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曾真假画案始末 （1）
（一）何以认识范曾
前面提过，1975年前后，“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宝古斋的新画收购业务仍处于停顿状态。那会儿，新疆文物店来京学习的郭长新住在我们店，他很希望征购一些现代大家的书画作品，因为这个缘故，在我的帮助下，就有了“以纸换画”这当子事儿。
也就是在“以纸换画”的过程中，不记得是经谁介绍，范曾也拿了一张画来换宣纸。他拿来的是一幅人物画，描绘的是古代天文学家张衡，是一种半工半写的画法。
记得看到这幅画的那一瞬间，我的眼前一亮，这真是一幅相当有水平的画儿，不但笔墨功夫好，而且设色雅致，一出手就有自己的面貌。
再看画儿上的题字，书法也好，也有自己的风格，一看落款，是“范曾”。
当时，虽说是以纸换画，但我们也不是谁拿来的画儿都换，除了老先生们的以外，对中青年画家的画要求是极严的。
“您就是范曾？”
“是。您看画儿怎样？”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小伙子，身体看上去相当结实，但脸色苍白，见我问他，他脸上显出相当谦和的样子，咧开嘴，微微笑着问我。
“很好，画得、写得都很好，您是哪个单位的？”
“我是历史博物馆的。”
“噢！咱们还是一个系统的呢！”
我一边说着，一边把宣纸搬过来，特净皮，三毛八一张，三十八元一刀，我按交换的规定给了范曾最高的待遇。
这是最初的接触，范曾的画儿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77年5月1日，我们就在宝古斋举办了“文革”后的第一次近现代画展时，范曾也曾到场参观，并题字留言。
之后，宝古斋开始征收新画儿了。李可染、黄胄、吴作人老一辈的画儿不必说，年轻一代的，我首先盯上了范曾。
前边也讲过，开始收新画儿是从李苦禅、董寿平二老开始的。当时，他们二老都已退休，所以，卖画儿也少些“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嫌。二位老人当时的收购标准是每尺五元，画多少要多少。
对范曾，我也定了每尺五元的收购标准。现在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低价，但在当时却是特殊中的特殊，您想呀，李苦禅先生是范曾的老师，与和师傅平格，岂不是破格吗？
不料，传来消息，范曾住院了，说是肠子有息肉、滴血，怨不得第一次见他时，脸色那么不好看。那时，范曾住进了东单附近的北京医院。
听到这消息后，我和高洪地一起前往医院探望他，一是看看病情如何，二是联络一下病好后多收点他的画儿。
我们在医院接待室等了很久，范曾才从里面出来。他身穿病号服，手拿一本册子，脸色还是那么苍白。
等我们都坐下后，范曾先向我们介绍了一下他的病情，说是院方给他安排了最好的医生，是给周总理动过手术的医生。看得出来，尽管有好大夫保驾护航，但范曾脸上还是明显带有忧虑之情，但一说到他手里的那本小册子，范曾立即就激动起来。
“陈岩，你看，啊！这是我在住院时画的鲁迅小说插图。”
我接过来一看，都是一张张的白描，人物造型准确，线描流畅生动，根本看不出是出自一个病人之手，我翻看了几页对他说：“真好，白描是国画的灵魂啊！愿不得你的画儿画得那么好。”
他一听我这样讲，就把眉毛一挑，既高兴又带着些许忧虑对我说：“我在住院期间，每天坚持画一幅，啊！一直画到我上手术台，下来下不来，先不要去管他，我要给社会留点儿东西。”他一边说，一边做着他那特有的、很张扬的手势，也是在他以后的“达摩人物”中经常看到的手势。听他这么一讲，我心中油然升起一股敬意，人在临危之际仍能保持一颗平静的心，顽强地坚持创作，实在是难能可贵。
