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是我的老同学孙怀亮写的。孙怀亮是个认真的人。所以，做学术也认真。孙怀亮接触了我国现在的中学政治教材。觉得教材里面的有些问题值得探讨。可惜，这个年头，很多人并不是很愿意探讨问题。
我看了文章，觉得很好。因为我高中时期，学经济学，也有很多疑问。但是那时候我为了考试。都接受了教科书的说法。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文章。我帮孙怀亮联系了几个地方。不过都不太顺利。所以，我在征得孙怀亮的同意之后，放在我的blog上。
希望大家，尤其是高中生，都能够耐心看完本文，相信会有所受益的。当然，我并不是完全同意文章中的一些看法。
本文版权归孙怀亮所有，大家如果要发表，可和他直接联系，请给我留言，我也可以代为问问他的意见。
关于《经济生活》（第二版）中的若干问题[1]
作者：孙怀亮哲学硕士北京新东方学校基础部英语教师
孙怀亮联系方式：[email protected]
提要：ThisarticlewillfocusonthemistakesandfaultsinthesecondversionofEconomicalLifeusednowinthemainlandofChinaasthepoliticaltextbookforhighschool.Threedimensionswillbeanalyzedandreconstructed:itstheoryofeconomicsinpartⅠ,itsbackgroundofethicsandpoliticsinpartⅡ,itsformallogicinpartⅢ,inspiteofitsinsignificantblemishes.
提要：本文将集中探讨高中政治教材《经济生活》中的种种错误。作者将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和重构：在第一部分处理它的经济学理论，第二部分处理它的伦理学和政治学基础，第三部分处理它的形式逻辑。对于该书中无关宏旨的瑕疵本文不做处理。
人教社2004年版的高中教材《经济生活》第二版[2]较第一版[3]和旧教材[4]都有着非常大的改进，但仍存在着诸多问题，这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它的经济学理论的基础，尤其是对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的论述；第二方面是与市场经济相关的伦理学和政治学这两方面的维度；第三方面是其论证中形式逻辑方面的问题。本文拟就这三个方面，分别展开相应的分析和阐述。
Ⅰ、经济学理论
一般而言，经济学教科书在阐述经济学的机理时，都要从微观和宏观两个部分来解析市场的运作机制和价格机制，因为该机制乃是市场经济的特质之所在，不理解它就无法理解市场机制，但新教材在这两方面显得尤为不足。
一、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
（一）“看不见的手”的自发性调节机制
新教材在分析市场的局限性时把“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当成市场经济的弊病，但市场经济是否具有这三方面的弊病呢，教材的分析究竟有无争议呢？对此，本文将结合教材的文本展开具体论析。
（1）市场的缺失≠市场的盲目
与老教材一样，新版教材未能区分市场的缺失和市场的盲目，如95页苹果的例子是这样论述的：“有一段时间，苹果的价格很高，不少地方的农民砍掉其他果树，改种苹果。可是，没过几年，苹果大量积压，价格直线下降，甜苹果成了农民的‘伤心果’。——甜苹果变成‘伤心果’，反映出市场调节具有哪种缺陷？”[5]——新教材的结论就是市场调节具有缺陷性。可是在教材的情境中，“一哄而上”的原因并不在于市场的失灵，而恰恰在于市场化的不充分。只有在信贷业、农药和地租等一系列生产要素的价格受管制并不随市场波动的前提下，上述情况才会发生，也就是说，只有在前述诸生产要素的价格不受价值规律的调节时，苹果（或牛蒡）的种植面积才会“盲目地”扩张。相反，在市场充分化的条件下，利率、地租、农药、农艺师的劳务价格等是会波动的，市场调节会自动地把苹果和牛蒡的种植面积限制在平均利润率的水平线上，而不会盲目地扩张下去。也就是说，真正造成种植者利益受损的原因乃是市场的不充分，尤其是对信贷市场的管制。我们必须有勇气承认，虽然银行、信用社的企业化程度在迅速地提升，但就现阶段而言其企业化程度还存在着不足，还不能完全按照市场机制独立地放贷与投资。如果银行业的企业化程度很高，它就会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经过周密的调查和计算，把放贷规模维持在这样的水平上，即苹果种植项目贷款的预期收益略高于或持平于其他项目。反之，如果银行业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就不能完全按照市场机制来放贷，这就会引发出教材所说的那种情况。进而言之，农户的行为并不是“盲目的”，因为他们的核算是建立在错误的成本信号上的：在保护农户的“爱心”下，果农才可以顺利地得到贷款并扩大种植规模。但市场是无情的，不遵循其机制就必然会遭到它的惩罚。
其实，教材中的情况与张五常在《养蚝者的经验》中所举的案例是一样的：香港的渔户因种蚝一哄而上导致了蚝价暴跌、利益受损。张五常在分析机理时就指出，“投资的多少，蚝类的选择，收成的时间，都是以蚝的市价及利率作指引而决定。不按市价，不计成本，不顾利率，养蚝者是会亏本的。作了错误的判断，市场的反应就是惩罚。亏蚀的大小是惩罚的量度准则。”[6]——他在该文中详细地分析了当时的香港在滩涂使用以及银行的信贷等方面的管制，并令人信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管制才是渔户利益受损的罪魁祸首。
在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造成农户利益受损的真正祸首乃是市场化的不充分，而不是市场的盲目，因为在教材的情境中市场化的程度是很低的。在充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中（market-orientedeconomy），固然也会发生一哄而上的情况，但那只是一种边缘情态。如果我们把一哄而上诊断为一种病的话，那么对该现象所进行的不同的病理分析就会导致不同的诊断方案。这就好比发生了堵车，我们不能不假思索地把红绿灯的缺失说成是红绿灯的盲目。——显然，按照教材的思路，所得到的诊断方案很自然地就是加大政府的管制，即所谓的“宏观调控”。不过，本文在此不得不特别阐明，当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位的时候（权限的边界后文将有说明），那么就不能被称为是“宏观调控”了，而只能被称之为“管制”。在经济学中，不符合市场机制的政府措施就是“管制”或“干预”，它们的效果往往是有害的，哈耶克甚至认为“干预（intervention）乃是不正义的行为”。[7]
总之，对于教材所提到的案例分析，尽量降低管制才是根本的办法，也是说让市场中那只看不见的手充分地发挥调节机制来促进价值规律的作用（即老子所说的“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本文想进一步说明的是，这种思想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深刻地影响了经济学，也深刻地影响了法学、政治学，正如张俊浩教授所说的：“只有恢复对于市场制度的信心，消除影响市场运作的人为因素，尤其是权力过分干预的因素，并且按照市场规则去改革政治，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8]
也许有的人会反问：在市场充分化的地方是不是就不需要宏观调控了？对此，本文有三方面的回应：1，宏观调控不等于管制，要尽量降低管制不等于不需要宏观调控，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2，经济学与数学不同，它不是思维科学而是经验科学，纯粹意义上的市场充分化是不存在的，[9]这样的假设已经背离了经济学的经验基础。3，市场经济并不与政府权威相矛盾，它只反对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因而，认为主张市场化就一定会反对政府权威和宏观调控是不恰当的。众所周知，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英美的政府对于宏观经济的管理就较为规范，美国联邦政府对于经济的调节力度在很多方面就强于我国的中央政府，美联储的调控效果也高于我国央行。可见，主张充分化的市场经济并不与政府权威相矛盾。
“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市场机制所反对的只是那种不属于宏观调控范畴的管制——不论管制（或干预）的形式多么善良、动机多么热忱，计划经济的实践早已证明，其最终带来的效果多是事与愿违的。
（2）自发性与正当行为规则
经济学教材[10]一般都把由看不见的手所起到的市场调节的自发性叫做优点，而不是缺点。所谓自发性，通常是指在正当行为规则指导下的自利行为，它与德性（行）和法治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正如哈耶克所说：“正当行为的主要功能在于告知每个人：他可以指望什么、他在实现自己目的的时候可以使用哪些东西或哪些服务、以及他可以采取的行动的范围有多大”。[11]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新教材95页的论述：“在市场经济中，在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下，为了自身的利益，有的工厂大量排放废气、废水，甚至制假售假；有的为了自身的利益，剽窃他人的智力成果，对他人辛辛苦苦开发出来的软件进行盗版”。——显然，该陈述里有这样的预设，即以自生秩序为基础的市场自发秩序是与正义规则相背的。然而，真正意义上的自发性是以正当行为规则为基础的，它会自发地排斥不法的、不正义的行为。在行会、商会、工会等组织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人们会自觉地抵制不法行为，并会通过订立行规、推动立法等来促进秩序的建立。以浙江商会为例，拿2002年度《福布斯》“富豪榜”和国家税务总局的“纳税英雄榜”作个比较就可发现，浙江民企在“纳税英雄榜”上的数量和比重比上“富豪榜”的多，究其原因，民间商会的监督与促进作用功不可没。[12]在纳税和诚信经营的问题上，以往人们都把它看作应是政府抓的事务，而在温州一带，因为有民间商会的倡导，诚信经营已成了许多企业自觉的市场行为，一旦某个企业弄虚作假、不讲信用，经商会公布后，它就很难在行业内继续发展下去。再如对美打火机案的胜诉，温州商会也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有一点是确定的，浙江商会成功的原因主要在于企业自治，而非政府的刻意安排和介入。温州商会的选举充满了剧烈的竞争和辩论，可以比较的是有些地区的商会完全是“二衙门”，其运作以及经费也多受制于政府官员，这样的商会怎么能够起到相应的作用呢。市场经济恰恰就是法治经济，自律、自治是其突出的原则，它与法制和德性（行）的关系也是互生的。——诚然，新教材93-94页整整两页论证的就是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道德经济，但这些论述与95页缺乏内在的逻辑衔接。
总之，教材此处有两处不当：首先，它把市场所要排斥的东西当成了它的内容。其次，在分析制度时它没有严格地分清哪里是制度的弊病，哪里是非制度的弊病，如盗版和制假的猖獗，它恰恰是市场机制不完善的产物，是不宜被轻率地归因给市场机制本身的。
（二）如何看待市场调节
（1）市场机制的局限性
人间没有完美的制度，市场机制也不例外，那么如何看待和评价市场调节的局限性呢？新教材95页是这样论证的：“市场调节不是万能的。市场解决不了国防、治安、消防等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枪支弹药以及危险品、麻醉品等也不能让市场来调节。因为如果听任经营者自由经营这些产品，会危害公民的身心健康，败坏社会风气，影响社会安定。”（市场机制究竟能不能调节国防、治安、消防等公共物品的供给，本文将在下一小节加以分析）
这里的论述有两层问题：一，它把市场机制的德性基础剔除在外了，这本文前面已经分析过了。二，“市场不是万能的”是一种模糊的表述，究竟是指它所调整的领域是有限的呢，还是指它的调节作用是有限的呢？新教材也没有就此做出相应的解说。
从经济的角度着眼，“市场不是万能的”其含义这样表达是比较恰当的：在我们生活中有些领域通过市场调节并不是最为有效的或最可取的手段。——我们知道，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制度，它的优点是与以建构的理性主义为基础的制度（尤其是计划经济）相比较而呈现的，正如哈耶克所说，“在很多人看来惟有经由刻意决策才能达到的众多事情，实际上可以通过个人之间自生自发和自愿达成的合作（thevoluntaryandspontaneouscollaborationofindividuals）而做的更好”。[13]
显然，这里涉及到经济制度的比较问题。本文建议可以这样设问并让学生展开讨论：那些并非由市场手段提供的产品劳务改由市场机制提供会如何？反之，如果用计划经济的方法，那又会如何？如果各有利弊，我们这个社会应该如何权衡，哪种结果更为可取，我们应该给哪种指标以优先权？以铁路为例，英国最初的铁路就是由民间修建的，但由于缺乏统一协调，各地铁轨的型号都不一致，当然还造成了很多其他问题。有鉴于此，美国的铁路就由政府修建，这样协调工作就比较容易，也比较省时间，但由于政府一手操办，运营效益就很低下，所以后来就给卖掉了。今天有很多国家就采取这种策略，即铁路由政府牵头修建，而后再将其卖掉改，政府并不直接经营。在这样的案例中我们不难看到市场和非市场的手段的比较（就一般意思而言）。当然，在很多情境下，权衡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这至少会给比较制度提供出一个重要的进路。[14]——即使纯从经济的角度，我们也可以挑出市场经济的千般不好，但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它乃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发现的较不差的一个经济制度，已有的和可设想的其他经济制度最终只能比它更糟。[15]
其实，市场的局限性是个有趣的话题，值得以适当的篇幅加以论述，比如我们如何在各个竞争甚至冲突的目标之间加以权衡。——虽然经济利益对于现代国家而言是一个重要指标，但却不是唯一的（哈耶克甚至认为根本就不存在着纯粹的经济目的）。[16]在此之外还有其他利益，如政治利益。而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不断崛起的国家，尤其是要谋求全面的大国地位就还有着非常现实的重要性。比如我们与某些国家的经济合作，其经济效益并不一定都很显著，但这乃是必要的，因为它关乎到政治利益、外交利益。再如，我国农业的比较效益并不高，假若简单地占用耕地搞房地产开发、建工厂，经济效益虽然一时会很显著，但其长期后果将是严重的，甚至危害国家安全。只知道经济利益的民族不是一个成熟的民族，我们在对各个指标进行权衡时不能没有经济以外的视野。而且，这种进路还有助于使学生避免“泛经济主义”（或“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思想。
（2）市场机制与公共物品的供给
从上面的引文中，我们看到，在市场与公共物品的关系上，新教材沿用了老教材的思路，即市场机制与公共物品的供给是不相容的，但这种分析是不是不严谨的呢？
首先，关于市场的作用，即使从最纯粹的经济角度，也有人认为市场无处不在，只不过交易的方式不同于超市里的买卖，甚至连婚姻都可以被看作是交易的一种形式。所以，说公共物品是不能通过市场手段取得就有争议，有的人就认为民间的自生秩序可以自发地产生警察、法院等相关机构，即亚当·斯密所讲的公共物品。如果考察各国实际的情况，那么也比较复杂，如美国有些监狱就是民营的。——这是经济学中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在教材中的出现当然需要谨慎，但我们却可以用脚注的形式加以提示，如：“有的经济学家就认为，并非只有政府才可以提供公共物品，政府也并不具有提供此种服务的排他性特权，市场、非营利组织也可以提供公共物品，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就对英国民间自发地修建灯塔并进行收费作过详细的考察和分析。”
其次，在一个和谐发展的社会里，有许多具有公益性质的事情往往都是由非官方的民间机构来完成的。正如哈耶克所说的：“我们应当牢记，公共教育、公共医院、图书馆、剧院和公园，最初都不是由政府创建的。……在过去，最初的开路先锋是教会，而后，亦即在较晚近的一个时期中，尤其是在英语世界里，领风气之先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各种基金会、私立协会以及无数的民间慈善组织和福利机构。”[17]在我国也是一样，北京协和医院是小洛克菲勒捐赠的，震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是由马相伯捐资并创建的，我国台湾辅仁大学的重建也归功于教会……但相比之下，新教材的论述会使学生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凡是公共工程、大型活动（如世博会、奥运会）等都必须由政府筹办经营，但实际远不是这样简单，而且那样做也未必可取。
再次，说“市场解决不了国防、治安、消防等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这也是不严谨的。如前文所述，市场机制的核心在于自生秩序，面对公共物品的供给时，不仅要考虑供给与否，还要考虑供给的质量和数量。因此在这些问题上，一个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国家就会与非市场机制国家有巨大的区别，如采纳什么样的武器与军备、维持什么样的警力和消防人员等等。非市场机制国家往往以领袖的意志为其导向，至于他的决策恰当与否就另当别论了。因此，“要大炮不要黄油”的政策就只能出现在极权国家，而不可能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法治国家，因为这样的预算根本就不会被通过。就是今天，我们也能看到某个并不富裕的邻国的首都，主干道是双向八车道，但即使高峰期一分钟内也不过只有几辆车通过，这样的道路只是形象工程而已……类似的举措完全不符合市场机制，无疑是在浪费公共财物。再以治安为例，现在我国小区的保安服务就并不是由政府财政来提供的，而是由物业费来提供的，至于提供什么样的保安服务是要由业主的需求来定（当然不是保安级别越高越可取，因为这些费用最终要由业主来支付）。因而，像教材那样说“市场解决不了国防、治安、消防等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是很不严谨的。
进一步讲，一个良好的教材在给学生介绍某一种学说的同时，还可以为思想和学派的多彩性留出空间。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观点是正确的、最高的，而其他观念都是不足的、甚至是错误的，这不仅独断，而且还会对学生的心灵产生不好的影响。让人不思想的教育只是一种无效的教育，但让人只能进行某一种思想的教育则是一种坏的教育。
