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和个人权利
文/张修林
国家就是一个地域、由一些界线构成的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同省、市、乡这类行政区域并没有多少区别；不过国家之所以为国家，它肯定有着特殊的地方。国家有独立的领土和主权－－换句话说，它的最高领导就是最高领导，没有人能够任命，也不需要听谁的调谴、指挥－－除非用武力征服，像美国折腾萨达姆；或者国内用武力要挟或直接推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政变。
由此可见，国家领导人有着特殊的、无可比拟的权力。皇帝有什么样的权威，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当官的是他的奴才，老百姓自然就是子民了。历来老百姓的日子都不可能好过，但在坏的程度上－－坏得少些或多些，还是有重要差异的。皇帝的好坏，决定着个人权利被侵犯得少些，还是多些。谁当皇帝，老百姓无权决定，所以总是被动地盼明君，盼不来明君，就退而求其次，能盼到清官也好，可惜清官也类似稀有动物－－像包拯、海瑞、寇准，被称作青天的，并不多。
皇上高高在上，就是有千里眼、顺风耳，也看不到民间的疾苦，听不到民间的呼声。皇上也有他的无奈，直接管理子民的任务，就只有交给奴才了。可惜奴才在主子面前卑躬屈膝，唯唯诺诺，一幅绝对臣服的模样，可到了老百姓面前，就早已把皇上忘掉，比主子还要主子，比皇上还要威风、还要贪婪了。
有一种说法，叫做“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这可能是提倡一种爱国精神，要求人们在遭到外敌入侵时奋起抗击，保家卫国。如果是这样，倒是精神可感天动地。但这句话在什么场合都被用上了，这就很成问题。不少人动不动就搬出这句话，要别人放弃这样或那样的个人权利－－似乎他最具有爱国精神，而且他最有资格和权力代表国家——其实他比别人更不会放弃任何一点私利。这句话并不深奥，要反驳也极为简单－－生活在殖民地的人，就没有家吗？为什么有人就把它当成真理经常挂在嘴边？因为它大有妙处，它比棒子、刀子还要厉害，杀人不见血－－有谁敢把个人权利同国家相提并论？弄上个不爱国的帽子戴上，把你整成过街老鼠，还活得下去吗？
的确，只有放到国际的背景上，国家这个词才有实际的、确切的意义。比如说一块地皮属于某个国家，这是外国人的说法，本国人只会说这块地属于这个国家的某一辖区、某一单位、某一个人；“微软”这个品牌是美国的，但若美国人对微软公司说：“微软”这个品牌是国家的－－这就讲不通，微软公司也肯定会拼命－－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说没有就没有了？！
说到底，国家只是一个抽象的、象征性的概念，在国家的内部，它不应该是一个主体，而只是一个客体。它只是一个特别的区域，不是政体，也不是团体，更不是个人。在一个国家中，有实际权力和行为的，是皇权和政府——当然在有些国家中，是政党。与其把什么东西说成是国家的，用以蒙人，不如恰如其分、直截了当地说成是政府的或政党的——在这一点上，承认自己是阶级压迫的统治者还显得耿直些，皇上就认为整个国家都是他自己的。政府需要财富，用于维系庞大机构的运转，用于军备，当然也包括用于公民福利和公共设施的投入，否则政府也就不能成其为政府；政党也需要财富用于巩固扩大势力，维护统治，这也能够理解。但政府的职能，主要还是管理和收税。服务型政府的提法，就有点这种意思在内。所谓管理和收税，是指以科学的态度，宏观地、提纲挈领地引导和协调，合理布局产业格局和合理分配利益，促进经济和税收同比增长，而不是高兴咋整就咋整，置人民利益于不顾，或者胡子眉毛一把抓，纯属个人的隐私也要插上一手，或者搞什么马太效应，让少数人穷奢极欲，把多数人弄得不成人样。政府应当管的，首要的不是公民，而是他的官员。那种连老百姓洒一泡尿也要管，喝稀粥也要收税的政府，肯定谈不上什么好。
