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是改革开放 27 年来改革发生争论最热烈和激烈的年份。
2005年初，经济界曾有两个口号，一个是经济学主流派提出的 “2005 是改革年 ” ，另一个是非主流派提出的 “ 反思改革年 ” 。结果是重大改革方案的确未见出台，而反思改革声音此伏彼起，从 “ 郎顾产权问题之争 ” ，到 “ 医疗改革是失败的 ” ，再到年底的关于 “ 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谁是主流 ” 的辩论，最后，经济学家们以默认孙立平 “ 改革共识基本破裂，为了改革需要整顿 ” 的观点。 从内容和范围看， 2004 年 “ 郎顾产权之争 ” 后，迅速蔓延到医疗、教育、房地产、外贸、金融、收入分配体糸等体制改革重地，在经济学层面围绕 “ 主流 ” 和 “ 非主流 ” 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两派的争论早已越过学术理论，都在诉诸政治权力。 改革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其实，两派相同之处比他们不同之处要多，两派全在体制内科研院所，拿 体制内 的钱最多、最稳定， 还对体制特不满意。
6．4后不合作的精英
苏晓康最后以《河殇》登上绝顶，因而有“一言动天下”之功力，策动了知识精英们的集体反叛，<河殇>主题就是:农民起义只不过是皇权更迭,黄色文明不抵蓝色文明, 中国专制的,毛泽东搞专制,中国文化不如西方文化.自此西风漸吹,伴随开放搞活政治风,知识分子则出了一口恶气， 《河殇》基本殿定知识精英在改革开放逐渐明朗的主导思想。
92年以后合作的精英
建国57年，中国知识份子有一半时间不合作或被动合作，一半时间合作。中国形不成自已的专家平台，92年以来合作的精英没少卖力气，十四大，十五大以至十六大。算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知识份子合作最长一个阶段。 纵观中国精英6、4前后表现， 92年以来主动合作的精英风光没几年，他们因各种原因老了，跟不上形势了，说话不中听了。应了老话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筳席。”
还原专家本色
制止个人炒作，媒体“捧杀” 危害不小，其中马立诚，焦国标只求轰动效应，妖言惑众，没想到头来落个汉奸下场。
吴敬琏、厉以宁、张维迎等主流精英，2001年后吴、厉、张上了几趟央视火了，央视说了极不负责的话：“经济学家良心”。随后几乎引起公愤，网上引发反主流精英狂潮。象《东方之子》，应了古话“图虚名而招实祸”。 精英大凡都走了一条个人炒作的路。此前， 1999年朱丽兰、徐冠华提出“产学官”结合思路。要想改变中国精英传统命运，赵英、王勇提出过建“大专家平台”的慨念。2003年4月8日在“伊拉克战争”没结束前，人民日报“大地”召开“战后中国经济安全”专家会时，南雁提出过社科院、中科院 、军科院要建成联合各科研院所的大专家平台，取消围墙政策封锁，专家资源重新整合才是科学创新的开始。给与会专家留下深刻印象。乔良特别赞同“大专家平台”这一提法，一旦“大专家平台”形成科学决策，肯定比个人点子来得长久，也杜绝了个人的黑箱和随机性。
南雁从1999 年研究专家平台，追索了17年来专家发展沉浮之路，发现不少精英故事，很有特色。
梁从诫1994年办的“自然之友”（环境科学）一路发展，茅于轼1994年办“天则”（经济学）10多年一路坎坷。俩人有相似之处，梁是三代名人，茅是两代名人，老贵族气太浓，以致圈子不大。
“咖啡愽士”2000年6月，赵晓与巴曙松、钟伟、高辉清博士联袂成立“咖啡博士”虚拟研究团队，2002年又有何帆、余晖、易宪容、党国英等四位加盟，他们可谓是经济学里的小贵族圈子。
非主流派杨帆、左大培、韩德强、王小东等人。人称为新左派圈子 ，加上刘国光，张勤德等人改革反思派。张勤德反击主流是 “ 资改革派 ” ，很简要。杨帆反击主流是“瓜分派”很精典。
康晓光跟刘军宁从人品上很相似，心地单纯，理想主义，也给自已惹了不少麻烦，重要是“海里”“海外”都不喜欢他们。康、刘与“新左派”和“自由派”没有多少“共同语言”，都是特立独行的学者，注定了他们在“民间”，乃至“学界”的孤独。精英比个体户还要孤独。
随着精英小圈子出现，就会有朋党，就会有攻奸，就会涉政。针对国内专家在体制内的大盘子里一盘散沙，连个体户都不如还互相掐。 2001 年给山东社会科学院写出《中产阶级分析》时，发现中产阶级还没有结冰就融化了，表答我对主流精英的基本看法，并觉得主流精英政治话语特乱。笔者 2001 年在《中国报道》中写出《媒体失缺公信》。 2002 年主流学者、媒体和老板共谋来欺压工农，笔者在《时代潮》写了《草根族——弱势群体》，只在同情工农。
改革开放有些学人 当了文官，南雁多次提到 “ 计委符号 ” ，计委的老局长走路猫着腰，低着头，脚下不出声。高岗自杀后，计委男人全变形了，说话不多。你别小看这些高级文官，外表象宦官。他们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甘为幕僚和智囊，不出头，不显山，不露水，老道雄风。政治上你们大学校老师跟这些高官斗法，你差得远了。玩政治他们招招见血，千里杀将。 中国从政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管住自己的嘴巴”。 90年代末，中国社会转型期加速，越年青越想早早出名！你怎能指望学人管好自己的嘴巴。
28年来有不少精英故事，他们都聪明过人，经验老道，竟有这么多陷了，风光不在了。精英变得越来越不厚道，即缺乏常识，又脱离群众。毛泽东早就说过：“群众，只有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政府完全有能力领导专家为共同目标而实施战略项目，象“二弹一星”一样，充分信任专家，把有限的警力盯住社科专家，无疑于公共资源的浪费。历史上，共产党人能成功解决各派统战问题，放任两派学人内斗其实是对专家资源最大浪费，即不能为创新科学战略服务，又耽误中国的发展时机。起码有三个以上专家政治学者刘军宁，社会学者孙立平，经济官员赵晓认识到了：停下改革就是死路一条，应把改革当成中国战略任务进行到底。
近十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被权力资本扭曲，忽视了公平和安全，已造成严重的社会分裂、腐败大幅度升级、环境破坏和煤矿爆炸之类的恶性事件等等。而未来经济增长又受到严重的资源制约，经济安全问题凸显，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可能受到突如其来的挑战。因此，中国改革指导思想和原则应调整，已形成的利益格局必须调整。放慢改革开放的速度进行反思是必要的，反思改革是为了更好地推动改革。2006年应对发展模式，国家安全，外资政策，科技发展，信仰重建。在“大专家平台”上取得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