二、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
（一）价格波动与市场均衡
（1）竞争与有效价格
竞争是普遍存在的，价格也正是在竞争中形成的。也就是说，并不是供过于求时卖家之间才竞争（新教材14页是这样表述的），恰当的表述应该是：供过于求时卖家之间的竞争加剧，原有均衡被打破。这里表面上看只是一个小小的疏漏，但在这背后所遮蔽的则是市场均衡的观念（均衡就是消费者和厂商之间在需求和供给之间形成了一定程度上动态稳定）。显然，不导入均衡观念就难以理解有效价格。在实际教学之中，老师也会经常碰见学生提这样的问题，“价格高未必赚钱，因为没有人买”。学生提这样的问题是不足为怪的，因为教材没有导入均衡这一概念，所以学生难以理解没人买的价格就不是真正有效的价格，有效的价格必然是被市场所接受、并在市场中得到反映的价格。
总之，关于价格的形成是必须与竞争和均衡联系在一起的，离开这个核心的问题来谈价格就是缘木求鱼，是难以把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讲清楚的。[18]当然，作为高中教材是没有必要讲得太深，但不需要做深入的处理不等于不处理，更不等于做一个不恰当的处理，因而建议教材编撰者对此认真地加以考虑。可以对比的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十五版）一开篇分析的就是房租市场的价格和均衡，这是非常值得借鉴的，当然这也是跟其整个理论的逻辑基础——边际效用论——是紧密相关的。[19]
（2）市场调节≠事后调节
市场经济的基础是自利性，但这种自利性只要是以正当的行为规则为指导的，[20]那就不仅不是摧毁社会的力量，反倒会在其基础之上演生出一种偶合秩序，而这种偶合秩序正是社会整体秩序协调展开的基础，它恰恰是市场经济的魅力所在。近代，这种思想以苏格兰启蒙运动为其肇端（主要代表人物是休谟、斯密等），这些思想家们早已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而当代的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也都以各自的方式捍卫了市场经济的自生秩序的这一思想。[21]在政治实践上，撒切尔夫人、里根都属于这一翼，饶有趣味的是，有的思想家把邓小平也归于这一翼，弗里德曼就是从这一角度赞扬邓小平的。[22]
本文之所以如此强调这个背景是因为教材在论述市场机制时，多处与此相悖。如新教材19页所沿用的老教材的示意图：
供过于求→价格下跌→获利减少→生产缩小
↑a↓b
生产扩大←获利增加←价格上涨←供不应求
这个示意图的最大问题在于a和b这两个关键性的步骤，生产扩大为什么一定会导致供过于求？有哪个厂商会这样愚蠢，一扩大生产就非扩大到供过于求的地步？即使我们说它表达的是行业的群体行为，那也并非如此，一个厂商会考虑自己的利益，那么为什么作为一个阶层的群体就不会为自己的利益考虑了呢？就必定会一扩大生产就必定会到供过于求的程度呢？厂商在盈利低于平均利润率的情况下为何不调整产量或是转向其他行业呢？反之，生产缩小为什么一定会导致供不应求呢？……因而，在没有导入市场均衡概念的前提下来谈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都将是不恰当的，因为理解后者的基础乃是动态均衡的观念。
与此相联系的还有教材96页的论述：“市场调节是一种事后调节，从价格形成、价格信号传递到商品生产的调整有一定的时间差。”——显然，“滞后性”（以及“自发性”与“盲目性”）被明确地归为市场机制的一大“弊病”（我们姑且不深究这里的逻辑问题，它把某些农产品在收割上的间隔期当成了市场的滞后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市场对于农业的调节不就都成了问题吗？）。然而从学理上讲，市场经济却恰恰不能用“事后调节”来化约的，因为指导人们行为的乃是对于价格的预期，而并不简单地就是现实性的价格。进言之，市场交易所体现出来的价格只是人们的预期博弈的一种现实结果，而这种现实结果又当然地与人们的市场行为交互作用并从而对市场的运行产生了基础性的影响。因而把市场机制描写成是纯粹的事后调节乃是不妥当的，其结果之一就正如教材那样，在微观上把市场机制描写成是纯粹的事后调节，这样在宏观上其结论必然就是周期性的、不可抗拒的萧条。——如果市场经济竟是这样盲目的话，那么还是计划经济好，市场经济究竟又有何优越性可言呢？
（3）投机行为与价格链条的传递
为了进一步说明市场经济中的正当行为规则有助于偶合秩序的演生，在此本文将对投机商与价格链条的传递为例作一个简要阐述。
在古典时代，投机商曾蒙受了种种不洁之誉，但主要的批评都来自于伦理、道德领域，即人们认为投机在动机上不是良善的，也正是他们使得“正常的”秩序受到“干扰”。但在近代，随着商业社会的兴起和繁荣，投机商的作用却越来越受到重视，其主要机理如下：当预期到市价会涨的时候，比如哥伦比亚的咖啡产地遭受了大规模的雹灾，投机商就会迅速囤积抬价，这种被抬高的价格传达出两层信息：一，它将促使种植者尽力加大投入以争取产量；二，它会促使消费者更加经济地消费并将清除一部分消费者。反之，如果预期到产品的供给会有剩余，那么投机商就会迅速清仓压价，这也同样起到了两方面的作用：一，它告诉种植商今年的售价会跌，应当调整计划、减少投入；二，促使消费者更多地消费，从而使剩余被消费掉……这样一来，投机就有利于新一轮均衡的形成。所以从这个层面上说，投机就是使市场平滑运行的催化剂和链条，既有利于消费者，也有利于厂商，并且有利于整个经济秩序的稳定。[23]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正是通过这些投机行为，信息才得到了更为有效的传播和利用，而这些恰恰正是市场机制的特点。但在此不得不进一步说明的是，作为市场经济的活动主体之一的投机商，他们也是要受到社会基本伦理和正当行为规则约束的，那种不顾同胞死活和社会整体福利的疯狂投机商人已经不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自利主体了，与本文所说的并不是一回事。[24]
故而，投机商及时迅速地放大了信号，他们使得在产品匮乏或过剩在真实地发生以前就把信息传达了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他们沟通了未来和现在。如果没有投机商，价格链条就会失去它相应的作用，匮乏或过剩就会突然地发生，以至整个社会措手不及，这也正是新教材19页所讲的那个情形。——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就是教材所说的那种情况的宏观表现，过去人们倾向于认为那是市场机制本身造成的，但后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指出，恰恰是政府对于经济的管制才是造成萧条的真正元凶（再次提醒：管制≠宏观调控）。[25]不仅如此，这种管制思想的滥觞还造成了后来令各国政府都头痛的“滞涨”，面对这种“滞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就坚决支持降低管制、开放市场、自由贸易等，并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根本之道。在实践上，也正是撒切尔夫人对于管制、垄断和特权（包括工会的特权）的取消等政策才使得英国率先摆脱了“滞胀”，并得以扭转工党执政时给英国社会带来的重重问题，而且还开启了八十年代以来西方世界的改革浪潮。
总之，教材此处的问题就在于对均衡的概念以及价格和决策行为的预期没有受到相应的重视。如果说市场机制有“滞后反应”的话，那它只是一种边缘情态，相比之下，计划经济的滞后则更为严重：从搜集信息、制定计划、发布计划、执行计划到最终控制。——本文建议教材的编撰能否做一下调整，即从比较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入手来阐述一下它们的相对效率。[26]
（二）资本的流动
（1）价格刚性与收益率
经验表明，价格波动只是导致资源配置一个因素，而不是全部，在很多情境下，价格是有刚性的。本文无意在此对刚性的机制作出解释（它的机理十分复杂，甚至涉及到心理学），只是想借此揭示出另一个重要的维度，即价格刚性与资源的配置。
资源的配置从根本上说是以生产要素的收益率为其最高诉求的，在价格具有刚性的情境下，也丝毫不影响它的配置。道理很简单，价格虽然具有刚性，但其销售量却是可以变化的。举例来说，一个超市里的产品价格，尤其是标志性商品（如可乐、牙膏、洗发水等），其波动空间是很小的，但消费者却会用货币选票表达对于该超市的好恶，这样就会使得投资的收益率发生变化。在一个超市稀缺的地方，消费者的大量购买就会使得这项投资的收益率远远高出同样量级资本的其他投资，这样就会吸引资本向这个地区的超市行业流动；反之，资本就会渐渐退出这个地区或向其他行业转移。在这样的情景下，资本自由地流动，不断地去追求更合理的投入产出比。——这样，看不见的手就发挥了它的作用，它自发地调节了资源在各个部门的配置，并进而推进了社会的整体福利。
本文之所以提及这个维度是想强调，说价格变动会引发资源的配置，这固然不错，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或者说还不是实质，生产要素收益率的变化才是价值规律的核心体现。
（2）劳动生产率与成本－收益分析
在劳动生产率上，新教材也同样地沿用了老教材的表述，如19页：“只有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缩短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给自己的产品提供降价空间，在价格竞争中乃至生存竞争中更具优势。”
显然，这样的表述是没有把成本核算考虑进去的，也可以说它没有强调价格的形成机制。对于一个企业而言，提高劳动生产率一般而言是需要追加成本的，如设备的投入、管理费用的增加，这样一来，它就可能不经济，在价格竞争中可能就没有优势。成本核算在竞争中处于至关重要的位置，如果它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那么这种改进就不是技术进步，而是技术浪费；而且，同样一个技术，在美国是经济的，但在印度可能完全就不具有优势。所以劳动生产率并不简单地就是越高越好。对此，吴敬琏先生早就告诫说，“如果把效益的提高片面地与劳动生产率联系在一起，那就会走上苏联六十年代后期直到瓦解所走过的用‘增强技术装备’搞‘机械化’、‘自动化’取代经济改革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错误道路，那将是更加危险的。”[27]
我们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也常能发现许多这样的例子，如比亚迪有限公司这一全亚洲最大的蓄电池厂就是靠着把日韩电池流水线中的机器换成人工操作才得以降低成本并成长为今天的规模的。——日韩等国的电池企业的流水线已完全自动化，生产过程中应用人工很少。而比亚迪公司的当家人王传福则反其道而行之，将流水线中的诸多操作环节改由人工来完成，借助中国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极大地降低了成本，给日韩的蓄电池生产厂商造成极大压力。短短几年之中，比亚迪公司就崛起为亚洲最大的电池生产厂，很多著名公司都已由日韩电池厂的客户转成为比亚迪的客户。这个例子就充分说明了劳动生产率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成本核算才是关键。
也许有的人会感到奇怪，难道技术史不就是一部不断升级和进步的历史吗？难道技术上的进步不正是其被选取的原因吗？不错，从大历史的范围说，技术史的确是一部升级史，但却有必要指出的是：（1），被商业社会广为采纳的技术≠人类发明的全部，恰恰相反，它只是冰山的一角，同样还有许多没有被推广和应用，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原因，但不经济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晚年的林语堂先生倾其所有发明了一种汉字输入机，但终因造价过于昂贵而没有市场推广的价值。市场就是这样无情，它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如何先进，只要不可取就不会被接受。——的确，从结果的角度看科技史就容易给人一种印象，那就是先进的技术一经被发明就会迅速被接受，但这完全是一种错觉。（2），人类历史上的许多发明在最初只不过是实验室里的奢侈品，或是少数人贵族式的消遣猎奇，飞机的发明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其军事价值和商业价值只是到了后来才渐渐地凸现出来。即使今天，飞机也只有在远程才是经济的。——进言之，在商业限度内，一种技术是否被采纳以及采纳到何种程度，效益（成本核算）才是决定性的因素，而不是其技术上的先进性。
总之，经济与否才是最为根本的维度，但教材在这一方面却没有给出相应的论述，否则不仅市场的运行机制会受到误解，而且还容易滋生盲目崇拜先进技术的情结（笔者本人到大学时还有这样的思想）。[28]这种唯技术论显然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经济学思想，如果他们抱着这种观点走向未来的领导岗位还可能会制定出不恰当的公共政策。
（3）修改建议
关于资源配置的问题，建议以如下的表格加以说明：
行业名称餐饮冷食电力印刷金融IT
年收益率50%48%54％51%53%120%
行业名称超市服装制造室内装修船舶维修煤炭业石化
毛收益率48%54%48％47%61%150%
行业名称棉纺汽车修配造纸美容家电制造影视制作
净收益率48％50％52％51％34%23%
（为分析起见，数据属虚构）
〖限定条件〗1，假定它们的投资都是等量级的资本，如500万元人民币
2，所选样本在行业内的经营水平是近似的，如都是中等水平
3，资本可以相对自由地进出
在上图当中，我们发现，500万人民币的投资，其收益率的平均水平是50％，而这里面有两个行业明显高于其他行业，即IT和石化（粗体），它们的收益率非别为120%和150%；同时也有明显低于其他行业的，如家电制造和影视制作（粗体），其收益率分别为34%和23%。
这样的讯息会对市场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首先，有些资金会去追逐石化和IT业，这样竞争就会加剧，从而使供给增加，因为高额的利润就是市场稀缺最直接的信号；同理，有些资本会从家电制造和影视制作业退出，因为“过剩”就是市场不需要那么多的信号。其次，资本的进入会维持在平均利润率的水平上，从而形成一种均衡，即各个行业等量级的资本收益率是相近的，因而均衡就是市场对其需要程度的一种反馈。一般而言，资本一窝蜂似的涌向一个行业，或者从某个行业退出，是很少发生的。因为人是有理智的，没人比他本人更关心他自己的利益，他作为自利的主体，会竭尽全力收罗该行业的信息，以调整自己的行为。这样，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就会自发地调节着资源在各个行业的分配，使供给和需求维持在一个恰当的水平上，故而全社会的整体福利就会提高。第三，计划经济之所以没有市场经济可取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资本的流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过剩”不能被及时降低，而稀缺又不能受到及时的追逐，价值规律也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样的经济往往伴随着短缺和贫乏。——但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充分市场化了的社会其资本的收益不可能都是接近的，永远有着新兴的行业和夕阳产业，但市场会通过货币选票自动地告诉经营者应当如何行动。
Ⅱ、市场经济的伦理学和政治学维度
在展开本部分论述之前有必要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政治经济学的关注核心是什么。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它首要的关注乃是国民财富的问题（国民财富≠国家财富），正如高全喜先生所说，“苏格兰历史学派所提出的一套政治经济学，其要点是：经济问题并不在于探讨国家作为一个主权实体对于社会财富的实际拥有，那是财政税收的问题，也不是探讨一个单纯的有关个人的财富的生产与消费，那是家政学的范围，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中心问题乃是一个国民财富问题。……把经济学置于政治学的管辖之下，或从一个广阔的政治社会的背景以及历史的动态演变中考察一个社会的经济过程和财富的本性，这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29]因此，不理解苏格兰启蒙运动就难以理解市场经济和法治为什么能首先在英国兴盛起来，并使当时还处在世界边缘的英国得以迅速超过头号帝国西班牙并从而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强国；[30]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一向推崇自由、平等的法国人会走向激进的大革命并以拿破仑的僭主政治收场；同时还不能理解为什么近代德国在俾斯麦时代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却孕育着公权力扩张的隐忧，更不能理解为什么魏玛政体会被纳粹所轻易地践踏……总之，不理解与市场机制密切相关的更广阔的维度就殊难深入地理解市场机制本身。
下面本文将结合伦理学和政治学维度来分析新教材的文本及其问题。
一、市场经济的伦理学基础
（一）公民教育•私德与公德
伦理学有许多划分方式，其中之一就是划分为私德与公德，前者重心在私人德行（性），而后者重心在公共德行（性）。——高中的政治经济学教课书应以什么样的伦理为基点，它的重心究竟在私德还是在公德？时至21世纪的今日，可能没有人再会怀疑政治教材的重心应该在进行公民教育了，但颇为遗憾的是，新教材里面夹杂了太多的私人伦理。如教材23页－26页“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就这一节而言，其主旨就是在私生活上告诉公民应该怎样生活，仅随手就能举出多处这样的表述：如：
24页，“小林的服装总是怪怪的：裤子上左一个大兜右一个大兜，兜上还有许多铁环，走起路来叮当作响，两只鞋的颜色也不一样。”
24页，“……为显示与众不同而过分标新立异，是不值得提倡的。”
25页，“有些商品，人们拥有它的目的不在于它本身的实用价值和它带来的乐趣，而在于‘向上看齐’‘人无我有’的夸耀心理。……这种消费心理是不健康的。”
25页，“量入为出，适度消费。……那些支出无计划，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为了撑面子不惜举债而不考虑自己的偿还能力的行为，都是缺乏理性的。……”
25页，“避免盲从，理性消费。……要尽量避免情绪化消费，避免只重物质而忽视精神消费的倾向。”
26页关于“打包”的表述，“前几年，‘打包’现象不太常见，把吃剩的饭菜带回家有点让人不好意思，显得太小气。如今，‘打包’的风气越来越流行。据调查，有70%以上的人愿意‘打包’。当然，‘打包’毕竟是盲目点菜的结果，比‘打包’更好的是精打细算，合理点菜。”
