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一、科学必定是具体的
无论那一门科学，其所研究的都是指对象物所特有的运动（运行）规律，更确切地讲，是特定事物某个方面或某几个方面的运行规律。而这样的运行规律的发现，必定是在非常深入、具体的研究工作之后，绝不可能不对实际事物作深入研究，倒可以产生新的学术和新的知识。
现在有什么必要讲这些话呢？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的学术性研究观念上刚刚开放，但浮躁、轻薄之风也早已兴起。例如，空谈一些什么与什么关系似乎就是懂得某门学科了，甚至成了某门学科的代言人。官员的思维、大众的思维也多多少少受到影响，例如，“文学是人学”，就是颇不短时期里很有名气的空话。——按照提出这样的口号者的思维逻辑，别的众多学科都可以冠以“人学”之名的。但无论那一门学科，都不是靠这一类炫人耳目的招牌取得进展的。
现在，试图创立新学科的人真是不少，如果是深入而具体的研究者，即使最终失败了，也是值得尊敬的；但看看这些试图创立新学科者的论述，几乎仍然是什么东西重要、要处理好那些关系之类的空话。
关于自然科学研究，可以用人们爱讲的所谓科学的方法论为例。也是上世纪后半叶的事，系统论、协同论、信息论、耗散结构论——老三论、新三论之类，是那时的某些中国学者总结的权威性知识，也是那时的时髦知识。但是无情的事实是，从来也没有人运用了这样的方法而取得了科学成就，甚至也没有人通过运用这些方法而获得重要的新知识。至于社会科学，可以说，除了历史研究的某些方面，无论那一门学科，中国的学者都未取得过重要的学术成就。这原因，就科学研究本身而言，自然科学也好、社会科学也好，也无论研究对象是宏观层次的还是微观层次的，科学的研究对象必定是非常具体的。泛泛之论或单凭想象构造出来的“新学说”，实际根本不会是什么新知识，又怎么可能是学术上的新创造呢？
空洞的“概括”之所以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毫无用处，是因为，无论那一门具体的科学所对应的事物，都是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各个方面、各个因素的统一体的实际存在与运动。而各类具体事物都有着根本性的或重大的差异的；这些重大差异是不容忽视的，如果人们忽视这些重大的、根本性的差异，或者甚至根本不知道该事物各个方面的具体特征。——在实际这样低的水平下，怎么可能产生有意义的学术成果呢？
以历史研究为例，曾得到过西方学者如萨缪尔森高度肯定的历史唯物论，是够出色的科学成果了吧！但是，无论要阐明那一个国家某个时期实际的根本性的运行特征，历史唯物论也只是指明了主导着历史发展的基础原因是经济因素；如果不能发掘、掌握基本的历史事实，如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实际状况，该时期各种重要的社会力量的相互关系，那就还是无法阐明形成当时的历史面貌的社会原因。这也就是我国解放后至文革前，历史学罕有学术杰作的重要原因：既未能全面地掌握详细的相关资料，又未能理清所研究的历史时期决定整体方向的根本脉络，仅仅强调某个理论观点的重要，怎么可能大踏步地推进学术的发展呢？现在的一些人则是使用另一种手法了，挥一挥“过激主义”的新帽子，就自以为掌握和使用了多么有力的思想武器。其实不过是拜倒在另一些西方学者的脚下；没有脚踏实地的研究，不会真有出息的。
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在极大地开阔人们的眼界的同时，也不免使人们产生种种联想，比如，自然科学的发展是如此之快，自然科学的某些具体方法难道不可以借用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上，例如移用到经济学的研究上吗？抱负更大的人则认为，为什么不能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统一起来，创立一门宏大的学问呢？当今中国的经济学园地里，就有好几位做着这一类梦，试图撇开前人的学术基础，构造出种种包罗万象的经济学。
例如有人认为：宇宙是追求最小作用量的，也就是追求最小负作用量。社会是追求最大幸福的；研究是追求最大知识的；经济是追求最大利润的。由于求极值的推导过程与追求量的量纲无关，如果这些追求系统的追求量有类似的数学表达式，它们的最佳行为就应该是一样的。因此，人类应该通过模拟宇宙取得最快的社会发展，建立“宇宙主义”社会。宇宙主义社会认为，法制社会和民主社会并不能带来完美的社会，是非标准应该按照有关完美追求的普适真理而定，完美社会没有国家、民族的界限，也没有国家权力机构。在经济方面，应该仿效宇宙契约变化的连续化、短期化，建立统一市场并实现契约的自由组合。教育同样应该遵守自由的原则，让学生自由选择学习什么、怎么学，好的教育体系就是一个知识交换的市场，应该提供尽量多样、尽量自由的选择。
不必在这里对这些内容作详细的分析，即使其中的某些似乎有道理的看法，例如其中的关于教育的看法，也只是当前相当一部分人或多或少相同的见解，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直观的要求。但这样的见解和要求本身，决称不上新的发现、新的科学。这就好比现在的人喜欢讲的：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这一类的话不能说错，但要说这一类的话是多么重要的科学，而且还是自己研究得来的科学原理，——将一些时下正炒得旺的常识说成是自己的重大发现，岂不可笑！科学的研究决不是这样的。例如现今不少科学家着力研究人类活动对地球气候究竟产生了多大影响，更具体地，地球气候是否在变暖，人类活动在其中又有多大影响？这样的研究才真正称得上科学研究。但要得到真正确凿无疑的具体结论，又是何其之难！因为与此题目相关的重要事项，未知的或近于未知的、不确定的东西实际并不少。而且，这样的研究即使取得了部分成果，通常也难由此发现重大的普遍性的规律，即不大可能取得推进该门科学的重大成果。
但是，有的看似志向远大的人却说什么，研究是追求最大知识的，社会是追求最大幸福的，经济是追求最大利润的。据此要在这几个领域找出共同点，找出来的共同点又是多么重要的东西。——这样的空话怎么可能是科学？例如，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所谓幸福是有着多么巨大差异的概念——奴隶社会里统治阶级的幸福就和资本主义社会企业主的幸福有巨大差异，秦皇朝或古埃及法老统治下的社会生产活动怎么可能是追求最大利润？
二、空洞的概括不可能引导出新的科学知识
一切不对具体的对象作深入研究，冥思苦想构造出来的“学问”，不可能是真实的学术成果；对于固执地幻想着的个人和家庭也是巨大的不幸；这是在无尽的幻想中的必然的无效劳动。
