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允许人们从不同角度的认识思考问题
何新等左派学者观点的正确性合理性在于：对任何事物现象都不能从单一方面单一角度去看待。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任何一种理论模式都是简化的，都不可能说明客观事物的所有方面。不论是用一般均衡理论说明价格现象，还是用劳动价值论说明价格现象，不论是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解释中国经济，还是凯恩斯主义理论抑或是李斯特国家主义理论解释中国经济；不论是用制度主义理论说明中国政治，还是用阶级斗争理论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说明中国政治，由于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从一个侧面一个角度、从一种观点入手解释说明现实的，因而其结论和描述都不能不是片面的和简单的。
应该允许人们运用不同的理论模式分析研究同一事物同一社会现象，以克服单一角度单一侧面研究的局限性。不同理论指导下的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的观察研究，对于人们不同的认识目的、不同的衡量尺度，确切的说，对于不同的认知范式而言，都有其合理性。如果把一个角度的认识定于一尊，完全封杀其他侧面与角度的观点，或者把一个角度和学科的言说看成不容置疑的神喻，把其他角度学科的言说一概看作是谬误和异端邪说，这样的做法显然是非理性的。在这种情况下，强调一下与主流观点相反的认识，或者强调一下不同出发点的认识，确有其必要性。何新等左派学者的非主流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其存在的独特价值。
人是一个有着多方面利益与需求的主体，作为人的有机组合的社会，同样有着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多方面的属性和利益追求，现实的社会是一个融政治经济文化需要与联系为一炉的统一整体。虽然学科分化与科学研究的抽象化简单化规范化，使得人们将原本全面的相互联系的整体，变为某一种抽象关系或某一种纯粹结构的研究。但要使理论研究切合实际，真正能够解释和说明实际生活，就必须充分考虑不同角度不同范式的理论与观点。比如，有关社会稳定的观点，就有动态稳定和静态稳定两种不同的角度，前者在于，尽可能保守现状，减少变化对既定秩序的冲击破坏。后者则在于，通过适应性的改革调整，使社会秩序达到新的条件下的新的平衡。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国民经济发展步履蹒跚，农民温饱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这是任何莺歌燕舞的宣传和高压控制下的表面上的平静，都掩盖不了实质上的不稳定因素；而改革农业生产关系体制，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尽管带来了经济体制的大变动，导致人们思想行为利益上的不确定性。但是，由于新的体制极大的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热情支持，由此获得的社会稳定是有物质基础的实质意义的稳定。从动态稳定的角度看，不符合生产力发展需要，不符合人民群众追求民主法制文明社会需要的政策体制，不是捍卫和稳定的问题，而是坚决改革与彻底废除的问题。改革相沿已久的旧的政策体制，虽然会带来一时的不稳定，但这种不稳定，正是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和根本稳定，为了经济社会快速健康的发展所必需的；不符合实际的思想观念、道德理念和教育方式，不是人们如何去适应的问题，相反，是这些东西必须随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社会目的追求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的问题。今天，强调防止帝国主义阴谋，提醒人们注意意识形态的西化问题，把这些东西作为工作的重点，是一个误导，是企图把党和政府从真正的目的追求、真正的工作重点（经济社会发展）上，转移到特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追求上来，走上一条文革式的老路。
搞清楚一切工作的真正目的，是我们认识评价事物的基础
本来，研究认识问题注意事物的全面性相互联系性，在辩证法充分普及的今天，应该不是太困难的事情。困难的问题在于：保持各种社会目的与社会价值观、各种学科范式的均衡协调。搞清当地当时环境下，人们最主要的目的和需要是什么，在错综复杂的利益矛盾和利益权衡中，处理得当，实现自己或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合理化、全面化。具体分析起来，以前那种认为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目的追求、最主要的利益需要是巩固国家政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严防帝国主义和平演变，这个判断今天看来并不正确。中国社会和人民的最大最根本的利益是：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需要（如健全法制、提高行政管理水平、增加人民群众的自由民主等等），或者一言以蔽之：实现三个有利于。从这个目的与追求出发，一切有利于快速发展经济，有利于社会整体发展，有利于民主自由建设的事情，人民满意的事情，都是我们应该努力去做并且认真做好的。巩固政权是社会的政治利益追求，它应该服务于上述主要目的，是实现上述目的的手段。
事实上，搞清人民的主要目的追求，对所处现实环境有一个合乎实际的判断，这是我们讨论问题、决定政策方针的重要前提。改革以前的30年，就是因为错误的研判了国际国内的形势，把巩固政权防止复辟、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追求。这才导致了众多以政治运动、思想和人的行为控制为主要内容的实践追求。由于偏离了人们本应追求的经济发展人民幸福这个中心任务，带来令人痛心的后果，成为我们民族永远难以忘记的切肤之痛。当前，和平与发展而不是冷战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党中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以“三个有利于”为工作好坏的衡量标准，这一新的思想与价值观改变了我们社会的主要目追求和衡量评价事物的标准，使我们大胆开放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实行了全方位的改革策略，由此带来的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世人有目共睹。
