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于现代中国是个很奇怪的现象: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如雷贯耳地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这位“至圣先师”的那些至理名言和谆谆教诲却没有多少人记得,以至于这位号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却对现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和人们价值观、伦理观的形成基本没有影响力。我这个年龄段及其以下的人大概极少有人认真读过以《论语》为首的四书、五经,我最初只言片语地知道一点孔老先生的言行还得“拜托”上世纪70年代初的那场“批林批孔”运动,现在我也算是个“文化人”了,可仍然对孔子一知半解。这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悲哀的断裂,是“五四”的过激和“文革”的摧毁两次劫难留下的无可挽回的恶果。
最近社会上流行的“孔子热”以及学术界的争论非常有意思,我觉得这与当年孔老夫子不辞劳苦周游列国时的社会背景有一些相近之处,说现在“礼崩乐坏”、“人心不古”有点危言耸听,但是如果说现在需要适当提倡“克己”、大力推广“复礼”,肯定是有现实意义的。我们天天耳闻目睹的那些官员腐败、故意伤害、奸商图财害命、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等等让人不可思议的社会问题,的确让人觉得伦理道德的教育甚至重建已经到了比经济建设、财富积累更为紧迫的程度了。在这种特别的历史时刻,如果能借助孔子的名声辅助道德教育以使“至圣先师”实至名归,同时又在《论语》中获得一些对民族文化传承、民族品格建构有积极影响的启示,何乐而不为?在这个意义上我赞同于丹普及《论语》的做法,有人对大众讲传统文化总比没人讲好,有人再借这个平台出来挑挑毛病,做点更正,受益的还是大众。我就是在这样的讨论中更正了一些自己多年对孔子的误解,比如“以德报怨”全文应该是“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不是教人唯唯诺诺而是教人分清是非;比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原意应该是“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说的还是对大众的文化教育而不是在教导统治者如何愚民;在对最容易引起公愤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各种解释中,我至少得知孔子说这话是有具体语境和具体所指的。总之,有优秀传统的文化可以让人有精神归属感,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伦理道德也是有根基的伦理道德,所以大可不必夸大孔子的封建属性而错过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中续上文化香火的机会。
我之所以这样说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孔子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理论家,他是个以“有教无类”为原则的教育家,他对弟子宣讲的都是与人际关系、社会行为、人的自我约束和自我修养有关的智慧结晶,在这一点上与老子的那种建立在冥想基础上的抽象思想有明显的不同,所以说中国的儒学是一种“实践理性主义”学说。既然是教育家的学说就应该让其中的精华继续起到教育作用,既然是一种实践性的学说就应该在实践层面上予以继承,这种继承比少数人在书斋里做研究更有实际意义。这有点像我经常说戏剧的一句话:中外戏剧经典名著应该通过舞台演出充分体现其艺术价值,只有在实践中的继承才能对我们的戏剧创作和观众教育有实际的促进作用。
最近社会上流行的“孔子热”以及学术界的争论非常有意思,我觉得这与当年孔老夫子不辞劳苦周游列国时的社会背景有一些相近之处,说现在“礼崩乐坏”、“人心不古”有点危言耸听,但是如果说现在需要适当提倡“克己”、大力推广“复礼”,肯定是有现实意义的。我们天天耳闻目睹的那些官员腐败、故意伤害、奸商图财害命、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等等让人不可思议的社会问题,的确让人觉得伦理道德的教育甚至重建已经到了比经济建设、财富积累更为紧迫的程度了。在这种特别的历史时刻,如果能借助孔子的名声辅助道德教育以使“至圣先师”实至名归,同时又在《论语》中获得一些对民族文化传承、民族品格建构有积极影响的启示,何乐而不为?在这个意义上我赞同于丹普及《论语》的做法,有人对大众讲传统文化总比没人讲好,有人再借这个平台出来挑挑毛病,做点更正,受益的还是大众。我就是在这样的讨论中更正了一些自己多年对孔子的误解,比如“以德报怨”全文应该是“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不是教人唯唯诺诺而是教人分清是非;比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原意应该是“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说的还是对大众的文化教育而不是在教导统治者如何愚民;在对最容易引起公愤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各种解释中,我至少得知孔子说这话是有具体语境和具体所指的。总之,有优秀传统的文化可以让人有精神归属感,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伦理道德也是有根基的伦理道德,所以大可不必夸大孔子的封建属性而错过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中续上文化香火的机会。
我之所以这样说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孔子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理论家,他是个以“有教无类”为原则的教育家,他对弟子宣讲的都是与人际关系、社会行为、人的自我约束和自我修养有关的智慧结晶,在这一点上与老子的那种建立在冥想基础上的抽象思想有明显的不同,所以说中国的儒学是一种“实践理性主义”学说。既然是教育家的学说就应该让其中的精华继续起到教育作用,既然是一种实践性的学说就应该在实践层面上予以继承,这种继承比少数人在书斋里做研究更有实际意义。这有点像我经常说戏剧的一句话:中外戏剧经典名著应该通过舞台演出充分体现其艺术价值,只有在实践中的继承才能对我们的戏剧创作和观众教育有实际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