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森•镀金时代的垄断者】
由于法律与习俗的演化，美国今天的垄断者与镀金时代（1870～1914年）的那种辉煌而富有创造力的、不道德的、欺诈的强盗绅士处处相比，已经有了天壤之别。诸如Rockefeller、Gould、Vanderbilt、Frick、Carnegie、Rothschild以及Morgan等大亨的传奇故事，描述了你可能难以想像的一切。他们开创了诸如铁路、石油、钢铁等产业，形成自己的财团，推动了西进运动。他们都击打败了自己的竞争对手，并把将惊人的财富留给了他们的后代。
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的美国，经济经历了强有力的增长，但充满了渎职和腐败。Daniel Drew是一个偷马贼、马贩子和铁路工，他掌握了water the stock（灌肠术）的诀窍。他在将牛送往屠宰场之前不让牛沾到水。而在牛过磅之前，他预先用盐将牛弄得口渴难耐，然后让牛狂饮大量的水。后来，企业界的大亨则通过抬高他们证券的价格来搞“搀水股”（water their stock）。
历史可以将美国西部边疆的铁路大亨们列为最不道德的企业家。横跨美洲大陆的铁路建设，是通过大量拨让土地而获得资金，并通过大肆贿赂无数高官和议员而获取特权。南北战争之后不久，老谋深算的铁路职员Jay Gould就企图垄断全美的黄金供给，并用它来控制国家的货币供给。Gould为了提高位于北部经常因为大雪而受困的地区的那段铁路的声誉，竟然描述说：那里是一片热带雨林的乐园，种植园里长满了桔子和香蕉，随处可见欢蹦乱跳的猴子。
到那个世纪末，所有这些贿赂、土地转让、搀水股票以及荒诞不经的承诺，最终却促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铁路系统的竣工。
J•Rockefeller的故事可以说是十九世纪垄断者的一个缩影。他看到幼小的石油产业可以挖掘巨大的财富，就着手组织炼油产业。 Rockefeller是个谨慎的经营者，总是试图从那些容易争吵又极不可靠的企业家那里获取“订单”。他自然也会遭遇一些竞争对手，但通过说服铁路部门并秘密地给予回扣，他获取了有关对手的供给信息，从而逐步获取了对该产业的控制权。只要竞争对手对Rockefeller立下的规则稍有不从，他就拒绝为他们供油，甚至宁可将油倒在地上。到1878年，Rockefelleer已经控制了美国90％的石油供给和炼油市场。价格从上升变为稳定，相互残杀的竞争终于为垄断所替代。
J•Rockefeller还设计了一个相当精明的新方案，以保证自己在石油联盟中的控制权。这就是“托拉斯”，即股东将股份转交给托管人，由他们负责经营，实现利润最大化。其他行业也效仿Rockefeller的标准石油托拉斯，很快就在煤油、糖、威士忌、铅、盐即钢铁行业中建立起托拉斯。
这种行为引起了农民与平民的极大公愤，不久后国家通过了“反托拉斯法”。在1910年，进步人士的“反大财团”运动取得第一次伟大胜利后，标准石油托拉斯才被解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Rockefeller竟然能够在实际上从解散中获利。这是因为标准石油的公众股价格实际上已经涨上去了。
但是，垄断也创造了极大的财富。1861年美国只有三个百万富翁，而到了1900年就增加到4000名（那个世纪初的百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一亿美元）。（钱皮注：据有关资料，2005年美国的百万富翁有400万名）
巨大的财富也引发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这个词在T•Veblen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一书中被引入经济学）。与早期欧洲的主教和贵族一样，美国的企业大亨们也要为他们的财富树立永恒的纪念碑。许多财富被用于修建华丽的宫殿。例如罗德岛新港的“大理石房”，至今仍为人们观瞻和仰慕；又如，他们收集的大量艺术品，成为如纽约大都会这样的美国大博物馆的主要藏品；再如，他们开办基金会，设立一些用富豪命名的大学如斯坦福、卡内基、梅隆、洛克菲勒大学；等等。在他们的个人垄断因为政治原因或竞争者的赶超而瓦解之后很久，在他们的财富被其继承者所分割而后代的企业又大为逊色的今天，这些强盗式绅士们的慈善基金等遗产依然在影响着美国的艺术、科学和教育。