总之，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些告诫都固然良善，但却不适宜由国家来提倡（政治教课书代表着国家意志），而是应该由社会，尤其是家庭来完成，[31]它在进入教材时尤其应当审慎。一个人虽然很穷，但仍高消费、充门面，那充其量只是他个人的私事。贝克汉姆就剃过怪异的发式，艺术家们的着装和做派也大都另类，但这些都不应受到来自官方的评价。在此可以回想一下80年代初，那时披肩发、迪斯科、邓丽君的歌曲等都被反对过，60年代更是举国反对过“奇装异服”……，往事并不如烟，这些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有所反思吗？如果是好妈妈协会、某慈善机构或教会之类的团体宣传这些事例，那将是非常恰当的，但国家不宜这么做。因为教材的提法里却隐含着这样的前提，那就是国家的公共权力有义务告诉公民应当过什么样的私生活。——政治史及政治思想史表明，这种观点恰恰是自由之敌，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是相当不利的（本文还将在政治学部分进一步论述）。
当然，我们不难看出教材编纂者的良苦用心，那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教材来重塑我中华民族的美德，但教材的办法却与政治教材应有的定位不吻合。——本文建议能否另出选修课读本，把刚才所说的内容移进去，书名叫《个人美德》。在这样的读本里，甚至还可以编进“论慷慨”、“论友爱”、“论忠贞”、“论守信”、“论节制”、“论气节”等等，在那里甚至可以不惜笔墨，大讲苏格拉底的幸福论、孔子的“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比尔·盖茨为了慈善事业而把98%的财产都将在身后捐出去……这些行为都很高尚，也非常感动人，正是他们的行为让我们在现代世界里还能强烈地感受到人性的高贵和温暖。但我们必须清楚，这些虽好，其重心却只是私德而不是公德，这些材料进入教科书要谨慎，或者至少要加以恰当的说明。
其实关于私德、公德的划分早在民初时已经有过清楚的论述，如严复、梁启超等。而且，我国古代的思想家也都明确的表达过这方面的思想，如孟子就批评过子产是“惠而不知为政”（子产用自己的私车送百姓过河，人皆曰善，但孟子却说那只是小恩小惠，官员的职责是积累财政、组织修桥，而不是用慈善家的方法解决公共问题）。——反之，私生活方面的“瑕疵”也不应不恰当地影响我们对于一个政治家或思想家的评价，马克思和爱因斯坦都有非婚生子，但这与他们的理论没有紧密的必然联系，也丝毫不影响他们作为理论家的伟大。
总之，笔者无意否认伦理道德的重要性，无意说公权力的建构无涉伦理道德，更无意说私德不重要，而只是说高中课本就其定位来讲应以公德（公法）为重心。教材私德导入得太多，而在公德方面（以及公共政策）的论述则显得相对薄弱。
（二）近现代个体原则
伦理学还可以分为古典伦理和后古典伦理，它的转变是以奥古斯丁为代表。[32]我们知道，在古希腊、罗马乃至中国传统文化里，个体存在的最高意义完全是系于群体。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凡隔离而外于城邦的人，不是野兽就是神”（《政治学》，1253：a）。孟子也说，圣人就是“人伦之至”……总之，这样的视野里还没有近代式的个体意识，所以我们也才能理解为什么逐出城邦、失去坛火、断绝祭祀等对古人而言是莫大的羞辱和绝罚，因为这不啻于说一个个体的生命的最高价值就被剥夺了。——思想史正是因为突破了古典伦理才催生了近现代式的个体意识（我们可以从鲁迅的《野草》深切地感受到这种个体意识）。学界都知道，这种个体意识与市场经济紧密相关的。但新教材在这方面的论述却是以古典伦理为背景的，如85页“依法纳税是公民的义务”的论述。这一部分本来应当很顺畅，也颇容易树立公民思想，但它给出了一个不恰当的图解（略）：
79岁的张大爷临终前嘱咐儿子替他纳税，而且更为有意思的是图旁还配有这样的小字，“儿子交完税以后，张大爷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明眼人不难看出，新教材的隐含逻辑就是个体生命的最高意义在于他对于群体的贡献，张大爷把纳税当成是生命的终极价值就蕴涵着这层意思。这种价值取向与近现代式的个体意识相左，个人喜欢这样的伦理并愿意把它看成是生命的最有价值的内容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我们以此作为公德的标准来宣传就有欠妥当。——如果个体的生命价值完全取决他对群体的贡献（姑且不去细究何谓“贡献”），那么对于群体贡献小的其价值就小吗？既然人对群体的贡献各不相同，那么是不是就有的高贵、有的卑贱呢？一个肢残的乞丐、一个白血病患儿，他们生命的价值就低贱吗，他们就是社会的累赘和负担吗？罗马的《十二表法》就规定可以杀死残体儿或怪胎，[33]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对于群体“没有贡献”。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看待人的话，那么生命的价值何在，其绝对的尊严又何在？——我们中华民族曾深受“文革”之苦，殷鉴不远，那时候的口号仿佛还历历在目，“狠斗私字一闪念”、“要斗私批修”……，不正是在轻个体的信念下，社会才会停滞不前吗？“六亿神州尽舜尧”带来的不是普遍的繁荣，而是普遍的贫困和落后。直面我们的错误，不是为了追究死人的责任，而是要从历史中得到借鉴，并担负起对于未来的责任，否则我们这个国家前行的步伐就还无法摆脱沉重的因素。
与此不同的是，近代伦理则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它把个体第一次地从群体中剥离出来并赋予个体生命以不可动摇的、绝对性的价值。对此黑格尔是这样论述的，“说到一个人本身就是自由的，按照他的本质就是自由的——这点柏拉图不知道，亚里士多德也不知道，西塞罗不知道，罗马的立法者也不知道，虽说唯有自由这一概念才是法律的源泉。只有在基督教的教义里，个人的人格和精神才是第一次被认作是有无限的绝对的价值。”[34]——到了近现代，尤其是经过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个体价值至上的原则就被更加坚实地确立起来了，并成为西方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尽管对于个体价值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是这一原则本身却没人怀疑。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表达这一原则的深刻性，那么康德的话也许是最恰当不过的了：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手段，而是目的！
（三）“蜜蜂的寓言”与近代私利—公益观
新教材24页有这样的引述：“西方一位经济学家曾以蜜蜂作比喻，说在蜜蜂的‘社会’里，奢侈之风盛行时，各行各业都很兴旺；当节俭之风代替奢侈之风后，‘社会’反而衰落了。他由此得出结论：个人的劣行也会推动社会进步”。
学界都知道，“蜜蜂的寓言”指的是英国的大思想家曼德维尔写于1714的《蜜蜂的寓言，或私恶与公益》一书。但教材的表述明显地是断章取义，是对他的曲解，他从来没有说过个人的奢侈也会推动社会进步。那么，“蜜蜂的寓言”所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内涵呢？对此，高全喜先生曾论述道，“曼德维尔并没有像他那个时代的人们那样，鄙视私利，倡导公益，认为自私自利是可耻的恶行，专门利他才是褒扬的德行。曼德维尔向读者展现了这样一种见识，他认为人们的私心之恶常伴随有公益的成果，人们那些出于私心和自利而做的事情，虽然动机难说良善，然而其结果却是无可指责的，因为它们也能够导致社会的公益。”[35]其实，这也正是亚当·斯密所表达的：“我们并不指望从肉店老板、酿酒师或面包师的仁慈中得到我们的晚餐，而是指望从他们对各自利益的考虑中得到。”[36]
这里的关键所在是曼德维尔借助“蜜蜂的寓言”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新的私利—公益观。在古典时代，私利与公益在很多人眼里是两种本性上不同的东西，甚至认为私利与公益是截然对立的。总的来说，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往往总是习惯于从道德角度来看待私利与公益问题，并想当然地认为私利就是满足个人的私欲，因此是不好的、甚或恶的，而只有公益才是有价值的、是良善的，这种道德主义的判断充斥着人们的思想意识。而近代市场机制的伦理学则与此不同，它的基点是追求世俗利益的社会，正如高全喜先生所说的，“不应把人一上来就设想的太高，追逐自己的利益，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人的基本天性，作为一个道德学家尽管可以用道德的标准来要求人，但不应把道德标准视为一个有序社会的基础。上述观点很容易受到道德学家的指责，特别是在视公益为社会基础的人们眼中，追求利他主义，献身于公益事业才是人的理想人格，不过这种道德理想主义往往在现实中很难得到落实，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秩序中用道德来衡量人们之间的经济往来无疑是相当无力的，追求私利才是经济秩序中的基本规律，每个人在市场行为中追求自己的私利，这一点尽管在道德上算不上高尚，但却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也是支撑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杠杆。”[37]——总之，揭示出了一个不同于古典社会的私利—公益观，这才是曼德维尔“蜜蜂寓言”的真意所在。
此外，本文还想借此说明一个基本的学术态度：敬畏是我们从伟大的心灵那里有所收获的前提，没有敬畏，以为人类以往的大思想家竟然会荒诞到愚蠢的程度，这反倒是最大的荒诞。老师在教学中也应告诫学生，如果我们三拳两脚就可以打倒一个伟大思想家的话，那么一定不是他错了，而是我们错了。但不言而喻的是，新教材对曼德维尔的歪曲显然就有失对于大思想家的严肃和敬畏。——知识方面的错误固然需要修正，然而更需修正的则是对于历史的傲慢与偏见。
二、市场经济的政治学基础
前面已经有过暗示，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繁荣都是以市场为导向的，近代经济学的兴起是有其政治学维度的。
（一）税收与政府的地位
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而法治的内在要求之一就是政府是服务于国民的公器，它对于各种自然人和法人都应一律平等，不能有任何歧视。不仅我国宪法规定了“人人平等”，而且建立服务型政府也是我国政府的主要诉求之一。但除了教材前面提到的数处以外，还有多处与此背道而驰的，如81页论述税收时说“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相关论述略）。而且，此页还断章取义引用列宁的话：“所谓赋税，就是国家不付任何报酬向居民取得的东西。”这样的话，国家不就变成了奥古斯丁所说的“公然进行大规模拦路抢劫的土匪”吗？毋庸讳言，这种断章取义在文科教材并不罕见。
本文认为，说“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这固然不错，但只有这些就并不全面，因为该描述里潜藏着这样的预设：即公民的纳税行为完全是被动的，政府的征税活动不需得到纳税人的同意。然而，无论是从世界范围还是从我国当前改革的现状来看，政府是服务于国民的公器的观念才代表着历史的方向。以纳税为例，从一定角度说它不过是纳税的公民花钱来购买的一种公共服务，如国防、公共机构和公共设施，因而不能把它简单地说成是无偿的。进言之，纳税首先要征得纳税公民的同意（体现为代议机构的批准），它不是政府独断的事情，不仅如此，政府还有责任、有义务把财政的使用向人民做个交待（体现为代议机构的审批）。
说政府是服务于国民的公器，这里面还有一个预设，那就是公权力不应介入公民的私生活。但法治史上违反这一原则的也数有先例，美国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就非常典型。该修正案是一条1919年通过的禁酒法案，它禁止酒类的制造和销售。尽管其初衷乃是“高尚的”，即为了避免酒后滋事和犯罪，可这个出于高尚动机的法律无疑却是恶法，它甚至导致了执法人员的“伙同犯罪”（他们卷进了酒业的走私和销售）。该修正案虽于1933年被第二十一条修正案所废止，但它却在宪法史上留下了令人深思的一笔。——公权力（以及宪法）就根本的出发点而言不是用来指导公民私生活的，而是用来调整公民和国家的关系的，它不应告诉公民应当过怎样的私生活。进言之，政府的公器地位只是一个手段，一种公共工具，它们如果说有什么目的的话，那也只是为了更有效地、更公正地服务于个人的私利，为了它们的预期的最大化实现，只不过这种预期必须是合法的。
弄清政府就是服务国民的公器一点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正在加强法治建设的国家还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常会看到一些公权力侵犯公民私生活的报道，如02年延安市宝塔公安分局对张某夫妇在家看黄碟进行搜查就是一例，其原因之一就是那些执法警察对公权力限度缺乏应有的意识。可以设想的是，如果那些警员在中学时代就受过相应的教育的话，类似的情况会变得越来越少，我国的法治化也会越来越快。
（二）国家财富≠国民财富
新教材72页在论述“财政收入与支出”时给出了上海徐家汇地铁的图（略），并在图的下面配有这样的问题，“⊙地铁能靠个人出资兴建吗？⊙应该由谁来办？”教材尽管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但从上下文看，显然是想让学生得出应当由政府来承办的答案。可个人（自然人）虽没有能力，但是公司（法人）有能力，我们不能说个人没能力办的就必须交付政府，更不能说政府在这些行业里享有排他性特权。现在政府已经把电业、铁路等行业也向非公资本开放了，这些都恰恰显示了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市场经济的决心和魄力，渐渐放开市场准入也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体现。——面对历史和时代的大潮，教材不能不敏锐，不能没有前瞻力，更不能抱住某些陈旧的教条不放。
从学理的角度说，该案例里还潜藏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国民财富与国家财富的辨析。近代经济学所研究的是国民财富，而不是国家财富，或者说它是一种国民经济学，并不是国家经济学，因此，经济活动的主体并不是国家，而是国民，即在一定的国家制度之下追求利益的个体。故而，政治经济学所探讨的重心并不是国家财富的拥有，而是国家之下的国民财富的构成、本性以及原因，所以，从根本上说它是富国裕民论，而不是单纯的富国论。然而“五四”以来，我国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误区，那就是强调的不是富民论，而是富国论。这种理解表面上接受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富国裕民”的主张，但其对于国家职能的理解与古典经济学简直是南辕北辙，误以为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使一个国家作为一个经济主体的财富最大化问题。至于到了20世纪，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国家，救亡压倒了启蒙、富国压倒了裕民。[38]——正是在这样背景的影响下，新教材对于国家财富的论述就远远重于国民财富，其结果就是得出了地铁必须由政府修建的结论来。在历史上，国家财富乃至综合国力迅速增长而国民财富受到压抑也数有其例，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就非常典型，众所周知，在其高速经济增长的背后藏着巨大的隐患，苏联乃至今日的俄罗斯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此外，还有新教材第七课“个人收入的分配”以及相关论述，这样的题目设置以及这部分的相关论述暗含着这样一个前提，即个人收入是由具有人格的实体（国家）分配得来的。实际上，这种思想不仅与前文所述的市场机制相异，而且也有推重国家财富甚于国民财富的意思，所以建议将它改为“个人收入的取得”。诚然，新教材73页也有这样的话，“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是基础性的，二者是根与叶、源与流的关系。”——虽然此处似乎含有推重国民财富的意思，但就整篇而言这里面却缺乏内在的逻辑关联，而且其结论的立脚点在于“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而不是推重国民财富。
本文想进一步说明的是，这不仅是一个纯理论问题，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现实问题：计划经济时代之所以发展缓慢，而现今之中国之所以发展迅速，就是与我们对于国民财富的态度上的变迁是密切相关的。政治教科书不能不讲政治，所以本文建议教材的编撰者对国民财富与国家财富这两大概念的不同加以认真的区分和对待，并调整相关的论述！
Ⅲ、教材中的逻辑缺陷
所谓逻辑，这里主要指形式逻辑，它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在两个或多个社会现象之间建立严密的因果性联系。从一定意义上说，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魅力就主要体现在是否能在错综复杂的现象之间建立令人信服的逻辑关系。而评价一个教材的好坏，除了它的形式是否新颖、是否符合认知心理学和教育学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其论证的逻辑基础是否令人信服。——实际上，本文在前面的论述里面已经隐含地提到了一些形式逻辑的问题，但没有把它单独地提出来。下面本文将在这一部分对教材中的逻辑论证方面的问题，以几个地方为例加以分析。
（一）教材110页-111关于全球化的表述
“现阶段，经济全球化使世界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两极分化更加严重。一边是发达国家财富的不断积累，一边是发展中国家贫困的不断加剧。”如果教材的论述在逻辑上是对的话，那么我国就不该加入WTO，因为我国就是发展中国家，加入世贸组织只会导致我们越来越穷。紧跟着这样的论述，教材接着讲：“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在此，我们看不出来从前面这个结论是如何过渡到后面这个结论的，也就说，教材没有论证清楚全球化这个对于发展中国家有坏处的事物为什么还有好处。此外，也是最重要的、但却没有被点明的是，造成东南亚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究竟是全球化还是其经济体制上的原因？我们的应对重心是在防范索罗斯这样的国际炒家还是要建立充分市场化的机制（尤其是金融机制）？……
国际间两极化现象是极为复杂的问题，学术界也多有争论，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那就是我们不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究竟是全球化还是其国内缺乏善法良政导致该国的日益贫穷，这一点没有阐明。——尽管简化在有些时候对于阐明问题是必要的，但在有些情况下，简化则意味着歪曲，会造成学理上的不通畅。
（二）劳动生产率和商品价值量的论述
