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在不写诗的时候干什么？
这个问题曾经困扰了我很长一段时间。
那时我还小，相信“没有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就没有正确的生活。”至于正确的生活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这就是为什么当我在书架上看见杨黎的《灿烂》时，心里会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的缘故——尽管我已经过了思考“正确生活”的年龄，但能够第从一位诗人笔下，看到我曾经熟悉的那些诗句的作者们如何生活，仍然是件令人愉快的事。
《灿烂》一书的副标题是“第三代人的写作和生活”，关于“第三代”，书中作了这样的解释：“1949年国民党政府撤出南京时，美国人司徒雷登说过这样一句话，要把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这句话通过毛泽东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在中国广为流传。八十年代初，第三代人已经长大。他们把‘第三代’这个词语作为对自己的命名，掀起了一起席卷中国的第三代人诗歌运动。本书就是这一运动的记录、回顾和总结。”
关于本书的作者杨黎，在一份访谈中这样介绍：
杨黎，男，1962年8月3日生于成都。1980年开始写作，并与王镜、魏国、童科、铁蛋等人创办地下刊物《鼠疫》。……1984年认识万夏和他们的莽汉主义。年底，参与策划、创办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1985年和万夏、赵野创办《现代主义同盟》。1986年1、办《非非》，2、写出《高处》，3、和小安结婚。
1992年下海，和吉木狼格、何小竹、蓝马办公司。1996年和何小竹印《新作品》，并编印自己的第一本诗集《小杨与马丽》，并基本上从生意场上退出。
1999年同韩东、于坚、伊沙一起参与何小竹主编的《1999诗年选》。2000年与韩东、何小竹、王敏、乌青、竖等，创办‘橡皮先锋文学网’。
2001年8月移居北京。2002年出版诗集《小杨与马丽》，河北教育出版社，年代诗丛。2003年与竖、吴又、马策、杨军成立“橡皮文学工作室”。橡皮文学工作室主要工作为：1、编辑出版橡皮文学丛书；2、扶助文学人才，开展文学活动；3、创立、管理“橡皮文学奖”。
在这份简介里我读出了几点：1、杨黎虽然“出道”很早，但现在仍然很活跃，所以这本书不应该看作某过气诗人生前的墓志铭；2、杨黎是个很重要的诗人，所以他关于诗歌的说法值得关注；3、杨黎认识很多人，所以他才能写这么厚的书。
这本厚厚的书（623页）从杨黎自己的诗歌生涯开始，前半部份写一个诗人（杨黎自己）如何找到组织（跟他一样写诗的哥儿们），共同开宗立派（创立“非非”）、攻城掠地（扩大“非非”的影响力）、拉帮结伙（与其他诗歌流派的交流），风流云散（非非解体）然后再死灰复燃（与年轻一代创立“橡皮先锋文学网”）的过程；后半部份则是杨黎对他认为重要的诗人所作的一系列访谈。
直到看完全书后，我才发现，谈论这本书是件困难的事情。在这本结构奇特的书里，三分之一是关于诗歌运动的史料、三分之一是作者和他的朋友们的生活素描、还有三分之一则是作者和他的诗人朋友们关于诗歌的理论思考与对话。
史料部分无需我多说，自有以后的文学史来做鉴定；诗歌理论方面我无话可说，诗人们说话的特点就是不需要别人插嘴，尤其是象我这种似懂非懂的“半桶水”；最后我可以说说的似乎就是书中描写的诗人的生活。
然而，已经有人先替我把话说完了，一位接受杨黎采访的诗人就说道：“假如没有诗歌，我们什么也不是。”
这些诗人们四处流窜或者蜗居一方，狂喝滥饮或者低斟浅酌，衣冠楚楚或奇装异服；有的开公司发了财，有的做生意亏了本；有的雄心勃勃有的颓废堕落，有的像小老头儿有的象老顽童——倘若没有他们笔下或口头的诗篇与诗论，你会觉得他们与这个世界的芸芸众生并无不同。
写到这里，我似乎有些接近诗人们的真相，那就是：诗人们只能够、也只应该在语言中象诗人那样活着。就象猿猴和人的基因差异只有1%那样，诗人与我们的差别也只有那么一点点——但就是这一点点决定了他们是诗人而我们是我们。
这些游手好闲的家伙，肆无忌惮地游走在世界边缘，象一群诺斯替教徒或者共济会分子，窝居在词语的洞穴里，梦想着用词语搭建一个又一个“美丽新世界”，并认真地为这个世界该搭在哪个词上而无休止的絮叨和争吵，全然不顾洞穴外轰轰烈烈的市场经济和两岸局势——那对于他们而言，都是“虚假的存在”。
在写下这段文字时，我的心里莫名其妙地充溢着一种温情与欢乐，就像一个孩子看见另一群孩子在沙滩上堆砌着他们那转瞬即逝的“城堡”……
但这群孩子和80年代的那一群毕竟有些不同了。这种不同是以两个戏剧性的事件为标志的，一是1986年徐敬亚等人推出的“现代诗流派大展”，它可以说是第一次挑明了以《今天》为代表的“朦胧诗学”与《非非》、《他们》所代表的“第三代诗学”之间的巨大差异；另一次则是1998年在北京举办的“盘峰会议”，在这次会议中，立场分明的两派分别站在“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大旗下，用一种近乎争吵的方式划清了彼此的界限。而在这之后，网络写作的兴起又造就了一批更加年轻，也更加独立和自我的写作群体，向整个“第三代”发起了挑战。
对这种“圈子”的演变，诗人韩东做过一段精辟的总结：“80年代诗歌的意义是从无到有。流派没有意义，但民刊和‘圈子’有意义，它保存了一些脆弱的诗人，使他们借以进入‘现实’。圈子的气氛也不相同，应该是诗歌至上，相互激励的。对90年代和今天诗歌的‘影响’应落实在具体的诗人身上，是一对一的关系。对‘风尚’的影响固然存在，但那没有什么意义。我认为。”
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说80年代的诗人们是守着一个由刊物构成的“圈子”群栖的群居型动物；而90年代到今天的诗人们则是守着网络，或者什么也不守一个人过的独居动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历了漫长的20年“群居”生涯的杨黎，在2004年推出的这本书，或许也将是对那个诗人“群居”时代所留下的最后一幅“全家福”。
对于这些曾经相濡以沫的家伙们来说，抛开各自对诗歌理解的分歧与争权夺利的纠缠之后，他们最终发现，他们之间数十年的友谊最终建立在杨黎的一句话上：
“如果没有诗歌，我们的言说是没有意义的。或者说有意义，这个意义也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作为“第三代”的一位重要参与者，杨黎的朋友万夏则在本书的序中这样写道：
“……我谢谢诗歌，她不仅给我梦想，而且给我迷狂，她被我提倡，被我参与，被我冷冷弃绝，被我终生念念不忘。
“诗歌、梦想、爱情、金钱、荣誉，二十年匆匆逝去，像完成其他事情一样，我革革做完了这二十年。但我内心足矣——此生有幸读到了这个时代伟大的诗篇，与我为伍的大诗人不乏其人。诗歌已成为了我的生活方式，我像诗人一样活着，这是最重要的。”
或许，这就是这群行走于世界边缘的诗人们共同的“世界观”，这让我想起了开头时的那个问题，“诗人们不写诗时在干什么？”
我的答案是：象诗人那样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