压迫有着必然联系。实际上统治是一个中性词，就是统辖治理之意。统治与领导不同，统治是一种法律行为，领导则是一种政治行为。如果说领导需要全面的理性——既有道德理性、又有工具理性——的话，那么统治更侧重于工具理性。统治与领导的关系，有些类似技术与科学的关系。
　　
　　后发国家的统治者往往分不清领导与统治的关系，也分不清道德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凡事好以道德理性代替工具理性，因此往往好心办错事、办坏事，或者是事倍功半，难达利益最大化。为了统治的长治久安，中国的统治者应尽快掌握工具理性的思维方法。
　　
　　
　　 2006年12月1日 于广中路
　　 2007－11－04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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