在劳动生产率和商品价值量的论述上，新教材16页重复了老教材关于铝的例子来说明劳动生产率越高则其价值（价格）越低。可实际上，这个例子里面有太多的预设，如电解铝技术的发明使得冶铝相对于冶炼其他金属的难度降低等。——如果教材的逻辑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就能推出来汽油、钢材也会越来越便宜，因为炼油、炼钢的技术也在进步，当然，这个推论与实际情况是不符的，所以教材的论证推论是站不住脚的，它的问题就在于把一个特定化的、受到严格条件限定的事例普遍化。如果可以这样适用逻辑的话，我们就能从朝鲜、古巴的落后中推出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好的。显然，这样的推论是错误的，不仅逻辑上错误，而且政治上错误！——就逻辑而言，这样的结论经不起推敲，它没有注意到该结论受到了严格的界定。
（三）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论述
教材77－78页论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时举了青藏公路例子，教材得出的结论是它们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但是这个事例能否得出这个结论呢？——如果能的话，那么美国第一个登月、第一个搞出来原子弹、还有跨洲的四通发达的运输网，那么能否得出结论说这些事实反映了资本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呢？同时，欧美有很多高质量的军工产品皆出自民营公司，我们是否能得出那反映了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呢？——如果我们得不出来这个结论，那么教材的推论也同样不能成立。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但结论的正确不等于论证的正确。尤其是当我们评析制度本身的时候，不能不进行严密的逻辑考辩，不能轻易地把非制度性因素当成是制度性因素，比如不能轻易地把人性中的邪恶等同于制度的邪恶，也不能把政治人物个人决断与制度简单地画起等号。否则我们在考察美国时就会把基督教带给其国民的道德性说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解析斯巴达人的严谨时就会得出那是奴隶制的优越性；在分析中国乒乓球队的胜利时就说那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邓小平同志曾不止一次地批评过这样的逻辑，他曾说过，一个商店卖货额高了，说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球队取得胜利了，也说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庸俗化，对我们不利。
所以，我们不能一见大工程就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也同样对我们不利，因为一旦该工程出了问题，那么是不是就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出了问题？而且，这里面还没有论析，同样一个工程究竟是由政府独办更可取还是多元竞争更可取……总之，教材在这里的论证过程在逻辑上是不严谨的，尽管其结论是正确的。——某个观点或信念的正确与否固然重要，但同样的重要的还有它的理据。缺乏充分理据的观点只是一种肤浅的观点，即使它是可取的，也只不过一种人云亦云，对于塑造年轻人的灵魂并没有什么益处。教育如果变成了灌输，那么缪斯女神的高贵也就变得卑贱了。
结语
众所周知，教材的编撰首先要有专业性、科学性，要保证这种专业性，不出硬伤，不做有争议的论述，首要一条就是要由专家编审。出版界都清楚，编刊物时拉几个知名专家挂名作编委皆是常情，但刊物的质量却决定于真正的编写者（本文恕不罗列新教材审读专家的名字，以存忠厚）。——新教材的彩图倒是丰富，但这与杂志又有什么区别呢。教材作为严肃读物，其新颖主要应在内容、在理论架构上，而不在于粘了一大堆花哨的图片（彩图占了全书版面的近2/5，而且有些图片实不必要）。
通过上面的论述不难看到，新教材的编撰在质量上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对老师而言，不容易最大程度地发挥他们的聪敏才智；对学生而言，不容易使他们深入地领会经济学的魅力，也不容易激发他们的兴趣；就考试而言，不容易恰当地选拔人才。
其次，教材的编撰首先要体现国家意志和党的方针路线。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而党的政策最核心的一条就是坚定不移的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而，教材能否把它论述清楚就不仅是个纯粹的学理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教科书要为国家的大政方针铺路，这一点绝不能含糊，但遗憾的是，教材在某些方面的论述和理念显然是滞后的，该讲清楚的没讲清楚，甚至在学理上还有诸多不恰当的地方。
再次，人文学科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人文性。孩子们的心灵是纯净的，我们有责任不使他们变得轻浮和狂妄，对待真理的态度比对待真理本身更为重要！钱穆先生曾说，对以往的历史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或至少不会对它抱有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我们自己是站在以往历史的最高点。[39]认为只有我们今人才有最高的智慧，这无疑是对以往文明的藐视。但无庸讳言的是，教材里（其他文科教材也多有这种情况）尚有很多类似轻浮的内容，比如前文提到的对于孟德维尔的引用等等。
一个好的文科教材应该培养出学生对于人类导师的敬畏、对于历史的温情和理解、对于异己的宽容和接纳、政治上的敏锐和审慎、以及温厚从容的大国情怀……但新教材在这些方面仍旧显得不足。
也许，本文以这样一句话来结束是最为恰当的：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邓小平
[1]本文得到了诸多老师、同学的修订，在此表示感谢！当然，不足之处由笔者负责。
[2]《思想政治①——经济生活》，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以下简称“新教材”。
[3]《思想政治①——经济生活》，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以下简称“第一版教材”。
[4]《思想政治》（上、下），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以下简称“老教材”。
[5]同样的例子还见于18页牛蒡的例子，95页还有个众人争上发财船“一哄而上”的图，老教材举的则是红果“一哄而上”的例子。——鉴于这些例子所要说明的道理都是一样的，本文仅举一例加以分析。
[6]《卖桔者言》，张五常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7]《法律立法与自由》（卷二、三），哈耶克著，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220页。
[8]《民法学原理》（修订第三版），上册，张俊浩主编，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37页。
[9]熊彼得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即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制度注定是一种不可企及的理想。J.A.Schumpeter，CapitalismandDemocracy，1942，《法律立法与自由》（二、三卷），295页，注3。
[10]比较新一点的版本可以参考《经济学原理》，(美)曼昆(N.GregoryMankiw)著，梁小民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经济学》，保罗·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美)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D.Nordhaus)著，萧琛主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
[11]《法律立法与自由》（卷二、三），58页。
[12]《福布斯》每年都要评价各国竞争力，去年《福布斯》把浙江单拿出来做了竞争力排名，甚至还排在日本前面。——商会的自生秩序是江浙民营经济大背景的一个反映。
[13]《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哈耶克著，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23页。
[14]今天的学生所受的文科教育与八、九十年代并无太大的区别，他们普遍蔑视古代的制度，比如对于八股文的评价还停留在我上中学的水平上，殊不知八股文是当时世界上最早的标准化考试，它能最大限度地排除权力、关系等因素对于录取的干绕，否则从文体和格式上就可以作弊。前人（如朱元璋）当然也深知这种考试录取了大量的庸才，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却无法找到比它更不差的制度。按今天高考的制度，钱钟书必然落榜，我们也能轻易地举出高考制度的重重弊病，但就现阶段而言，它大体却是一种最不差的制度，可设想的任何另外一种选拔制度都会比它更有失公平、更不可取。
[15]基督教扳转了古典政治学的进路，它打破了古希腊、罗马人对于人性的乐观，奥古斯丁是这个过程的枢纽人物，他深刻地指出了人间不过是涕泪之谷，政治的目的不过是以最大的程度来减低这种苦难，它不可能担当起建立终极性人间乐土的任务。因而奥古斯丁开启了这样一个思想进路，即人间没有伊甸园，我们人类在地上的诉求只能是一个最不差的制度！诚然，奥古斯丁的理论是在神学背景下提出的，但在现代世界中他的理论仍有着穿透时空的价值，尤其在当今科学理性日盛的世界中，我们对于人类自身的局限应有清醒的认识。——奥古斯丁对于政治哲学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从一定程度上说不理解他就难以理解教权—皇权的二元张力，也难以理解英美与欧陆政制上的殊异，更难于理解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乃至我们自身。
[16]《法律、立法与自由》（卷二、三），198页。
[17]《法律、立法与自由》（卷二、三），343页。
[18]关于价格的形成机制的深入之作可参哈耶克的《竞争的含义》一文，见《自由主义与经济秩序》。
[19]边际效用论是19世纪晚期兴起的、与当时占主流的劳动价值论抗衡的另一学说，一般认为其创始人为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20世纪20、30年代边际效用论在西方经济学界渐渐确立了其主流地位。理论史类的文献可参考《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美)理查德·豪伊著(RichardsHowey)著，晏智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笔者听课时曾碰见一个学生这样问：我们虽然画出了鸡蛋价格的波动曲线，但鸡蛋的价值究竟是多少呢？价格曲线上哪一点上才是价格和价值相等的点呢？其实，老师完全可以借此点到边际效用论，但遗憾的是这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却没有得到有价值的回应。
[20]“在哈耶克看来，只有在适用于一般性行为规则的场合，有助益的社会秩序才会生成，因为作为有助益的自发社会秩序的发生的必要条件之一的自由，只有当一般性规则存在的时候才是可能的。”《自由秩序原理》，哈耶克著，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代译序26页。
[21]详细的论述可参考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法律、立法与自由》；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2]《控制的专横》，见《自由选择》。
[23]《知识在社会中的应用》，见《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121页。哈耶克在该篇文章里对于价格调整的即时性有很深入的论证。还可参《竞争的含义》一文，在该文章中，哈耶克以其遂密的洞察和严谨的论析纠正了流俗关于市场调节是事后调节的见解。鉴于本文篇幅恕不赘述。
[24]近代市场经济兴起的伦理原因何在呢？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深刻地指出，唯利是图并不是其兴起的独特品格（peculiarcharacter），新教的勤奋与节俭才是根本原因。——究竟是不是新教伦理引起了市场经济，思想界无疑是有争议的，哈耶克就格外地反对韦伯的这一观点，并称其是一种神话（myth），他认为正是十六世纪晚期天主教的耶稣会士对于分配正义和规则正义的划分才是导致近代市场经济兴起的根本原因（《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132页、173页注15、539页注44）。——无论他们有怎样的分歧，他们的共识无疑却是：市场经济的伦理成因来自（宗教性的）美德，而不是恶。
[25]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中有一部分是专门分析大萧条的，其“美国中心论”观点可能为有的人所不赞同，但其进路却无疑获得了大量的支持，即人为管制才是造成大萧条的祸首。在该文中，他还对于罗斯福新政中的不足之处提出了自己的批评，该不足的主要表现就是政府对于经济的管制过多，这样就会埋下公共权力过度扩张的隐患，就会侵害美国借以繁荣的基础：自由。
[26]诚然，这种方法就是功利主义的方法，从康德哲学的角度看，它是没有坚实性的。美国宪法的起草者汉密尔顿就批评过功利主义的方法，他说：“对于一个把繁荣看得比自由还重要的民族，它就既不能、也不配享有这种繁荣。”（《联邦党人文集》）——但该进路对于绝大多数高中生的心智而言显得较为生疏，可斟酌处之。
[27]《何处寻求大智慧》，吴敬琏著，北京：三联书店，1997，61页。
[28]更进一步说，人类历史并非一部技术史，反倒是技术史是应从属于人类历史。人的需求及价值是全方位的，技术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而已。假若仅仅以技术进步与否来衡量历史发展，就会使人的价值陷入一种危险的境地。
[29]《休谟的政治哲学》，高全喜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85页，
[30]对于近代英国繁荣的原因，哈耶克曾这样说：“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使人们了解到，基于对任何专断权力的彻底不信任而对权力采取限制的措施，是英国经济繁荣的主要原因。”见《自由主义与当代世界》，哈耶克等著，北京：三联书店，2000，114页。
[31]这里本文想进一步指出的是，把负责基础教育的老师称为是“灵魂的工程师”也是不恰当的提法。因为对德性的教育应首要由家庭来完成，而不是负责公共教育的学校。当然，本文无意说德育教育不重要，更不是说学校要取消德育，而是说它的重心应该在家庭，学校的作用应是辅助性的。在美国，家长也被称为parent-teacher，这是富有卓见的。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可参《为了自由——洛克的教育思想》，纳坦·塔科夫著，邓文正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
[32]关于分期也有不同看法，本文采取古典伦理和犹太—基督教（Judi-Christianity）伦理的二分法，因为纯粹的个体意识是由基督教贡献的，近代西方伦理与后者的亲缘关系远近于前者。此处需要格外提及的是让·卢梭（1712-1778），因为他深远地影响了法国大革命（1789），而法国大革命几乎成了近现代所有激进革命的源头，但卢梭的伦理学总体上却属于古典伦理。——学界都清楚这一点意味深长。
[33]《罗马法教科书》，（意）彼德罗•彭梵得著，黄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126页。
[34]《哲学史讲演录》（卷一），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51页。
[35]《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43页。关于孟德维尔、休谟、斯密等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该书第一章有详细的考辨，可参之。
[36]AdamSmith，WealthofNations，I，p.16。引自《法律、立法与自由》（卷二），226页，注8。
[37]《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43页。
[38]《休谟的政治哲学》189页注2。原注中还有这样的一段话：“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严复将斯密的伟大著作译为《原富》，我以为不是具有先见之明，就是深得其中三昧，免去了《国富论》可能带来的误导。”
[39]《国史大纲（修订本）》，钱穆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前例。
我看了文章，觉得很好。因为我高中时期，学经济学，也有很多疑问。但是那时候我为了考试。都接受了教科书的说法。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文章。我帮孙怀亮联系了几个地方。不过都不太顺利。所以，我在征得孙怀亮的同意之后，放在我的blog上。
希望大家，尤其是高中生，都能够耐心看完本文，相信会有所受益的。当然，我并不是完全同意文章中的一些看法。
本文版权归孙怀亮所有，大家如果要发表，可和他直接联系，请给我留言，我也可以代为问问他的意见。
关于《经济生活》（第二版）中的若干问题[1]
作者：孙怀亮哲学硕士北京新东方学校基础部英语教师
孙怀亮联系方式：[email protected]
提要：ThisarticlewillfocusonthemistakesandfaultsinthesecondversionofEconomicalLifeusednowinthemainlandofChinaasthepoliticaltextbookforhighschool.Threedimensionswillbeanalyzedandreconstructed:itstheoryofeconomicsinpartⅠ,itsbackgroundofethicsandpoliticsinpartⅡ,itsformallogicinpartⅢ,inspiteofitsinsignificantblemishes.
