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软肋”。我最怕的一件事就是被人称之为——老师。最近因为工作关系，常常走进各大校园。一句句亲切的“ 朱迅老师”，让我浑身发冷，压力巨大。人家尊你为师，总要倾囊相授，指点迷津。但我自己还“涉世不深”，实不敢好为人师、误人子弟。

相反，我特别喜欢叫别人“老师”，电视台里只要比我年长的一律都称其为老师。其中的好处有很多：不仅不会因弄错了姓名而失礼，言语中还透着几分亲近；把自己放得低些，万一出些差错，老师们自会原谅体恤。身边的同事们都知道我的好恶，也就“朱朱、迅迅、姐姐、妹妹、宝贝、亲爱的、眼珠子……”胡叫一气。

心中有位永远的老师，她是我小学的班主任——赵老师。我从不知道她的全名，只因不敢问老师的名讳。她是我语文的启蒙老师，是她教会了我用文字描写人物：短发、圆脸、蓝衫，棕裤，黑黑的皮肤，一双被粉笔烧糙的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典型得不能再典型的中国老师的形象。当年赵老师经常把我的作文在课堂上朗读，还推举我做红领巾广播站的播音员，在那里我开始了最初的播音生涯。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自己语言上的自信来自于赵老师一句句让人高兴得浑身发抖的表扬。这更让我坚信了一条真理：“人是被夸出来的，绝不是被骂出来的！”

赵老师是小学语文老师，我妈是中学语文老师。妈妈也姓赵，可中学的赵老师好像更在意自己的学生，而自己的女儿总是极邋遢的。妈妈在被打成“5·16”期间长期被关在地下室，落下严重的皮肤病。恢复工作后，医生要求她必须住院治疗。爸爸一直常驻海外，自从妈妈住了院，我便成了“疯丫头”，每天一大早都会披头散发地奔向学校。小学的赵老师很自然地当起了我的“临时妈妈”，由于家里情况特殊，我便享有“特权”。每天早自习，我都可以溜进赵老师的办公室，她会像妈妈一样帮我梳头洗脸。我羡慕地看着女同学的发箍，便宜的胶皮筋总会拽下我不多的头发。细心的赵老师看出了我的心思，第二天我的“马尾巴”就带上了她用毛线自制的圈圈。

还有一件麻烦事就是洗澡。自从妈妈住院，我就没进过澡堂。自习课赵老师把我和另一个家在农村的同学叫出去，求锅炉房的师傅开后门让我们俩洗个澡。每周一次这样的“特权”在孩子心中真是非同小可。班里所有的女生都在私下里嘀咕过“老师偏心”之类的话。说归说，越说我们越是得意地揣着毛巾走进了锅炉房。洗着洗着一股股浓浓的黑烟倒灌进来，我们根本不在意，同学突然踉跄地往外走，没到门口就一头栽在地上。我赶紧去搬她的身子，吓得一屁股坐在水里。她的两眼向上翻，变成了白色。牙龈磕出了血，浑身抽动着。我光着身子往外爬，到门口才觉得冷，哆嗦着裹上外衣，这才叫出口：“救人呀！”烧锅炉的大伯闻声跑进来，呛得直咳嗽，他如电影中的英雄般一手抱起同学一手拉着我逃出了浓烟弥漫的锅炉房。

同学被送进铁路医院，诊断为煤气中毒。我躺在校医务室里，赵老师守着我哭。她托人去找二姐，二姐带来了我们俩全部的晚饭：两个西红柿、两个鸡蛋。我头痛欲裂，但还是攥紧了蛋，准备留到不痛的时候吃。

听说赵老师因为这件事挨了学校的批评，我们也就失去了在锅炉房洗澡的“特权”。从此赵老师放学后经常把我带回家，烧水给我擦身，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半年，直到妈妈出院。

回国后，听说赵老师因病已去世多年。不敢再多问一句，这个消息已变成钻心的痛。最近做了期“六一”特别节目，呼啦啦来了一大群孩子，演播厅里顿时闹成一片。一个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跑来，“朱迅学姐，我长大后也要当主持人！”我有些诧异，“你是？”“我是羊坊店第四小学的，老师说，你是我们的学姐。”小姑娘骄傲地敬个队礼，转身跑开。我呆在原地，心里不断重复着几个字，“羊坊店第四小学、羊坊店第四小学”。这几个只会出现在我简历上的字，如今活生生地又回到我的身边，眼前又出现那个永远是短发、圆脸、蓝衫，棕裤的人，她在高兴地鼓掌，正如当年看到一篇好文章。我的眼泪无声滑落：“亲爱的赵老师，学生想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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