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曾蒙吐鲁番学专家王启涛先生惠赐一本傅斯年著、雷颐点校的《史学方法导论》一书,虽曾大致翻阅,却一直未曾细读。最近在写以《在日记中发现历史》为题的论文,突然想到傅斯年的史学主张来。
他提倡:"史学便是史料学",还说,"史学观念的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傅斯年强调"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他还说,"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傅斯年认为一切结论都是从史料出来的,要胸无成见,一视同仁,让史料自己说话,而不能有任何的主观意念。
傅斯年特别指出,"必于旧史史料有工夫,然后可以运用新史料;必于新史料能了解,然后可以就正旧史料。新史料之发见与运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然后但持新材料,而与遗传者接不上气,亦每每是枉然。从此可知抱残守缺,深固闭拒,不知扩充史料者,固是不可救药之人;而一味平地造起,不知积薪之势,相因然后可以居上者,亦难免于狂狷者之徒劳也。"
其实傅斯年特别强调史料的重要,并不是否认史学理论及其他史学研究要素的重要,而是要求史学研究者必得重视史料的真实和使用,尤其应该重视扩充史料的来源。傅斯年在对比近人记载和远人记载时,认为一般而言,"远人的记载比不上近人记载,因为事实只能愈传愈失真,不能愈传愈近真";在比较不经意的记载与经意的记载时,认为"记载时特别经意,固可使这记载信实,亦可使这记载格外不实;经意便难免于有作用,有作用便失史料之信实"。而"不经意的记载,固有时因不经意而乱七八糟,轻重不衬,然也有时因此保存了些原史料,不曾受‘修改'之劫。"比如史学界诟病的《晋书》、《宋史》,虽然紊乱,却对时人风气行状反映甚多,"对于我们来说,每一书保存的原料越多越好,修理的越整齐越糟。反正二十四史都不合于近代史籍的要求的,我们要看的史料越生越好!"
罗志田在描述民国新史学时,对当时史学研究中"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这样一种具有诡论意味的现象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其实这种表述在傅斯年这里也能找到相对应的观点。盖对近(今)人而言,二十四史也不过多是作为史料在运用,视史学为史料学的傅斯年自然格外强调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由于二十四史都是经过整饬或较为经意而成的,里面便难免有失真的成分,其史料上的价值有时或还不如那些散落的原生材料。
民国时期这种现象较为普遍,根据罗志田的研究成果,"不看二十四史"的现象与一度成为民初史学主流的疑古倾向有直接的关联。徐炳昶(旭生)观察到:从新文化运动到1949年间,以《古史辨》派为大本营的"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章太炎注意到,"今之讲史学者,喜考古史,有二十四史而不看。"民国时期,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的观念一般扩展,史料范畴逐步扩大,章本人就提到"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胡适以为"其实先生的本意只是说一切著作都是史料"。史学与史料的意思当然不尽一致,但时人恰特别强调两者的互通。梁启超也认为,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可归入史部的各类文字记录,"拿历史家眼光看来,一字一句都藏有极可宝贵的史料。又不独史部书而已,一切古书,有许多人见为无用者,拿他当历史读,都立刻变成有用。章实斋说‘六经皆史',这句话我原不敢赞成;但从历史家的立脚点看,说‘六经皆史料',那便通了。"由此类推,所有文字记录也皆史,"也可以说诸子皆史,诗文集皆史,小说皆史",都"和史部书同一价值",既然是同一价值,则研究者史料范围就不必局限于正史。"六经皆史"延伸为凡文字记载皆史料后,读"六经"的自然也就少了,甚至到了"有二十四史不看"的程度,专向经史典籍以外寻找材料。广寻史料这一趋向并不自近时有,自宋代特别是清代乾嘉时就已存在,但在民国时更得到充分的发展。我认为,那时史料扩充有着主客观的原因,在客观上因时日积累,知识传播途径多元化,知识传承积累增多,作为史料的各类文字材料自然较前有很多增长。就主观上来说,时人多认为正史往往是帝王谱牒,而要求"民史"、"群史"的呼声日高,而要书写民史群史,必得到民间,"群间"去寻访史料,而不能再局限于常见史料,这也导致了忽视常见史料的倾向,当然是失之偏颇的。