提要：本文将集中探讨高中政治教材《经济生活》中的种种错误。作者将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和重构：在第一部分处理它的经济学理论，第二部分处理它的伦理学和政治学基础，第三部分处理它的形式逻辑。对于该书中无关宏旨的瑕疵本文不做处理。
人教社2004年版的高中教材《经济生活》第二版[2]较第一版[3]和旧教材[4]都有着非常大的改进，但仍存在着诸多问题，这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它的经济学理论的基础，尤其是对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的论述；第二方面是与市场经济相关的伦理学和政治学这两方面的维度；第三方面是其论证中形式逻辑方面的问题。本文拟就这三个方面，分别展开相应的分析和阐述。
Ⅰ、经济学理论
一般而言，经济学教科书在阐述经济学的机理时，都要从微观和宏观两个部分来解析市场的运作机制和价格机制，因为该机制乃是市场经济的特质之所在，不理解它就无法理解市场机制，但新教材在这两方面显得尤为不足。
一、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
（一）“看不见的手”的自发性调节机制
新教材在分析市场的局限性时把“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当成市场经济的弊病，但市场经济是否具有这三方面的弊病呢，教材的分析究竟有无争议呢？对此，本文将结合教材的文本展开具体论析。
（1）市场的缺失≠市场的盲目
与老教材一样，新版教材未能区分市场的缺失和市场的盲目，如95页苹果的例子是这样论述的：“有一段时间，苹果的价格很高，不少地方的农民砍掉其他果树，改种苹果。可是，没过几年，苹果大量积压，价格直线下降，甜苹果成了农民的‘伤心果’。——甜苹果变成‘伤心果’，反映出市场调节具有哪种缺陷？”[5]——新教材的结论就是市场调节具有缺陷性。可是在教材的情境中，“一哄而上”的原因并不在于市场的失灵，而恰恰在于市场化的不充分。只有在信贷业、农药和地租等一系列生产要素的价格受管制并不随市场波动的前提下，上述情况才会发生，也就是说，只有在前述诸生产要素的价格不受价值规律的调节时，苹果（或牛蒡）的种植面积才会“盲目地”扩张。相反，在市场充分化的条件下，利率、地租、农药、农艺师的劳务价格等是会波动的，市场调节会自动地把苹果和牛蒡的种植面积限制在平均利润率的水平线上，而不会盲目地扩张下去。也就是说，真正造成种植者利益受损的原因乃是市场的不充分，尤其是对信贷市场的管制。我们必须有勇气承认，虽然银行、信用社的企业化程度在迅速地提升，但就现阶段而言其企业化程度还存在着不足，还不能完全按照市场机制独立地放贷与投资。如果银行业的企业化程度很高，它就会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经过周密的调查和计算，把放贷规模维持在这样的水平上，即苹果种植项目贷款的预期收益略高于或持平于其他项目。反之，如果银行业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就不能完全按照市场机制来放贷，这就会引发出教材所说的那种情况。进而言之，农户的行为并不是“盲目的”，因为他们的核算是建立在错误的成本信号上的：在保护农户的“爱心”下，果农才可以顺利地得到贷款并扩大种植规模。但市场是无情的，不遵循其机制就必然会遭到它的惩罚。
其实，教材中的情况与张五常在《养蚝者的经验》中所举的案例是一样的：香港的渔户因种蚝一哄而上导致了蚝价暴跌、利益受损。张五常在分析机理时就指出，“投资的多少，蚝类的选择，收成的时间，都是以蚝的市价及利率作指引而决定。不按市价，不计成本，不顾利率，养蚝者是会亏本的。作了错误的判断，市场的反应就是惩罚。亏蚀的大小是惩罚的量度准则。”[6]——他在该文中详细地分析了当时的香港在滩涂使用以及银行的信贷等方面的管制，并令人信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管制才是渔户利益受损的罪魁祸首。
在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造成农户利益受损的真正祸首乃是市场化的不充分，而不是市场的盲目，因为在教材的情境中市场化的程度是很低的。在充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中（market-orientedeconomy），固然也会发生一哄而上的情况，但那只是一种边缘情态。如果我们把一哄而上诊断为一种病的话，那么对该现象所进行的不同的病理分析就会导致不同的诊断方案。这就好比发生了堵车，我们不能不假思索地把红绿灯的缺失说成是红绿灯的盲目。——显然，按照教材的思路，所得到的诊断方案很自然地就是加大政府的管制，即所谓的“宏观调控”。不过，本文在此不得不特别阐明，当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位的时候（权限的边界后文将有说明），那么就不能被称为是“宏观调控”了，而只能被称之为“管制”。在经济学中，不符合市场机制的政府措施就是“管制”或“干预”，它们的效果往往是有害的，哈耶克甚至认为“干预（intervention）乃是不正义的行为”。[7]
总之，对于教材所提到的案例分析，尽量降低管制才是根本的办法，也是说让市场中那只看不见的手充分地发挥调节机制来促进价值规律的作用（即老子所说的“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本文想进一步说明的是，这种思想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深刻地影响了经济学，也深刻地影响了法学、政治学，正如张俊浩教授所说的：“只有恢复对于市场制度的信心，消除影响市场运作的人为因素，尤其是权力过分干预的因素，并且按照市场规则去改革政治，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8]
也许有的人会反问：在市场充分化的地方是不是就不需要宏观调控了？对此，本文有三方面的回应：1，宏观调控不等于管制，要尽量降低管制不等于不需要宏观调控，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2，经济学与数学不同，它不是思维科学而是经验科学，纯粹意义上的市场充分化是不存在的，[9]这样的假设已经背离了经济学的经验基础。3，市场经济并不与政府权威相矛盾，它只反对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因而，认为主张市场化就一定会反对政府权威和宏观调控是不恰当的。众所周知，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英美的政府对于宏观经济的管理就较为规范，美国联邦政府对于经济的调节力度在很多方面就强于我国的中央政府，美联储的调控效果也高于我国央行。可见，主张充分化的市场经济并不与政府权威相矛盾。
“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市场机制所反对的只是那种不属于宏观调控范畴的管制——不论管制（或干预）的形式多么善良、动机多么热忱，计划经济的实践早已证明，其最终带来的效果多是事与愿违的。
（2）自发性与正当行为规则
经济学教材[10]一般都把由看不见的手所起到的市场调节的自发性叫做优点，而不是缺点。所谓自发性，通常是指在正当行为规则指导下的自利行为，它与德性（行）和法治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正如哈耶克所说：“正当行为的主要功能在于告知每个人：他可以指望什么、他在实现自己目的的时候可以使用哪些东西或哪些服务、以及他可以采取的行动的范围有多大”。[11]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新教材95页的论述：“在市场经济中，在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下，为了自身的利益，有的工厂大量排放废气、废水，甚至制假售假；有的为了自身的利益，剽窃他人的智力成果，对他人辛辛苦苦开发出来的软件进行盗版”。——显然，该陈述里有这样的预设，即以自生秩序为基础的市场自发秩序是与正义规则相背的。然而，真正意义上的自发性是以正当行为规则为基础的，它会自发地排斥不法的、不正义的行为。在行会、商会、工会等组织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人们会自觉地抵制不法行为，并会通过订立行规、推动立法等来促进秩序的建立。以浙江商会为例，拿2002年度《福布斯》“富豪榜”和国家税务总局的“纳税英雄榜”作个比较就可发现，浙江民企在“纳税英雄榜”上的数量和比重比上“富豪榜”的多，究其原因，民间商会的监督与促进作用功不可没。[12]在纳税和诚信经营的问题上，以往人们都把它看作应是政府抓的事务，而在温州一带，因为有民间商会的倡导，诚信经营已成了许多企业自觉的市场行为，一旦某个企业弄虚作假、不讲信用，经商会公布后，它就很难在行业内继续发展下去。再如对美打火机案的胜诉，温州商会也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有一点是确定的，浙江商会成功的原因主要在于企业自治，而非政府的刻意安排和介入。温州商会的选举充满了剧烈的竞争和辩论，可以比较的是有些地区的商会完全是“二衙门”，其运作以及经费也多受制于政府官员，这样的商会怎么能够起到相应的作用呢。市场经济恰恰就是法治经济，自律、自治是其突出的原则，它与法制和德性（行）的关系也是互生的。——诚然，新教材93-94页整整两页论证的就是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道德经济，但这些论述与95页缺乏内在的逻辑衔接。
总之，教材此处有两处不当：首先，它把市场所要排斥的东西当成了它的内容。其次，在分析制度时它没有严格地分清哪里是制度的弊病，哪里是非制度的弊病，如盗版和制假的猖獗，它恰恰是市场机制不完善的产物，是不宜被轻率地归因给市场机制本身的。
（二）如何看待市场调节
（1）市场机制的局限性
人间没有完美的制度，市场机制也不例外，那么如何看待和评价市场调节的局限性呢？新教材95页是这样论证的：“市场调节不是万能的。市场解决不了国防、治安、消防等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枪支弹药以及危险品、麻醉品等也不能让市场来调节。因为如果听任经营者自由经营这些产品，会危害公民的身心健康，败坏社会风气，影响社会安定。”（市场机制究竟能不能调节国防、治安、消防等公共物品的供给，本文将在下一小节加以分析）
这里的论述有两层问题：一，它把市场机制的德性基础剔除在外了，这本文前面已经分析过了。二，“市场不是万能的”是一种模糊的表述，究竟是指它所调整的领域是有限的呢，还是指它的调节作用是有限的呢？新教材也没有就此做出相应的解说。
从经济的角度着眼，“市场不是万能的”其含义这样表达是比较恰当的：在我们生活中有些领域通过市场调节并不是最为有效的或最可取的手段。——我们知道，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制度，它的优点是与以建构的理性主义为基础的制度（尤其是计划经济）相比较而呈现的，正如哈耶克所说，“在很多人看来惟有经由刻意决策才能达到的众多事情，实际上可以通过个人之间自生自发和自愿达成的合作（thevoluntaryandspontaneouscollaborationofindividuals）而做的更好”。[13]
显然，这里涉及到经济制度的比较问题。本文建议可以这样设问并让学生展开讨论：那些并非由市场手段提供的产品劳务改由市场机制提供会如何？反之，如果用计划经济的方法，那又会如何？如果各有利弊，我们这个社会应该如何权衡，哪种结果更为可取，我们应该给哪种指标以优先权？以铁路为例，英国最初的铁路就是由民间修建的，但由于缺乏统一协调，各地铁轨的型号都不一致，当然还造成了很多其他问题。有鉴于此，美国的铁路就由政府修建，这样协调工作就比较容易，也比较省时间，但由于政府一手操办，运营效益就很低下，所以后来就给卖掉了。今天有很多国家就采取这种策略，即铁路由政府牵头修建，而后再将其卖掉改，政府并不直接经营。在这样的案例中我们不难看到市场和非市场的手段的比较（就一般意思而言）。当然，在很多情境下，权衡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这至少会给比较制度提供出一个重要的进路。[14]——即使纯从经济的角度，我们也可以挑出市场经济的千般不好，但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它乃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发现的较不差的一个经济制度，已有的和可设想的其他经济制度最终只能比它更糟。[15]
其实，市场的局限性是个有趣的话题，值得以适当的篇幅加以论述，比如我们如何在各个竞争甚至冲突的目标之间加以权衡。——虽然经济利益对于现代国家而言是一个重要指标，但却不是唯一的（哈耶克甚至认为根本就不存在着纯粹的经济目的）。[16]在此之外还有其他利益，如政治利益。而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不断崛起的国家，尤其是要谋求全面的大国地位就还有着非常现实的重要性。比如我们与某些国家的经济合作，其经济效益并不一定都很显著，但这乃是必要的，因为它关乎到政治利益、外交利益。再如，我国农业的比较效益并不高，假若简单地占用耕地搞房地产开发、建工厂，经济效益虽然一时会很显著，但其长期后果将是严重的，甚至危害国家安全。只知道经济利益的民族不是一个成熟的民族，我们在对各个指标进行权衡时不能没有经济以外的视野。而且，这种进路还有助于使学生避免“泛经济主义”（或“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思想。
（2）市场机制与公共物品的供给
从上面的引文中，我们看到，在市场与公共物品的关系上，新教材沿用了老教材的思路，即市场机制与公共物品的供给是不相容的，但这种分析是不是不严谨的呢？
首先，关于市场的作用，即使从最纯粹的经济角度，也有人认为市场无处不在，只不过交易的方式不同于超市里的买卖，甚至连婚姻都可以被看作是交易的一种形式。所以，说公共物品是不能通过市场手段取得就有争议，有的人就认为民间的自生秩序可以自发地产生警察、法院等相关机构，即亚当·斯密所讲的公共物品。如果考察各国实际的情况，那么也比较复杂，如美国有些监狱就是民营的。——这是经济学中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在教材中的出现当然需要谨慎，但我们却可以用脚注的形式加以提示，如：“有的经济学家就认为，并非只有政府才可以提供公共物品，政府也并不具有提供此种服务的排他性特权，市场、非营利组织也可以提供公共物品，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就对英国民间自发地修建灯塔并进行收费作过详细的考察和分析。”
其次，在一个和谐发展的社会里，有许多具有公益性质的事情往往都是由非官方的民间机构来完成的。正如哈耶克所说的：“我们应当牢记，公共教育、公共医院、图书馆、剧院和公园，最初都不是由政府创建的。……在过去，最初的开路先锋是教会，而后，亦即在较晚近的一个时期中，尤其是在英语世界里，领风气之先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各种基金会、私立协会以及无数的民间慈善组织和福利机构。”[17]在我国也是一样，北京协和医院是小洛克菲勒捐赠的，震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是由马相伯捐资并创建的，我国台湾辅仁大学的重建也归功于教会……但相比之下，新教材的论述会使学生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凡是公共工程、大型活动（如世博会、奥运会）等都必须由政府筹办经营，但实际远不是这样简单，而且那样做也未必可取。
再次，说“市场解决不了国防、治安、消防等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这也是不严谨的。如前文所述，市场机制的核心在于自生秩序，面对公共物品的供给时，不仅要考虑供给与否，还要考虑供给的质量和数量。因此在这些问题上，一个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国家就会与非市场机制国家有巨大的区别，如采纳什么样的武器与军备、维持什么样的警力和消防人员等等。非市场机制国家往往以领袖的意志为其导向，至于他的决策恰当与否就另当别论了。因此，“要大炮不要黄油”的政策就只能出现在极权国家，而不可能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法治国家，因为这样的预算根本就不会被通过。就是今天，我们也能看到某个并不富裕的邻国的首都，主干道是双向八车道，但即使高峰期一分钟内也不过只有几辆车通过，这样的道路只是形象工程而已……类似的举措完全不符合市场机制，无疑是在浪费公共财物。再以治安为例，现在我国小区的保安服务就并不是由政府财政来提供的，而是由物业费来提供的，至于提供什么样的保安服务是要由业主的需求来定（当然不是保安级别越高越可取，因为这些费用最终要由业主来支付）。因而，像教材那样说“市场解决不了国防、治安、消防等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是很不严谨的。
进一步讲，一个良好的教材在给学生介绍某一种学说的同时，还可以为思想和学派的多彩性留出空间。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观点是正确的、最高的，而其他观念都是不足的、甚至是错误的，这不仅独断，而且还会对学生的心灵产生不好的影响。让人不思想的教育只是一种无效的教育，但让人只能进行某一种思想的教育则是一种坏的教育。
二、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
（一）价格波动与市场均衡
（1）竞争与有效价格
竞争是普遍存在的，价格也正是在竞争中形成的。也就是说，并不是供过于求时卖家之间才竞争（新教材14页是这样表述的），恰当的表述应该是：供过于求时卖家之间的竞争加剧，原有均衡被打破。这里表面上看只是一个小小的疏漏，但在这背后所遮蔽的则是市场均衡的观念（均衡就是消费者和厂商之间在需求和供给之间形成了一定程度上动态稳定）。显然，不导入均衡观念就难以理解有效价格。在实际教学之中，老师也会经常碰见学生提这样的问题，“价格高未必赚钱，因为没有人买”。学生提这样的问题是不足为怪的，因为教材没有导入均衡这一概念，所以学生难以理解没人买的价格就不是真正有效的价格，有效的价格必然是被市场所接受、并在市场中得到反映的价格。
