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曾蒙吐鲁番学专家王启涛先生惠赐一本傅斯年著、雷颐点校的《史学方法导论》一书，虽曾大致翻阅，却一直未曾细读。最近在写以《在日记中发现历史》为题的论文，突然想到傅斯年的史学主张来。
他提倡："史学便是史料学"，还说，"史学观念的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傅斯年强调"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他还说，"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傅斯年认为一切结论都是从史料出来的，要胸无成见，一视同仁，让史料自己说话，而不能有任何的主观意念。
傅斯年特别指出，"必于旧史史料有工夫，然后可以运用新史料；必于新史料能了解，然后可以就正旧史料。新史料之发见与运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然后但持新材料，而与遗传者接不上气，亦每每是枉然。从此可知抱残守缺，深固闭拒，不知扩充史料者，固是不可救药之人；而一味平地造起，不知积薪之势，相因然后可以居上者，亦难免于狂狷者之徒劳也。"
其实傅斯年特别强调史料的重要，并不是否认史学理论及其他史学研究要素的重要，而是要求史学研究者必得重视史料的真实和使用，尤其应该重视扩充史料的来源。傅斯年在对比近人记载和远人记载时，认为一般而言，"远人的记载比不上近人记载，因为事实只能愈传愈失真，不能愈传愈近真"；在比较不经意的记载与经意的记载时，认为"记载时特别经意，固可使这记载信实，亦可使这记载格外不实；经意便难免于有作用，有作用便失史料之信实"。而"不经意的记载，固有时因不经意而乱七八糟，轻重不衬，然也有时因此保存了些原史料，不曾受‘修改'之劫。"比如史学界诟病的《晋书》、《宋史》，虽然紊乱，却对时人风气行状反映甚多，"对于我们来说，每一书保存的原料越多越好，修理的越整齐越糟。反正二十四史都不合于近代史籍的要求的，我们要看的史料越生越好！"
罗志田在描述民国新史学时，对当时史学研究中"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这样一种具有诡论意味的现象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其实这种表述在傅斯年这里也能找到相对应的观点。盖对近（今）人而言，二十四史也不过多是作为史料在运用，视史学为史料学的傅斯年自然格外强调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由于二十四史都是经过整饬或较为经意而成的，里面便难免有失真的成分，其史料上的价值有时或还不如那些散落的原生材料。
民国时期这种现象较为普遍，根据罗志田的研究成果，"不看二十四史"的现象与一度成为民初史学主流的疑古倾向有直接的关联。徐炳昶(旭生)观察到:从新文化运动到1949年间,以《古史辨》派为大本营的"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章太炎注意到,"今之讲史学者,喜考古史,有二十四史而不看。"民国时期，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的观念一般扩展，史料范畴逐步扩大，章本人就提到"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胡适以为"其实先生的本意只是说一切著作都是史料"。史学与史料的意思当然不尽一致，但时人恰特别强调两者的互通。梁启超也认为，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可归入史部的各类文字记录,"拿历史家眼光看来,一字一句都藏有极可宝贵的史料。又不独史部书而已,一切古书,有许多人见为无用者,拿他当历史读,都立刻变成有用。章实斋说‘六经皆史',这句话我原不敢赞成;但从历史家的立脚点看,说‘六经皆史料',那便通了。"由此类推,所有文字记录也皆史,"也可以说诸子皆史,诗文集皆史,小说皆史",都"和史部书同一价值"，既然是同一价值，则研究者史料范围就不必局限于正史。"六经皆史"延伸为凡文字记载皆史料后,读"六经"的自然也就少了，甚至到了"有二十四史不看"的程度,专向经史典籍以外寻找材料。广寻史料这一趋向并不自近时有，自宋代特别是清代乾嘉时就已存在,但在民国时更得到充分的发展。我认为，那时史料扩充有着主客观的原因，在客观上因时日积累，知识传播途径多元化，知识传承积累增多，作为史料的各类文字材料自然较前有很多增长。就主观上来说，时人多认为正史往往是帝王谱牒，而要求"民史"、"群史"的呼声日高，而要书写民史群史，必得到民间，"群间"去寻访史料，而不能再局限于常见史料，这也导致了忽视常见史料的倾向，当然是失之偏颇的。