（以上摘引自萨缪尔森《经济学•微观》第9章）
【钱皮一论•历史的轮回】
每当我读到萨翁这段“插话”并看看现在身边所发生的一切的时候，都难免会想到“轮回”这个佛教术语。
垄断，被西方经济学认为是不具效率的一种经济形式。但是，被萨翁斥为“强盗式”和“不道德”的垄断者们创造了萨缪尔森最终不得不实质性地称道的东西，这些强盗式掠夺民财的事实造成的客观后果是直到今天“依然在影响着美国的艺术、科学和教育”。
那么，我们到底该给予中国的历代帝王将相，以及今天的巨富们何种评价？帝王将相不过是比一个行业的垄断者更大的垄断者而已。帝王将相们当年对民众残酷的掠夺，都成了今天我们的国家财富，万里长城、颐和园、故宫、苏州园林、徽商家园等等，今天都成了全人类的文化遗产，不也是依然在影响着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艺术、科学和教育吗？
北京的袁某人在死刑执行前一天被叫刀下留人，因为袁妻一次捐出几百亿的资产，这些财产可以供修几座苏州园林和富豪别墅以留给我们的子孙作为文化遗产？据说袁某人设立的助学基金是中国最大的助学基金。萨缪尔森称历史上的这些富人为不道德的强盗，而他的中国弟子们今天都在说经济学是不讲道德的，看来弟子似乎确实不必不如师。
在央视的质量万里行等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今天的Daniel Drew，他们无须像当年的Drew那么费尽心机，手段还要简单有效：将自来水管直接插入猪、牛或鸡的身体内，直至它们伸直肢体。同样，股市上的搀水股让股民们血本无归，情况比当年的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有红而不分而配股，变相扩容就是给股票注水。如果历史一定是轮回的，所有的“课”都是要补的话，我们是不是也真地要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善待这些新时代的Drew们？
萨缪尔森为我们回放了当年美国铁路发展的历史，其中的土地拨让、官员腐败是不是我们今天的现实？当中国从极端的计划经济模式走出来之后，有多少土地被“拨让”而变成了个人的第一桶金和摇钱树？其中的官商勾结何曾亚于当年的美国？不同而奇怪的是，我们今天有人把这种历史轮回“解释”为计划经济体制有问题，那么，当年美国的体制为何会导致同样的问题？或许，大力推广完全市场经济的人应该首先总结一下这段美国经济史，找出如何让中国避免重蹈覆辙的方法，抑或将这种轮回解释为宿命而非某种经济体制所致。
中国今天同样到处都有说起谎来一脸真诚的Jay Gould，虚假的广告满天飞舞，荒谬夸张不亚于Jay Gould把冰天雪地说成是热带雨林。无处不在的欺骗性宣传和消费陷阱让消费者不断增长着防诈骗本领。同样，Rockefeller所使用的一些贿赂手段今天依然是厂商所惯用的。
Rockefeller从托拉斯解体当中获利的历史，这种悲喜剧是不是也在中国国企解体和消失以及国有上市公司的破产倒闭当中重演着？当这种“解体”和“倒闭”对当代的Rockefeller们具有同样效用的时候，大概倒闭和解体的过程会更加迅速。但是，当萨翁称这种现象“具有讽刺意味”的时候，我们有些经济学人却在为国有资产的私有化进程而欢呼不已，并且要极力促使国企瓦解和私有化的速度加快。民营资本已经将目标锁定在国有资本上，将之当作“最后的大餐”了。
读一读这篇文章，你感觉到中国的今天和美国的昨天是真的有天壤之别还是惊人的历史轮回？中国今天不是也在创造一个镀金时代吗？这个当今的镀金时代和美国历史上的镀金时代具有惊人相同的镀金效果——金子都镀在了Rockefeller们的身上而非镀在平民大众的身上。然而，惊人不同的是美国人民是在反大财团运动浪潮中渡过这段强盗们作为主角的历史的，而中国今天经济学界的主流声音更多的是要保护富人。
萨谬而森感叹美国镀金时代富豪数量的增长速度之快，而我们八十年代里为“万元户”羡慕，而今却谈论的是“百富榜”。
美国当年的急速私有化导致的财富集聚不均，“引起了农民与平民的极大公愤”，这种现象今天有没有也在中国重演着？但是，萨缪尔森给予这些农民和平民的评价是“进步人士”，而我们今天更多听到的是具有明显贬抑的措词“仇富心态”，要求政府不能附和这种仇富心理。何谓“反大财团”？反就是仇，大财团就是富，反大财团也就是仇富。为何美国人民可以“反大财团”而中国人民就仇富不得？要对富人的财产来源问个子丑寅卯的郎咸平教授只能作为主流的对立面在下层民众当中获得支持。莫非这是历史轮回当中我们的历史观和财富观在进步？
