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员在开课的第一天，前往参观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当时的与会者共有13位，他们所创建的政党，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政治组织。
但中共“一大”纪念馆的作用，不仅是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传授给那些前途远大的党内官员学员。前往纪念馆的路途提供了另一种教育，浦东干部学院的学员先要经过一片整修一新的市区，那里到处都是高档餐厅和昂贵公寓。
在21世纪的中国，如此明显地不协调——让一个共产主义“圣地”座落在一处雅皮士乐园之中——没有引发什么评论，更谈不上批评了。那种曾经可能被视为具有致命矛盾的价值观，已被中共转化为自身的核心力量之一。
浦东干部学院教研部主任夏健明表示：“人民可以看到党的进步。这是一种和谐。在我们的社会中，不同阶层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中国共产党拥有7340万名党员，它不仅仅只是在管理一个国家。目前，除了控制每个政府部门、媒体和军队以外，中共还通过对高管的任命权，把持着规模庞大、资金充足的国有企业。
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和商业领域的主宰地位，使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在中共召开十七大时，中国领导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也是最为富有的政治党派。
可就在十年前，多数国有企业还濒临破产，处于亏损状态。在这期间它们发生了转变，其中出现了中移动(ChinaMobile)、中石化(Sinopec)和中国银行(BankofChina)等财富500强(Fortune500)巨头企业。很多企业在海外上市，使中国共产党在全球资本市场上取得了一席之地。
过去5年中，中国共产党试图通过在非国有企业中设立党委会，将私营部门这一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牢牢置于视野之内，从而增加了自己的实力。自2002年的大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也正式欢迎企业家们入党。
在经济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并非铁板一块。国有企业与省市政府都在彼此竞争。与任何政治体系中的情况一样，聚集在各个领导和政策周围的不同派别也在争取权力。最终，他们都要向一个主人汇报，最后也都要臣服。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EndowmentforInternationalPeace)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丁学良教授调侃地说：“中共对国有企业主要资产的控制，以及试图打入私营企业的做法，已使其成为“全球最大的控股公司”。其他人则开玩笑说，它更像一个商会，而不是政党。
但中共自身却严肃对待此类想法，并在寻求方法，力图把等级森严的政治文化与透明度及企业治理要求结合起来。
中国经济繁荣产生的财富，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惊人的腐败，以及对于中共及其官员们而言，通过接管政府职能使自己富裕起来的巨大诱惑力。
虽然实质上党员占据了几乎所有政府要职，但从理论上来说，中共作为一个组织机构，是与政府的执行职能和日常决策相分离的。所有的中国县市都设有一个县（市）委书记，他主要担负政治任务，负责监督媒体、任命国有企业领导以及保证官员在一些关键问题（如台独问题）上与国家保持一致。
名列党委书记之下的市长，负责安排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地方医疗和教育系统的预算等事务。在上海，这种等级制度甚至从政府车辆的分配上可见一斑。市委书记的车牌号是00001，而市长的牌号为00002.
但丁学良教授表示，近些年，由于牵涉到巨额金钱，“共产党大举参与政府执政”。他表示：“那些不兼任中共常委的政府官员，往往会落到了一种无权、无用和无关的境地。如今的腐败程度令人震惊，不仅对普通百姓来说如此，对于党内高层官员也是如此。”
党与政府之间的区别通常不那么明确。举例来说，在大型国有企业中，公司董事长可能也兼任党组书记。党组委员会的构成实际上可能与董事会相似。但问题在于，无法问责的、也看不见的党内派系是否应直接控制政府预算。
当然，中国共产党并不在乎其运作的透明度。在一个已经广泛应用互联网和移动电话（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大约有1.62亿互联网用户，移动电话账户大约4.5亿个）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甚至连个官方网站都没有。
在老革命根据地延安党校任教的陆伟东（音译）认为，开通共产党网站是多此一举。“所有重要媒体都归中国共产党所有，因此我们没必要开办网站，”他表示。
这样的回答本身就能说明问题。中国共产党通过全国任何信息渠道传播信息的能力无与伦比，但它无意走出保护网，与民众进行更为真实的沟通。
中国共产党在让自己面向任何形式严格审查方面所面临的困难不应低估。中共置于法律之上，拥有自己的纪检机构和执法机构；该机构调查腐败案件，并在结案后把案件移交给普通法院。
中国共产党对公众情绪十分关注，它通过反馈、媒体以及由政府记者撰写的内参了解情况，并经常根据这些信息对政策进行微调。但至于它能否在不对自身进行根本性改革的情况下，跟上日益复杂的中国社会的步伐，这一点值得怀疑。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伟人时代，违抗他们的政令要冒极大风险，但那些时代已一去不返。
“这不仅是因为胡锦涛（主席）不是邓小平。”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党报资深编辑表示，“人们对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从党内人士表达意见的方式中便可见一斑。一人独断已不再适用了。”
人民大学(PeoplesUniversity)前副校长谢韬是一个“老干部”核心团体的一员，他们一直呼吁进行有限的民主改革。“加入世贸组织(WTO)需要中国建立一个以法制为基础的社会，”他表示，“如果政治改革不能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就将对经济造成损害。”
谢韬表示，政治改革将引发一个“冲突过程”，因为一些从现行体制中获利的利益集团和党内官员将成为输家。“他们会阻碍政治改革，否则他们就必须做出一些牺牲。”
迄今为止，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胡锦涛对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竞争几乎难以容忍。他最近表示，中国应当“珍惜社会主义”——上面提到的党报编辑表示，对谢韬等一直推行“社会民主”的人而言，这是一种含蓄的驳斥。