从对自然科学中的非线性和线性问题的研究成果，推广到人类社会，有一种概括性的总结：当代自然科学的进展使人们认识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有封闭系统，但大部分是开放系统；人为过程可以是可逆的，自然过程中随机性和不可逆性则是基本的；在系统的平衡态附近，系统的变化同外界作用的关系可以是线性的或近似线性的，但在远离平衡态的状态下，是非线性的。科学范式已由17世纪的经典力学范式发展到当前以系统学的一系列成果为基础的、存在与演化辩证统一的科学范式。
这一类的总结或说法似乎不能说错，但是更大程度上倒可以说是无重要意义的引申，实际往往成了空洞无用的话。从较严格的意义讲，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已知的历史都向我们表明了，自然和社会的发展是不可逆的过程。迄今为止，人所知道的自然史和社会史从来就没有过完全相同事物的再现。也就是，严格地讲，自然和社会过程推移的根本特征从来就是非线性的。这也是不可知论或怀疑论之所以产生的隐蔽的基础。从这样的视角观察，非线性与线性，本来也是相对而言的。
作为特定的研究对象的具体事物，非线性只是自然和社会运行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与此相对应，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线性的客观和必然。一般地，可以把线性理解为，在具体的前提条件下，事物的运动所具有的某种形式的有规则的特征，——在另一不同的具体条件下，这些规则或规律就无从谈起了。而且，所谓有规则的特征，是就事物的某个侧面而言，从其他侧面来看，事物的运动或演化往往表现为无规则的、非线性的。客观地认识事物之所以难度大，就因为事物必然是多侧面的，种种原因造成的认识局限使人难以看清事物的全貌，也难以作出切中要害的整体判断。因此，线性与非线性，对于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具体事物，都是具体地统一的。这样的具体统一对于不同的事物、不同的研究对象，必然地有着重大差异的。
所以，即使上面所讲的线性与非线性的关系，大致反映了事物的某些重要共同点，对于各门具体学科如经济学的研究也不会有大的帮助。例如，研究某门应用经济学，该门学科的不断发展，就说明相应的经济运动是有规律的，并且这些规律逐步地被研究者所发现，这就是相应的经济过程在总的不可逆的演化中相对稳定的线性运动。
可是，仅仅停留于这样的认识，对经济科学从而对该门应用经济学的发展又有何用呢？对研究者说来，要紧的是发现某个尚未被人们所认识的新规律，即有规则的运行特征。很明白，试图实现这样的新发现的人，第一要务是深入研究对象物的实际运动过程。这决不是讲几句大话所能办到的。
一些看似志图远大的人却还要更进一步，企图找出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共同点，做成更大的“学问”。照时下不少人的看法，这就是研究哲学问题，或者带有哲学意味。但实际上呢，整个19世纪，现代自然科学的根本性进展，就基本已导致传统意义的哲学的终结；20世纪以来的100多年里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更使以下一点绝无疑问：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按自己客观具有的规律运动的，大体上，人已经能够比较真实地描绘出事物（自然界与社会）的某些方面的本来面貌。而不是像人类的幼年时期，由于社会生产水平的限制、实际科学知识的极度缺乏，因而很大程度上只能以猜测和想象谈论自然界和社会。现在，关于自然界和社会，认识上的任务只能是，整体和细节两方面都力求揭示事物的本来面貌。
关于自然界，还可以举一点例子。也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的事吧，那时的一些中国人，在对宇宙的认识上喜欢讲的，除了已有所认识的银河系这一类的星系，更大范围的，就说已知的所有星系以及尚未观察到的星系，加起来构成所谓“总星系”。但其实，关于所谓总星系，一点点具体根据都还没有。如果说是一种猜测，更彻底一点设想，也可以说可能有更多层次的星系系统。但这一类的猜测有什么意义呢？这样的猜测也够不上科学假设。真正的科学假设还是以初步的实际根据为基础的。否则的话，科学假设与幻想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说到宇宙的结构和起源，大爆炸理论是当今科学界最有影响的理论，大爆炸宇宙学认为，已知的宇宙是从100多亿年前的大爆炸形成的。这是现有的观测条件基础上的分析研究，包括以观察所得对假设的宇宙大爆炸模型的检验、修正大爆炸模型的某些方面。
人们说，物理学的宇宙观与哲学上的宇宙观是不同的，至少是有区别的。其实，现实的物理学当然只能以真实的具体的事物为研究对象，例如，现在的探测手段限制着河外星系或河外天体的发现，目前所能观察到的距地球最远天体约200亿光年，但明智的科学家们当然不会说距地球几千亿、几万亿光年远是怎样类型的天体。因为物理学还没有进展到这一步，空谈是没有用的。仅仅说几万亿、万万亿光年或更遥远之处也一定有天体，那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因此，从根本上讲，对真实的宇宙认识上的发展，正是取决于相应的科学和技术上的进步。这是当代宇宙学的立足点。
与之类似，当时一些人谈到微观世界，喜欢讲的则是：“微观世界无限可分”。但是，这甚至比不上古代中国人的认识：“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因为从数学角度讲，古代中国人的上述认识无疑是真实的，作为对微小物体的猜测性认识也是重要的。但对于当代人要认识的物理世界，现在重要的不是空话、不是毫无根据的猜测，需要的是从已知条件出发的具体的假设、是具体的实验与观察、是具体的物质形态理论上的真实再现。否则的话，十九世纪的“以太”说，现在也还有存在的价值了。如果有人说，夸克还可以无限再分，这有什么意义呢？对于自然科学的推进不会有实际意义，对于认识能力的提高也不会有实际意义。从某些已知的条件讲，微观世界的夸克和各种微粒子与宏观世界的黑洞的关系，现在可以猜测性地指出的大约也只是：黑洞内部必定有具体的结构的，不可能是无差别的存在物，这所谓内部结构，或许与夸克的形态、状态有关。
与之类似，研究社会科学的人们，在现当代社会如果还是像古典时期的学者那样，想象未来社会的具体特征、制度形式等等，不只是没有正面意义，而且或多或少是有害的。既对社会有害，也对沉迷于这一类空头“学问”的人自身有害。
还可以举一个实际小例子。最近若干年里，有一些基础知识较差的农民或其他小知识分子以土法造飞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使用的是极为简陋的工具和材料，基本上是能搞到什么材料、部件就用什么，往往主要是废旧物品。土法造飞机者对空气动力学和当代的飞机制造要求等专业知识，要末一窍不通，要末仅粗知皮毛，对行业管理同样如此。这样的土法造飞机，对社会有害无益，对于土法造飞机者个人同样有害无益。这和20世纪初美国莱特兄弟发明飞机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和当代社会以相应的资本和技术为基础条件的高度成熟的轻小型飞机制造，也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可悲的是，却有一些人完全分辨不出这种根本性差别，一些轧闹猛的看客则是跟着起哄。现今不理会学术史、不理会前人的研究成果、不理会所研究的事物的实际演变状况，试图以冥思苦想推出自己“新学说”的人，其实与农民土法造飞机并无根本差别。
