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近两年，行政强制法草案才迎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第二次审议。在这相对长的“窒息期”里，多少人在担心，行政强力能得到何种程序的驾驭，公民人身与财产权利能得到何种程度的保障。

　　如今二审稿终于可以告慰担心者：权力与权利的天平，进一步倾斜于后者。 这次修改多为对行政强制的制约、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比如：“实施非强制性措施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不得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实施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目的已经达到或者条件已经消失，应当立即解除。”“查封、扣押的物品限于涉案财物，不得查封、扣押与违法行为无关的财物。”

　　人们此前的担心不无道理，行政强制是动用国家强力直接影响公民权益，其名称即有些令人“望而生畏”，更鉴于行政部门以往在立法过程中的影响力，行政反弹与立法妥协并不鲜见。此次行政强制立法涉及的还不仅仅是一个或数个行政部门，几乎是对全体行政执法机关的制约，承受的压力不难想象。

　　在一审稿兼顾规范行政强制权和维护公民个体利益的良好基础上，在万众瞩目之下，在民意的期盼中，最高立法机构进一步推进，为“制约公权，保护私权”的现代法治要义写下一个生动的注脚。尽管二审稿只是一个阶段性成果，尚非一锤定音，但从此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情况来看，可以乐观地估计，这一趋势仍将保持下去。

　　法治的精髓在于使政府守法，政府守法是其执法的合法性前提。依法治国的首要任务在于依法治权（力），尤其是行政权。

　　揆诸中国人治、“治人”传统与现实情况，法治进程的突出障碍也正是行政权力过大且往往得不到有效制约。而政府滥权、违法的危害，远甚于个人或团伙犯罪。尤其是在执法过程中的滥权，更是难以发现、难以界定、难以纠正、难以惩处。以往抄家、抄摊等案例，很难说是执法还是“执非法”。

　　没有专门法律时，行政强制仍然存在，有了专门法律，行政强制才能戴上“镣铐”，规范运行。行政强制法既是赋权，以治其“软”，更是限权，以治其“乱”其“滥”。“行政强制法”的名称背后，是“规范行政强制”的真义。

　　行政强制法顺利问世后，将与此前的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共同组成规范具体行政行为的三大法律支柱，而作为行政程序基本法的行政程序法也将指日可待，到那时，法治政府的平台将全面搭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