还好，手术顺利，平安无事，范曾又可以创作、画画儿了，我们仍按每尺五元收购。顺便说说这每尺五元的定价，您不一定知道，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这每尺五元的笔单，足可以让画家过上舒适的生活。
那时的生活是美好的，年轻的朋友们时时聚会，崔森茂、范曾、宋涤等在一起画画儿、喝酒、聊天儿、郊游，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
1978年，宝古斋筹备出一本画刊，由我负责。我那时的设想是，这本画刊里除介绍我国历代书画大家外，还要有书画鉴定常识，还要推出一些有作为、有希望的年轻书画家，让他们和大师并列在一本刊物上，也算是一种提携吧。前边已说过，那时，我毫不犹豫地选了两位年轻人，一个是范曾，一个是傅抱石之子傅小石，我当时就认为，这两位是很有希望的苗子，定能成为大家。
可惜！傅小石在不久就得了半身不遂、右手不能拿笔的痼疾，天意难为，十分可惜！
1979年，《宝古斋》创刊号出版了，虽然是外行人做出版，那不管怎样，也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本画刊，所以，特别引人注目。范曾、傅小石二人在画刊上与历代大师并列，更是引起了业内及社会上的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1979年大葆台文物库建成，恢复琉璃厂文化街的计划马上就要实施。
这时，我对范曾说：“将来恢复琉璃厂文化街以后，宝古斋重新开业之日，咱们搞一个特殊画展，以示纪念。”
“什么特殊画展？”范曾问我。
“我想好了，你就画二十来幅大师像，从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师画起，用五尺整纸的张幅画，一定精彩，我看了你的人物画儿，真是精彩。”
范曾一听，说道：“太好了！我从现在就开始画，这个主意太妙了！”
近些年，拍卖行中曾出现过一张范曾的蒋兆和画像，使我回想起当年的情景。
据我所知，范曾那时共完成了三幅大师像，一幅是蒋兆和，一幅是齐白石，一幅是李苦禅。我记得当范曾把画好的像拿给蒋先生看时，蒋兆和提笔在画儿上写道：余画人像过百千，未能一一传其真，今君妙笔写拙貌，人皆赞曰好精神。已未年十月兆和，范曾老弟，笔墨妙用，形具神半，一般肖像而言乃成功之作，致此数语为贺。
画李苦禅的那幅《笔耕图》也十分传神，看着画儿，我直感到李苦禅一边画画儿，一边叨叨的那股劲儿跃然纸上，真是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画齐白石的那幅画就更甭提了。这幅画参加了范曾在香港的第一次出境展，当地媒体对这幅画十分追捧，甚至说它的价值可以按照画上的胡须一根值多少钱来定价。
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范曾的大师像系列只留下这三幅画儿让人回味。
范曾的画开始本不是现在这模样，而是以半工半写为主。
有一天早上，我正在宝古斋后院的院子里整理书画，范曾火急火燎地走了进来，那时，我们比较熟了，他一进到后院儿，就急急忙忙地从衣兜里拿出一张画儿来，一边打开画儿，一边激动地对我说：“陈岩，你看，这是我昨天晚上画的，我要追梁楷，超过梁楷，这种大写意人物，画起来真是痛快！”
“好！你就超吧！没问题。”我一边笑着，一边好像开玩笑似地对他说。
“别开玩笑，你看行不行？”范曾见我不认真，追问了我一句。
“行！真的行！不但行，每尺还给你加一块钱，怎么样？”我还是有点开玩笑地对他说。
“真的？”他仍然有点不相信。
“真的。”这会儿我严肃了。
他急忙把画儿叠起来，拔腿就往外跑，事后听人讲，他到了荣宝斋，立刻向大米宣布“陈岩给我每尺加了一块钱！”大米是谁？大米是当时的荣宝斋副经理米景阳。
之后，范曾在香港的第一次画展很快就要成行了，因他手头没有大幅作品参展，他来宝古斋向我借前些日子画的一张《度吕图》。