如此说来，哲学在当代社会还剩下什么呢？哲学是否消失了呢？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给出的答案是正确的：思维的规律或者说逻辑学，这才是现代哲学的真正园地。只是要使这门科学真正有进步，是极难极难的。当代社会的某些人，却往往只是讲些大话、空话或晦涩的话。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运动是辩证的运动，这种辩证运动是对象物自身所具有的，而不是人主观地想象出来的、硬套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人的思辨方式、人认识外部世界和人自身必然要经历的过程，从根本上讲，也是辩证的。这就是思辨的规律，就是包括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两者的逻辑学。例如，任何具体事物总是以现象形态直接呈现的，持久的、规律性的东西虽然从根本上支配着具体事物运动的整体方向，并且已经体现于实际的总过程中，但这样的规律性的东西并非直接等同于纷繁复杂的表象；人接触事物，直接地发生关系和感知的也是事物的表象，是具体事物而不是抽象事物；概念的形成是在了解具体的事物之后，是在对现象形态有了生动的印象之后，是有了多次的感性认识并对这些感性认识整理加工之后才形成概念的；概念的形成与变化，概念之间的联系，归根结底是与外部世界的变化相联系的。例如，人运用概念所作的推理，之所以有可能形成重要的新知识，归根结底也是因为，真实的推理所对应的概念之间的联系，是以这些概念所代表的事物的实际联系为基础的。由此可见，人的思辨过程是以特殊的形式反映着外部世界辩证的运动过程。但是，概念的形成和概念的运用，本身是人的思辨过程，这个思辨过程具体有怎样的特征呢？这就是要研究思维的规律。
人的思维，实际上就是概念的形成和概念的运用，并且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就以科学研究为例，人所共知，假设在科学研究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科学假设就思维形态讲就是概念，更确切地讲，是初步的概念。事实上，假设的形成和提出，就是以掌握研究对象的某些重要情况，即以初步的研究为前提的。以这样的假设为出发点所展开的研究，从外表上看，研究工作似乎就是对假设的检验，但从思维活动来看，则是初步形成的概念的完善或被推翻——两者都意味着反映真实事物的概念的逐步成熟。这一切，从思维形式讲，是概念的形成和运用概念的推理过程。
三、经济科学的研究对象
以这样的眼光看待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究竟是什么呢？那隐藏在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之后的、具有必然性的、持久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势与特征是什么呢？也就是，支配着实际经济过程的重要而且普遍的特征是什么呢？这就是研究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这样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决不是空洞的东西。举个实际例子。魁奈的《经济表》所反映的常年劳动与社会总产品价值客观而具体的数量关系、年预付与原预付客观而具体的数量关系，——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阐明的社会再生产各重要规律。这些规律与生产过程中种种技术上的联系之类性质上根本不同。社会再生产各重要规律无疑属于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这些规律的存在和起作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社会的实际经济运动中是巨大的力量，是经济过程内在具有的极重要特征。至迟，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逐渐兴盛以来，魁奈和马克思阐述的社会再生产各重要规律就实际地起着巨大作用的。这些深层次规律的存在和起作用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要发现这些规律却是异常地困难。对于试图研究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学者，如果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这个重要规律，却空谈处理好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生产的关系多么重要，还自以为这样空讲一通多么有学问，这又是多么滑稽的事啊！现在的一些时髦人眼里，似乎马克思阐明的再生产规律，只是反映了产业联系或技术关系，不能不说是当代社会的新浅薄。
与此相比，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性质与特征，同样属于基础性理论问题。一讲到生产经营，人们往往会马上想到：是否有资本运作举措；当前什么行业最赚钱；作为总裁等管理者，自己的经营思路与别人相比有何区别，打算在那些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成为佼佼者。这一类问题显然是重要的。但是，真正出色的投资者和企业家，绝不会只考虑对己有利的方面。当某人实际地进入了某一行业的时候，也需要他预先考虑到，市况相当差时本企业能否挺得住。实际生活经验时时在告诉着人们：风水轮流转。如果较全面和长久地看，行业有行业的平均数，全社会有全社会的平均数。那么全社会计算可以获得的平均利润从何而来呢？这决不可能以某些人善于经营之类的理由所能解答的。类似地，这也不可能以一些人特别善于做买卖、特别善于贱买贵卖作为答案。
这个基本问题，就是资本为主导的商品生产的规律性，就是商品价值的形成，就是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人所共知，这是马克思研究的问题。后人当然没有必要去重做一遍同样的题目。但是十分重要的是，马克思所阐明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制约着实际的社会生产，并且也不管人们自己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
