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7岁那一年

    我不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小时候，我立志当一名警察，觉得特别威风，稍大一点想当记者，觉得他们权力很大，有一阵子还偷偷想当歌星，不过很快就死了心。这是中学以前的事。初中毕业我进了城里的中专，第一次看到摩天大楼莫明其妙地对自己说：迟早有一天我会拥有它。我当时的意思是，我要像燕子一样穿梭在那样的大楼里上班。

之后，我在图书馆读到很多杂志，《深圳青年》、《黄金时代》之类，上面全是白手起家的创富故事，或打工妹一跃成为女强人的经历，迎合了我作为草根的激励需求，我的理想演变成想当叱咤风云的铁娘子。为“锻炼自己”，我跑到一家卖拉面和油条的早点铺去打钟点工，半个月后被校长发现勒令我停止。之后的某天晚上，我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看到一家正在营业的连锁书店，走进去问是否需要兼职，收银的女孩带我去见店面经理，我至今还记得那个年轻男人的名字——傅长虹，他像朋友一样跟我谈心，让我做直销，到全市大中专学校的宿舍上门推销书籍。那是人生难以忘怀的经历，第一个月我卖了近千元的书，傅经理对我赞赏不已。

那一年，我17岁。

 

2、哲学的困顿

卖早点、做书店直销员、去医院推销频普治疗仪……这些青春的花絮，培育了我的自信，但这种自信是以蒙昧为前提。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一个更为神奇的世界：哲学。确切地讲，是有一天我无意中读到一本有关哲学的书，被书中思辩的乐趣和智慧的灵光吸引，像暗恋上帝的修女，迷乱而兴奋。好几次，我徘徊在一位我很敬重的老师家门口，想倾诉我的发现，问他我想从事哲学研究，该怎么办。我鼓足勇气敲过一次门，他们夫妇正好不在家。

命运的确很神奇，N年以后，在阴错阳差的人生际遇里，我穿过警服，当过记者，并像燕子一样穿梭在高楼里上班，在某种不严格的意义上“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只是再没找到初衷的美好。

婚姻解脱了我作为女人的困顿，我的理想变得简单而明晰——做贤内助，以夫贵妻荣作为人生追求的方向。可是，我不合时宜地离婚了，就像当初不合时宜地结婚一样。哦，该死的因果辩证关系，是不是哲学范畴的事？

 

3、甲方乙方

我踏入广告界，因为广告也有思辩的乐趣和智慧的灵光的东西。我曾经想当一名卓越的女广告人，创办公司，用智慧为客户创造奇迹。可是，在无数次的提案后，我发现若不真正了解市场，永远只是客户的附属物，充其量是个匠人，谈不上创造价值，亦难获得平等的尊重。

我转向企业，发现那是真枪实弹之地：经营的风险、市场的善变，对手的排挤，当然，那更是一片景色辽阔之地：格局更大，挑战更强。

进企业的另外收获，是我得以重新省视企业与广告公司的关系，我发现诸多问题的根源在于双方格局与层面的严重不对称，而多数广告公司就连在专业上都还没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也因此不具备平等对话的能力。

然而，人生的瓶颈又呈山雨欲来之势，我问自己：再次突破，应该是方向上、心态上，还是知识上？

 

4、被操控的价值观

回头谈一谈哲学。我所指的哲学不是学术概念上的，而是文学意义上的——哲学与文学本来也常常互相重合。为何它们有如此大的魔力？我的体会是，哲学使你洞悉事物的本质，文学使你发现生活的价值。对生命意义的找寻，一定要借助它们，就像在一个黑漆漆的房间里，点亮蜡烛。

不知这看法对不对：文化影响价值观，价值观决定人生的方向，甚至决定你的行为。几年的四处漂泊，我并非不知自己“问题”所在，但我更知道，“问题”是相对“常态”或“正确”所提出的一个词，所以，更大的问题在于——“常态”和“正确”由谁来界定？由什么样的标准来界定？

我时常“被迫”承认自己活得很失败，因为我周围的亲戚朋友，包括整个社会现实都在用一种单一的价值观来打量我，我一直想搞懂但没能搞懂的问题是：以霸语的方式操纵这种价值观的，是谁的手？

教育？体制？还是文化？或者，有更大的谜底？

 

5、穷人家的富贵病

哲学真是害死人的东西，直接影响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以及由此衍生的人生理想，对我这种尚未融会贯通的生吞活剥之流，更是带来思想与生存的双重困境。打个比方，就像穷人家的孩子得了一种富贵病，要寻得六月的雪、腊月的荷作药引子，日日服用以苟延性命，而前途依然凶吉难卜。

有些人家请来旁门左道的半仙，施施法术洗洗脑，发一场高烧说一夜胡话后，恢复正常；有些人家寻得偏方，结个娃娃亲，圆房“冲喜”，冲掉哲学的一身晦气，从此红光满面。

有些人天生就不喜欢天灵灵地灵灵的鬼把戏，也不会过早圆房，害怕精气早泄，从此不举。可那六月的雪、腊月的荷，何以能安身立命？

 