总之，关于价格的形成是必须与竞争和均衡联系在一起的，离开这个核心的问题来谈价格就是缘木求鱼，是难以把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讲清楚的。[18]当然，作为高中教材是没有必要讲得太深，但不需要做深入的处理不等于不处理，更不等于做一个不恰当的处理，因而建议教材编撰者对此认真地加以考虑。可以对比的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十五版）一开篇分析的就是房租市场的价格和均衡，这是非常值得借鉴的，当然这也是跟其整个理论的逻辑基础——边际效用论——是紧密相关的。[19]
（2）市场调节≠事后调节
市场经济的基础是自利性，但这种自利性只要是以正当的行为规则为指导的，[20]那就不仅不是摧毁社会的力量，反倒会在其基础之上演生出一种偶合秩序，而这种偶合秩序正是社会整体秩序协调展开的基础，它恰恰是市场经济的魅力所在。近代，这种思想以苏格兰启蒙运动为其肇端（主要代表人物是休谟、斯密等），这些思想家们早已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而当代的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也都以各自的方式捍卫了市场经济的自生秩序的这一思想。[21]在政治实践上，撒切尔夫人、里根都属于这一翼，饶有趣味的是，有的思想家把邓小平也归于这一翼，弗里德曼就是从这一角度赞扬邓小平的。[22]
本文之所以如此强调这个背景是因为教材在论述市场机制时，多处与此相悖。如新教材19页所沿用的老教材的示意图：
供过于求→价格下跌→获利减少→生产缩小
↑a↓b
生产扩大←获利增加←价格上涨←供不应求
这个示意图的最大问题在于a和b这两个关键性的步骤，生产扩大为什么一定会导致供过于求？有哪个厂商会这样愚蠢，一扩大生产就非扩大到供过于求的地步？即使我们说它表达的是行业的群体行为，那也并非如此，一个厂商会考虑自己的利益，那么为什么作为一个阶层的群体就不会为自己的利益考虑了呢？就必定会一扩大生产就必定会到供过于求的程度呢？厂商在盈利低于平均利润率的情况下为何不调整产量或是转向其他行业呢？反之，生产缩小为什么一定会导致供不应求呢？……因而，在没有导入市场均衡概念的前提下来谈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都将是不恰当的，因为理解后者的基础乃是动态均衡的观念。
与此相联系的还有教材96页的论述：“市场调节是一种事后调节，从价格形成、价格信号传递到商品生产的调整有一定的时间差。”——显然，“滞后性”（以及“自发性”与“盲目性”）被明确地归为市场机制的一大“弊病”（我们姑且不深究这里的逻辑问题，它把某些农产品在收割上的间隔期当成了市场的滞后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市场对于农业的调节不就都成了问题吗？）。然而从学理上讲，市场经济却恰恰不能用“事后调节”来化约的，因为指导人们行为的乃是对于价格的预期，而并不简单地就是现实性的价格。进言之，市场交易所体现出来的价格只是人们的预期博弈的一种现实结果，而这种现实结果又当然地与人们的市场行为交互作用并从而对市场的运行产生了基础性的影响。因而把市场机制描写成是纯粹的事后调节乃是不妥当的，其结果之一就正如教材那样，在微观上把市场机制描写成是纯粹的事后调节，这样在宏观上其结论必然就是周期性的、不可抗拒的萧条。——如果市场经济竟是这样盲目的话，那么还是计划经济好，市场经济究竟又有何优越性可言呢？
（3）投机行为与价格链条的传递
为了进一步说明市场经济中的正当行为规则有助于偶合秩序的演生，在此本文将对投机商与价格链条的传递为例作一个简要阐述。
在古典时代，投机商曾蒙受了种种不洁之誉，但主要的批评都来自于伦理、道德领域，即人们认为投机在动机上不是良善的，也正是他们使得“正常的”秩序受到“干扰”。但在近代，随着商业社会的兴起和繁荣，投机商的作用却越来越受到重视，其主要机理如下：当预期到市价会涨的时候，比如哥伦比亚的咖啡产地遭受了大规模的雹灾，投机商就会迅速囤积抬价，这种被抬高的价格传达出两层信息：一，它将促使种植者尽力加大投入以争取产量；二，它会促使消费者更加经济地消费并将清除一部分消费者。反之，如果预期到产品的供给会有剩余，那么投机商就会迅速清仓压价，这也同样起到了两方面的作用：一，它告诉种植商今年的售价会跌，应当调整计划、减少投入；二，促使消费者更多地消费，从而使剩余被消费掉……这样一来，投机就有利于新一轮均衡的形成。所以从这个层面上说，投机就是使市场平滑运行的催化剂和链条，既有利于消费者，也有利于厂商，并且有利于整个经济秩序的稳定。[23]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正是通过这些投机行为，信息才得到了更为有效的传播和利用，而这些恰恰正是市场机制的特点。但在此不得不进一步说明的是，作为市场经济的活动主体之一的投机商，他们也是要受到社会基本伦理和正当行为规则约束的，那种不顾同胞死活和社会整体福利的疯狂投机商人已经不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自利主体了，与本文所说的并不是一回事。[24]
故而，投机商及时迅速地放大了信号，他们使得在产品匮乏或过剩在真实地发生以前就把信息传达了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他们沟通了未来和现在。如果没有投机商，价格链条就会失去它相应的作用，匮乏或过剩就会突然地发生，以至整个社会措手不及，这也正是新教材19页所讲的那个情形。——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就是教材所说的那种情况的宏观表现，过去人们倾向于认为那是市场机制本身造成的，但后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指出，恰恰是政府对于经济的管制才是造成萧条的真正元凶（再次提醒：管制≠宏观调控）。[25]不仅如此，这种管制思想的滥觞还造成了后来令各国政府都头痛的“滞涨”，面对这种“滞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就坚决支持降低管制、开放市场、自由贸易等，并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根本之道。在实践上，也正是撒切尔夫人对于管制、垄断和特权（包括工会的特权）的取消等政策才使得英国率先摆脱了“滞胀”，并得以扭转工党执政时给英国社会带来的重重问题，而且还开启了八十年代以来西方世界的改革浪潮。
总之，教材此处的问题就在于对均衡的概念以及价格和决策行为的预期没有受到相应的重视。如果说市场机制有“滞后反应”的话，那它只是一种边缘情态，相比之下，计划经济的滞后则更为严重：从搜集信息、制定计划、发布计划、执行计划到最终控制。——本文建议教材的编撰能否做一下调整，即从比较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入手来阐述一下它们的相对效率。[26]
（二）资本的流动
（1）价格刚性与收益率
经验表明，价格波动只是导致资源配置一个因素，而不是全部，在很多情境下，价格是有刚性的。本文无意在此对刚性的机制作出解释（它的机理十分复杂，甚至涉及到心理学），只是想借此揭示出另一个重要的维度，即价格刚性与资源的配置。
资源的配置从根本上说是以生产要素的收益率为其最高诉求的，在价格具有刚性的情境下，也丝毫不影响它的配置。道理很简单，价格虽然具有刚性，但其销售量却是可以变化的。举例来说，一个超市里的产品价格，尤其是标志性商品（如可乐、牙膏、洗发水等），其波动空间是很小的，但消费者却会用货币选票表达对于该超市的好恶，这样就会使得投资的收益率发生变化。在一个超市稀缺的地方，消费者的大量购买就会使得这项投资的收益率远远高出同样量级资本的其他投资，这样就会吸引资本向这个地区的超市行业流动；反之，资本就会渐渐退出这个地区或向其他行业转移。在这样的情景下，资本自由地流动，不断地去追求更合理的投入产出比。——这样，看不见的手就发挥了它的作用，它自发地调节了资源在各个部门的配置，并进而推进了社会的整体福利。
本文之所以提及这个维度是想强调，说价格变动会引发资源的配置，这固然不错，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或者说还不是实质，生产要素收益率的变化才是价值规律的核心体现。
（2）劳动生产率与成本－收益分析
在劳动生产率上，新教材也同样地沿用了老教材的表述，如19页：“只有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缩短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给自己的产品提供降价空间，在价格竞争中乃至生存竞争中更具优势。”
显然，这样的表述是没有把成本核算考虑进去的，也可以说它没有强调价格的形成机制。对于一个企业而言，提高劳动生产率一般而言是需要追加成本的，如设备的投入、管理费用的增加，这样一来，它就可能不经济，在价格竞争中可能就没有优势。成本核算在竞争中处于至关重要的位置，如果它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那么这种改进就不是技术进步，而是技术浪费；而且，同样一个技术，在美国是经济的，但在印度可能完全就不具有优势。所以劳动生产率并不简单地就是越高越好。对此，吴敬琏先生早就告诫说，“如果把效益的提高片面地与劳动生产率联系在一起，那就会走上苏联六十年代后期直到瓦解所走过的用‘增强技术装备’搞‘机械化’、‘自动化’取代经济改革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错误道路，那将是更加危险的。”[27]
我们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也常能发现许多这样的例子，如比亚迪有限公司这一全亚洲最大的蓄电池厂就是靠着把日韩电池流水线中的机器换成人工操作才得以降低成本并成长为今天的规模的。——日韩等国的电池企业的流水线已完全自动化，生产过程中应用人工很少。而比亚迪公司的当家人王传福则反其道而行之，将流水线中的诸多操作环节改由人工来完成，借助中国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极大地降低了成本，给日韩的蓄电池生产厂商造成极大压力。短短几年之中，比亚迪公司就崛起为亚洲最大的电池生产厂，很多著名公司都已由日韩电池厂的客户转成为比亚迪的客户。这个例子就充分说明了劳动生产率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成本核算才是关键。
也许有的人会感到奇怪，难道技术史不就是一部不断升级和进步的历史吗？难道技术上的进步不正是其被选取的原因吗？不错，从大历史的范围说，技术史的确是一部升级史，但却有必要指出的是：（1），被商业社会广为采纳的技术≠人类发明的全部，恰恰相反，它只是冰山的一角，同样还有许多没有被推广和应用，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原因，但不经济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晚年的林语堂先生倾其所有发明了一种汉字输入机，但终因造价过于昂贵而没有市场推广的价值。市场就是这样无情，它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如何先进，只要不可取就不会被接受。——的确，从结果的角度看科技史就容易给人一种印象，那就是先进的技术一经被发明就会迅速被接受，但这完全是一种错觉。（2），人类历史上的许多发明在最初只不过是实验室里的奢侈品，或是少数人贵族式的消遣猎奇，飞机的发明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其军事价值和商业价值只是到了后来才渐渐地凸现出来。即使今天，飞机也只有在远程才是经济的。——进言之，在商业限度内，一种技术是否被采纳以及采纳到何种程度，效益（成本核算）才是决定性的因素，而不是其技术上的先进性。
总之，经济与否才是最为根本的维度，但教材在这一方面却没有给出相应的论述，否则不仅市场的运行机制会受到误解，而且还容易滋生盲目崇拜先进技术的情结（笔者本人到大学时还有这样的思想）。[28]这种唯技术论显然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经济学思想，如果他们抱着这种观点走向未来的领导岗位还可能会制定出不恰当的公共政策。
（3）修改建议
关于资源配置的问题，建议以如下的表格加以说明：
行业名称餐饮冷食电力印刷金融IT
年收益率50%48%54％51%53%120%
行业名称超市服装制造室内装修船舶维修煤炭业石化
毛收益率48%54%48％47%61%150%
行业名称棉纺汽车修配造纸美容家电制造影视制作
净收益率48％50％52％51％34%23%
（为分析起见，数据属虚构）
〖限定条件〗1，假定它们的投资都是等量级的资本，如500万元人民币
2，所选样本在行业内的经营水平是近似的，如都是中等水平
3，资本可以相对自由地进出
在上图当中，我们发现，500万人民币的投资，其收益率的平均水平是50％，而这里面有两个行业明显高于其他行业，即IT和石化（粗体），它们的收益率非别为120%和150%；同时也有明显低于其他行业的，如家电制造和影视制作（粗体），其收益率分别为34%和23%。
这样的讯息会对市场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首先，有些资金会去追逐石化和IT业，这样竞争就会加剧，从而使供给增加，因为高额的利润就是市场稀缺最直接的信号；同理，有些资本会从家电制造和影视制作业退出，因为“过剩”就是市场不需要那么多的信号。其次，资本的进入会维持在平均利润率的水平上，从而形成一种均衡，即各个行业等量级的资本收益率是相近的，因而均衡就是市场对其需要程度的一种反馈。一般而言，资本一窝蜂似的涌向一个行业，或者从某个行业退出，是很少发生的。因为人是有理智的，没人比他本人更关心他自己的利益，他作为自利的主体，会竭尽全力收罗该行业的信息，以调整自己的行为。这样，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就会自发地调节着资源在各个行业的分配，使供给和需求维持在一个恰当的水平上，故而全社会的整体福利就会提高。第三，计划经济之所以没有市场经济可取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资本的流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过剩”不能被及时降低，而稀缺又不能受到及时的追逐，价值规律也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样的经济往往伴随着短缺和贫乏。——但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充分市场化了的社会其资本的收益不可能都是接近的，永远有着新兴的行业和夕阳产业，但市场会通过货币选票自动地告诉经营者应当如何行动。
Ⅱ、市场经济的伦理学和政治学维度
在展开本部分论述之前有必要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政治经济学的关注核心是什么。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它首要的关注乃是国民财富的问题（国民财富≠国家财富），正如高全喜先生所说，“苏格兰历史学派所提出的一套政治经济学，其要点是：经济问题并不在于探讨国家作为一个主权实体对于社会财富的实际拥有，那是财政税收的问题，也不是探讨一个单纯的有关个人的财富的生产与消费，那是家政学的范围，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中心问题乃是一个国民财富问题。……把经济学置于政治学的管辖之下，或从一个广阔的政治社会的背景以及历史的动态演变中考察一个社会的经济过程和财富的本性，这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29]因此，不理解苏格兰启蒙运动就难以理解市场经济和法治为什么能首先在英国兴盛起来，并使当时还处在世界边缘的英国得以迅速超过头号帝国西班牙并从而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强国；[30]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一向推崇自由、平等的法国人会走向激进的大革命并以拿破仑的僭主政治收场；同时还不能理解为什么近代德国在俾斯麦时代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却孕育着公权力扩张的隐忧，更不能理解为什么魏玛政体会被纳粹所轻易地践踏……总之，不理解与市场机制密切相关的更广阔的维度就殊难深入地理解市场机制本身。
下面本文将结合伦理学和政治学维度来分析新教材的文本及其问题。
一、市场经济的伦理学基础
（一）公民教育•私德与公德
伦理学有许多划分方式，其中之一就是划分为私德与公德，前者重心在私人德行（性），而后者重心在公共德行（性）。——高中的政治经济学教课书应以什么样的伦理为基点，它的重心究竟在私德还是在公德？时至21世纪的今日，可能没有人再会怀疑政治教材的重心应该在进行公民教育了，但颇为遗憾的是，新教材里面夹杂了太多的私人伦理。如教材23页－26页“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就这一节而言，其主旨就是在私生活上告诉公民应该怎样生活，仅随手就能举出多处这样的表述：如：
24页，“小林的服装总是怪怪的：裤子上左一个大兜右一个大兜，兜上还有许多铁环，走起路来叮当作响，两只鞋的颜色也不一样。”
24页，“……为显示与众不同而过分标新立异，是不值得提倡的。”
25页，“有些商品，人们拥有它的目的不在于它本身的实用价值和它带来的乐趣，而在于‘向上看齐’‘人无我有’的夸耀心理。……这种消费心理是不健康的。”
25页，“量入为出，适度消费。……那些支出无计划，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为了撑面子不惜举债而不考虑自己的偿还能力的行为，都是缺乏理性的。……”
25页，“避免盲从，理性消费。……要尽量避免情绪化消费，避免只重物质而忽视精神消费的倾向。”
26页关于“打包”的表述，“前几年，‘打包’现象不太常见，把吃剩的饭菜带回家有点让人不好意思，显得太小气。如今，‘打包’的风气越来越流行。据调查，有70%以上的人愿意‘打包’。当然，‘打包’毕竟是盲目点菜的结果，比‘打包’更好的是精打细算，合理点菜。”