他提倡："史学便是史料学"，还说，"史学观念的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傅斯年强调"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他还说，"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傅斯年认为一切结论都是从史料出来的，要胸无成见，一视同仁，让史料自己说话，而不能有任何的主观意念。
傅斯年特别指出，"必于旧史史料有工夫，然后可以运用新史料；必于新史料能了解，然后可以就正旧史料。新史料之发见与运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然后但持新材料，而与遗传者接不上气，亦每每是枉然。从此可知抱残守缺，深固闭拒，不知扩充史料者，固是不可救药之人；而一味平地造起，不知积薪之势，相因然后可以居上者，亦难免于狂狷者之徒劳也。"
其实傅斯年特别强调史料的重要，并不是否认史学理论及其他史学研究要素的重要，而是要求史学研究者必得重视史料的真实和使用，尤其应该重视扩充史料的来源。傅斯年在对比近人记载和远人记载时，认为一般而言，"远人的记载比不上近人记载，因为事实只能愈传愈失真，不能愈传愈近真"；在比较不经意的记载与经意的记载时，认为"记载时特别经意，固可使这记载信实，亦可使这记载格外不实；经意便难免于有作用，有作用便失史料之信实"。而"不经意的记载，固有时因不经意而乱七八糟，轻重不衬，然也有时因此保存了些原史料，不曾受‘修改'之劫。"比如史学界诟病的《晋书》、《宋史》，虽然紊乱，却对时人风气行状反映甚多，"对于我们来说，每一书保存的原料越多越好，修理的越整齐越糟。反正二十四史都不合于近代史籍的要求的，我们要看的史料越生越好！"
罗志田在描述民国新史学时，对当时史学研究中"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这样一种具有诡论意味的现象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其实这种表述在傅斯年这里也能找到相对应的观点。盖对近（今）人而言，二十四史也不过多是作为史料在运用，视史学为史料学的傅斯年自然格外强调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由于二十四史都是经过整饬或较为经意而成的，里面便难免有失真的成分，其史料上的价值有时或还不如那些散落的原生材料。
民国时期这种现象较为普遍，根据罗志田的研究成果，"不看二十四史"的现象与一度成为民初史学主流的疑古倾向有直接的关联。徐炳昶(旭生)观察到:从新文化运动到1949年间,以《古史辨》派为大本营的"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章太炎注意到,"今之讲史学者,喜考古史,有二十四史而不看。"民国时期，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的观念一般扩展，史料范畴逐步扩大，章本人就提到"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胡适以为"其实先生的本意只是说一切著作都是史料"。史学与史料的意思当然不尽一致，但时人恰特别强调两者的互通。梁启超也认为，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可归入史部的各类文字记录,"拿历史家眼光看来,一字一句都藏有极可宝贵的史料。又不独史部书而已,一切古书,有许多人见为无用者,拿他当历史读,都立刻变成有用。章实斋说‘六经皆史',这句话我原不敢赞成;但从历史家的立脚点看,说‘六经皆史料',那便通了。"由此类推,所有文字记录也皆史,"也可以说诸子皆史,诗文集皆史,小说皆史",都"和史部书同一价值"，既然是同一价值，则研究者史料范围就不必局限于正史。"六经皆史"延伸为凡文字记载皆史料后,读"六经"的自然也就少了，甚至到了"有二十四史不看"的程度,专向经史典籍以外寻找材料。广寻史料这一趋向并不自近时有，自宋代特别是清代乾嘉时就已存在,但在民国时更得到充分的发展。我认为，那时史料扩充有着主客观的原因，在客观上因时日积累，知识传播途径多元化，知识传承积累增多，作为史料的各类文字材料自然较前有很多增长。就主观上来说，时人多认为正史往往是帝王谱牒，而要求"民史"、"群史"的呼声日高，而要书写民史群史，必得到民间，"群间"去寻访史料，而不能再局限于常见史料，这也导致了忽视常见史料的倾向，当然是失之偏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