【钱皮二论•国企，改革目标和路径】
当今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一直认为厂商竞争对消费者有利，但是，这绝对不是厂商行为的动机。没有不想做大的企业，没有厂商不想在500强榜上有名。厂商竞争的目的是胜出变大，大是相对小而言的，而不是微观经济学所说的竞争导致平均化。“私有”一词本身就是“垄断”的同义词，资本总是要在与其规模相适应的领地之内垄断一切的，如果在自己的领地内不具有绝对权利的人就不算是真正的老板。反垄断法的本质是反对私有化的程度过度发展，也就是说是反对完全私有化，这种精神或许是我们今天应该慎思的，尽管以鼓励私有化的方法和最终限制私有化程度看起来是那样的不相容。或许就像古老的中国阴阳哲学所说的：一切事物都以自己的反面为发展方向。
如果看看美国的反托拉斯法，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如果照搬这些法案的话，今天的厂商几乎没有可以脱罪的。或许有些责难反托拉斯法的人或者大牌律师能够为之找到脱罪的理由，但是，美国早期的反托拉斯法对厂商的指责历来是不容许辩解的，法院从根本上剥夺了辩解的权利。萨缪尔森说“微观经济学政策的目的是在市场上鼓励竞争和防止市场力量滥用”，这个认识说明了市场经济的双刃剑效用，并非今天某些完全市场化人士向民众灌输的那种完美无缺。问题在于，资本的规模一定会取得和这个规模相当的领地的，没有人可以解释说多大的利润是不合理的。抑或这些人是看透了经济学红尘，压根就以至高无上的法官的定论不给垄断同样会具有高效率的论调以声言的权利。熊比特尽管被认为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但其提出的垄断有利理论却只是经济学理论中的只言片语难入主流。
如果我们客观地承认市场和垄断都具有两面性，或许可以促使我们去考虑垄断和市场的界限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西方经济学的终结》认为已经找到了这个界限，那就是需求的两分法。如果按照这个需求两分法，我们可以说在美国那个历史上的镀金时代乃至今天，垄断和市场都犯有站错位置的错误。粮食、水源、燃料、食盐、钢铁等这些必须需求品和关乎全民安全的物资，绝对应该垄断，但不是由私人进行而是由可以代表民众的政府进行垄断。而非必须的个性需求物品，即便是顺应竞争的发展惯性而导致垄断也无须加以干涉，一个厂商垄断一个和民众生存无关紧要的商品领域有何大碍？如果有人执意要、或者已经垄断了喜儿头上的红头绳的经营，随他去好了。
实际上，经济学一直以来并没有解决竞争和垄断之间的关系的理论问题。也就是说，鼓励竞争而对竞争的结果加以限制合理吗？或说以指定途径而限制目标的方法行得通吗？事实上这个问题也不是经济学可以解决的，而是如萨缪尔森所说的是“哲学性”的问题，而钱皮更倾向于将之看成是“政治性”的。
就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则来说，如果承认经济行为者是行为动机一致的理性人的话，我们就知道垄断是竞争行为的目的和追逐的必然结果。没有一个竞争者不是为了击败对手而战的，而战争的结果就是胜者为王。何谓王？胜者为王，王者通吃。王者，统治者也！垄即统，断即治，统治——垄断是也！
至少，在现代企业里实行的管理学理论认为，鼓励竞争而对竞争的结果加以限制是一个胜者不可以为王的游戏规则，或者说是一个不可以有胜者的游戏。在目标和途径两者之间，现代企业当中实行的管理学理论只会指定之一，而不会对两者同时给予限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特定的目标往往可以通过许多途径实现，所谓“条条大路通长安”。而被选择的特定的途径却只能达到一个目标。指定目标的方法通常用于对产品研发部门和具有制度修订权利的部门或者人员，他们的工作是依据目标而对众多途径进行筛选比较，工作原则是“不择手段”。管理学上的“头脑风暴法brain storm”就是要让思维不择手段任意驰骋。