新的时期还有没有颠覆与维护主权的政治斗争，有没有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意识形态斗争，有没有巩固政权的阶级斗争呢，当然是有的。世界并不太平，国际社会并没有建成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整体，还存在不同国家、民族、观念、制度间的斗争。但是，应该看到，这种斗争从方式到内容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合作与交流、按照规则和平竞争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主要形式，军事侵略与颠覆主权等传统手段已经让位于经济社会发展活力速度的激烈竞争。并不是说国家主权或巩固政权不重要，可以削弱，而是说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已经不是国际国内的敌对势力对国家政权的颠覆与破坏，而是如何以更好的公共服务，更优良的政治活动成果，来争取民心，赢得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政治支持。如果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缓慢，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与巨大的风险；如果官员的腐败得不到有效的遏制，使得政府的威信受到损害，使党的方针政策得不到有效贯彻，使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矛盾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使政府与群众产生更多的隔膜，使得人民群众对各级政府各级干部日益不满。那么，随时可能出现的政治经济危机就会自然而然的成为危及国家政权稳定的因素。这样的危险绝不是寻找别有用心的和平演变者、处心积虑的颠覆者所能避免的，也不是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弘扬社会主义观念的宣传，占领舆论阵地努力，能够消除的。
几十年的经验表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危机，或者说和平演变的发生，从来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宣传抓得不紧，思想舆论阵地被资产阶级占领，国内外阶级敌人对国家政权实施了颠覆，而是社会主义国家自己在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上出现了重大失误，导致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比如，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差距较大；政治经济出现重大问题，搞了强制性的集体化，实施了人人自危的大清洗；意识形态宣传的教条与封闭带给普通百姓很强的逆反心理，等等。在经济政治问题不断增多的背景下，人心向背发生了变化。使得广大群众一旦有了机会，能够对现实的政策施加影响、进行改变，一旦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实现更替，有了任何一点变革的可能性，群众就会推动社会发生巨大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愿望可以改变的。把苏联东欧国家的演变，看成是意识形态管理上出了问题，看成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阴谋与策略的得逞，或者看成是对巩固政权的重要性认识不清，忽略了政治领域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些都是自欺欺人的结论。苏东那一个国家的改革是帝国主义阴谋的产物，那一个国家的改革进程是在某一种思想观念影响下发生的，根本没有那么回事。这一点，从我们中国改革实践的过程中亦可以看得很清楚，改革是现实所迫，而不是某一种观念的产物。我们决定改革的时候并没有任何可供借鉴的改革理论（匈牙利南斯拉夫刚开始改革时恐怕也是如此），更没有什么理论或思想影响人们，要人们放弃社会主义理想，推行资本主义的一套。相反，我们是在深受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禁锢的条件下开始前行的，是在破除“两个凡是”、解放思想，对现实的政策敢于实事求是的评价其优劣，对实际存在的问题敢于用新的方法思路予以解决的基础上，开始改革行程的。谁会相信：我们农村家庭承包制的改革，是受了反对人民公社、鼓吹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观念影响而引发的；我们引进外资、放开个体私营经济的改革，是受到私有制优于公有制的非社会主义观念影响而采取的；或者更进一步的说，1978年之后中国的改革进程是受了某种风行一时的改革观念或现代化观念，抑或是资本主义观念的影响，才得以进行的，显然不是。
实际的情况是：严重的农业经济困境，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状况，使得人们尤其是领导干部深深感到改变现状的压力，对于农民中悄悄出现的改变现行生产关系模式的举动不再持严厉打击的态度。社会政策方面稍微的一点松动，就使得长久压抑着的个体私营式的生产与经营活动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快速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和资金严重不足的现实，使得决策者在认清国际形势的基础上，采取了积极引进外资的改革策略。是试探性的实践，或者说是改革的实践给我们带来新的观念。当传统的经济理论不能解释和指导现实之时，我们自己发明和创造着理论；当我们自己的理论不敷应用时，我们想起了早几年就实行了改革的匈牙利南斯拉夫，把他们国家的经济学家请了过来，把他们的理论引了进来。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西方理论适合我们正在进行的实践，这样我们又开始了学习引进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过程。
西方经济学理论观念的盛行，不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渗透的结果
我们所以从自己总结理论或没有理论干了再说，到选择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理论，最后到全力以赴学习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并不是人民群众或政府官员的社会主义信念发生了动摇，也不是受到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蓄意灌输和宣传的影响，更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观念没有得到有力宣传的缘故。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占统治地位的观念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的反映。一种思想观念广泛流行、为人们普遍信奉，不能够从观念本身先进与否或观念斗争的结果上寻找原因，而应该从实践从现实生活的需要，从这一理论在实践中的功效、作用等方面来寻找原因。当年，西方的民主宪政理论所以没有能在中国真正兴起并占据统治地位，不是这一理论本身缺乏说服力，而是这种理论在当时的中国没有应用的条件，不能解释更不能解决现实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换句话说这种理论没有实际功用。与之不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列宁的建党学说，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以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等理论，所以受到人们的一致欢迎和接受，为那个时代优秀知识分子和千千万万革命者所信奉，正是因为这些理论切合中当时中国的实际，为人们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换句话说它们对革命事业非常有用，因而受到广大革命者的追捧。