例如，企业的管理者知道得很清楚——大众也知道得很清楚，如果是制造企业，企业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资料，是从市场购入的。这样购入的生产资料商品的市场价格固然起伏不定，经营利润的多少和他讨价还价的技巧怎样也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和别的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相比，降低成本消耗总是基本功，别的企业同样如此。与之类似，企业的活劳动的支出是另一种消耗。虽然从外表上看，对于企业说来，生产同量产品，活劳动消耗的减少直接地是表现为工资成本的相对减少。换言之，各个企业都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努力着、竞争着。这是巨大的、无形的力量，制约着无数企业的实际生产。如果不需要企业付出什么就能生产出商品来，那当然是再好也没有了，但世上那有这样的好事呢？因此，分析一般条件下商品的价值是如何形成的，新价值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就是问题的关键。
但是，正如刚刚指出的，对于马克思已经阐明的理论，当然没有必要重做一遍；如果谁真想在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方面作探索，那么，重要的也是能否在马克思的基础上有所前进，这还要看研究者是否真有这样的能力，而不是专说大话的空较劲。
现在来看另一类问题。直接加工过程或流通过程中的各种消耗，是形成商品价值的基础。各个企业实际的消耗量是多少呢？其次，由商品或资产的销售所实现的企业生产的商品市场价格究竟是多少呢？从而某个企业实际究竟赚或亏了多少呢？人所共知，这是会计财务问题。而且，会计规则和怎样记账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方面是，怎样的账务形式才能较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经济状况，怎样建立起一系列会计科目，它们和实际生产过程有怎样的联系等等，这就属于具体的应用经济学科即会计学了。
还是具体地讲一两个问题吧。研究种种金融性资产与企业的实体性资产有怎样具体客观的联系，这是基础性的研究即理论经济学的任务。与之不同，以怎样的形式核算的金融资产的价格，较为客观地反映了企业等主体的经营情况，这就是会计学所研究的重要问题。关于会计规则，近期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是投资性金融资产的计价和盈亏核算，从原来以企业所有的金融资产实际交易时的价格核算，改变为以每日的公允价值核算，通常以每日的市场交易价格作核算标准。这不仅是会计学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会计实务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不妨略为分析一下。
企业所掌握的原材料、待售商品等实体资产的实际价值和市场价格每日每时都在变化着，金融性资产的市场价格也是如此。从会计的根本要求讲，时滞越短越好，是真实、全面地反映这些资产的价值。但是，会计对实际经济状况的反映又必定是近似的，会计要研究的是，根据社会生产发展的实际水平，怎样的科目设置、怎样的计价方式，既考虑了真实性要求，其所要支出的会计核算费用也是值得的。这是一项特殊的投入与产出的权衡，可以就会计的专项投入与产出问题进行分析。需要考虑的具体因素如全社会金融资产交易量、会计方法改变的投入估计、相关的技术条件等等。
与会计核算有关的另一个例子，可以举198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理查•斯通对社会账目即国民经济账目的研究，及其在国际范围的广泛应用。这是包括了全社会各类主体的全面核算。
一望而知，首先，直接地讲，这是由以往通常只由企业等各个生产单位的个别核算，向包括了全社会各类主体的国民经济全面核算的过渡。除了要具备相关的社会条件，直接地讲，是学者们把企业等生产单位与非生产单位、个人消费者联结起来了。看到了这种客观存在的联系，并表达为一般形式，这就是应用经济学的重要发现和发展。很明白，全社会的收入与支出、全社会的经济运动即国民经济整体，从基础层面讲，是社会实际的生产过程、是商品价值的形成与消耗。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各门应用性学科的大量产生和形成，是20世纪学术界的重大事件。对于自然科学说来，所谓应用性学科，很大程度上是各门技术科学的形成；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性学科的形成和发展，相当大程度上是与自然科学类似的。从根本上讲，学科门类的增加和细化，是由于社会分工的加深，这是和现当代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日益迅速紧密相联的。随着现当代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社会分工不断加深，反映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上，学科的细化，使原来的技术层面的东西，在具体内容上大大增加了，形式上系统化了，从而这些原来属于技术层面的东西就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这就是各门应用性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史。
那么，各个企业具体的管理问题，属于什么层次的经济现象呢？很明白，这属于经济末端。广义的企业管理，包括企业的投资与兼并或资本运作、企业的内部组织与调配、新产品开发投资与品牌战略、重大技术改造的决策、产品营销战略与营销网络等等。上述无论那一方面以及未讲到的其他重要方面，在特定的条件下都有可能成为决定企业成败的关键，它们是应用性极强的“学问”，和隐藏于经济现象背后的一般性的基础性的东西，不在同一个层次上。不同层次的学术所对应的是不同的研究对象，尽管各门应用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是有内在联系的，各门应用经济学之间也有或紧密或较疏松的联系。但是，正因为经营管理方面的个体差别就成了决定企业高额盈利、迅速成长还是巨额亏损甚至破产倒闭的关键，致使人们既难以看清也难以理解经济现象背后的深层次规律性。
还要说一说，社会经济管理体制及宏观上对社会经济的监测管理，所对应的实际同样是操作性问题，经济政策当然也是如此。尽管和企业的微观运作相比，它们两者在范围上差别巨大，但都属于应用问题；因而其反映于理论上，同样属于应用经济学。
2007-10-3