现代质量管理的核心是“标准化”，其中包括工作标准化，也就是严格指定达到目标的途径。正因为如此，现代质量管理理论才认为“质量是设计出来的，而不是制造出来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制造方法也是设计出来而限定的。当出现质量问题的时候，首先是追究有没有违章操作的问题，之后才是追究方法本身的合理性。质量理论的这种逻辑同样和《西方经济学的终结》提出的劳动理论相一致：劳动就是大脑的创造性活动，价值是脑力劳动所赋予产品的，而不是执行指令的体力耗费所制造出来的。
具有途径选择权利的人是要对结果负责的人。而对于下层员工，通常现代管理都将其视为方法的执行者而不是方法的寻找者，执行员工通常只要对有无遵章守纪负责就行，而不对遵章守纪的结果负责，因为管理者只能指定途径和目的之一，那种方法不是执行者选择的。在一个管理组织如企业当中，指定目标决定“干什么”的人是老板，指定达到目标的途径说“怎么干”的人是职业管理者，而只需要按照指定方法工作的人是下层员工。
为何企业要选用这种途径标准化的工作原则？只是为了有效的控制和确保达到目标。如果一个方法产生的结果不具有确定性和唯一性，就不会被管理者采用，因为这意味着“失控”——失去了对管理费用和结果的控制。或许，这种管理学只指定途径和目标中其一的管理原则可以有助于我们思考鼓励竞争同时反对垄断结果的思维方式的合理性。但是，这种“合理性”恐怕充其量只能限于经济学领域，而解决的途径却只能是依靠从来“不讲合理性”的政治手段。其实，作为政治学的宏观经济学和作为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之间不具有同一的“合理性”可以一起讨论。
民调威望最高的郎咸平教授面对指责声明他不反对改革。而位居第二的吴敬琏教授却语惊四座，说要警惕富人和穷人结成反对改革的统一战线。其实可以说，从来都没有人反对改革，分歧只是在反对这样的改革或者那样的改革，也就是在路径选择上。为何会在路径上产生分歧？因为所有的路径都是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而被选择的。郎咸平说他要变更改革的路径，也就是认识到如上所说路径决定目的；而有人就是要指定改革的路径，把“改革”之名硬附在特定的路径之上，同样是他们要通过这种指定路径的方法达到他们所需要的目标，而这个目标很可能并不是大众所期盼的目标，否则就不会遭到大众的反对。
从路径和目标的关系考虑，国企和私企的目标原本并不相同，即便是都以达成目标而不择手段的原则考虑问题，也不可能得到大家一定要采用相同的路径的结论。因此，也就是说，结论是不要把私企经营的方法照搬到国企来，不要用同样的指标考核具有不同存在价值或目标的两种企业。否定国家干预存在和国有生产组织存在的合理性，就意味着从根本上否定公共领域的存在和政府存在的意义。
不同的人群在改革的路径问题上会发生分歧，这一现象再一次充分说明，价值是价值判断的定量结果，事物的价值是因人而异的，或说事物本事不具有客观存在的好处和坏处。每一个人的好和坏的价值判断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进行的，也就是说，价值关系不是客观的事物和客观的人之间的物质关系。每个人追求的好处都是对自己而言的，而并不是对所有人有益。主观价值论原本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面旗帜，但是信奉西方经济学的人士都把改革默认为完全市场化，默认为私有化，这就等于默认了一件事物具有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客观的价值存在，这就和其自称的主观价值论自相矛盾了。如果坚持主观价值论，认识到价值判断的因人而异特点，就不可能再回避一项宏观经济政策的公平性问题。因为回避公平性，就失去了价值判断，路径的选择就失去了目标依据，行为也就失去了动机。
经济学家都常常把“经国济民”挂在嘴上，但是西方经济学却回避公平和道德这些问题，有人甚至愤怒地说不能让公众来评价经济学家的水平。这就等于是规定了研究的方法又同时要取得指定的研究结果，是预设了方法和结果之间的逻辑关系。这种回避公平和效率关系的做法能够取得经国济民的结论吗？恐怕只有如看破经济学红尘的萨翁所说的“这里绝对没有答案”。萨翁给出“绝对没有答案”这份最终研究报告，事实上也很好地诠释了西方经济学的无用性和走向终结的宿命吗？