以此来看待现实，新时期引进了从尼采到萨特等一系列现代西方哲学理论，这些理论也曾形成过传播上的热潮，由于不能解决现实问题，或者说没有现实的功用，终于没有多少人信奉。而并未刻意宣传、实际上是悄悄引进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却得以在不同理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在社科理论界占有目前这样的统治地位，在实践中受到如此的重视与推崇，原因正在于这个理论能够较好的解释现实，较好的指导人们从事改革事业。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之所以衰落并被人们抛弃，是因为这一理论在这些方面毫无建树，不仅对实践起不到指导作用，相反在很多方面地方还起阻碍作用。现代经济学理论，一方面反映了200多年市场经济实践中人们的经验与共识，另一方面也有许许多多惨痛的教训及其思考，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很有启发和指导意义，对于我们改革中一些问题和现象的认识也非常有帮助，因此才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青睐，愈来愈成为人们改革的指导和指南，这一切是实践需要的推动，而不是意识形态宣传战和阴谋诡计的功劳。把现代经济学观念的兴起，看成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占领了无产阶级思想阵地，看成是帝国主义的阴谋，因此提出要防止社会科学领域自由化思想的渗透，提出要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观念进行批判，防止人们因为迷信而受骗上当、害己误国。这是用阶级斗争观点和意识形态化的思维判断现实事物是非的文革遗风的表现。
即使维护民族国家利益，对弱势产业实施保护政策，强调民族利益的李斯特主义，比起盲目崇拜贸易自由的经济学观念更符合实际，在今天有一定的意义。但变化了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也要求人们采取符合当代国际经济规则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民族工商业，采用WTO规则允许的手段和方法对弱势产业实施保护。而这正是合理有效的履行利用WTO规则发展国家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不具体的谈论弱势产业可以采取何种保护手段与措施，不研究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实际情况，不考虑如何在现有国际规则下最大限度的维护民族国家利益，只是抽象的谈论李斯特民族主义经济学与新自由主义的对立，高喊维护民族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强调国际资本对我们的剥削，强调国际贸易的不平等，批判世界财富分配的不公正。这样做，除了给我们尚没有建立起自由贸易观念、对统一的国内外市场有什么优势和作用尚不明白的头脑，增加若干负担和混乱外，就是对我们的国际贸易及其政策设置意识形态障碍，树立敌情观念，戴上国际阶级斗争和民族主义的高倍望远镜，最终使人们在认识判断具体贸易制度的优劣和具体贸易纠纷的得失上，失去理性能力。
不能用冷战思维处理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
冷战思维，实际上就是阶级斗争思维在处理国际问题上的表现，演变与反演变、颠覆与反颠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势力两条道路两种前途的斗争，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历史表明，这种认识和思维方式，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带来的都是令人惋惜和痛惜的后果。今天，国际上冷战早已结束，原来泾渭分明的两大军事集团已经解体，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以军事对立、政权颠覆、经济社会封锁为形式的斗争，已经被更为复杂的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竞争和生态领域的矛盾所取代。过去的敌人成了朋友，过去不被注意的矛盾现在成了主要矛盾（比如核扩散、环境污染等等）。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经济社会的进步发展、经济力量的雄厚与强大，日益成为国家地位的基础，成为国家强大的标志，也成为各国政府和人民考虑各方面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融合，使得国家之间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矛盾冲突、社会制度与社会制度的矛盾冲突、军事力量与军事力量的矛盾冲突，日益缓和、日趋复杂多变，这些原来作为第一位考虑的矛盾与斗争，日益被经济社会文化的竞争所取代。任何国家如果仍然沉浸在假想的政治斗争之中，沉迷于阶级斗争主权斗争的幻觉之中，仍然把资本主义看成社会主义国家的敌人，仍然把国与国之间正常的经济文化政治思想的交流与竞争，视为洪水猛兽。那么，你将成为国际领域的神经质者，你将处处作茧自缚，你将失去发展国家经济社会的大好国际形势与机遇。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使得人们对固有的意识形态观念、价值观念、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模式有了更切实际的认识。不再把捍卫固有观念和固有的制度模式作为人们的政治目标，而是把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寻求最快最好最有效的发展经济社会文化的体制模式，作为自己的政治追求。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观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开始达成许多新的共识：
比如，（1）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观念不再是教条，不再是一成不变的僵化模式，而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更新的、开放而富有生命力的理论和思想体系。它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存在，早已深刻的影响和改变了那里的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而教条的对待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观念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得到却是经济缺乏活力、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日益处于落后地位、人们群众愈来愈不满意的严重后果，最终使得改革，使得这些国家社会的变化，向着现代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