一、科学必定是具体的
无论那一门科学，其所研究的都是指对象物所特有的运动（运行）规律，更确切地讲，是特定事物某个方面或某几个方面的运行规律。而这样的运行规律的发现，必定是在非常深入、具体的研究工作之后，绝不可能不对实际事物作深入研究，倒可以产生新的学术和新的知识。
现在有什么必要讲这些话呢？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的学术性研究观念上刚刚开放，但浮躁、轻薄之风也早已兴起。例如，空谈一些什么与什么关系似乎就是懂得某门学科了，甚至成了某门学科的代言人。官员的思维、大众的思维也多多少少受到影响，例如，“文学是人学”，就是颇不短时期里很有名气的空话。——按照提出这样的口号者的思维逻辑，别的众多学科都可以冠以“人学”之名的。但无论那一门学科，都不是靠这一类炫人耳目的招牌取得进展的。
现在，试图创立新学科的人真是不少，如果是深入而具体的研究者，即使最终失败了，也是值得尊敬的；但看看这些试图创立新学科者的论述，几乎仍然是什么东西重要、要处理好那些关系之类的空话。
关于自然科学研究，可以用人们爱讲的所谓科学的方法论为例。也是上世纪后半叶的事，系统论、协同论、信息论、耗散结构论——老三论、新三论之类，是那时的某些中国学者总结的权威性知识，也是那时的时髦知识。但是无情的事实是，从来也没有人运用了这样的方法而取得了科学成就，甚至也没有人通过运用这些方法而获得重要的新知识。至于社会科学，可以说，除了历史研究的某些方面，无论那一门学科，中国的学者都未取得过重要的学术成就。这原因，就科学研究本身而言，自然科学也好、社会科学也好，也无论研究对象是宏观层次的还是微观层次的，科学的研究对象必定是非常具体的。泛泛之论或单凭想象构造出来的“新学说”，实际根本不会是什么新知识，又怎么可能是学术上的新创造呢？
空洞的“概括”之所以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毫无用处，是因为，无论那一门具体的科学所对应的事物，都是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各个方面、各个因素的统一体的实际存在与运动。而各类具体事物都有着根本性的或重大的差异的；这些重大差异是不容忽视的，如果人们忽视这些重大的、根本性的差异，或者甚至根本不知道该事物各个方面的具体特征。——在实际这样低的水平下，怎么可能产生有意义的学术成果呢？
以历史研究为例，曾得到过西方学者如萨缪尔森高度肯定的历史唯物论，是够出色的科学成果了吧！但是，无论要阐明那一个国家某个时期实际的根本性的运行特征，历史唯物论也只是指明了主导着历史发展的基础原因是经济因素；如果不能发掘、掌握基本的历史事实，如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实际状况，该时期各种重要的社会力量的相互关系，那就还是无法阐明形成当时的历史面貌的社会原因。这也就是我国解放后至文革前，历史学罕有学术杰作的重要原因：既未能全面地掌握详细的相关资料，又未能理清所研究的历史时期决定整体方向的根本脉络，仅仅强调某个理论观点的重要，怎么可能大踏步地推进学术的发展呢？现在的一些人则是使用另一种手法了，挥一挥“过激主义”的新帽子，就自以为掌握和使用了多么有力的思想武器。其实不过是拜倒在另一些西方学者的脚下；没有脚踏实地的研究，不会真有出息的。
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在极大地开阔人们的眼界的同时，也不免使人们产生种种联想，比如，自然科学的发展是如此之快，自然科学的某些具体方法难道不可以借用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上，例如移用到经济学的研究上吗？抱负更大的人则认为，为什么不能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统一起来，创立一门宏大的学问呢？当今中国的经济学园地里，就有好几位做着这一类梦，试图撇开前人的学术基础，构造出种种包罗万象的经济学。
例如有人认为：宇宙是追求最小作用量的，也就是追求最小负作用量。社会是追求最大幸福的；研究是追求最大知识的；经济是追求最大利润的。由于求极值的推导过程与追求量的量纲无关，如果这些追求系统的追求量有类似的数学表达式，它们的最佳行为就应该是一样的。因此，人类应该通过模拟宇宙取得最快的社会发展，建立“宇宙主义”社会。宇宙主义社会认为，法制社会和民主社会并不能带来完美的社会，是非标准应该按照有关完美追求的普适真理而定，完美社会没有国家、民族的界限，也没有国家权力机构。在经济方面，应该仿效宇宙契约变化的连续化、短期化，建立统一市场并实现契约的自由组合。教育同样应该遵守自由的原则，让学生自由选择学习什么、怎么学，好的教育体系就是一个知识交换的市场，应该提供尽量多样、尽量自由的选择。
不必在这里对这些内容作详细的分析，即使其中的某些似乎有道理的看法，例如其中的关于教育的看法，也只是当前相当一部分人或多或少相同的见解，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直观的要求。但这样的见解和要求本身，决称不上新的发现、新的科学。这就好比现在的人喜欢讲的：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这一类的话不能说错，但要说这一类的话是多么重要的科学，而且还是自己研究得来的科学原理，——将一些时下正炒得旺的常识说成是自己的重大发现，岂不可笑！科学的研究决不是这样的。例如现今不少科学家着力研究人类活动对地球气候究竟产生了多大影响，更具体地，地球气候是否在变暖，人类活动在其中又有多大影响？这样的研究才真正称得上科学研究。但要得到真正确凿无疑的具体结论，又是何其之难！因为与此题目相关的重要事项，未知的或近于未知的、不确定的东西实际并不少。而且，这样的研究即使取得了部分成果，通常也难由此发现重大的普遍性的规律，即不大可能取得推进该门科学的重大成果。
但是，有的看似志向远大的人却说什么，研究是追求最大知识的，社会是追求最大幸福的，经济是追求最大利润的。据此要在这几个领域找出共同点，找出来的共同点又是多么重要的东西。——这样的空话怎么可能是科学？例如，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所谓幸福是有着多么巨大差异的概念——奴隶社会里统治阶级的幸福就和资本主义社会企业主的幸福有巨大差异，秦皇朝或古埃及法老统治下的社会生产活动怎么可能是追求最大利润？
二、空洞的概括不可能引导出新的科学知识
一切不对具体的对象作深入研究，冥思苦想构造出来的“学问”，不可能是真实的学术成果；对于固执地幻想着的个人和家庭也是巨大的不幸；这是在无尽的幻想中的必然的无效劳动。
从对自然科学中的非线性和线性问题的研究成果，推广到人类社会，有一种概括性的总结：当代自然科学的进展使人们认识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有封闭系统，但大部分是开放系统；人为过程可以是可逆的，自然过程中随机性和不可逆性则是基本的；在系统的平衡态附近，系统的变化同外界作用的关系可以是线性的或近似线性的，但在远离平衡态的状态下，是非线性的。科学范式已由17世纪的经典力学范式发展到当前以系统学的一系列成果为基础的、存在与演化辩证统一的科学范式。