或许，“轮回”的说法仅仅是站在时间轴的前端向后俯瞰历史，如果“轮回”的说法成立，那么将视角转换到时间轴的侧面，或许我们更应该用“螺旋式发展”的哲学观评价历史。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和当年不同的事实：美国克莱顿反托拉斯法规定任何一家公司不可以获取另一家公司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以免减少竞争而导致垄断出现，而今以“资产重组”为名的兼并行为却是企业做大做强的主要手法，现在的新名词叫“资本运作”。如上文所述，萨翁也不得不对现实妥协，说今天和历史“已有天壤之别”。
其实，“大的就是坏的”这种逻辑从来都没有在经济现实当中得到实现过。今天，500强、富豪榜的风光无限也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那么，当中国重复美国当年的镀金时代的时候，会不会刻意遗漏或者重演美国反托拉斯的历史？看来，大的是好还是坏的问题，恐怕也只有交给政治家们来解决了。
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政治家解决问题的出发点一定是“公平”，因为历史的政治规则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当经济学家声称不考虑公平的时候，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有多少会被政治家所采纳就可想而知了。反过来，当不讲公平和道德的西方经济学成为显学，声称不讲公平的西方经济学家们成为政府的座上客的时候，采信这些人的建议的政治家们是不是真正的政治家，甘愿作为经济学家思想奴隶的政治家又能执政多久也是可想而知的。
由于法律与习俗的演化，美国今天的垄断者与镀金时代（1870～1914年）的那种辉煌而富有创造力的、不道德的、欺诈的强盗绅士处处相比，已经有了天壤之别。诸如Rockefeller、Gould、Vanderbilt、Frick、Carnegie、Rothschild以及Morgan等大亨的传奇故事，描述了你可能难以想像的一切。他们开创了诸如铁路、石油、钢铁等产业，形成自己的财团，推动了西进运动。他们都击打败了自己的竞争对手，并把将惊人的财富留给了他们的后代。
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的美国，经济经历了强有力的增长，但充满了渎职和腐败。Daniel Drew是一个偷马贼、马贩子和铁路工，他掌握了water the stock（灌肠术）的诀窍。他在将牛送往屠宰场之前不让牛沾到水。而在牛过磅之前，他预先用盐将牛弄得口渴难耐，然后让牛狂饮大量的水。后来，企业界的大亨则通过抬高他们证券的价格来搞“搀水股”（water their stock）。
历史可以将美国西部边疆的铁路大亨们列为最不道德的企业家。横跨美洲大陆的铁路建设，是通过大量拨让土地而获得资金，并通过大肆贿赂无数高官和议员而获取特权。南北战争之后不久，老谋深算的铁路职员Jay Gould就企图垄断全美的黄金供给，并用它来控制国家的货币供给。Gould为了提高位于北部经常因为大雪而受困的地区的那段铁路的声誉，竟然描述说：那里是一片热带雨林的乐园，种植园里长满了桔子和香蕉，随处可见欢蹦乱跳的猴子。
到那个世纪末，所有这些贿赂、土地转让、搀水股票以及荒诞不经的承诺，最终却促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铁路系统的竣工。
J•Rockefeller的故事可以说是十九世纪垄断者的一个缩影。他看到幼小的石油产业可以挖掘巨大的财富，就着手组织炼油产业。 Rockefeller是个谨慎的经营者，总是试图从那些容易争吵又极不可靠的企业家那里获取“订单”。他自然也会遭遇一些竞争对手，但通过说服铁路部门并秘密地给予回扣，他获取了有关对手的供给信息，从而逐步获取了对该产业的控制权。只要竞争对手对Rockefeller立下的规则稍有不从，他就拒绝为他们供油，甚至宁可将油倒在地上。到1878年，Rockefelleer已经控制了美国90％的石油供给和炼油市场。价格从上升变为稳定，相互残杀的竞争终于为垄断所替代。
J•Rockefeller还设计了一个相当精明的新方案，以保证自己在石油联盟中的控制权。这就是“托拉斯”，即股东将股份转交给托管人，由他们负责经营，实现利润最大化。其他行业也效仿Rockefeller的标准石油托拉斯，很快就在煤油、糖、威士忌、铅、盐即钢铁行业中建立起托拉斯。