（2）人们已经认识到，再“好”的观念，如果它在实践中总是带来不好的结果，总是不能达到人们希望达到的目的，那么就值得怀疑它的合理性、科学性乃至合法性；再“好”的观念、制度，如果走向僵化，封闭，不能够吸收新的思想、观念，不能够容纳新的经验，不适应于变化了的社会环境，也应该对它进行改革、改进、改变。固有的思想、观念、制度模式本身，并不是人们追求的主要目标，而是人们实现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目标的手段。人们再也不应该用意识形态禁忌，用固有价值判断标准，用对固有观念、制度、生活方式的留念与好感来反对改革，来抵制新的符合时代需要的观念、体制或者“法门”的引进。
（3）人们已经认识到，所谓阶级斗争为纲，所谓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所谓意识形态控制，所谓狠抓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这既是一种与经济基础决定论背道而驰的观念或意识决定论，也是一个给党和人民带来几十年灾难的政治观念和思想原则。相当一个时期，合理正常的学术理论探讨，正常的社会现象、体制的评论研究，合理的党内社会内的意见分歧，正常的思想文化的信息交流，全被这样的意识形态管理控制惩罚的体制所窒息所取缔，最终使得经济社会文化活动死气沉沉、万马齐喑，使得经济社会发展缓慢，人们的创造力受到压抑，各种不合理的现象的得不到纠正，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威信和号召力。
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农村政策方案，彭德怀对大跃进问题的正常批评意见，被这样的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上纲上线的思想斗争压制和扼杀。遇罗克、张志新等一大批有为青年，因为持有独立的理论观点、思想见解而失去生命，而几十年来，多少赤诚青年，诚实的知识分子与普通百姓因言罹祸。因为对现实生活的一点不同意见或独立见解而受到坐牢、戴帽子和一二十年非正常的政治生活待遇。何新文章中说他刚入社会科学院听到的一青年因独立见解而被判极刑的故事，不是同样说明：如果在旧的意识形态管制下，何新自己反对“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观点，与社会潮流相悖的非主流观点，大胆的关于未来前途的悲观预言，不是早该受到思想上政治上行政上经济上乃至法律上的处理与制裁了吗？是不是因为到了现在的地位或者今天所持有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管制与意识形态化的批判已经对自己没有影响，只会带来好处，因而就要主张管制管制呢。
现代西方社会甚至包括中俄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的分化和民主政治的逐步建立，已经能够使得某个人或某一政治（经济）集团左右国家一切事物的情况，成为不可能了。因此，即使某一个人或某个特殊的集团，因为其持有的政治观念或思维模式，还在运用冷战方式行事，他也不可能指望整个社会和整个民族完全按他的意志办。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固然会推动本国政府反对中国，在经济政治上削弱和损害中国。但它毕竟只是日本社会众多政治经济势力中的一种，众多政治经济集团中的一个，因而它必然会受到与之不同的势力与集团（比如左派或者中派）行为追求的制约，受到经济利益集团政治追求的制约。即使小布什希望采用强硬政策推行其人权政治理念，但是他的行为毕竟还要受到国际上其他西方国家不同政策策略与不同理念追求的影响与制约。况且，即使是政府领导人或者美国政府的行为，他也不能代表所有美国人、所有美国的政治经济集团的利益要求与政策取向。美国政府及其领导人的政策主张，显然会受到各种各样利益集团和政治组织影响而发生改变。任何经济文化政治的交流都不可避免的带上价值观的因素，如果你老是用意识形态和冷战思维去看待一切经济文化活动，那么你将会从中看到数不清的政治矛盾与意识形态矛盾，看到众多阶级民族的敌人。正像你可以在国际政治外交活动中，看到大量的经济利益追求与经济矛盾斗争，看到众多经济竞争对手一样，世界上的事物本来就有着多种多样的属性。
就是像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今天这样的政治经济体制下，你想指望国内所有的企业，或者所有的国民，在他们的国际经济文化政治交往中，贯彻履行和宣传倡导社会主义观念、统一祖国的观念，以及其他政府力推的观念，都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的企业难道会为了政府的政治目标，而从事自己的经济文化社会活动吗？显然不会。相反，我们的企业很可能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不顾政府的政治目标能否实现。个人也会在国际交往中，为了自己的经济文化方面的利益与追求，而不管政治正确性。同样，在政府实施经济制裁的政策下，美国的企业、跨国公司并不一定就是政府政策代理人，它们有自己特殊的有别于政府的利益和目的追求。实际上，现在这样的国际交往环境和各个国家政治经济政策法规，已经不支持“美国”或者“日本”乃至“中国”这样的利益整体了。换言之，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没有“美国利益”“日本利益”或中国利益、中国目标这样的东西了。有的只是美国政府的利益（甚至小布什政府的利益）、美国议会的利益，美国军方的追求；或者说中国政府的目标、中国出口企业的利益、中国留学生的利益，这样的东西；有的只是波音公司的利益、丰田公司的利益，以及中国沿海蔬菜生产商的利益、温州打火机制造商的利益、西部农民的利益、外交部的目标、商业部的追求、建设部的政治目标、国家体委的政治追求，这样一些具体分化了的东西。说美国战略家要怎样怎样，美国政府要怎样怎样，这并等于说美国民众要怎样，美国企业要怎样，美国商会要怎样，甚至也不等于说美国民主党要怎样。就如同，说中国政府要怎样，中国战略家要怎样，不等于说中国的企业要怎样，中国的工人要怎样，中国的农民要怎样。冷战还可能在一些地方存在，但已经不能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这样的整体来作为对象和敌手了，就像不能用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这样的整体来划分敌我阵线一样。当然，中国政府依然要同美国政府运用人权外交损害中国政府形象的行为作斗争，也要同台独势力作斗争，能够有能力给与其政治经济打击的，可以毫不客气的予以打击；美国的极右势力希望中国政局不稳，出钱资助反政府的民运组织，中国的左翼集团或中国政府也可以考虑采用相应的方法予以回击。但不管怎样，中国政府的行为并等于中国企业或中国民间团体的行为，反之也一样。日本极右翼势力的行为不一定就是日本政府的行为，而日本政府的行为也不一定就是日本企业的行为，这类日本企业的行为不等于那一类日本企业的行为。这样的区别是我们在国际问题的认识与处理上需要经常注意的。