这一类的总结或说法似乎不能说错，但是更大程度上倒可以说是无重要意义的引申，实际往往成了空洞无用的话。从较严格的意义讲，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已知的历史都向我们表明了，自然和社会的发展是不可逆的过程。迄今为止，人所知道的自然史和社会史从来就没有过完全相同事物的再现。也就是，严格地讲，自然和社会过程推移的根本特征从来就是非线性的。这也是不可知论或怀疑论之所以产生的隐蔽的基础。从这样的视角观察，非线性与线性，本来也是相对而言的。
作为特定的研究对象的具体事物，非线性只是自然和社会运行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与此相对应，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线性的客观和必然。一般地，可以把线性理解为，在具体的前提条件下，事物的运动所具有的某种形式的有规则的特征，——在另一不同的具体条件下，这些规则或规律就无从谈起了。而且，所谓有规则的特征，是就事物的某个侧面而言，从其他侧面来看，事物的运动或演化往往表现为无规则的、非线性的。客观地认识事物之所以难度大，就因为事物必然是多侧面的，种种原因造成的认识局限使人难以看清事物的全貌，也难以作出切中要害的整体判断。因此，线性与非线性，对于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具体事物，都是具体地统一的。这样的具体统一对于不同的事物、不同的研究对象，必然地有着重大差异的。
所以，即使上面所讲的线性与非线性的关系，大致反映了事物的某些重要共同点，对于各门具体学科如经济学的研究也不会有大的帮助。例如，研究某门应用经济学，该门学科的不断发展，就说明相应的经济运动是有规律的，并且这些规律逐步地被研究者所发现，这就是相应的经济过程在总的不可逆的演化中相对稳定的线性运动。
可是，仅仅停留于这样的认识，对经济科学从而对该门应用经济学的发展又有何用呢？对研究者说来，要紧的是发现某个尚未被人们所认识的新规律，即有规则的运行特征。很明白，试图实现这样的新发现的人，第一要务是深入研究对象物的实际运动过程。这决不是讲几句大话所能办到的。
一些看似志图远大的人却还要更进一步，企图找出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共同点，做成更大的“学问”。照时下不少人的看法，这就是研究哲学问题，或者带有哲学意味。但实际上呢，整个19世纪，现代自然科学的根本性进展，就基本已导致传统意义的哲学的终结；20世纪以来的100多年里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更使以下一点绝无疑问：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按自己客观具有的规律运动的，大体上，人已经能够比较真实地描绘出事物（自然界与社会）的某些方面的本来面貌。而不是像人类的幼年时期，由于社会生产水平的限制、实际科学知识的极度缺乏，因而很大程度上只能以猜测和想象谈论自然界和社会。现在，关于自然界和社会，认识上的任务只能是，整体和细节两方面都力求揭示事物的本来面貌。
关于自然界，还可以举一点例子。也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的事吧，那时的一些中国人，在对宇宙的认识上喜欢讲的，除了已有所认识的银河系这一类的星系，更大范围的，就说已知的所有星系以及尚未观察到的星系，加起来构成所谓“总星系”。但其实，关于所谓总星系，一点点具体根据都还没有。如果说是一种猜测，更彻底一点设想，也可以说可能有更多层次的星系系统。但这一类的猜测有什么意义呢？这样的猜测也够不上科学假设。真正的科学假设还是以初步的实际根据为基础的。否则的话，科学假设与幻想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说到宇宙的结构和起源，大爆炸理论是当今科学界最有影响的理论，大爆炸宇宙学认为，已知的宇宙是从100多亿年前的大爆炸形成的。这是现有的观测条件基础上的分析研究，包括以观察所得对假设的宇宙大爆炸模型的检验、修正大爆炸模型的某些方面。
人们说，物理学的宇宙观与哲学上的宇宙观是不同的，至少是有区别的。其实，现实的物理学当然只能以真实的具体的事物为研究对象，例如，现在的探测手段限制着河外星系或河外天体的发现，目前所能观察到的距地球最远天体约200亿光年，但明智的科学家们当然不会说距地球几千亿、几万亿光年远是怎样类型的天体。因为物理学还没有进展到这一步，空谈是没有用的。仅仅说几万亿、万万亿光年或更遥远之处也一定有天体，那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因此，从根本上讲，对真实的宇宙认识上的发展，正是取决于相应的科学和技术上的进步。这是当代宇宙学的立足点。
与之类似，当时一些人谈到微观世界，喜欢讲的则是：“微观世界无限可分”。但是，这甚至比不上古代中国人的认识：“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因为从数学角度讲，古代中国人的上述认识无疑是真实的，作为对微小物体的猜测性认识也是重要的。但对于当代人要认识的物理世界，现在重要的不是空话、不是毫无根据的猜测，需要的是从已知条件出发的具体的假设、是具体的实验与观察、是具体的物质形态理论上的真实再现。否则的话，十九世纪的“以太”说，现在也还有存在的价值了。如果有人说，夸克还可以无限再分，这有什么意义呢？对于自然科学的推进不会有实际意义，对于认识能力的提高也不会有实际意义。从某些已知的条件讲，微观世界的夸克和各种微粒子与宏观世界的黑洞的关系，现在可以猜测性地指出的大约也只是：黑洞内部必定有具体的结构的，不可能是无差别的存在物，这所谓内部结构，或许与夸克的形态、状态有关。
与之类似，研究社会科学的人们，在现当代社会如果还是像古典时期的学者那样，想象未来社会的具体特征、制度形式等等，不只是没有正面意义，而且或多或少是有害的。既对社会有害，也对沉迷于这一类空头“学问”的人自身有害。
还可以举一个实际小例子。最近若干年里，有一些基础知识较差的农民或其他小知识分子以土法造飞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使用的是极为简陋的工具和材料，基本上是能搞到什么材料、部件就用什么，往往主要是废旧物品。土法造飞机者对空气动力学和当代的飞机制造要求等专业知识，要末一窍不通，要末仅粗知皮毛，对行业管理同样如此。这样的土法造飞机，对社会有害无益，对于土法造飞机者个人同样有害无益。这和20世纪初美国莱特兄弟发明飞机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和当代社会以相应的资本和技术为基础条件的高度成熟的轻小型飞机制造，也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可悲的是，却有一些人完全分辨不出这种根本性差别，一些轧闹猛的看客则是跟着起哄。现今不理会学术史、不理会前人的研究成果、不理会所研究的事物的实际演变状况，试图以冥思苦想推出自己“新学说”的人，其实与农民土法造飞机并无根本差别。