这种行为引起了农民与平民的极大公愤，不久后国家通过了“反托拉斯法”。在1910年，进步人士的“反大财团”运动取得第一次伟大胜利后，标准石油托拉斯才被解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Rockefeller竟然能够在实际上从解散中获利。这是因为标准石油的公众股价格实际上已经涨上去了。
但是，垄断也创造了极大的财富。1861年美国只有三个百万富翁，而到了1900年就增加到4000名（那个世纪初的百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一亿美元）。（钱皮注：据有关资料，2005年美国的百万富翁有400万名）
巨大的财富也引发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这个词在T•Veblen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一书中被引入经济学）。与早期欧洲的主教和贵族一样，美国的企业大亨们也要为他们的财富树立永恒的纪念碑。许多财富被用于修建华丽的宫殿。例如罗德岛新港的“大理石房”，至今仍为人们观瞻和仰慕；又如，他们收集的大量艺术品，成为如纽约大都会这样的美国大博物馆的主要藏品；再如，他们开办基金会，设立一些用富豪命名的大学如斯坦福、卡内基、梅隆、洛克菲勒大学；等等。在他们的个人垄断因为政治原因或竞争者的赶超而瓦解之后很久，在他们的财富被其继承者所分割而后代的企业又大为逊色的今天，这些强盗式绅士们的慈善基金等遗产依然在影响着美国的艺术、科学和教育。
（以上摘引自萨缪尔森《经济学•微观》第9章）
【钱皮一论•历史的轮回】
每当我读到萨翁这段“插话”并看看现在身边所发生的一切的时候，都难免会想到“轮回”这个佛教术语。
垄断，被西方经济学认为是不具效率的一种经济形式。但是，被萨翁斥为“强盗式”和“不道德”的垄断者们创造了萨缪尔森最终不得不实质性地称道的东西，这些强盗式掠夺民财的事实造成的客观后果是直到今天“依然在影响着美国的艺术、科学和教育”。
那么，我们到底该给予中国的历代帝王将相，以及今天的巨富们何种评价？帝王将相不过是比一个行业的垄断者更大的垄断者而已。帝王将相们当年对民众残酷的掠夺，都成了今天我们的国家财富，万里长城、颐和园、故宫、苏州园林、徽商家园等等，今天都成了全人类的文化遗产，不也是依然在影响着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艺术、科学和教育吗？
北京的袁某人在死刑执行前一天被叫刀下留人，因为袁妻一次捐出几百亿的资产，这些财产可以供修几座苏州园林和富豪别墅以留给我们的子孙作为文化遗产？据说袁某人设立的助学基金是中国最大的助学基金。萨缪尔森称历史上的这些富人为不道德的强盗，而他的中国弟子们今天都在说经济学是不讲道德的，看来弟子似乎确实不必不如师。
在央视的质量万里行等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今天的Daniel Drew，他们无须像当年的Drew那么费尽心机，手段还要简单有效：将自来水管直接插入猪、牛或鸡的身体内，直至它们伸直肢体。同样，股市上的搀水股让股民们血本无归，情况比当年的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有红而不分而配股，变相扩容就是给股票注水。如果历史一定是轮回的，所有的“课”都是要补的话，我们是不是也真地要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善待这些新时代的Drew们？
萨缪尔森为我们回放了当年美国铁路发展的历史，其中的土地拨让、官员腐败是不是我们今天的现实？当中国从极端的计划经济模式走出来之后，有多少土地被“拨让”而变成了个人的第一桶金和摇钱树？其中的官商勾结何曾亚于当年的美国？不同而奇怪的是，我们今天有人把这种历史轮回“解释”为计划经济体制有问题，那么，当年美国的体制为何会导致同样的问题？或许，大力推广完全市场经济的人应该首先总结一下这段美国经济史，找出如何让中国避免重蹈覆辙的方法，抑或将这种轮回解释为宿命而非某种经济体制所致。
中国今天同样到处都有说起谎来一脸真诚的Jay Gould，虚假的广告满天飞舞，荒谬夸张不亚于Jay Gould把冰天雪地说成是热带雨林。无处不在的欺骗性宣传和消费陷阱让消费者不断增长着防诈骗本领。同样，Rockefeller所使用的一些贿赂手段今天依然是厂商所惯用的。