这张《度吕图》是怎么回事儿呢？
有一个星期天，范曾没事儿，来宝古斋找我，想画张大画儿，我说“好哇，要在宝古斋画画儿方便得很。”很快，我找了一张乾隆年代的旧丈二匹，我办公室里因没有那么大的桌子，临时找了一张五合板架了起来，研好墨，铺好纸，范曾就画了起来。他一边画，一边说纸不好使，画到半截儿就把纸裁下少一半儿，没画成丈二匹，就画了两个人物，也就是后来他在香港的第一次画展上的主题画《度吕图》。
等画儿画完以后，范曾把画挂起来一看，说了句：“哎呀！不该裁纸，这是好纸呀！”尽管这样，那幅画的效果范曾非常满意。
要办画展了，他想起这张画来了。
这张画儿是用宝古斋的纸在宝古斋画的，就变成了宝古斋的，说实在的，这并不完全合理，但要借去参加他的香港画展，得有个条件。范曾问我：“这张画卖了以后，宝古斋想要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对他说：“要一架最好的照相机，你看着办吧！”
在去香港展出前，我安排濯锦斋的老师傅按范曾每张画儿的不同内容，把裱画的绫子染成不同颜色，如道教题材的画儿就染成烟色的。范曾在青岛时，给我来信还提及此事，信中写到：“……离京之前，所托裱画儿之事，盼我兄早日交付师傅，回京之时，我将设宴招待各师傅，此非为一时之功利，实为画家愿作他们这些无名英雄的好朋友。寒暑夜雨之心血，亦四十岁之前的总结，裱出之后，我亦愿好友共赏之。”
到目前为止，我还保留着范曾第一次出境展四十二件作品中每件画儿要求裱的颜色、尺寸、大小等资料。
要出境了，那是在1980年的春天吧，范曾要拍出境护照的照片。有一天下午，我就开着挎斗摩托车，拉着范曾到前门大街的照像馆去照像。到了前门楼前的西侧，我把车停在了路南的路边上，就坐在挎斗里等范曾，范曾则把皮包大衣往我身上一扔，只身往南，到前门大街的照相馆照像去了。
刚开始的时候还好，我停车的地方有阳光，还算暖和，等过了一会儿，太阳照不到我了，就开始冷起来了，我索性把车开到了路北靠前门楼西侧的一片开阔地上，又亮又暖和。这样等了一会儿，不知不觉地，我就睡着了。
等醒来以后，一看不见范曾，我又开始等，左等右等，总也等不来，心里就想：“怎么照个像要这么长时间？”再等，还是不见人影，心中就更有疑惑了。那时又没个电话，更没手机，眼看天快要黑了，回去吧，又怕他找不到我，所以，又坚持着等了一会儿。或来实在太晚了，我才离开。
果不其然，因为我挪了地儿，范曾找不到我了，可巧他把大衣皮包放在了我车上，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只好走回琉璃厂的宝古斋。
唉！这也算我和范曾之间的一段往事吧！
在范曾赴香港办画展前，我们约了好多朋友，在西单的鸿宾楼为预祝他画展成功举行宴会，以壮行色。
席间，服务员将涮羊肉一盘盘端了上来，范曾看着一盘盘鲜红鲜红的生羊肉，面带难色，低声问我怎么吃法。那会儿范曾已四十岁了，不知涮羊肉怎么吃，这倒不足为怪。他曾亲口对我说，他有时画一张大的画，只有一个干馒头啃啃。韩信除了胯下之辱，不还有一饭之恩的漂母嘛！这些都不足为重，重要的是成就一番事业，那才是至关重要的。
1980年范曾在香港的画展非常成功，一夜之间，他成了远近闻名的大画家。这之后，范曾的创作如日中天，他的名气也真算得上是与日俱增。
1983年秋，刘继卣先生病重住在三零一医院，在他去世的三天前，我和范曾到医院探望。回来的路上，范曾突然扬着眉毛，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哎！陈岩，你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我听到这句话，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便问他：“我怎么伟大了？”
他笑着把大拇指往上一挑，嘴一咧，说：“你发现了一个伟大的画家。”
“啊哈！转了个圈，还是在说你呀！你这个伟大画家我一分钟就发现了。”