他提倡:"史学便是史料学",还说,"史学观念的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傅斯年强调"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他还说,"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傅斯年认为一切结论都是从史料出来的,要胸无成见,一视同仁,让史料自己说话,而不能有任何的主观意念。
傅斯年特别指出,"必于旧史史料有工夫,然后可以运用新史料;必于新史料能了解,然后可以就正旧史料。新史料之发见与运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然后但持新材料,而与遗传者接不上气,亦每每是枉然。从此可知抱残守缺,深固闭拒,不知扩充史料者,固是不可救药之人;而一味平地造起,不知积薪之势,相因然后可以居上者,亦难免于狂狷者之徒劳也。"
其实傅斯年特别强调史料的重要,并不是否认史学理论及其他史学研究要素的重要,而是要求史学研究者必得重视史料的真实和使用,尤其应该重视扩充史料的来源。傅斯年在对比近人记载和远人记载时,认为一般而言,"远人的记载比不上近人记载,因为事实只能愈传愈失真,不能愈传愈近真";在比较不经意的记载与经意的记载时,认为"记载时特别经意,固可使这记载信实,亦可使这记载格外不实;经意便难免于有作用,有作用便失史料之信实"。而"不经意的记载,固有时因不经意而乱七八糟,轻重不衬,然也有时因此保存了些原史料,不曾受‘修改'之劫。"比如史学界诟病的《晋书》、《宋史》,虽然紊乱,却对时人风气行状反映甚多,"对于我们来说,每一书保存的原料越多越好,修理的越整齐越糟。反正二十四史都不合于近代史籍的要求的,我们要看的史料越生越好!"
罗志田在描述民国新史学时,对当时史学研究中"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这样一种具有诡论意味的现象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其实这种表述在傅斯年这里也能找到相对应的观点。盖对近(今)人而言,二十四史也不过多是作为史料在运用,视史学为史料学的傅斯年自然格外强调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由于二十四史都是经过整饬或较为经意而成的,里面便难免有失真的成分,其史料上的价值有时或还不如那些散落的原生材料。
民国时期这种现象较为普遍,根据罗志田的研究成果,"不看二十四史"的现象与一度成为民初史学主流的疑古倾向有直接的关联。徐炳昶(旭生)观察到:从新文化运动到1949年间,以《古史辨》派为大本营的"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章太炎注意到,"今之讲史学者,喜考古史,有二十四史而不看。"民国时期,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的观念一般扩展,史料范畴逐步扩大,章本人就提到"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胡适以为"其实先生的本意只是说一切著作都是史料"。史学与史料的意思当然不尽一致,但时人恰特别强调两者的互通。梁启超也认为,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可归入史部的各类文字记录,"拿历史家眼光看来,一字一句都藏有极可宝贵的史料。又不独史部书而已,一切古书,有许多人见为无用者,拿他当历史读,都立刻变成有用。章实斋说‘六经皆史',这句话我原不敢赞成;但从历史家的立脚点看,说‘六经皆史料',那便通了。"由此类推,所有文字记录也皆史,"也可以说诸子皆史,诗文集皆史,小说皆史",都"和史部书同一价值",既然是同一价值,则研究者史料范围就不必局限于正史。"六经皆史"延伸为凡文字记载皆史料后,读"六经"的自然也就少了,甚至到了"有二十四史不看"的程度,专向经史典籍以外寻找材料。广寻史料这一趋向并不自近时有,自宋代特别是清代乾嘉时就已存在,但在民国时更得到充分的发展。我认为,那时史料扩充有着主客观的原因,在客观上因时日积累,知识传播途径多元化,知识传承积累增多,作为史料的各类文字材料自然较前有很多增长。就主观上来说,时人多认为正史往往是帝王谱牒,而要求"民史"、"群史"的呼声日高,而要书写民史群史,必得到民间,"群间"去寻访史料,而不能再局限于常见史料,这也导致了忽视常见史料的倾向,当然是失之偏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