如此说来，哲学在当代社会还剩下什么呢？哲学是否消失了呢？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给出的答案是正确的：思维的规律或者说逻辑学，这才是现代哲学的真正园地。只是要使这门科学真正有进步，是极难极难的。当代社会的某些人，却往往只是讲些大话、空话或晦涩的话。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运动是辩证的运动，这种辩证运动是对象物自身所具有的，而不是人主观地想象出来的、硬套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人的思辨方式、人认识外部世界和人自身必然要经历的过程，从根本上讲，也是辩证的。这就是思辨的规律，就是包括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两者的逻辑学。例如，任何具体事物总是以现象形态直接呈现的，持久的、规律性的东西虽然从根本上支配着具体事物运动的整体方向，并且已经体现于实际的总过程中，但这样的规律性的东西并非直接等同于纷繁复杂的表象；人接触事物，直接地发生关系和感知的也是事物的表象，是具体事物而不是抽象事物；概念的形成是在了解具体的事物之后，是在对现象形态有了生动的印象之后，是有了多次的感性认识并对这些感性认识整理加工之后才形成概念的；概念的形成与变化，概念之间的联系，归根结底是与外部世界的变化相联系的。例如，人运用概念所作的推理，之所以有可能形成重要的新知识，归根结底也是因为，真实的推理所对应的概念之间的联系，是以这些概念所代表的事物的实际联系为基础的。由此可见，人的思辨过程是以特殊的形式反映着外部世界辩证的运动过程。但是，概念的形成和概念的运用，本身是人的思辨过程，这个思辨过程具体有怎样的特征呢？这就是要研究思维的规律。
人的思维，实际上就是概念的形成和概念的运用，并且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就以科学研究为例，人所共知，假设在科学研究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科学假设就思维形态讲就是概念，更确切地讲，是初步的概念。事实上，假设的形成和提出，就是以掌握研究对象的某些重要情况，即以初步的研究为前提的。以这样的假设为出发点所展开的研究，从外表上看，研究工作似乎就是对假设的检验，但从思维活动来看，则是初步形成的概念的完善或被推翻——两者都意味着反映真实事物的概念的逐步成熟。这一切，从思维形式讲，是概念的形成和运用概念的推理过程。
三、经济科学的研究对象
以这样的眼光看待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究竟是什么呢？那隐藏在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之后的、具有必然性的、持久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势与特征是什么呢？也就是，支配着实际经济过程的重要而且普遍的特征是什么呢？这就是研究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这样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决不是空洞的东西。举个实际例子。魁奈的《经济表》所反映的常年劳动与社会总产品价值客观而具体的数量关系、年预付与原预付客观而具体的数量关系，——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阐明的社会再生产各重要规律。这些规律与生产过程中种种技术上的联系之类性质上根本不同。社会再生产各重要规律无疑属于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这些规律的存在和起作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社会的实际经济运动中是巨大的力量，是经济过程内在具有的极重要特征。至迟，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逐渐兴盛以来，魁奈和马克思阐述的社会再生产各重要规律就实际地起着巨大作用的。这些深层次规律的存在和起作用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要发现这些规律却是异常地困难。对于试图研究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学者，如果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这个重要规律，却空谈处理好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生产的关系多么重要，还自以为这样空讲一通多么有学问，这又是多么滑稽的事啊！现在的一些时髦人眼里，似乎马克思阐明的再生产规律，只是反映了产业联系或技术关系，不能不说是当代社会的新浅薄。
与此相比，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性质与特征，同样属于基础性理论问题。一讲到生产经营，人们往往会马上想到：是否有资本运作举措；当前什么行业最赚钱；作为总裁等管理者，自己的经营思路与别人相比有何区别，打算在那些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成为佼佼者。这一类问题显然是重要的。但是，真正出色的投资者和企业家，绝不会只考虑对己有利的方面。当某人实际地进入了某一行业的时候，也需要他预先考虑到，市况相当差时本企业能否挺得住。实际生活经验时时在告诉着人们：风水轮流转。如果较全面和长久地看，行业有行业的平均数，全社会有全社会的平均数。那么全社会计算可以获得的平均利润从何而来呢？这决不可能以某些人善于经营之类的理由所能解答的。类似地，这也不可能以一些人特别善于做买卖、特别善于贱买贵卖作为答案。
这个基本问题，就是资本为主导的商品生产的规律性，就是商品价值的形成，就是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人所共知，这是马克思研究的问题。后人当然没有必要去重做一遍同样的题目。但是十分重要的是，马克思所阐明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制约着实际的社会生产，并且也不管人们自己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