何新等左派学者观点的正确性合理性在于：对任何事物现象都不能从单一方面单一角度去看待。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任何一种理论模式都是简化的，都不可能说明客观事物的所有方面。不论是用一般均衡理论说明价格现象，还是用劳动价值论说明价格现象，不论是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解释中国经济，还是凯恩斯主义理论抑或是李斯特国家主义理论解释中国经济；不论是用制度主义理论说明中国政治，还是用阶级斗争理论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说明中国政治，由于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从一个侧面一个角度、从一种观点入手解释说明现实的，因而其结论和描述都不能不是片面的和简单的。
应该允许人们运用不同的理论模式分析研究同一事物同一社会现象，以克服单一角度单一侧面研究的局限性。不同理论指导下的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的观察研究，对于人们不同的认识目的、不同的衡量尺度，确切的说，对于不同的认知范式而言，都有其合理性。如果把一个角度的认识定于一尊，完全封杀其他侧面与角度的观点，或者把一个角度和学科的言说看成不容置疑的神喻，把其他角度学科的言说一概看作是谬误和异端邪说，这样的做法显然是非理性的。在这种情况下，强调一下与主流观点相反的认识，或者强调一下不同出发点的认识，确有其必要性。何新等左派学者的非主流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其存在的独特价值。
人是一个有着多方面利益与需求的主体，作为人的有机组合的社会，同样有着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多方面的属性和利益追求，现实的社会是一个融政治经济文化需要与联系为一炉的统一整体。虽然学科分化与科学研究的抽象化简单化规范化，使得人们将原本全面的相互联系的整体，变为某一种抽象关系或某一种纯粹结构的研究。但要使理论研究切合实际，真正能够解释和说明实际生活，就必须充分考虑不同角度不同范式的理论与观点。比如，有关社会稳定的观点，就有动态稳定和静态稳定两种不同的角度，前者在于，尽可能保守现状，减少变化对既定秩序的冲击破坏。后者则在于，通过适应性的改革调整，使社会秩序达到新的条件下的新的平衡。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国民经济发展步履蹒跚，农民温饱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这是任何莺歌燕舞的宣传和高压控制下的表面上的平静，都掩盖不了实质上的不稳定因素；而改革农业生产关系体制，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尽管带来了经济体制的大变动，导致人们思想行为利益上的不确定性。但是，由于新的体制极大的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热情支持，由此获得的社会稳定是有物质基础的实质意义的稳定。从动态稳定的角度看，不符合生产力发展需要，不符合人民群众追求民主法制文明社会需要的政策体制，不是捍卫和稳定的问题，而是坚决改革与彻底废除的问题。改革相沿已久的旧的政策体制，虽然会带来一时的不稳定，但这种不稳定，正是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和根本稳定，为了经济社会快速健康的发展所必需的；不符合实际的思想观念、道德理念和教育方式，不是人们如何去适应的问题，相反，是这些东西必须随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社会目的追求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的问题。今天，强调防止帝国主义阴谋，提醒人们注意意识形态的西化问题，把这些东西作为工作的重点，是一个误导，是企图把党和政府从真正的目的追求、真正的工作重点（经济社会发展）上，转移到特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追求上来，走上一条文革式的老路。
搞清楚一切工作的真正目的，是我们认识评价事物的基础
本来，研究认识问题注意事物的全面性相互联系性，在辩证法充分普及的今天，应该不是太困难的事情。困难的问题在于：保持各种社会目的与社会价值观、各种学科范式的均衡协调。搞清当地当时环境下，人们最主要的目的和需要是什么，在错综复杂的利益矛盾和利益权衡中，处理得当，实现自己或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合理化、全面化。具体分析起来，以前那种认为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目的追求、最主要的利益需要是巩固国家政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严防帝国主义和平演变，这个判断今天看来并不正确。中国社会和人民的最大最根本的利益是：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需要（如健全法制、提高行政管理水平、增加人民群众的自由民主等等），或者一言以蔽之：实现三个有利于。从这个目的与追求出发，一切有利于快速发展经济，有利于社会整体发展，有利于民主自由建设的事情，人民满意的事情，都是我们应该努力去做并且认真做好的。巩固政权是社会的政治利益追求，它应该服务于上述主要目的，是实现上述目的的手段。
事实上，搞清人民的主要目的追求，对所处现实环境有一个合乎实际的判断，这是我们讨论问题、决定政策方针的重要前提。改革以前的30年，就是因为错误的研判了国际国内的形势，把巩固政权防止复辟、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追求。这才导致了众多以政治运动、思想和人的行为控制为主要内容的实践追求。由于偏离了人们本应追求的经济发展人民幸福这个中心任务，带来令人痛心的后果，成为我们民族永远难以忘记的切肤之痛。当前，和平与发展而不是冷战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党中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以“三个有利于”为工作好坏的衡量标准，这一新的思想与价值观改变了我们社会的主要目追求和衡量评价事物的标准，使我们大胆开放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实行了全方位的改革策略，由此带来的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世人有目共睹。