为什么说是一分钟就发现了呢？我们搞书画鉴定的，水平如何先不必说，单就唐宋元明清历代有哪些主要画家，他们的绘画水平如何，面貌怎样，那是必须要知道的。可是搞历代旧画儿的人不大注意新画儿，那年头，看不起搞新画儿的，而到了我们这一代，在我看来，现代画家从绘画水平上看，并不逊色于历代，所以，我也格外关注，于是，就身兼两头儿，任何一个有水准的画家一出现，就相对更很容易发现。
我和范曾一边说笑，一边就到了我在南礼士路的家。吃饭之前，我拿出一副对子的上联儿给范曾看。
“范曾，你看这对联写得好不好？赵之谦的老师德林写的。”
范曾看了这副上联以后说：“写得好，写得好！”
“真是大笔如椽，可惜只有这上联了，你看这不但写得好，意思也好。”
范曾一听我这么说，嘴里读出声儿来：“坦怀须慎密。”
我又接着说：“这就是说我呢！你不是本事大吗？能不能给对个下联儿？”
这时，范曾眉头一皱，应声说道：“拿纸来。”
我立即给他裁了一副对子纸，铺在画案上，他首先把德林的上联儿重写了一遍，我紧盯着看他下联儿如何写，一眨眼儿，“豪兴寄疏狂”五个大字映入眼帘，我和家人在旁边看着，无不称绝。
光阴似箭，转眼间到了1988年，我已辞去宝古斋经理的职位，到老黄胄那里帮助盖炎黄艺术馆去了。到了那里不久，意想不到的是，突然间，发生了震惊海峡两岸的范曾真假画案。这一事件的发生，对于我和我的家庭，犹如一场噩梦，打破了往日生活的宁静，破坏了我和范曾间曾经有过的兄弟般的感情，以至于许多年以后，我仍然不能释怀。
（二）有关范曾真假画案的告白
这桩轰动一时的案件距今已十七八个年头儿了。回想起来，不能不首先提到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稳定了，经济发展了，随之而来的是，艺术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对艺术的需求也明显增长。但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个方面，画儿好卖了，造假画儿的也没闲着。李可染的、黄永玉的、启功的、范曾的……这么说吧，谁的画儿好卖，假的就越多，谁的名头儿大，假的也越多，因为送礼也好，自己收藏也好，谁不想手里拿着的是那些名头儿大的画家的作品呢？和众多造假者一样，范曾真假画案的造假者也是利用了人们的这一心理。
当年，当这场后来让我深受伤害的大案来临之际，我完全一无所知，更别说防备。而案件发生后，因当时的政治环境，大陆和台湾又不能直接沟通，没办法顺利地调查，以至于事情的真相难以大白，也让整个案件的最后判决一拖再拖。造假者可能一开始就看到了这一点，再加上有些人居心叵测，有意把水搅混，还有当事者范曾偏听偏信，一意孤行，视骗子的话为言之凿凿，最终，不仅使自己遭受损害，而且也深深地伤及他人。
今天，即便是当年的轰轰烈烈也已成为历史，该卖画儿的依然大规模卖画儿，该买画儿的依然挑着自己喜欢的画儿买，该造假的依然大规模地造假，仿佛大家有了一种默契，互不干扰，再也没有发生过当年范曾真假画案那样的惊天大案了。但我，一个十七八年前那场大案的直接受害者，也始终没有一个真正澄清事情真相的机会。当年的案子最后以骗子胡登峰入狱、范曾辞国而不了了之。一个辞国，一个入狱，应该说我就该觉得清白了，胜利了，但当时许多朋友打来电话向我祝贺时，我这心里，还真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儿。
我是1988年由文物局借调到筹备中的炎黄艺术馆的，帮助我的老师、老朋友黄胄先生筹建炎黄艺术馆。那一阵子，筹备组的每个人都非常忙，尤其是我，算得上是在当“八大员”用，累得很。但即便这样，我也没想打过退堂鼓。为了老黄胄，为了炎黄艺术馆，苦就苦了，累就累了！是谁这么说来着：
因为你喜欢森林，那你可能在迷茫的森林中迷失归途。
因为你喜欢鲜花，那你可能被鲜花的芬芳所陶醉。