日本重要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4—1901）在《文明论概略•第九章》中说：“没有日本国家的历史，只有日本政府的历史”、“日本只有政府，没有国民”，同样，不少中国人总把国家和国民挂在嘴边，但眼里可能只有皇帝和政府，国家只有在喊口号时才用上，国民只有在收取苛捐杂税、极尽盘剥时才想起。一个好的、负责任的政府，不是处处去限制老百姓生存，到处套绳子、卡脖子，更不是惹不起富人，就去“苛”穷人的捐，“杂”穷人的税，甚至成为富人的靠山和帮凶，以致如《孟子•离娄上》所云：“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自绝于民，极端孤立。欺负软弱者——用现在时髦的词，叫做弱势群体，谈不上厉害，敢碰硬的，才算真英雄；解放时，镇压地主老财、土豪劣绅，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欢呼雀跃，闹腾了好一阵子，谈得上是中外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老子《道德经•五十七章》里讲的无为而治：“以正治国……以无事取天下”，看起来有些消极，但意义不小，就在于呼吁当权者不要过分奴役和压榨人民，人民并不期望能得到什么福利，有一点生存空间，就值得庆幸了。《管子•君臣上》在论及当权者与人民的关系时说：“如天雨然，泽下尺，升上尺”，只要政府给人民一点雨露润泽，人民就能快乐生活，政府就能得到拥戴。孟子所谓“民为重君为轻”，尽管只是一厢情愿，但说得更明白，民并不是指几个皇太子、几个官儿子、几个跟班儿和狗腿子。所以，一个好的政府，应该把实现社会的公平化作为努力的目标，协调、保障个人权利。所谓个人权利，指任何一个人，不管他多么卑微、弱智，甚至是精神病患者，都具有同样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独立人格，以及劳动而享其果的权利。
一个没有好官员的政府——应当说一个坏官员不少的政府，肯定不会是很好的政府。官员是政策的执行者，只有那些有良知、刚直不阿、有知识和学问的官员，才能保证公民个人利益。但这样的人才不会太多，所以要成为好的政府很难。往往是有这样的人才，一般也难以得到任用，说成学富一百车、才高二百斗也不过分的孔子，不仅没人上门求贤，不得已外出求官，却只有遭冷眼的份——实际上，当官已成为人人可干的行业，故有跑官之谓。《后汉书•五行志》有《京都歌谣》：“直如弦，死道边。屈如钩，反封侯。” 正直的人活不下去，邪恶的人反而身处高位，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在东汉桓帝、灵帝时，亦有民谣云：“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黾。”为官者，有高学历，却胸中没两滴墨水，有忠孝之名，却不顾父母冷暖死活，号称廉洁，却污浊如泥——可能比阴沟还要污浊，有勇将之谓，却胆小如鼠——真有老鼠的胆识，也值得庆幸了。到了清朝，官还可以捐，出身蛇洞、鼠洞或什么洞都行，无论什么猫狗货色，有钱就可以公开买个三品官儿威风威风。还有哪一行像当官一样什么人都可以被“培养”出来？就是种庄稼，也不是什么品种都能培养出来，还得受土壤和气候的限制；又比如岩石，神仙也不能把它培养为黄金。所以，有史以来，老百姓的个人利益能保证一鳞半爪，生活能马马虎虎，就应当知足，对遇到还可以的政府感到万分庆幸，对还不算太坏的统治者感恩戴德了。
历史上有很多时期的人是非常不幸的，比如二战时期的日本和德国，当然还有当时有着软弱统治者的国家。日本男人成为天皇的炮灰，不是死在枪口，就是破腹自杀，女人则贡献自己的性器官，充当军妓，当然天皇是以国家的名义同公民个人发生这种关系的。而那些软弱统治者统治的公民，好端端的就妻离子散，性命难保，比如南京大屠杀——老蒋倒是留下子民，安全地跑去重庆了。生在这样悲愤的年代，就算想写一点愤慨的文章，恐怕也不会写得出来。
