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李辉在写作《碑石——关于吴晗的随感》和《秋白茫茫——关于这个人的絮语》时，是怀着惋惜、沉痛等复杂心情抚摸这两段结痂的历史的。历史的浪涛，浊也好，清也罢，留在它扉页间的血痕终归为时间漂白。然而，点燃一柱香烛，俯在两位前辈和故人逐渐被荒草湮没和吞噬的坟茔上，我总听到他们脉搏跳动时不安的回响。
“浪漫不只是属于诗歌，属于艺术。在许多时候，同样属于政治。”吴晗和瞿秋白，一个史学家，一个革命家，当他们的浪漫融入政治并为政治所同化时，历史便留下两个悲剧，两段空白，两个难以破译的人生……
一
吴晗无疑是史学届一面独秀的大旗，1943年在《燕京学报》发表长篇学术论文《胡惟庸党案考》时，他才25岁。
一本《碧血录》，东林党人被魏阉党冤杀的史实，让年轻的吴晗选择了文网严密，政治陷阱比比皆是的明史——一部文人喋血的悲剧作为自己毕生研究的对象。这样的一部“深缩得无比沉重”的悲剧，开始在吴晗的脑中和笔下廓清迷雾，回归到历史的真实。
“是悲剧，就有了震撼力；是悲剧，就能让青年人对历史的好奇，变为深沉的追寻，从而对生命的体验，便多了一些内容；对历史的拷问，也多了一层悲凉”。正因为有了这种有意识地施于己身的历史责任感和文人的正直与激愤，吴晗写于40年代的《朱元璋传》，才折射出永恒的悲切与苍凉；一个具有开创性的明史专家，才得以脱颖而出。
二
读完《碧血录》，吴晗在该书的末页上写道：“想及自己将来如何死，若死在床上则未免太笨拙，最好是自己作一主意，活得不耐烦，便撒手告别，岂不快哉！”
遗憾的是，生与死的交叉与变换，其实远不是个人所能想像和设计的。
至今还有不少学者将那段岁月归结为“历史的谬误”，年轻的一代在放肆地嘲笑历史。然而，在这些浅薄和无聊的论断与冷笑声中，我感到一种躯体的毁灭，一种灵魂的碎裂，一种比雪崩、地震、飓风和海啸更为恐怖的破坏力量。
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了，身为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首当其冲，被咬得遍体鳞伤。
一切仅仅因为他的应景历史剧——《海瑞罢官》。
1965年底，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汇报》邀请周予同、周谷城、谭其骧等史学家参加吴晗刚发表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座谈会。
这些以治学严谨、逻辑缜密闻名的学者天真地想为他们的同事、朋友和为历史的忠实辩解，“认为自己尚坐在纯学术的蓝天下”，妄想将这场风波控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
这次座谈会成功导演了一出“引蛇出洞”的好戏，“这些善良的学者，先后成了大批判的靶子。”于是，一场铺天盖地的批判如潮水般淹没了吴晗。
他没有死在床上，但一点也不“快哉”。
三
“瞿秋白为自己的灵魂种下了苦果”。
我鄙夷这种说法。我更愿相信没人愿意“为自己的灵魂种下苦果”，何况是以文质彬彬、才华横溢、潇洒浪漫著称，并一度指引革命方向和前途的“伟人”？
他应该是一个铿锵的音符，一行凄楚哀绝的“婉约词”。
四
“瞿秋白的死很英勇，和所有英雄一样”。是的，他从容地走向福建长汀的中山公园——刑场，一路上谈笑风生；指着一处草坪，微笑着说：“此地很好！”然后盘膝而坐，静等枪响。
写到这里，或许我应该搁笔，成全一个完美的英雄和先烈，也让人们脑中固有的“英雄”模型不至于重组，人们对“英雄”崇拜的视线不至因一缕“多余”的毫光发生扭曲。
但他死得很无奈，也太不“值得”。他没有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下（1935年，瞿秋白曾被国民党抓捕），而死在自己“战友”的“怀中”。
五
“政治的常规的世俗的目光，总是按照既定的轨道打量着芸芸众生，一旦一个奇特的景色突兀而现，它们便困惑了，迷茫了。更多的时候，不是让自己去欣赏适应这景色，而是将这纳入自己的范畴，去界定去斧削”。
但我相信，摘下仰望英雄时习惯的“有色眼镜”，我们不难发现秋白的独特其实就是一种坦诚，一种率直。——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得承认，这是一种与政治绝缘的东西，但的确有着让人仰望和尊重的内核。
他确实卓越，以至于看到了身后“烈士”的虚名；他也的确独特，“绝不冒充烈士而死”。
他在生命只能以分秒计算的时候，觉出了“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的必要。他说了，他写了《多余的话》。
这个在政治上“天才的白痴”虽然清楚“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但他还是说了“多余的话”。
何必说？
还有比他更为透明的灵魂吗？
六
其实，他完全可以不走这一步的，因为少年时在绘画、治印、音乐方面就颇有造诣的他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艺术家。
然而，历史和他开了个错误的玩笑，在时势的漩涡中，他被推到了“潮头”，成为领路人。而当他开始适应将政治看作生命时，他突然遭到来自党内的否定和批判！
昨天，他还被视为可信任和尊敬的领袖，现在，他所有的一切却横遭否定和批判。这些变故，无疑能轻易将任何人的自信和自尊击得粉碎。肉体的痛苦并不可怕，那种如毒蛇咬噬灵魂的不自信却让人油煎火灼般难熬。
还没容他作出任何辩解，突围的重担就压在了他的肩上，前途的黯淡，形势的险恶一下子推到他近视的眼前。而他的忧郁、困惑和苦闷就被当作“叛徒”的罪证？！
我开始尝试着承认他“为自己的灵魂种下了苦果”。
后记
“历史是什么？历史只不过是用来挂我小说的钉子。”——法国大仲马语。
的确，从某种角度来看，历史就如同小说一样，情节起伏跌宕，人物命运曲折坎坷。而个性和灵魂，我却宁愿相信只有在历史的长河中才能荡涤出原始的复杂和独特。高尚的灵魂，我想，绝对是丰富多彩的，远非单一的模式所能浓缩和概括。
不同的钉子，应该会钉着不同的血泪。
吴晗走了，留下了他的史稿和被迫害致死的妻子、自杀的女儿，孤零零替他守灵的儿子吴彰；秋白死了，留下了一管洞箫和后世关于“英雄”和“叛徒”的纷争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