新的时期还有没有颠覆与维护主权的政治斗争，有没有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意识形态斗争，有没有巩固政权的阶级斗争呢，当然是有的。世界并不太平，国际社会并没有建成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整体，还存在不同国家、民族、观念、制度间的斗争。但是，应该看到，这种斗争从方式到内容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合作与交流、按照规则和平竞争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主要形式，军事侵略与颠覆主权等传统手段已经让位于经济社会发展活力速度的激烈竞争。并不是说国家主权或巩固政权不重要，可以削弱，而是说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已经不是国际国内的敌对势力对国家政权的颠覆与破坏，而是如何以更好的公共服务，更优良的政治活动成果，来争取民心，赢得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政治支持。如果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缓慢，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与巨大的风险；如果官员的腐败得不到有效的遏制，使得政府的威信受到损害，使党的方针政策得不到有效贯彻，使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矛盾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使政府与群众产生更多的隔膜，使得人民群众对各级政府各级干部日益不满。那么，随时可能出现的政治经济危机就会自然而然的成为危及国家政权稳定的因素。这样的危险绝不是寻找别有用心的和平演变者、处心积虑的颠覆者所能避免的，也不是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弘扬社会主义观念的宣传，占领舆论阵地努力，能够消除的。
几十年的经验表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危机，或者说和平演变的发生，从来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宣传抓得不紧，思想舆论阵地被资产阶级占领，国内外阶级敌人对国家政权实施了颠覆，而是社会主义国家自己在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上出现了重大失误，导致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比如，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差距较大；政治经济出现重大问题，搞了强制性的集体化，实施了人人自危的大清洗；意识形态宣传的教条与封闭带给普通百姓很强的逆反心理，等等。在经济政治问题不断增多的背景下，人心向背发生了变化。使得广大群众一旦有了机会，能够对现实的政策施加影响、进行改变，一旦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实现更替，有了任何一点变革的可能性，群众就会推动社会发生巨大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愿望可以改变的。把苏联东欧国家的演变，看成是意识形态管理上出了问题，看成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阴谋与策略的得逞，或者看成是对巩固政权的重要性认识不清，忽略了政治领域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些都是自欺欺人的结论。苏东那一个国家的改革是帝国主义阴谋的产物，那一个国家的改革进程是在某一种思想观念影响下发生的，根本没有那么回事。这一点，从我们中国改革实践的过程中亦可以看得很清楚，改革是现实所迫，而不是某一种观念的产物。我们决定改革的时候并没有任何可供借鉴的改革理论（匈牙利南斯拉夫刚开始改革时恐怕也是如此），更没有什么理论或思想影响人们，要人们放弃社会主义理想，推行资本主义的一套。相反，我们是在深受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禁锢的条件下开始前行的，是在破除“两个凡是”、解放思想，对现实的政策敢于实事求是的评价其优劣，对实际存在的问题敢于用新的方法思路予以解决的基础上，开始改革行程的。谁会相信：我们农村家庭承包制的改革，是受了反对人民公社、鼓吹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观念影响而引发的；我们引进外资、放开个体私营经济的改革，是受到私有制优于公有制的非社会主义观念影响而采取的；或者更进一步的说，1978年之后中国的改革进程是受了某种风行一时的改革观念或现代化观念，抑或是资本主义观念的影响，才得以进行的，显然不是。
实际的情况是：严重的农业经济困境，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状况，使得人们尤其是领导干部深深感到改变现状的压力，对于农民中悄悄出现的改变现行生产关系模式的举动不再持严厉打击的态度。社会政策方面稍微的一点松动，就使得长久压抑着的个体私营式的生产与经营活动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快速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和资金严重不足的现实，使得决策者在认清国际形势的基础上，采取了积极引进外资的改革策略。是试探性的实践，或者说是改革的实践给我们带来新的观念。当传统的经济理论不能解释和指导现实之时，我们自己发明和创造着理论；当我们自己的理论不敷应用时，我们想起了早几年就实行了改革的匈牙利南斯拉夫，把他们国家的经济学家请了过来，把他们的理论引了进来。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西方理论适合我们正在进行的实践，这样我们又开始了学习引进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过程。
西方经济学理论观念的盛行，不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渗透的结果
我们所以从自己总结理论或没有理论干了再说，到选择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理论，最后到全力以赴学习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并不是人民群众或政府官员的社会主义信念发生了动摇，也不是受到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蓄意灌输和宣传的影响，更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观念没有得到有力宣传的缘故。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占统治地位的观念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的反映。一种思想观念广泛流行、为人们普遍信奉，不能够从观念本身先进与否或观念斗争的结果上寻找原因，而应该从实践从现实生活的需要，从这一理论在实践中的功效、作用等方面来寻找原因。当年，西方的民主宪政理论所以没有能在中国真正兴起并占据统治地位，不是这一理论本身缺乏说服力，而是这种理论在当时的中国没有应用的条件，不能解释更不能解决现实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换句话说这种理论没有实际功用。与之不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列宁的建党学说，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以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等理论，所以受到人们的一致欢迎和接受，为那个时代优秀知识分子和千千万万革命者所信奉，正是因为这些理论切合中当时中国的实际，为人们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换句话说它们对革命事业非常有用，因而受到广大革命者的追捧。