总之，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些告诫都固然良善，但却不适宜由国家来提倡（政治教课书代表着国家意志），而是应该由社会，尤其是家庭来完成，[31]它在进入教材时尤其应当审慎。一个人虽然很穷，但仍高消费、充门面，那充其量只是他个人的私事。贝克汉姆就剃过怪异的发式，艺术家们的着装和做派也大都另类，但这些都不应受到来自官方的评价。在此可以回想一下80年代初，那时披肩发、迪斯科、邓丽君的歌曲等都被反对过，60年代更是举国反对过“奇装异服”……，往事并不如烟，这些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有所反思吗？如果是好妈妈协会、某慈善机构或教会之类的团体宣传这些事例，那将是非常恰当的，但国家不宜这么做。因为教材的提法里却隐含着这样的前提，那就是国家的公共权力有义务告诉公民应当过什么样的私生活。——政治史及政治思想史表明，这种观点恰恰是自由之敌，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是相当不利的（本文还将在政治学部分进一步论述）。
当然，我们不难看出教材编纂者的良苦用心，那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教材来重塑我中华民族的美德，但教材的办法却与政治教材应有的定位不吻合。——本文建议能否另出选修课读本，把刚才所说的内容移进去，书名叫《个人美德》。在这样的读本里，甚至还可以编进“论慷慨”、“论友爱”、“论忠贞”、“论守信”、“论节制”、“论气节”等等，在那里甚至可以不惜笔墨，大讲苏格拉底的幸福论、孔子的“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比尔·盖茨为了慈善事业而把98%的财产都将在身后捐出去……这些行为都很高尚，也非常感动人，正是他们的行为让我们在现代世界里还能强烈地感受到人性的高贵和温暖。但我们必须清楚，这些虽好，其重心却只是私德而不是公德，这些材料进入教科书要谨慎，或者至少要加以恰当的说明。
其实关于私德、公德的划分早在民初时已经有过清楚的论述，如严复、梁启超等。而且，我国古代的思想家也都明确的表达过这方面的思想，如孟子就批评过子产是“惠而不知为政”（子产用自己的私车送百姓过河，人皆曰善，但孟子却说那只是小恩小惠，官员的职责是积累财政、组织修桥，而不是用慈善家的方法解决公共问题）。——反之，私生活方面的“瑕疵”也不应不恰当地影响我们对于一个政治家或思想家的评价，马克思和爱因斯坦都有非婚生子，但这与他们的理论没有紧密的必然联系，也丝毫不影响他们作为理论家的伟大。
总之，笔者无意否认伦理道德的重要性，无意说公权力的建构无涉伦理道德，更无意说私德不重要，而只是说高中课本就其定位来讲应以公德（公法）为重心。教材私德导入得太多，而在公德方面（以及公共政策）的论述则显得相对薄弱。
（二）近现代个体原则
伦理学还可以分为古典伦理和后古典伦理，它的转变是以奥古斯丁为代表。[32]我们知道，在古希腊、罗马乃至中国传统文化里，个体存在的最高意义完全是系于群体。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凡隔离而外于城邦的人，不是野兽就是神”（《政治学》，1253：a）。孟子也说，圣人就是“人伦之至”……总之，这样的视野里还没有近代式的个体意识，所以我们也才能理解为什么逐出城邦、失去坛火、断绝祭祀等对古人而言是莫大的羞辱和绝罚，因为这不啻于说一个个体的生命的最高价值就被剥夺了。——思想史正是因为突破了古典伦理才催生了近现代式的个体意识（我们可以从鲁迅的《野草》深切地感受到这种个体意识）。学界都知道，这种个体意识与市场经济紧密相关的。但新教材在这方面的论述却是以古典伦理为背景的，如85页“依法纳税是公民的义务”的论述。这一部分本来应当很顺畅，也颇容易树立公民思想，但它给出了一个不恰当的图解（略）：
79岁的张大爷临终前嘱咐儿子替他纳税，而且更为有意思的是图旁还配有这样的小字，“儿子交完税以后，张大爷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明眼人不难看出，新教材的隐含逻辑就是个体生命的最高意义在于他对于群体的贡献，张大爷把纳税当成是生命的终极价值就蕴涵着这层意思。这种价值取向与近现代式的个体意识相左，个人喜欢这样的伦理并愿意把它看成是生命的最有价值的内容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我们以此作为公德的标准来宣传就有欠妥当。——如果个体的生命价值完全取决他对群体的贡献（姑且不去细究何谓“贡献”），那么对于群体贡献小的其价值就小吗？既然人对群体的贡献各不相同，那么是不是就有的高贵、有的卑贱呢？一个肢残的乞丐、一个白血病患儿，他们生命的价值就低贱吗，他们就是社会的累赘和负担吗？罗马的《十二表法》就规定可以杀死残体儿或怪胎，[33]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对于群体“没有贡献”。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看待人的话，那么生命的价值何在，其绝对的尊严又何在？——我们中华民族曾深受“文革”之苦，殷鉴不远，那时候的口号仿佛还历历在目，“狠斗私字一闪念”、“要斗私批修”……，不正是在轻个体的信念下，社会才会停滞不前吗？“六亿神州尽舜尧”带来的不是普遍的繁荣，而是普遍的贫困和落后。直面我们的错误，不是为了追究死人的责任，而是要从历史中得到借鉴，并担负起对于未来的责任，否则我们这个国家前行的步伐就还无法摆脱沉重的因素。
与此不同的是，近代伦理则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它把个体第一次地从群体中剥离出来并赋予个体生命以不可动摇的、绝对性的价值。对此黑格尔是这样论述的，“说到一个人本身就是自由的，按照他的本质就是自由的——这点柏拉图不知道，亚里士多德也不知道，西塞罗不知道，罗马的立法者也不知道，虽说唯有自由这一概念才是法律的源泉。只有在基督教的教义里，个人的人格和精神才是第一次被认作是有无限的绝对的价值。”[34]——到了近现代，尤其是经过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个体价值至上的原则就被更加坚实地确立起来了，并成为西方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尽管对于个体价值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是这一原则本身却没人怀疑。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表达这一原则的深刻性，那么康德的话也许是最恰当不过的了：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手段，而是目的！
（三）“蜜蜂的寓言”与近代私利—公益观
新教材24页有这样的引述：“西方一位经济学家曾以蜜蜂作比喻，说在蜜蜂的‘社会’里，奢侈之风盛行时，各行各业都很兴旺；当节俭之风代替奢侈之风后，‘社会’反而衰落了。他由此得出结论：个人的劣行也会推动社会进步”。
学界都知道，“蜜蜂的寓言”指的是英国的大思想家曼德维尔写于1714的《蜜蜂的寓言，或私恶与公益》一书。但教材的表述明显地是断章取义，是对他的曲解，他从来没有说过个人的奢侈也会推动社会进步。那么，“蜜蜂的寓言”所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内涵呢？对此，高全喜先生曾论述道，“曼德维尔并没有像他那个时代的人们那样，鄙视私利，倡导公益，认为自私自利是可耻的恶行，专门利他才是褒扬的德行。曼德维尔向读者展现了这样一种见识，他认为人们的私心之恶常伴随有公益的成果，人们那些出于私心和自利而做的事情，虽然动机难说良善，然而其结果却是无可指责的，因为它们也能够导致社会的公益。”[35]其实，这也正是亚当·斯密所表达的：“我们并不指望从肉店老板、酿酒师或面包师的仁慈中得到我们的晚餐，而是指望从他们对各自利益的考虑中得到。”[36]
这里的关键所在是曼德维尔借助“蜜蜂的寓言”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新的私利—公益观。在古典时代，私利与公益在很多人眼里是两种本性上不同的东西，甚至认为私利与公益是截然对立的。总的来说，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往往总是习惯于从道德角度来看待私利与公益问题，并想当然地认为私利就是满足个人的私欲，因此是不好的、甚或恶的，而只有公益才是有价值的、是良善的，这种道德主义的判断充斥着人们的思想意识。而近代市场机制的伦理学则与此不同，它的基点是追求世俗利益的社会，正如高全喜先生所说的，“不应把人一上来就设想的太高，追逐自己的利益，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人的基本天性，作为一个道德学家尽管可以用道德的标准来要求人，但不应把道德标准视为一个有序社会的基础。上述观点很容易受到道德学家的指责，特别是在视公益为社会基础的人们眼中，追求利他主义，献身于公益事业才是人的理想人格，不过这种道德理想主义往往在现实中很难得到落实，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秩序中用道德来衡量人们之间的经济往来无疑是相当无力的，追求私利才是经济秩序中的基本规律，每个人在市场行为中追求自己的私利，这一点尽管在道德上算不上高尚，但却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也是支撑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杠杆。”[37]——总之，揭示出了一个不同于古典社会的私利—公益观，这才是曼德维尔“蜜蜂寓言”的真意所在。
此外，本文还想借此说明一个基本的学术态度：敬畏是我们从伟大的心灵那里有所收获的前提，没有敬畏，以为人类以往的大思想家竟然会荒诞到愚蠢的程度，这反倒是最大的荒诞。老师在教学中也应告诫学生，如果我们三拳两脚就可以打倒一个伟大思想家的话，那么一定不是他错了，而是我们错了。但不言而喻的是，新教材对曼德维尔的歪曲显然就有失对于大思想家的严肃和敬畏。——知识方面的错误固然需要修正，然而更需修正的则是对于历史的傲慢与偏见。
二、市场经济的政治学基础
前面已经有过暗示，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繁荣都是以市场为导向的，近代经济学的兴起是有其政治学维度的。
（一）税收与政府的地位
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而法治的内在要求之一就是政府是服务于国民的公器，它对于各种自然人和法人都应一律平等，不能有任何歧视。不仅我国宪法规定了“人人平等”，而且建立服务型政府也是我国政府的主要诉求之一。但除了教材前面提到的数处以外，还有多处与此背道而驰的，如81页论述税收时说“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相关论述略）。而且，此页还断章取义引用列宁的话：“所谓赋税，就是国家不付任何报酬向居民取得的东西。”这样的话，国家不就变成了奥古斯丁所说的“公然进行大规模拦路抢劫的土匪”吗？毋庸讳言，这种断章取义在文科教材并不罕见。
本文认为，说“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这固然不错，但只有这些就并不全面，因为该描述里潜藏着这样的预设：即公民的纳税行为完全是被动的，政府的征税活动不需得到纳税人的同意。然而，无论是从世界范围还是从我国当前改革的现状来看，政府是服务于国民的公器的观念才代表着历史的方向。以纳税为例，从一定角度说它不过是纳税的公民花钱来购买的一种公共服务，如国防、公共机构和公共设施，因而不能把它简单地说成是无偿的。进言之，纳税首先要征得纳税公民的同意（体现为代议机构的批准），它不是政府独断的事情，不仅如此，政府还有责任、有义务把财政的使用向人民做个交待（体现为代议机构的审批）。
说政府是服务于国民的公器，这里面还有一个预设，那就是公权力不应介入公民的私生活。但法治史上违反这一原则的也数有先例，美国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就非常典型。该修正案是一条1919年通过的禁酒法案，它禁止酒类的制造和销售。尽管其初衷乃是“高尚的”，即为了避免酒后滋事和犯罪，可这个出于高尚动机的法律无疑却是恶法，它甚至导致了执法人员的“伙同犯罪”（他们卷进了酒业的走私和销售）。该修正案虽于1933年被第二十一条修正案所废止，但它却在宪法史上留下了令人深思的一笔。——公权力（以及宪法）就根本的出发点而言不是用来指导公民私生活的，而是用来调整公民和国家的关系的，它不应告诉公民应当过怎样的私生活。进言之，政府的公器地位只是一个手段，一种公共工具，它们如果说有什么目的的话，那也只是为了更有效地、更公正地服务于个人的私利，为了它们的预期的最大化实现，只不过这种预期必须是合法的。
弄清政府就是服务国民的公器一点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正在加强法治建设的国家还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常会看到一些公权力侵犯公民私生活的报道，如02年延安市宝塔公安分局对张某夫妇在家看黄碟进行搜查就是一例，其原因之一就是那些执法警察对公权力限度缺乏应有的意识。可以设想的是，如果那些警员在中学时代就受过相应的教育的话，类似的情况会变得越来越少，我国的法治化也会越来越快。
（二）国家财富≠国民财富
新教材72页在论述“财政收入与支出”时给出了上海徐家汇地铁的图（略），并在图的下面配有这样的问题，“⊙地铁能靠个人出资兴建吗？⊙应该由谁来办？”教材尽管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但从上下文看，显然是想让学生得出应当由政府来承办的答案。可个人（自然人）虽没有能力，但是公司（法人）有能力，我们不能说个人没能力办的就必须交付政府，更不能说政府在这些行业里享有排他性特权。现在政府已经把电业、铁路等行业也向非公资本开放了，这些都恰恰显示了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市场经济的决心和魄力，渐渐放开市场准入也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体现。——面对历史和时代的大潮，教材不能不敏锐，不能没有前瞻力，更不能抱住某些陈旧的教条不放。
从学理的角度说，该案例里还潜藏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国民财富与国家财富的辨析。近代经济学所研究的是国民财富，而不是国家财富，或者说它是一种国民经济学，并不是国家经济学，因此，经济活动的主体并不是国家，而是国民，即在一定的国家制度之下追求利益的个体。故而，政治经济学所探讨的重心并不是国家财富的拥有，而是国家之下的国民财富的构成、本性以及原因，所以，从根本上说它是富国裕民论，而不是单纯的富国论。然而“五四”以来，我国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误区，那就是强调的不是富民论，而是富国论。这种理解表面上接受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富国裕民”的主张，但其对于国家职能的理解与古典经济学简直是南辕北辙，误以为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使一个国家作为一个经济主体的财富最大化问题。至于到了20世纪，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国家，救亡压倒了启蒙、富国压倒了裕民。[38]——正是在这样背景的影响下，新教材对于国家财富的论述就远远重于国民财富，其结果就是得出了地铁必须由政府修建的结论来。在历史上，国家财富乃至综合国力迅速增长而国民财富受到压抑也数有其例，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就非常典型，众所周知，在其高速经济增长的背后藏着巨大的隐患，苏联乃至今日的俄罗斯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此外，还有新教材第七课“个人收入的分配”以及相关论述，这样的题目设置以及这部分的相关论述暗含着这样一个前提，即个人收入是由具有人格的实体（国家）分配得来的。实际上，这种思想不仅与前文所述的市场机制相异，而且也有推重国家财富甚于国民财富的意思，所以建议将它改为“个人收入的取得”。诚然，新教材73页也有这样的话，“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是基础性的，二者是根与叶、源与流的关系。”——虽然此处似乎含有推重国民财富的意思，但就整篇而言这里面却缺乏内在的逻辑关联，而且其结论的立脚点在于“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而不是推重国民财富。
本文想进一步说明的是，这不仅是一个纯理论问题，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现实问题：计划经济时代之所以发展缓慢，而现今之中国之所以发展迅速，就是与我们对于国民财富的态度上的变迁是密切相关的。政治教科书不能不讲政治，所以本文建议教材的编撰者对国民财富与国家财富这两大概念的不同加以认真的区分和对待，并调整相关的论述！
Ⅲ、教材中的逻辑缺陷
所谓逻辑，这里主要指形式逻辑，它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在两个或多个社会现象之间建立严密的因果性联系。从一定意义上说，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魅力就主要体现在是否能在错综复杂的现象之间建立令人信服的逻辑关系。而评价一个教材的好坏，除了它的形式是否新颖、是否符合认知心理学和教育学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其论证的逻辑基础是否令人信服。——实际上，本文在前面的论述里面已经隐含地提到了一些形式逻辑的问题，但没有把它单独地提出来。下面本文将在这一部分对教材中的逻辑论证方面的问题，以几个地方为例加以分析。
（一）教材110页-111关于全球化的表述
“现阶段，经济全球化使世界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两极分化更加严重。一边是发达国家财富的不断积累，一边是发展中国家贫困的不断加剧。”如果教材的论述在逻辑上是对的话，那么我国就不该加入WTO，因为我国就是发展中国家，加入世贸组织只会导致我们越来越穷。紧跟着这样的论述，教材接着讲：“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在此，我们看不出来从前面这个结论是如何过渡到后面这个结论的，也就说，教材没有论证清楚全球化这个对于发展中国家有坏处的事物为什么还有好处。此外，也是最重要的、但却没有被点明的是，造成东南亚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究竟是全球化还是其经济体制上的原因？我们的应对重心是在防范索罗斯这样的国际炒家还是要建立充分市场化的机制（尤其是金融机制）？……
