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宏观经学之父凯恩斯曾经说过：“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不论它们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它们统治着。讲求实际的人自认为他们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可是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俘虏。在空中听取灵感的当权的狂人，他们的狂乱想法不过是从若干年前学术界拙劣作家的作品中提炼出来的。我确信，和思想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是被过分夸大了。诚然，这不是就立即产生的影响而言，而是指一段时期以后；因为，在经济学和政治哲学的领域中，在25岁或30岁以后还受新理论影响的人是不多的，因此，公职人员、政客、甚至煽动者所应用的思想不大可能是最新的。但是，不论早晚，不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原话是：the ideas of economist and poliical philosophers, both when they are right and they are wrong, are more powerful than is commonly understood. Indeed the world is ruled by little esle. Practical men, who believe themselves to be quite exempt from any intellectual influences, are usually the slaves of some defunct economist)" 后来就有些“豪爽”人就直接了当：政治家是经济学家的奴隶，作为经济学家的我们只要作好我们的奴隶主位子就行了（也许他强调的是理论研究，忽视了理论的实践）。 凯恩斯的豪言无疑为其以后的经济学家带来了“亢奋”与“自豪”，因为在有阶级的社会当中，无疑每个人都想做奴隶主，谁想做有自由约束的努力啊。
    对于凯恩斯的文学造诣，作为一般人，我们是不可小瞧的哦，殊不知，在他的个人介绍中，我们会经常见到这样令人为之动情的字眼：著名的经济学家，文学家，数学家（这点好象在他的“通论”没有体现出哦，反而休克斯具有），思想家，哲学家等。我猜想还有可能是个舞蹈家吧，因为他拥有一个跳芭蕾舞的著名妻子。
    从凯恩斯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我们不能不说，他的确可称得上一位天才型的经济学家，相对于他的才华而言，他的一生是短暂的。而且在他短暂的一生，他可以说基本没有把时间用在做奴隶主上，恰恰相反，他与德国的马克斯·韦伯一样，激情于政治事务（当然后者只是无路请缨罢了，韦伯与凯恩斯相比，更显得是全天候的“大家”，而且还给人一点“无心插柳，而柳成阴”），从一战后的巴黎和约到印度的殖民统治，从罗斯福的“尴尬”（他在罗面前大演那些复杂的数学推理，以至于被罗赶出--其实“对牛弹琴”应该不是牛的错，只是凯用错了方法，我们应该跟牛一样“敖，敖”地叫，人必须要懂“外语”的哦）会见到怀特计划的出台，这些一件件国际大事，无处没有凯恩斯的身影（题外话，凯恩斯反而在这些大事上没有作出相应的贡献，关于德国的赔款问题上，他也许受到老师马歇尔的误导，竟然大跌眼睛，德国的赔款是否会影响国际收支平衡？当然后者是国别的因素，最后没有采用他的计划，而采用美国的“怀特计划”，他也是无心插柳，柳成阴：因为他最大荣幸就是，罗斯福居然会成为他的“奴隶”，不信，你看一下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没有见到他之前，罗斯福特别兴奋，当见到以后却尴尬离场）。
    从凯恩斯的典型一生，我们不难得出：其实政治家与经济学家是互为奴隶与奴隶主的，在思想上，经济学家是走在前面，是先哲，有自己的理论系统，有些政治家和官员就会有意或者无意被这些系统的理论所“潜移默化”，所以说他们有可能就变成了某个过世经济学家的奴隶，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思想奴隶，而他们自己却不知道，还得意洋洋，以为自己“发明”或者创造了理论。其实在这方面，我们自己也会有同样的“尴尬”，我们有时候，也以为自己创造和发明了某某思想和某理论，当我们知识积累的越多的时候，却会突然发现，其实这个思想却早已经存在，甚至更令人“脸红”的是，这个理论或者思想竟然会是几百前的某位经济学家的发明，如果落款为“公元前”，这时你肯定会有“活着还不如死了算了”想法，为什么呢？因为死人都还可以做奴隶主啊，而且还做到“公元后”啦，你说气人不气人，文明人居然还会做野蛮人的奴隶。那经济学家做政治家的奴隶是在什么情况呢？在国内，当那些“自以为是”的政治家遇到自己的非专业时，尤其是一些必须进行量化的，必须用成本-收益分析的数学复杂问题时，这时候他们就不得不请奴隶啦，即“专家型”奴隶，并且很多经济学家都愿意做这样的奴隶，也许这时候有些经济学家就会“眼红”，骂他们是政府的走狗，你猜那些奴隶会这样回答：嗨，我愿意。其实每个经济学家都愿意的，为什么呢？你说经济学家与理论家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呢？其实莫过于把自己的思想发扬光大，实施于实践，因为真正的理论是必须定义于实践上的，否则是空想罢了。无疑，政治家就给了他们一个良好的机会，当然也是挑战。在国际贸易和谈判中，国家更需要这样的专家“奴隶”，他们不但要有过硬的理论，而且还必须掌握“妥协”的艺术。在当今世界，任何成功的计划和条约的签定都是建立在“平衡”的艺术上，过去的强权很有可能是行不通的。当你看了‘欧元”50多年的历程以后，你也许就不难发现，它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妥协”这门平衡艺术之上；没有各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非纯理论型的）的妥协与合作，没有最大化的平均分享收益和平均承担成本，欧元也许在某个困难时期早就夭折了。
    所以说在未来的发展和合作当中，妥协不但是一种“平衡”艺术，更是一种胜利，而不是绥靖或者卖国。在不远的东亚经济发展和合作当中，中国应该有所作为，且大有作为，21世界初期，应该是中国领导人和经济学家做“奴隶”的大好时期。在此，我引用和改变蒙代尔的一句话：如果说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最大的事实是美国的崛起，那末，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最大事实是：中华民族的重新和平崛起。德国宰相卑斯默说，19世纪和20世纪初英国与美国最大的事实是，他们讲同一种语言；那末，21世纪很多人会觉得他们会汉语也是一种荣幸和自豪。
                    
                                 （注意：文章中的“奴隶”与“奴隶主”不含贬义，反而有褒义的词哦，难道你觉得你有做“奴隶”和“奴隶主”的资本吗？希望有，My bless）--Ricardon 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