以此来看待现实，新时期引进了从尼采到萨特等一系列现代西方哲学理论，这些理论也曾形成过传播上的热潮，由于不能解决现实问题，或者说没有现实的功用，终于没有多少人信奉。而并未刻意宣传、实际上是悄悄引进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却得以在不同理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在社科理论界占有目前这样的统治地位，在实践中受到如此的重视与推崇，原因正在于这个理论能够较好的解释现实，较好的指导人们从事改革事业。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之所以衰落并被人们抛弃，是因为这一理论在这些方面毫无建树，不仅对实践起不到指导作用，相反在很多方面地方还起阻碍作用。现代经济学理论，一方面反映了200多年市场经济实践中人们的经验与共识，另一方面也有许许多多惨痛的教训及其思考，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很有启发和指导意义，对于我们改革中一些问题和现象的认识也非常有帮助，因此才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青睐，愈来愈成为人们改革的指导和指南，这一切是实践需要的推动，而不是意识形态宣传战和阴谋诡计的功劳。把现代经济学观念的兴起，看成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占领了无产阶级思想阵地，看成是帝国主义的阴谋，因此提出要防止社会科学领域自由化思想的渗透，提出要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观念进行批判，防止人们因为迷信而受骗上当、害己误国。这是用阶级斗争观点和意识形态化的思维判断现实事物是非的文革遗风的表现。
即使维护民族国家利益，对弱势产业实施保护政策，强调民族利益的李斯特主义，比起盲目崇拜贸易自由的经济学观念更符合实际，在今天有一定的意义。但变化了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也要求人们采取符合当代国际经济规则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民族工商业，采用WTO规则允许的手段和方法对弱势产业实施保护。而这正是合理有效的履行利用WTO规则发展国家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不具体的谈论弱势产业可以采取何种保护手段与措施，不研究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实际情况，不考虑如何在现有国际规则下最大限度的维护民族国家利益，只是抽象的谈论李斯特民族主义经济学与新自由主义的对立，高喊维护民族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强调国际资本对我们的剥削，强调国际贸易的不平等，批判世界财富分配的不公正。这样做，除了给我们尚没有建立起自由贸易观念、对统一的国内外市场有什么优势和作用尚不明白的头脑，增加若干负担和混乱外，就是对我们的国际贸易及其政策设置意识形态障碍，树立敌情观念，戴上国际阶级斗争和民族主义的高倍望远镜，最终使人们在认识判断具体贸易制度的优劣和具体贸易纠纷的得失上，失去理性能力。
不能用冷战思维处理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
冷战思维，实际上就是阶级斗争思维在处理国际问题上的表现，演变与反演变、颠覆与反颠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势力两条道路两种前途的斗争，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历史表明，这种认识和思维方式，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带来的都是令人惋惜和痛惜的后果。今天，国际上冷战早已结束，原来泾渭分明的两大军事集团已经解体，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以军事对立、政权颠覆、经济社会封锁为形式的斗争，已经被更为复杂的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竞争和生态领域的矛盾所取代。过去的敌人成了朋友，过去不被注意的矛盾现在成了主要矛盾（比如核扩散、环境污染等等）。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经济社会的进步发展、经济力量的雄厚与强大，日益成为国家地位的基础，成为国家强大的标志，也成为各国政府和人民考虑各方面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融合，使得国家之间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矛盾冲突、社会制度与社会制度的矛盾冲突、军事力量与军事力量的矛盾冲突，日益缓和、日趋复杂多变，这些原来作为第一位考虑的矛盾与斗争，日益被经济社会文化的竞争所取代。任何国家如果仍然沉浸在假想的政治斗争之中，沉迷于阶级斗争主权斗争的幻觉之中，仍然把资本主义看成社会主义国家的敌人，仍然把国与国之间正常的经济文化政治思想的交流与竞争，视为洪水猛兽。那么，你将成为国际领域的神经质者，你将处处作茧自缚，你将失去发展国家经济社会的大好国际形势与机遇。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使得人们对固有的意识形态观念、价值观念、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模式有了更切实际的认识。不再把捍卫固有观念和固有的制度模式作为人们的政治目标，而是把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寻求最快最好最有效的发展经济社会文化的体制模式，作为自己的政治追求。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观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开始达成许多新的共识：
比如，（1）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观念不再是教条，不再是一成不变的僵化模式，而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更新的、开放而富有生命力的理论和思想体系。它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存在，早已深刻的影响和改变了那里的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而教条的对待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观念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得到却是经济缺乏活力、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日益处于落后地位、人们群众愈来愈不满意的严重后果，最终使得改革，使得这些国家社会的变化，向着现代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