因为你喜欢大海，那你可能葬身鱼腹。
不怕，因为我喜欢。（此话为作者所讲，意为转折用）
苦不怕，累不怕，但突如其来的范曾真假画案却毫无理由地把我扯了进去，并且来回纠缠，竟搞了三四年之久，这段经历给我的精神和名誉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下面，就来看看这桩案件的的始末吧。
1988年4月初，黄胄夫妇去了香港。他们从香港打来电话，告诉我、小穗和李延声，让我们准备接待曾为黄胄在台湾“三原色画廊”举办展览的老板李锡奇先生。
4月下旬，李锡奇先生与江穆、杜十三（诗人）、胡登峰等四人坐火车从上海到达北京。在永定门火车站接到他们四位后，我们就安排他们在燕京饭店住下。
李锡奇先生来北京主要是想见见北京的老画家，如李可染、吴冠中、白雪石等几位先生，我们都一一做了安排。
见过几位老画家以后，李锡奇要求见见画院的中青年画家。这样，4月30日中午，我在北海“仿膳”设宴，邀请了王明明、杨延文等十几位画家，与李锡奇等四位见面。刚开始，李锡奇、胡登峰还有点儿放不开，过不多久，就都聊开了，开玩笑说什么“共匪与蒋匪终于坐到一起了”，还说在永定门火车站第一眼见到我时，见我膀大腰圆、西服革履，以为是“克格勃”，给吓坏了等等。他们见我和这些画家们打打闹闹、说说笑笑，就什么都明白了，也开始放肆了，一时间，喝得个东倒西歪。
这时，李锡奇先生突然问我：“能不能去见见范曾先生。”我看他醉醺醺的样子，就开玩笑地对他说：“只要你能爬着进屋，我就能带你们去。”“能——能，能爬进去。”李锡奇先生半醉半醒地说。
我给范曾家打了电话，说明李锡奇他们一行要去看他，范曾在电话另一头说：“请立即来，欢迎。”
爬倒没让爬。宴会结束以后，我带着他们到了范曾家，去范曾家的除了李锡奇、诗人杜十三以外，还有胡登峰。
到了范曾家以后，范曾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他在画案上一边写字，一边和李锡奇交谈。当李锡奇提出要范曾在台湾搞画展时，范增当即大声宣布：“在台湾搞画展，我唯一的助手就是陈岩。”当时在场的李锡奇、胡登峰等人听范曾这么说，很是吃惊，好似这时他们才了解到我和范曾的关系。
在这期间，干瘦精明的胡登峰一直在摄像、拍照。
到了下午四五点钟，不知是范曾有意安排，还是碰巧，一家餐馆送来了一桌酒菜。我们刚离开“仿膳”不久，看范曾那兴奋的样子，不得不又坐下来喝酒。这么多年来，这是我第一次见范曾喝下那么多酒。
胡登峰的录像机一直在忙碌着。
从范曾家出来以后，李锡奇显得非常激动，他对我说：“我们到了上海，想见的画家一位也没见着，到了北京我们想见谁就见谁，陈岩先生，你可真行啊！”
“锡奇，我原先在宝古斋，和这些老先生、小先生都很熟，尤其和这些小先生，都像亲兄弟一样。再有，现在我是代表黄胄先生接待你们，他们这样热情是对黄胄先生的尊重。”
“哎呀！刚见到你，可把我们吓坏了，不——不行，陈岩，咱们晚上还——还得喝！”这时，起初的生疏感没有了，激动、兴奋，酒精主宰着每个人的大脑。
“喝什么喝，今天已经喝了几回酒了？”我说。
“两——两回了。”
“再喝就是第三回了，你们台湾是这么喝酒吗？”
“台湾怎么喝我不管，陈——陈岩——先生，今——今天我高兴，见到了那么多画家，范——范曾还答应到台湾搞画展，你、你还是他唯——唯一的助手，高——高兴，喝！今晚非——非喝不可。”
结果，时隔两三个小时，当晚在香格里拉，我们又拉开桌子，喝了起来。
这时我们几个人，可以说是亲密无间了，你拉我拽，东倒西歪，已不成甚体统了。但我一句话，惹得李锡奇大怒，我那时年轻，酒量可以，我看他们没完没了地劝酒，就故意说：“锡奇，怎么我越喝越没感觉呀？”李锡奇闻听此言，抓起杯子来说：“你——你——说怎么喝？”
李锡奇先生虽是个画廊老板，他又是个画家。在我的经验里，画家说话办事儿总是跳跃性的，办事儿带有十分浓厚的感情色彩。