国际间两极化现象是极为复杂的问题，学术界也多有争论，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那就是我们不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究竟是全球化还是其国内缺乏善法良政导致该国的日益贫穷，这一点没有阐明。——尽管简化在有些时候对于阐明问题是必要的，但在有些情况下，简化则意味着歪曲，会造成学理上的不通畅。
（二）劳动生产率和商品价值量的论述
在劳动生产率和商品价值量的论述上，新教材16页重复了老教材关于铝的例子来说明劳动生产率越高则其价值（价格）越低。可实际上，这个例子里面有太多的预设，如电解铝技术的发明使得冶铝相对于冶炼其他金属的难度降低等。——如果教材的逻辑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就能推出来汽油、钢材也会越来越便宜，因为炼油、炼钢的技术也在进步，当然，这个推论与实际情况是不符的，所以教材的论证推论是站不住脚的，它的问题就在于把一个特定化的、受到严格条件限定的事例普遍化。如果可以这样适用逻辑的话，我们就能从朝鲜、古巴的落后中推出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好的。显然，这样的推论是错误的，不仅逻辑上错误，而且政治上错误！——就逻辑而言，这样的结论经不起推敲，它没有注意到该结论受到了严格的界定。
（三）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论述
教材77－78页论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时举了青藏公路例子，教材得出的结论是它们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但是这个事例能否得出这个结论呢？——如果能的话，那么美国第一个登月、第一个搞出来原子弹、还有跨洲的四通发达的运输网，那么能否得出结论说这些事实反映了资本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呢？同时，欧美有很多高质量的军工产品皆出自民营公司，我们是否能得出那反映了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呢？——如果我们得不出来这个结论，那么教材的推论也同样不能成立。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但结论的正确不等于论证的正确。尤其是当我们评析制度本身的时候，不能不进行严密的逻辑考辩，不能轻易地把非制度性因素当成是制度性因素，比如不能轻易地把人性中的邪恶等同于制度的邪恶，也不能把政治人物个人决断与制度简单地画起等号。否则我们在考察美国时就会把基督教带给其国民的道德性说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解析斯巴达人的严谨时就会得出那是奴隶制的优越性；在分析中国乒乓球队的胜利时就说那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邓小平同志曾不止一次地批评过这样的逻辑，他曾说过，一个商店卖货额高了，说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球队取得胜利了，也说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庸俗化，对我们不利。
所以，我们不能一见大工程就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也同样对我们不利，因为一旦该工程出了问题，那么是不是就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出了问题？而且，这里面还没有论析，同样一个工程究竟是由政府独办更可取还是多元竞争更可取……总之，教材在这里的论证过程在逻辑上是不严谨的，尽管其结论是正确的。——某个观点或信念的正确与否固然重要，但同样的重要的还有它的理据。缺乏充分理据的观点只是一种肤浅的观点，即使它是可取的，也只不过一种人云亦云，对于塑造年轻人的灵魂并没有什么益处。教育如果变成了灌输，那么缪斯女神的高贵也就变得卑贱了。
结语
众所周知，教材的编撰首先要有专业性、科学性，要保证这种专业性，不出硬伤，不做有争议的论述，首要一条就是要由专家编审。出版界都清楚，编刊物时拉几个知名专家挂名作编委皆是常情，但刊物的质量却决定于真正的编写者（本文恕不罗列新教材审读专家的名字，以存忠厚）。——新教材的彩图倒是丰富，但这与杂志又有什么区别呢。教材作为严肃读物，其新颖主要应在内容、在理论架构上，而不在于粘了一大堆花哨的图片（彩图占了全书版面的近2/5，而且有些图片实不必要）。
通过上面的论述不难看到，新教材的编撰在质量上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对老师而言，不容易最大程度地发挥他们的聪敏才智；对学生而言，不容易使他们深入地领会经济学的魅力，也不容易激发他们的兴趣；就考试而言，不容易恰当地选拔人才。
其次，教材的编撰首先要体现国家意志和党的方针路线。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而党的政策最核心的一条就是坚定不移的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而，教材能否把它论述清楚就不仅是个纯粹的学理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教科书要为国家的大政方针铺路，这一点绝不能含糊，但遗憾的是，教材在某些方面的论述和理念显然是滞后的，该讲清楚的没讲清楚，甚至在学理上还有诸多不恰当的地方。
再次，人文学科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人文性。孩子们的心灵是纯净的，我们有责任不使他们变得轻浮和狂妄，对待真理的态度比对待真理本身更为重要！钱穆先生曾说，对以往的历史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或至少不会对它抱有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我们自己是站在以往历史的最高点。[39]认为只有我们今人才有最高的智慧，这无疑是对以往文明的藐视。但无庸讳言的是，教材里（其他文科教材也多有这种情况）尚有很多类似轻浮的内容，比如前文提到的对于孟德维尔的引用等等。
一个好的文科教材应该培养出学生对于人类导师的敬畏、对于历史的温情和理解、对于异己的宽容和接纳、政治上的敏锐和审慎、以及温厚从容的大国情怀……但新教材在这些方面仍旧显得不足。
也许，本文以这样一句话来结束是最为恰当的：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邓小平
[1]本文得到了诸多老师、同学的修订，在此表示感谢！当然，不足之处由笔者负责。
[2]《思想政治①——经济生活》，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以下简称“新教材”。
[3]《思想政治①——经济生活》，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以下简称“第一版教材”。
[4]《思想政治》（上、下），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以下简称“老教材”。
[5]同样的例子还见于18页牛蒡的例子，95页还有个众人争上发财船“一哄而上”的图，老教材举的则是红果“一哄而上”的例子。——鉴于这些例子所要说明的道理都是一样的，本文仅举一例加以分析。
[6]《卖桔者言》，张五常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7]《法律立法与自由》（卷二、三），哈耶克著，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220页。
[8]《民法学原理》（修订第三版），上册，张俊浩主编，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37页。
[9]熊彼得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即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制度注定是一种不可企及的理想。J.A.Schumpeter，CapitalismandDemocracy，1942，《法律立法与自由》（二、三卷），295页，注3。
[10]比较新一点的版本可以参考《经济学原理》，(美)曼昆(N.GregoryMankiw)著，梁小民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经济学》，保罗·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美)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D.Nordhaus)著，萧琛主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
[11]《法律立法与自由》（卷二、三），58页。
[12]《福布斯》每年都要评价各国竞争力，去年《福布斯》把浙江单拿出来做了竞争力排名，甚至还排在日本前面。——商会的自生秩序是江浙民营经济大背景的一个反映。
[13]《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哈耶克著，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23页。
[14]今天的学生所受的文科教育与八、九十年代并无太大的区别，他们普遍蔑视古代的制度，比如对于八股文的评价还停留在我上中学的水平上，殊不知八股文是当时世界上最早的标准化考试，它能最大限度地排除权力、关系等因素对于录取的干绕，否则从文体和格式上就可以作弊。前人（如朱元璋）当然也深知这种考试录取了大量的庸才，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却无法找到比它更不差的制度。按今天高考的制度，钱钟书必然落榜，我们也能轻易地举出高考制度的重重弊病，但就现阶段而言，它大体却是一种最不差的制度，可设想的任何另外一种选拔制度都会比它更有失公平、更不可取。
[15]基督教扳转了古典政治学的进路，它打破了古希腊、罗马人对于人性的乐观，奥古斯丁是这个过程的枢纽人物，他深刻地指出了人间不过是涕泪之谷，政治的目的不过是以最大的程度来减低这种苦难，它不可能担当起建立终极性人间乐土的任务。因而奥古斯丁开启了这样一个思想进路，即人间没有伊甸园，我们人类在地上的诉求只能是一个最不差的制度！诚然，奥古斯丁的理论是在神学背景下提出的，但在现代世界中他的理论仍有着穿透时空的价值，尤其在当今科学理性日盛的世界中，我们对于人类自身的局限应有清醒的认识。——奥古斯丁对于政治哲学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从一定程度上说不理解他就难以理解教权—皇权的二元张力，也难以理解英美与欧陆政制上的殊异，更难于理解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乃至我们自身。
[16]《法律、立法与自由》（卷二、三），198页。
[17]《法律、立法与自由》（卷二、三），343页。
[18]关于价格的形成机制的深入之作可参哈耶克的《竞争的含义》一文，见《自由主义与经济秩序》。
[19]边际效用论是19世纪晚期兴起的、与当时占主流的劳动价值论抗衡的另一学说，一般认为其创始人为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20世纪20、30年代边际效用论在西方经济学界渐渐确立了其主流地位。理论史类的文献可参考《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美)理查德·豪伊著(RichardsHowey)著，晏智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笔者听课时曾碰见一个学生这样问：我们虽然画出了鸡蛋价格的波动曲线，但鸡蛋的价值究竟是多少呢？价格曲线上哪一点上才是价格和价值相等的点呢？其实，老师完全可以借此点到边际效用论，但遗憾的是这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却没有得到有价值的回应。
[20]“在哈耶克看来，只有在适用于一般性行为规则的场合，有助益的社会秩序才会生成，因为作为有助益的自发社会秩序的发生的必要条件之一的自由，只有当一般性规则存在的时候才是可能的。”《自由秩序原理》，哈耶克著，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代译序26页。
[21]详细的论述可参考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法律、立法与自由》；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2]《控制的专横》，见《自由选择》。
[23]《知识在社会中的应用》，见《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121页。哈耶克在该篇文章里对于价格调整的即时性有很深入的论证。还可参《竞争的含义》一文，在该文章中，哈耶克以其遂密的洞察和严谨的论析纠正了流俗关于市场调节是事后调节的见解。鉴于本文篇幅恕不赘述。
[24]近代市场经济兴起的伦理原因何在呢？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深刻地指出，唯利是图并不是其兴起的独特品格（peculiarcharacter），新教的勤奋与节俭才是根本原因。——究竟是不是新教伦理引起了市场经济，思想界无疑是有争议的，哈耶克就格外地反对韦伯的这一观点，并称其是一种神话（myth），他认为正是十六世纪晚期天主教的耶稣会士对于分配正义和规则正义的划分才是导致近代市场经济兴起的根本原因（《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132页、173页注15、539页注44）。——无论他们有怎样的分歧，他们的共识无疑却是：市场经济的伦理成因来自（宗教性的）美德，而不是恶。
[25]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中有一部分是专门分析大萧条的，其“美国中心论”观点可能为有的人所不赞同，但其进路却无疑获得了大量的支持，即人为管制才是造成大萧条的祸首。在该文中，他还对于罗斯福新政中的不足之处提出了自己的批评，该不足的主要表现就是政府对于经济的管制过多，这样就会埋下公共权力过度扩张的隐患，就会侵害美国借以繁荣的基础：自由。
[26]诚然，这种方法就是功利主义的方法，从康德哲学的角度看，它是没有坚实性的。美国宪法的起草者汉密尔顿就批评过功利主义的方法，他说：“对于一个把繁荣看得比自由还重要的民族，它就既不能、也不配享有这种繁荣。”（《联邦党人文集》）——但该进路对于绝大多数高中生的心智而言显得较为生疏，可斟酌处之。
[27]《何处寻求大智慧》，吴敬琏著，北京：三联书店，1997，61页。
[28]更进一步说，人类历史并非一部技术史，反倒是技术史是应从属于人类历史。人的需求及价值是全方位的，技术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而已。假若仅仅以技术进步与否来衡量历史发展，就会使人的价值陷入一种危险的境地。
[29]《休谟的政治哲学》，高全喜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85页，
[30]对于近代英国繁荣的原因，哈耶克曾这样说：“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使人们了解到，基于对任何专断权力的彻底不信任而对权力采取限制的措施，是英国经济繁荣的主要原因。”见《自由主义与当代世界》，哈耶克等著，北京：三联书店，2000，114页。
[31]这里本文想进一步指出的是，把负责基础教育的老师称为是“灵魂的工程师”也是不恰当的提法。因为对德性的教育应首要由家庭来完成，而不是负责公共教育的学校。当然，本文无意说德育教育不重要，更不是说学校要取消德育，而是说它的重心应该在家庭，学校的作用应是辅助性的。在美国，家长也被称为parent-teacher，这是富有卓见的。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可参《为了自由——洛克的教育思想》，纳坦·塔科夫著，邓文正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
[32]关于分期也有不同看法，本文采取古典伦理和犹太—基督教（Judi-Christianity）伦理的二分法，因为纯粹的个体意识是由基督教贡献的，近代西方伦理与后者的亲缘关系远近于前者。此处需要格外提及的是让·卢梭（1712-1778），因为他深远地影响了法国大革命（1789），而法国大革命几乎成了近现代所有激进革命的源头，但卢梭的伦理学总体上却属于古典伦理。——学界都清楚这一点意味深长。
[33]《罗马法教科书》，（意）彼德罗•彭梵得著，黄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126页。
[34]《哲学史讲演录》（卷一），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51页。
[35]《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43页。关于孟德维尔、休谟、斯密等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该书第一章有详细的考辨，可参之。
[36]AdamSmith，WealthofNations，I，p.16。引自《法律、立法与自由》（卷二），226页，注8。
[37]《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43页。
[38]《休谟的政治哲学》189页注2。原注中还有这样的一段话：“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严复将斯密的伟大著作译为《原富》，我以为不是具有先见之明，就是深得其中三昧，免去了《国富论》可能带来的误导。”
[39]《国史大纲（修订本）》，钱穆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前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