（2）人们已经认识到，再“好”的观念，如果它在实践中总是带来不好的结果，总是不能达到人们希望达到的目的，那么就值得怀疑它的合理性、科学性乃至合法性；再“好”的观念、制度，如果走向僵化，封闭，不能够吸收新的思想、观念，不能够容纳新的经验，不适应于变化了的社会环境，也应该对它进行改革、改进、改变。固有的思想、观念、制度模式本身，并不是人们追求的主要目标，而是人们实现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目标的手段。人们再也不应该用意识形态禁忌，用固有价值判断标准，用对固有观念、制度、生活方式的留念与好感来反对改革，来抵制新的符合时代需要的观念、体制或者“法门”的引进。
（3）人们已经认识到，所谓阶级斗争为纲，所谓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所谓意识形态控制，所谓狠抓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这既是一种与经济基础决定论背道而驰的观念或意识决定论，也是一个给党和人民带来几十年灾难的政治观念和思想原则。相当一个时期，合理正常的学术理论探讨，正常的社会现象、体制的评论研究，合理的党内社会内的意见分歧，正常的思想文化的信息交流，全被这样的意识形态管理控制惩罚的体制所窒息所取缔，最终使得经济社会文化活动死气沉沉、万马齐喑，使得经济社会发展缓慢，人们的创造力受到压抑，各种不合理的现象的得不到纠正，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威信和号召力。
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农村政策方案，彭德怀对大跃进问题的正常批评意见，被这样的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上纲上线的思想斗争压制和扼杀。遇罗克、张志新等一大批有为青年，因为持有独立的理论观点、思想见解而失去生命，而几十年来，多少赤诚青年，诚实的知识分子与普通百姓因言罹祸。因为对现实生活的一点不同意见或独立见解而受到坐牢、戴帽子和一二十年非正常的政治生活待遇。何新文章中说他刚入社会科学院听到的一青年因独立见解而被判极刑的故事，不是同样说明：如果在旧的意识形态管制下，何新自己反对“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观点，与社会潮流相悖的非主流观点，大胆的关于未来前途的悲观预言，不是早该受到思想上政治上行政上经济上乃至法律上的处理与制裁了吗？是不是因为到了现在的地位或者今天所持有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管制与意识形态化的批判已经对自己没有影响，只会带来好处，因而就要主张管制管制呢。
现代西方社会甚至包括中俄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的分化和民主政治的逐步建立，已经能够使得某个人或某一政治（经济）集团左右国家一切事物的情况，成为不可能了。因此，即使某一个人或某个特殊的集团，因为其持有的政治观念或思维模式，还在运用冷战方式行事，他也不可能指望整个社会和整个民族完全按他的意志办。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固然会推动本国政府反对中国，在经济政治上削弱和损害中国。但它毕竟只是日本社会众多政治经济势力中的一种，众多政治经济集团中的一个，因而它必然会受到与之不同的势力与集团（比如左派或者中派）行为追求的制约，受到经济利益集团政治追求的制约。即使小布什希望采用强硬政策推行其人权政治理念，但是他的行为毕竟还要受到国际上其他西方国家不同政策策略与不同理念追求的影响与制约。况且，即使是政府领导人或者美国政府的行为，他也不能代表所有美国人、所有美国的政治经济集团的利益要求与政策取向。美国政府及其领导人的政策主张，显然会受到各种各样利益集团和政治组织影响而发生改变。任何经济文化政治的交流都不可避免的带上价值观的因素，如果你老是用意识形态和冷战思维去看待一切经济文化活动，那么你将会从中看到数不清的政治矛盾与意识形态矛盾，看到众多阶级民族的敌人。正像你可以在国际政治外交活动中，看到大量的经济利益追求与经济矛盾斗争，看到众多经济竞争对手一样，世界上的事物本来就有着多种多样的属性。
就是像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今天这样的政治经济体制下，你想指望国内所有的企业，或者所有的国民，在他们的国际经济文化政治交往中，贯彻履行和宣传倡导社会主义观念、统一祖国的观念，以及其他政府力推的观念，都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的企业难道会为了政府的政治目标，而从事自己的经济文化社会活动吗？显然不会。相反，我们的企业很可能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不顾政府的政治目标能否实现。个人也会在国际交往中，为了自己的经济文化方面的利益与追求，而不管政治正确性。同样，在政府实施经济制裁的政策下，美国的企业、跨国公司并不一定就是政府政策代理人，它们有自己特殊的有别于政府的利益和目的追求。实际上，现在这样的国际交往环境和各个国家政治经济政策法规，已经不支持“美国”或者“日本”乃至“中国”这样的利益整体了。换言之，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没有“美国利益”“日本利益”或中国利益、中国目标这样的东西了。有的只是美国政府的利益（甚至小布什政府的利益）、美国议会的利益，美国军方的追求；或者说中国政府的目标、中国出口企业的利益、中国留学生的利益，这样的东西；有的只是波音公司的利益、丰田公司的利益，以及中国沿海蔬菜生产商的利益、温州打火机制造商的利益、西部农民的利益、外交部的目标、商业部的追求、建设部的政治目标、国家体委的政治追求，这样一些具体分化了的东西。说美国战略家要怎样怎样，美国政府要怎样怎样，这并等于说美国民众要怎样，美国企业要怎样，美国商会要怎样，甚至也不等于说美国民主党要怎样。就如同，说中国政府要怎样，中国战略家要怎样，不等于说中国的企业要怎样，中国的工人要怎样，中国的农民要怎样。冷战还可能在一些地方存在，但已经不能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这样的整体来作为对象和敌手了，就像不能用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这样的整体来划分敌我阵线一样。当然，中国政府依然要同美国政府运用人权外交损害中国政府形象的行为作斗争，也要同台独势力作斗争，能够有能力给与其政治经济打击的，可以毫不客气的予以打击；美国的极右势力希望中国政局不稳，出钱资助反政府的民运组织，中国的左翼集团或中国政府也可以考虑采用相应的方法予以回击。但不管怎样，中国政府的行为并等于中国企业或中国民间团体的行为，反之也一样。日本极右翼势力的行为不一定就是日本政府的行为，而日本政府的行为也不一定就是日本企业的行为，这类日本企业的行为不等于那一类日本企业的行为。这样的区别是我们在国际问题的认识与处理上需要经常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