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STERDAY，一位经济学领域的思想者已经停止了思考。这位曾经的师长在我的心目中曾经留下的记忆却仍然如同发生在前天。

时间必须回到1983年的上半年。那年，我在武汉大学经济系上三年级。
　　
　　他讲的课程叫《数理经济学》，当时还没有正式的印刷出版的教材。用的教材就是杨先生自己编写的《数理经济学讲义》，兰色封面，16开大小。与我们过去学的经济学著作不同，他的教材上面很少有文字性的内容，占的篇幅可能不足五分之一。数学占了五分之四。

　 杨先生一件灰色中山装，络腮胡子，尽管认真地刮过，但是，远远的，仍然可以看到青色的底须。

　 武汉大学在全国最早实行学分制，据说还是刘道玉校长争取到的一项改革政策。实行学分制的最大好处是，学生可以打破院系之间划分，跨院系听课，只要考试合格，就给予学分。杨先生的课程是选修课。选修他的课程的学生来自全校多个系，本人没有去统计过，反正在我听课时碰到的学生中，除了来自经济系和管理系的学生之外，有来自数学系、物理系、哲学系等外系的学生。别的课程一般是一个学期四个学分，不知为什么，杨先生的课程只有两个学分。

　　他的课程安排在桂园的教三楼，在一楼斜梯状一间最大的教室。应该可以坐一百多人。记得最早听课的人大约有七八十人，后来，就越来越少了，坚持到最后参加考试的可能也就三十来人。
　　为什么那么多人退出呢？我想，试听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是选修课，大家如果觉得这门课程的难度太大，听过了，要参加考试，又有可能通不过，再加上学分少，所以，大家就选择放弃。

　   杨先生的课程用到了一些数学知识，对于有一些数学功底的理科学生来说，不算难，可是，对于一些文科学生就有一些难度了。所以，尽管大家一开始去听课的人很多，结果，一看教材，有些人的头就大了，干脆放弃。

　  当时，杨先生的课程被某些代表正统思想的人视为非正统的东西，甚至有人说是“异端邪说”，是玩弄数学等等。对于这些说法，我们这些当学生的都觉得很可笑，觉得学者中也有这般心胸狭隘搬弄是非的人。实在是不应该！

　   其实，起初，作为学生，我也觉得搞经济学弄那么多数学干吗？但是，认真听了他一段时间的课之后，觉得收获还是很大的。尤其是他反复讲到的专业化理论、分工理论，价格理论，学习曲线等等，还有，他讲到了传统的经济学说史连提都没有提到的一些经济学家以及他们独到的观点等等，都令人耳目一新。现在，提这些东西，大家觉得很平常，可是，在当时，讲这些东西的人太少，而且还要受到一些人的攻击。

　 好在当时自己的学分基本修得差不多了，花点时间了解一些新东西，也听听他的“异端邪说”。我们经济系的同学一开始也去了十多个，结果，参加考试的只有四五个人。

　 杨先生讲课时，也和其他老师不一样。他有时坐在讲台前的一排桌子上，或者靠在讲台边，扳着手指头讲述他的观点。这些，都是在那个时代与众不同的表现。因为，其他老师上课时，总是一本正经，让人感觉到有些拘束。

　 上完课，总有一些学生为着他提出各种问题，他就留下来，跟大家反复解释，反复探讨，提的问题一多，五花八门，有一些问题他一时答不上来，他就说：让我回去再想想，想好了告诉你。

　    有时候，大家还觉得这个老师挺好玩儿的。比方说，别人讲课，一本正经；他上课，有时候居然一屁股坐在讲桌上。还有，在那个时候，他还带领大家到湖北省统计局去搞调查，做简单的数学模型，验证一些经济学的结论，还有，就是去工厂搞调查等等。

　 杨先生那时住在湖滨宿舍，我跟云伟宏（现在河南财经学院教授）一起到他的宿舍去拜访过他，记得那间房非常狭小，斜对面就是一间公共厕所，还有水房。当时，青年教师大多就是这个住房条件。

　 我们去时，杨先生在家里，他当时正在看普里高津的著作，还有控制论等等，他还特意把这些书向我们作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们去拜访他的目的是想确定这门课的考试方法，当时，杨先生告诉我们，这门课程的考试就是写一篇论文（当时，武汉大学文科的某些选修课考试就是写文章），我们当时还没有选定论文的题目，此行就是征求他的意见，经过大约三十分钟的交谈，我的论文题目是“经济学关于价格思想的演变”，这个题目很大很广，我觉得短时间根本无法完成，杨先生说，你尽管去做，做成什么样子是什么样子，我不会责怪你。

　 结果，我大约用了两个星期时间（几乎是所有业余时间），弄出了一篇接近三万字的文章。杨先生看了，给了一个批语“很好”。他在许多地方还做了记号，还有批语。提示我注意。

　 在所有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中，杨先生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位。虽然他只给我们上了一个学期的课程。

　 在选修杨先生的课程之前，我们多少都听说过他的故事，但是，在给学生上课或者聊天时，他从来就没有提起过他的“辉煌”的过去。

　 后来，他很快就离开武汉大学去了美国，我们也毕业了，从此，就没有联系过。再后来，我们依然关心他，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他的一些故事，一直觉得他很特别，一个玩命学习玩命工作的人，也是一个难得的、有良知的学者。

　 2004年五一节，我们举行毕业二十周年聚会，我们还有同学专门提到杨先生。可见，大家对他的记忆是非常深刻的。

　 大家都叫他小凯，作为他曾经的学生，我觉得应该称他为先生或者老师。也许，此时此刻，叫小凯更亲切，也更能体现大家对他的尊重与怀念。我只能怀着一种尊敬的心情，跟着大家一起叫他一回小凯。小凯已经离去，可是，我总感觉到他还活着。

小凯不死!

（写于2004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