结果，在第二天，也就是5月1日早晨五点，我们送李锡奇及胡登峰等人到机场时，一路上李锡奇都没醒过来，几乎是让胡登峰架着上了飞机。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胡登峰。
1988年9月30日，胡登峰打电话告诉黄胄先生，他来北京了，在台湾准备为黄胄出一本画册，这次来，主要是拍片子，请黄胄做一下准备。
接到胡登峰的电话以后，黄胄先生就把我和梁穗叫到北京饭店，那时，黄胄在北京饭店住。于是，胡登峰也来到北京饭店。
胡登峰，就是上次陪李锡奇先生来北京的那个忙着摄影的，依我看，充其量也不过是个马仔。请您注意！就是这位马仔胡登峰，利用骗子的惯用伎俩，导演了一幕举世震惊的范曾真假画案，而且把案件的当事人骗得昏头转向。是他的骗术高明吗？是不是，我也不多说，您就往下一段段地看吧。
黄胄要拍片的的画儿很大，好在他住在北京饭店，我和梁穗就在那儿找了一间大的房子，协助胡登峰拍完要拍的片子，然后，我俩一起又把胡登峰送回在城西的裕隆饭店。
到了胡登峰的房间以后，他拿出四张画儿来，两张李可染的山水，两张范曾的人物，请我看看真假。
因为上次的接待，我和胡登峰也算熟了，他知道我是搞书画鉴定的，我看了看这四张画儿以后，当即告诉他，这四张画儿全是假的，而且水平很低。我又问他，这些画儿是哪儿来的，胡登峰说是台湾一个搞建筑商人的画儿，很有钱，真假没关系，带来只是想弄个明白。听他这样说，我也就没往下问。
看完画儿后，胡登峰向我提出，能不能再见见范曾，最好明天。我说不行，因为明天就“十·一”了，节前节后，画家都很忙。之后，我和梁穗就离开了裕隆饭店，第二天胡登峰离开了北京。
10月份的一天下午，我的一个朋友有一张范曾的画儿，没有落款儿，我就帮着拿去请他补款儿并盖章。说话之间我还和范曾提起，上次来他家那位叫胡登峰的，九月底来北京时拿了四张画儿让我帮着鉴定。我向范曾说，从设色上一看就是假的，甭说什么笔墨了。
之后不久，大约已到了11月份，画圈里突然沸沸扬扬地传说着台湾搞了一个范曾画展，范曾隔海指责画展的画儿全是假的，等等。因为画展、画儿的真假呀大大小小的这类事儿在画界圈里经常发生，我也就没留意，每天照常忙我手底下的事儿，直到有一天吃过晚饭，我在黄胄画室侍候黄胄画画儿，已经八九点钟了，黄胄一边用左手拄着脑袋一边低头画画儿，一边说：“陈岩呐，你有时间到范曾家里看看去。”
“看他干什么？”
“你没听说范曾假画儿的事儿？”
“听到了，怎么啦？和我有什么关系？”我有点儿听不明白。
黄胄仍然画他的画儿，头也不抬地说：“吵得可凶了，去看看范曾吧！闹个明白。”。
闹个明白？闹什么明白？他这么一说，倒把我闹糊涂了。不过，见他那么认真的样子，我也干脆，就对他说：“那好，现在就去。”
说完，我就开着炎黄艺术馆那辆二一二吉普车往范曾家去了。
到了范曾家已十点左右了，范曾见我来了，咧着个嘴，干笑着说：“你来啦？”
“是，黄胄让我来看看你，什么事儿？”
“来了好，你看看这些报。”范曾一边说，一边拿起桌上的一大摞报纸，有国内的，国外的，台湾的。我定眼一看，台湾《联合报》（报名准确）上有一个非常醒目的大字标题——“名人画廊搞范曾假画展”，（已核准文章标题名）再一看，我的名字居然也在报纸上，再仔细一看，报上明明白白写着“陈岩、胡登峰10月1日到范曾家买了画儿……”，还说“有的画儿是陈岩卖给胡登峰的”，并以此证明名人画廊展出的范曾的画儿不假，好长的一篇文章，写得有鼻子有眼。
看到这里，我不由得大吃一惊，怨不得老黄胄让我到范曾家来看看，原来画圈里嚷嚷的范曾假画展不是和我没关系，而是有着直接关系。看来黄胄早知道了，只是不好对我说，只好让我到范曾家来看看，闹个明白。
等我闹明白以后，禁不住勃然大怒道：“这个胡登峰太坏了，简直是胡说八道。”
这时我想起了胡登峰让我看他拿的那四幅假画儿，同时，也想起了他想在“十·一”见范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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