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报纸”辩

    ―――   ── 读《盯盯另外的人》有感

                                     贺德全

近日得暇，翻阅旧报纸，游宇明先生的大作《盯盯另外的人》（载于《杂文选刊》2000年第10期）映入眼帘。拜读后感触良多。游先生对“中国报纸”所存在的问题看得确实很准：它“是两种人的日记──一是领导，一是明星”；它的所谓舆论监督也是马后炮，“往往要等案子查完了，才有人站出来谴责腐败者，总结所谓的‘经验教训’，却绝少听到群众反映后，进行理直气壮的调查，把事实真相公之于众。它们总是显得那么缺钙，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把目光盯向各种贪官”。然而我并不同意游先生把“中国报纸”“缺钙”的责任都推给“中国报纸”的观点。

众所周知，我们各级的“中国报纸”（包括各级的其他媒体）都是由各级党委或政府直接领导的，报社的老总和社长的职位也都是由“上面”任命的，如果报纸不报道领导们的公务活动，领导们一不高兴，报社老总还不是要“吃不了兜着走”？曾听说有一家报纸，仅仅在报道领导们的公务活动时将见报领导的名次前后搞错了一下“位置”，老总及当班编辑便诚惶诚恐忙不迭的做检查并被扣除当月奖金。有位在报社任职的朋友向我诉苦说，他们也都很烦动辄就是“领导公务活动”的报道，也知道读者并不喜欢读这种报道，但是假如哪一天哪怕只是稍稍懈怠了一下“领导公务活动”的报道，“上面”便立即下来追查责任。……由此可见，“中国报纸”连篇累牍的报道“领导公务活动”确有其不得已的苦衷。至于“明星”报道，这并不是“中国报纸”的专利，国外、境外的报纸也不都有“娱乐圈”的报道么？而且国外、境外的报纸不仅关注“明星”，而且还关注政府官员呢（这种关注与我国报道领导“公务活动”不同，它是专门挑政府官员的刺的），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拉链门”、“白水门”风波就是首先由报纸披露的，使得克林顿当时(在任时)好狼狈一阵。再说，“中国报纸”要生存，总得也要考虑一下读者的“口味”吧？明星们是公众人物，自然极易引起读者（公众）们的关注，用适量篇幅报道一下明星们的“行踪”，这也是“中国报纸”增加可读性的一种手段或方法，应该说是无可厚非的。笔者不否认“中国报纸”肩负的教育和舆论导向功能，但如果一味硬梆梆追求“说教”，又有多少读者会喜欢呢？

游宇明先生在《盯盯另外的人》中责备“中国报纸”“对社会焦点和老百姓权益的漠视，只能说明舆论监督的无能，正义的缺席”。这也有失偏颇。中国报纸“对社会焦点和老百姓权益”是关注的，只不过本地的报纸只能刊载外地的“焦点”，外地的报纸则有可能对本地行使着“舆论监督”权利。如笔者所在省多年前发生的一棕走私大案，一直到案犯被判刑后，中央媒体予以报导为止。此前本省的读者大多是从外地的报纸上才了解到这桩“走私案”的（原因不言而喻）。这虽然是“中国报纸” 的无奈，但已足可证明“中国报纸”也在用最大的努力“对社会焦点和老百姓权益”进行关注了，当然这只是“曲线关注”（或“迂回监督”）而已。君不见，有的“中国报纸”因为不懂得搞“曲线”和“迂回”，报社被整顿的有之，老总作检查的也有之，更有的老总为此还被撤换了呢。如此，游先生还忍心苛求“中国报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