就像难以选择种族一样，你无法选择国家，除非移民，但移民毕竟太少，何况就是移民，也无非换了一个国家，仍然无法摆脱它的控制。国家之于个人，就像出生一样，与个人意志毫不相干，与生俱来。摊上你喜欢或不喜欢的、对你好或不好的国家，你都只有接受。就是无神论者，也只得接受这种宿命。但因此持消极态度，就不大好。每个人都应该希望自己的国家像个样子，国家和个人各得其所，都体面，都有尊严。说直接些，就是有个民主样，经济发达些，每个人都活得有眉有眼，不至于像余华小说《活着》中的老头福贵一样，和动物差不了多少。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每个人都应当自觉融入振兴国家的洪流，自己等着，指望别人去奋斗，那是靠不住的。你等我等全都等，到时大家统统倒霉，没一个漏网的。你要你的个人权利得到保障，你就要同大家一起建立一个能给你保障的国家。不管你的努力有没有结果，但努力本身就是真理，它的价值超过世界上所有的物质的或精神的财富。
警察或是其它执法部门，违反国家规定，利用国家权力，不顾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乱罚款什么的，比比皆是。被乱罚点款，心里难受，憋了一肚子气，不过，不一定就伤到筋，动到骨，但还有更惨烈的，差不多就要动了根本。这些年城市扩展得厉害，这是好事，说明还发展得不错，其它工程也不少。这就得占用不少土地，于是相当数量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土地一贯被认为是国家的，也专门有征用土地的规定，可是很多地方政府，把卖地的钱，一级又一级地剥下去，到了农民那儿，已经所剩无几。不少农民因此生活无着落，流离失所。在国营企业中，也有类似情形，厂长肥得流油，从国家和职工身上捞的钱，几代人都花销不完，或万金买笑，或儿子留洋，一年挥霍几十、百把万还打不住；职工拼着力气挣，企业产值芝麻开花节节高，个人收入却像断线的风筝，直往下坠，直至企业垮掉，于是工人下岗，被推给社会——厂长高升了，去了更大的庙子，继续着更为辉煌的败家子事业，而任命厂长的官员，更加优哉游哉，稳居高位——老百姓的个人权利，在这些人的眼里，还算不得一丁点尘埃。柳宗元《童区寄传》说：“汉官因以为己利，苟得僮，恣所为不问”，官员为了自己谋私利，竟唆使、放纵坏人掠卖儿童。他们的作为，与“汉官”相比，恶劣甚之弥多。引发了如此巨大的社会矛盾，他们知道得很清楚，却满不在乎，哪有一点“忠君爱民”的影子？唐朝文学家陆龟蒙在《野庙碑》中写道：“土木其形，窃吾民之酒牲，固无以名之！土木其智，窃吾君之禄位，宜如何可议！”他们何尝不是名分不正，仅土木神像之智力，却以欺骗的各种不法手段盗窃国家的官位，祸及百姓比神鬼更甚？！
听说在美国和加拿大，有不少黄皮肤的中国人钱气冲天，这些发达国家的人辛苦一辈子也买不起的豪宅，中国人不皱一下眉头，当场现金成交。满以为这些中国人能干，把自以为是的老外给镇住了，挣了他们大把白花花的银子，给中国长了脸面。后来才知道，这些人基本上是外逃的贪官。这不言自明，有多少中国人一滴摔成八瓣的汗珠子，被他们掠夺。他们把国家的名誉给糟蹋了。也听说过，一些地方官员，为了市容市貌，公然将一些精神病人拖到外县或外市辖内的荒山野岭，弃之不顾，让我们看一看，这些人滥用国家权力，无视个人权利到了何种程度？
完全能保障公民个人权利的国家，恐怕有史以来没有出现过。就算有，也只存在于文人典籍幻想的一隅中，比如陶潜的《桃花源诗》和《桃花源记》、古希腊柏拉图（Plato）的《理想国》以及德国卡尔•马克思共产的无阶级主义。以国家的名义侵犯个人权利，在世界上是极普遍的事。任何一个国家，有点这样的情况，并不奇怪。侵犯得少些，侵犯的程度轻些，在目前看来，就是个好的国家。承认侵犯的国家，是有希望的国家，因为敢于承认，就有勇气和力量提升自己，不断消灭这等劣事，走向民主和自由的大道。可怕的是，有这样的国家，侵犯的程度足够严重，却往往遮遮掩掩，甚至强词夺理，愚弄自己的人民，而且人民还没有反抗的迹象，它就已经举起了镇压的大旗。这样的国家不可救药。生活在这种国家的人，真是暗无天日，希望渺茫。世界上还有没有这样的国家，不用我说，相信大家比我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