例如，企业的管理者知道得很清楚——大众也知道得很清楚，如果是制造企业，企业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资料，是从市场购入的。这样购入的生产资料商品的市场价格固然起伏不定，经营利润的多少和他讨价还价的技巧怎样也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和别的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相比，降低成本消耗总是基本功，别的企业同样如此。与之类似，企业的活劳动的支出是另一种消耗。虽然从外表上看，对于企业说来，生产同量产品，活劳动消耗的减少直接地是表现为工资成本的相对减少。换言之，各个企业都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努力着、竞争着。这是巨大的、无形的力量，制约着无数企业的实际生产。如果不需要企业付出什么就能生产出商品来，那当然是再好也没有了，但世上那有这样的好事呢？因此，分析一般条件下商品的价值是如何形成的，新价值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就是问题的关键。
但是，正如刚刚指出的，对于马克思已经阐明的理论，当然没有必要重做一遍；如果谁真想在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方面作探索，那么，重要的也是能否在马克思的基础上有所前进，这还要看研究者是否真有这样的能力，而不是专说大话的空较劲。
现在来看另一类问题。直接加工过程或流通过程中的各种消耗，是形成商品价值的基础。各个企业实际的消耗量是多少呢？其次，由商品或资产的销售所实现的企业生产的商品市场价格究竟是多少呢？从而某个企业实际究竟赚或亏了多少呢？人所共知，这是会计财务问题。而且，会计规则和怎样记账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方面是，怎样的账务形式才能较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经济状况，怎样建立起一系列会计科目，它们和实际生产过程有怎样的联系等等，这就属于具体的应用经济学科即会计学了。
还是具体地讲一两个问题吧。研究种种金融性资产与企业的实体性资产有怎样具体客观的联系，这是基础性的研究即理论经济学的任务。与之不同，以怎样的形式核算的金融资产的价格，较为客观地反映了企业等主体的经营情况，这就是会计学所研究的重要问题。关于会计规则，近期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是投资性金融资产的计价和盈亏核算，从原来以企业所有的金融资产实际交易时的价格核算，改变为以每日的公允价值核算，通常以每日的市场交易价格作核算标准。这不仅是会计学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会计实务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不妨略为分析一下。
企业所掌握的原材料、待售商品等实体资产的实际价值和市场价格每日每时都在变化着，金融性资产的市场价格也是如此。从会计的根本要求讲，时滞越短越好，是真实、全面地反映这些资产的价值。但是，会计对实际经济状况的反映又必定是近似的，会计要研究的是，根据社会生产发展的实际水平，怎样的科目设置、怎样的计价方式，既考虑了真实性要求，其所要支出的会计核算费用也是值得的。这是一项特殊的投入与产出的权衡，可以就会计的专项投入与产出问题进行分析。需要考虑的具体因素如全社会金融资产交易量、会计方法改变的投入估计、相关的技术条件等等。
与会计核算有关的另一个例子，可以举198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理查•斯通对社会账目即国民经济账目的研究，及其在国际范围的广泛应用。这是包括了全社会各类主体的全面核算。
一望而知，首先，直接地讲，这是由以往通常只由企业等各个生产单位的个别核算，向包括了全社会各类主体的国民经济全面核算的过渡。除了要具备相关的社会条件，直接地讲，是学者们把企业等生产单位与非生产单位、个人消费者联结起来了。看到了这种客观存在的联系，并表达为一般形式，这就是应用经济学的重要发现和发展。很明白，全社会的收入与支出、全社会的经济运动即国民经济整体，从基础层面讲，是社会实际的生产过程、是商品价值的形成与消耗。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各门应用性学科的大量产生和形成，是20世纪学术界的重大事件。对于自然科学说来，所谓应用性学科，很大程度上是各门技术科学的形成；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性学科的形成和发展，相当大程度上是与自然科学类似的。从根本上讲，学科门类的增加和细化，是由于社会分工的加深，这是和现当代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日益迅速紧密相联的。随着现当代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社会分工不断加深，反映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上，学科的细化，使原来的技术层面的东西，在具体内容上大大增加了，形式上系统化了，从而这些原来属于技术层面的东西就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这就是各门应用性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史。
那么，各个企业具体的管理问题，属于什么层次的经济现象呢？很明白，这属于经济末端。广义的企业管理，包括企业的投资与兼并或资本运作、企业的内部组织与调配、新产品开发投资与品牌战略、重大技术改造的决策、产品营销战略与营销网络等等。上述无论那一方面以及未讲到的其他重要方面，在特定的条件下都有可能成为决定企业成败的关键，它们是应用性极强的“学问”，和隐藏于经济现象背后的一般性的基础性的东西，不在同一个层次上。不同层次的学术所对应的是不同的研究对象，尽管各门应用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是有内在联系的，各门应用经济学之间也有或紧密或较疏松的联系。但是，正因为经营管理方面的个体差别就成了决定企业高额盈利、迅速成长还是巨额亏损甚至破产倒闭的关键，致使人们既难以看清也难以理解经济现象背后的深层次规律性。
还要说一说，社会经济管理体制及宏观上对社会经济的监测管理，所对应的实际同样是操作性问题，经济政策当然也是如此。尽管和企业的微观运作相比，它们两者在范围上差别巨大，但都属于应用问题；因而其反映于理论上，同样属于应用经济学。
2007-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