6、犬儒主义者

我遇到一个有趣的人，他叫犬儒主义，他给我讲关于他祖先的故事：那是古希腊小苏格拉底哲学学派之一，创始人为安提斯泰尼的弟子狄奥根尼，他主张人应当像狗一样活着，不要迷恋世俗的荣华富贵。他自己常常住在一个大瓦罐里，饿了就爬出来四处讨饭。最著名的一个传说是：有一天，亚历山大大帝慕名前来拜访他，恭敬地问他是否需要什么赏赐。狄奥根尼当时正躺在街边睡懒觉，眼皮都没抬一下，打着哈欠说：走开，别挡住我的阳光！据说亚历山大当时激动不已，对身边的人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就去做一个忠诚的犬儒主义者！”

如此粪土万户候的气概也令我激动不已，我偷偷为自己量身定做了好几个版本，比如——

“盼盼，你愿意嫁给我么？”假设有人问。

“走开！别妨碍我单身！”我牛哄哄地回答。

“盼盼，我们一起创业赚大钱吧。”有人说。

“走开！别阻碍我成为一个犬儒主义者！”我一边啃馒头一边说。

神啊，赐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世界看得更清楚，学会洞悉真智慧与假菩提，区分真犬儒与假境界，不至于在观念的丛林里迷失自己，误入歧途。

什么也够不着，什么也没够着，气得一屁股坐到破瓦罐里晒太阳，那不是犬儒主义。

 

7、新财富主义

生在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度，容易被最表层的痼疾所蒙蔽，就像一个穷怕了的人，容易相信金钱就是幸福的万能钥匙。所以我曾经持“财富救国论”，认为个体创造的财富越多，国家就越强大，换言之，我们所处的社会就越美好。

可是，对个体而言，多少财富算功德圆满，多少数字能推动进步？看看福布斯的排名，看看胡润富豪榜，再把那些人的全部财富加起来，算一算是多少，再把这个数字纵横比较——于一个国家的发展而言、于一段历史的变迁而言，它们，算什么？

杯水车薪。

一个更富意义的消息传来：世界上最富有的两个男人——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几乎把自己所有财富都捐赠出来用于慈善事业，盖茨还准备辞掉微软的职务专职做慈善。抛开道德的陈词滥调，更深的启示在于：第一，你如何看待财富与社会及个人的关系；第二，你如何运用财富，即财富梦想实现后，如何使个人财富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第三，如果你知道还有很多人正处于贫困、饥饿和不幸，你是否还能感到心安与幸福？

盖茨与巴菲特给出了一份堪称完美的答卷，若可以详细解读这份答卷，我相信文化与价值观将占据最重要的位置。

 

8、迷宫里的孩子

我是一个羸弱的孩子，还没有吸纳足够的营养使自己变得强壮，也还没有真正看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我以“活着”而非“追求”的状态生存和思考着，在理想的迷宫里飘浮不定——

我想做特蕾莎修女，为穷人洗脚，我觉得她是世界上最明白生命、爱和平等是怎么一回事的人。后来我发现纵然我有100双手，也无法安抚世界苦难人群之冰山一角，于是我想做社会精英，号召更多的人为穷人服务，但我又有疑问——人家凭什么听我的？于是我想做商业领袖，拥有亿万财富，用行动和实力改变更多弱势者的命运，就像余彭年那样。但我从他的事迹里看到一个亿万富翁的无助——每笔慈善款项他都要亲自过问，杜绝有人雁过拔毛。

成功如余彭年，纵然领导着一个产业王国，却仍然控制不了宠大社会体系中的微小一环！他用了一种迂腐而无奈的方式——事必躬亲来解决他对个体所不能控制领域的“不信任”，可70岁的他还有多少时间事必躬亲，又有多少环节允许他事必躬亲？纵然他有能力使全中国的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但他能决定这些被救助者的命运从此变得“光明”么——不在社会的其它领域里遭遇更黑暗更残酷的不幸？或者不堕落成一个恶劣的对社会危害更大的人？

我的精英意识和个人英雄主义情怀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社会的进步固然总是靠少数精英分子去引领和推动，但最终的结果仍靠全民参与和各个环节相互渗透，过分地推崇精英意识和个人英雄主义，就像坚持用一条腿走路，不是不可以，但太迟缓太辛苦。

那好，我从源头抓起——改变社会的生态，因为生态决定生存，生存决定生活。那么，生态由什么决定？我的观点是：文化和教育。它们是头顶的蓝天，脚下的大地，呼吸的空气。

我想做知识分子，著书立说，教书育人，最好能厚德载物，春风化雨。可是我发现，著书立说，我怎么也超越不了钱钟书和鲁迅，他们也只在小众范围内有影响力；教书育人，陈丹青已经辞职，余秋雨被人骂变了形。说到厚德载物和春风化雨，我想到杨振宁，他的关于易经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导致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观点我极为赞成，但没有多少人重视，还遭到一帮以“易学专家”自居的老朽们的抵制。可怜的诺贝尔奖得主，在某些领域里也只能充当《皇帝的新装》里那个没有话语权的孩子。

我，能算老几？

 

9、永恒星空下的理想追寻

写到这里，我的“理想”成为纯粹的思想碰撞，未融入现实，也不曾考虑自身的局限和生存的境况，纯属一个孩子在星空下的自由遐想，天马行空，有点浪漫。时至今日，我还是没找到属于我未来发展的理想定位，因为生活本身是更大的课题，需要我不断尝试、交付和放弃，亦或我心里其实已经有了答案，只是这答案是人生的奥秘，无法言传。我其实一直对理想充满信心，这信心来自永不泯灭的生活激情和天生的乐观精神，以及头顶那片永恒的星空。（2006年7月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