（待续）
但中共“一大”纪念馆的作用，不仅是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传授给那些前途远大的党内官员学员。前往纪念馆的路途提供了另一种教育，浦东干部学院的学员先要经过一片整修一新的市区，那里到处都是高档餐厅和昂贵公寓。
在21世纪的中国，如此明显地不协调——让一个共产主义“圣地”座落在一处雅皮士乐园之中——没有引发什么评论，更谈不上批评了。那种曾经可能被视为具有致命矛盾的价值观，已被中共转化为自身的核心力量之一。
浦东干部学院教研部主任夏健明表示：“人民可以看到党的进步。这是一种和谐。在我们的社会中，不同阶层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中国共产党拥有7340万名党员，它不仅仅只是在管理一个国家。目前，除了控制每个政府部门、媒体和军队以外，中共还通过对高管的任命权，把持着规模庞大、资金充足的国有企业。
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和商业领域的主宰地位，使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在中共召开十七大时，中国领导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也是最为富有的政治党派。
可就在十年前，多数国有企业还濒临破产，处于亏损状态。在这期间它们发生了转变，其中出现了中移动(ChinaMobile)、中石化(Sinopec)和中国银行(BankofChina)等财富500强(Fortune500)巨头企业。很多企业在海外上市，使中国共产党在全球资本市场上取得了一席之地。
过去5年中，中国共产党试图通过在非国有企业中设立党委会，将私营部门这一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牢牢置于视野之内，从而增加了自己的实力。自2002年的大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也正式欢迎企业家们入党。
在经济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并非铁板一块。国有企业与省市政府都在彼此竞争。与任何政治体系中的情况一样，聚集在各个领导和政策周围的不同派别也在争取权力。最终，他们都要向一个主人汇报，最后也都要臣服。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EndowmentforInternationalPeace)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丁学良教授调侃地说：“中共对国有企业主要资产的控制，以及试图打入私营企业的做法，已使其成为“全球最大的控股公司”。其他人则开玩笑说，它更像一个商会，而不是政党。
但中共自身却严肃对待此类想法，并在寻求方法，力图把等级森严的政治文化与透明度及企业治理要求结合起来。
中国经济繁荣产生的财富，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惊人的腐败，以及对于中共及其官员们而言，通过接管政府职能使自己富裕起来的巨大诱惑力。
虽然实质上党员占据了几乎所有政府要职，但从理论上来说，中共作为一个组织机构，是与政府的执行职能和日常决策相分离的。所有的中国县市都设有一个县（市）委书记，他主要担负政治任务，负责监督媒体、任命国有企业领导以及保证官员在一些关键问题（如台独问题）上与国家保持一致。
名列党委书记之下的市长，负责安排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地方医疗和教育系统的预算等事务。在上海，这种等级制度甚至从政府车辆的分配上可见一斑。市委书记的车牌号是00001，而市长的牌号为00002.
但丁学良教授表示，近些年，由于牵涉到巨额金钱，“共产党大举参与政府执政”。他表示：“那些不兼任中共常委的政府官员，往往会落到了一种无权、无用和无关的境地。如今的腐败程度令人震惊，不仅对普通百姓来说如此，对于党内高层官员也是如此。”
党与政府之间的区别通常不那么明确。举例来说，在大型国有企业中，公司董事长可能也兼任党组书记。党组委员会的构成实际上可能与董事会相似。但问题在于，无法问责的、也看不见的党内派系是否应直接控制政府预算。
当然，中国共产党并不在乎其运作的透明度。在一个已经广泛应用互联网和移动电话（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大约有1.62亿互联网用户，移动电话账户大约4.5亿个）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甚至连个官方网站都没有。
在老革命根据地延安党校任教的陆伟东（音译）认为，开通共产党网站是多此一举。“所有重要媒体都归中国共产党所有，因此我们没必要开办网站，”他表示。
这样的回答本身就能说明问题。中国共产党通过全国任何信息渠道传播信息的能力无与伦比，但它无意走出保护网，与民众进行更为真实的沟通。
中国共产党在让自己面向任何形式严格审查方面所面临的困难不应低估。中共置于法律之上，拥有自己的纪检机构和执法机构；该机构调查腐败案件，并在结案后把案件移交给普通法院。
中国共产党对公众情绪十分关注，它通过反馈、媒体以及由政府记者撰写的内参了解情况，并经常根据这些信息对政策进行微调。但至于它能否在不对自身进行根本性改革的情况下，跟上日益复杂的中国社会的步伐，这一点值得怀疑。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伟人时代，违抗他们的政令要冒极大风险，但那些时代已一去不返。
“这不仅是因为胡锦涛（主席）不是邓小平。”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党报资深编辑表示，“人们对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从党内人士表达意见的方式中便可见一斑。一人独断已不再适用了。”
人民大学(PeoplesUniversity)前副校长谢韬是一个“老干部”核心团体的一员，他们一直呼吁进行有限的民主改革。“加入世贸组织(WTO)需要中国建立一个以法制为基础的社会，”他表示，“如果政治改革不能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就将对经济造成损害。”
谢韬表示，政治改革将引发一个“冲突过程”，因为一些从现行体制中获利的利益集团和党内官员将成为输家。“他们会阻碍政治改革，否则他们就必须做出一些牺牲。”
迄今为止，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胡锦涛对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竞争几乎难以容忍。他最近表示，中国应当“珍惜社会主义”——上面提到的党报编辑表示，对谢韬等一直推行“社会民主”的人而言，这是一种含蓄的驳斥。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