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者与思想家--肖耀军和韩和元差异


      事实上,现在太多的组织中,战略计划已经成为一种日历式的程序,而不是一种探索的过程了。制定治疗的方法也越来越趋向于简单化,它们建立于一些简单的原则和探索大之上,意图从现在展望未来。

       也许大多数烦人的战略制定通常被看作是简单的,特别是与实施战略相比就更是如此,但是,当方法限制了发现的范围、涉及广度以及智力努力扩大的数量时,战略制定就容易了,当然,当目标实在缺乏革新性时,方法也是简易的,战略计划难道每天都能够产生真正的战略革新吗?

        当今组织中的基本问题,事实也是这次韩和元、肖耀军论战的基本问题是:没有把制定战略计划和制定战略区分开来。诚如加里.哈穆尔的观点:战略计划是关于安排的问题,而不是发现什么,计划是为技术专家(比如肖耀军及我们这样的人角色的)服务的,而不是为思想家服务的,让计划者负责制定战略,犹如让泥水匠创造赵州桥一样的可笑。

        事实,我们纵观这次韩肖之论争,我们就很可见一个思想家与专家的差异,事实我们从细读韩和元的文章可给出一个战略的定义,那就是:承认已经存在的战略还不够,根本的任务是我们必须先回答:战略从何而来,如何制定战略,不是程序不是公式,而是一种求索。那么战略思想家呢----韩和元先生用行动告诉我们了:他们不应该是一批程序员,一批技术员,而应该是一些求索者。这也正是肖耀军与韩和元,一个战略技术专家与战略思想家之间的差异了。

     韩先生下面的这篇文章就很能够什么些问题:

“管理理论应该是一种考察,而不是死板的规定   

   必须说明的是:理论不应是死板的,也就是说不必是对行动的规定。如果某种活动一再涉及同一类事物,即同一类目的和手段,那么,即使它们本身有些小的变化,它们采取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它们仍然可以是理论考察的对象。这样的考察正是一切理论最重要的部分,而且只有这样的考察才配称为理论。
 
  这种考察就是对事物进行分析探讨,它可以使人们对事物有一个确切的认识,如果对经验进行这样的考察(对我们来说也就是对企业经营史进行这样的考察),就能深入地了解它们。理论越是使人们深入地了解事物,就越能把客观的知识变成主观的能力,就越能在一切依靠才能来解决问题的场合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它对才能本身发生作用。如果理论能够探讨构成经营管理的各个部分,能够比较清楚地区别初看起来好象混淆不清的东西,能够全面说明手段的特性,能够指出手段可能产生的效果,能够明确目的的性质,能够不断批判地阐明管理行为中的一切问题,那么它就完成了自己的主要任务。这样,理论就成为通过书本学习管理问题的人的指南,到处都能为他们指明道路,使他们顺利前进,并且能培养他们的判断能力,防止他们误入歧途。
 
  如果一个专家花费了半生的精力来全面地阐明一个本来是隐晦不明的问题,那么他对这一问题的了解当然就比只用短时间研究这一问题的人深刻得多。建立理论的目的是为了让别人能够不必从头整理材料和从头开始研究,而可以利用已经整理好和研究好的成果。理论应该培养企业经营者的智力,或者更正确地说,应该指导他们自修,而不应该陪着他们去做管理,这正象一位高明的游泳教练应该引导和促进运动员发展,而不是用根绳子绑着他狗刨一样。如果从理论研究中自然而然地得出原则和规则,如果真理自然而然地凝结成原则和规则这样的晶体,那么,理论就不但不和智力活动的这种自然规律相对立,反而会象建筑拱门时最后砌上拱心石一样,把这些原则和规则突出起来。不过,理论所以要这样做,也只是为了要和人们思考的逻辑关系一致起来,明确许多线索的汇合点,而不是为了规定一套供企业经营时使用的代数公式。因为就是这些原则和规则,也主要是确定思考的基本线索,而不应象路标那样指出行动的具体道路。 

  有了上述观点才能建立理论,才能消除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 

  有了上述观点,才可能建立一种令人满意的企业经营管理理论,也就是说建立二种有用的、与现实从不矛盾的管理理论。而且这样的理论只要运用得当,它就会接近实际,以致完全消除理论脱离实际的这种反常的现象。这种现象往往是不合理的理论所引起的,它使理论和健全的理智相对立,但却常常被那些智力贫乏而愚昧无知的人用来为他们天生的笨拙作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