Rockefeller从托拉斯解体当中获利的历史，这种悲喜剧是不是也在中国国企解体和消失以及国有上市公司的破产倒闭当中重演着？当这种“解体”和“倒闭”对当代的Rockefeller们具有同样效用的时候，大概倒闭和解体的过程会更加迅速。但是，当萨翁称这种现象“具有讽刺意味”的时候，我们有些经济学人却在为国有资产的私有化进程而欢呼不已，并且要极力促使国企瓦解和私有化的速度加快。民营资本已经将目标锁定在国有资本上，将之当作“最后的大餐”了。
读一读这篇文章，你感觉到中国的今天和美国的昨天是真的有天壤之别还是惊人的历史轮回？中国今天不是也在创造一个镀金时代吗？这个当今的镀金时代和美国历史上的镀金时代具有惊人相同的镀金效果——金子都镀在了Rockefeller们的身上而非镀在平民大众的身上。然而，惊人不同的是美国人民是在反大财团运动浪潮中渡过这段强盗们作为主角的历史的，而中国今天经济学界的主流声音更多的是要保护富人。
萨谬而森感叹美国镀金时代富豪数量的增长速度之快，而我们八十年代里为“万元户”羡慕，而今却谈论的是“百富榜”。
美国当年的急速私有化导致的财富集聚不均，“引起了农民与平民的极大公愤”，这种现象今天有没有也在中国重演着？但是，萨缪尔森给予这些农民和平民的评价是“进步人士”，而我们今天更多听到的是具有明显贬抑的措词“仇富心态”，要求政府不能附和这种仇富心理。何谓“反大财团”？反就是仇，大财团就是富，反大财团也就是仇富。为何美国人民可以“反大财团”而中国人民就仇富不得？要对富人的财产来源问个子丑寅卯的郎咸平教授只能作为主流的对立面在下层民众当中获得支持。莫非这是历史轮回当中我们的历史观和财富观在进步？
【钱皮二论•国企，改革目标和路径】
当今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一直认为厂商竞争对消费者有利，但是，这绝对不是厂商行为的动机。没有不想做大的企业，没有厂商不想在500强榜上有名。厂商竞争的目的是胜出变大，大是相对小而言的，而不是微观经济学所说的竞争导致平均化。“私有”一词本身就是“垄断”的同义词，资本总是要在与其规模相适应的领地之内垄断一切的，如果在自己的领地内不具有绝对权利的人就不算是真正的老板。反垄断法的本质是反对私有化的程度过度发展，也就是说是反对完全私有化，这种精神或许是我们今天应该慎思的，尽管以鼓励私有化的方法和最终限制私有化程度看起来是那样的不相容。或许就像古老的中国阴阳哲学所说的：一切事物都以自己的反面为发展方向。
如果看看美国的反托拉斯法，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如果照搬这些法案的话，今天的厂商几乎没有可以脱罪的。或许有些责难反托拉斯法的人或者大牌律师能够为之找到脱罪的理由，但是，美国早期的反托拉斯法对厂商的指责历来是不容许辩解的，法院从根本上剥夺了辩解的权利。萨缪尔森说“微观经济学政策的目的是在市场上鼓励竞争和防止市场力量滥用”，这个认识说明了市场经济的双刃剑效用，并非今天某些完全市场化人士向民众灌输的那种完美无缺。问题在于，资本的规模一定会取得和这个规模相当的领地的，没有人可以解释说多大的利润是不合理的。抑或这些人是看透了经济学红尘，压根就以至高无上的法官的定论不给垄断同样会具有高效率的论调以声言的权利。熊比特尽管被认为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但其提出的垄断有利理论却只是经济学理论中的只言片语难入主流。
如果我们客观地承认市场和垄断都具有两面性，或许可以促使我们去考虑垄断和市场的界限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西方经济学的终结》认为已经找到了这个界限，那就是需求的两分法。如果按照这个需求两分法，我们可以说在美国那个历史上的镀金时代乃至今天，垄断和市场都犯有站错位置的错误。粮食、水源、燃料、食盐、钢铁等这些必须需求品和关乎全民安全的物资，绝对应该垄断，但不是由私人进行而是由可以代表民众的政府进行垄断。而非必须的个性需求物品，即便是顺应竞争的发展惯性而导致垄断也无须加以干涉，一个厂商垄断一个和民众生存无关紧要的商品领域有何大碍？如果有人执意要、或者已经垄断了喜儿头上的红头绳的经营，随他去好了。
实际上，经济学一直以来并没有解决竞争和垄断之间的关系的理论问题。也就是说，鼓励竞争而对竞争的结果加以限制合理吗？或说以指定途径而限制目标的方法行得通吗？事实上这个问题也不是经济学可以解决的，而是如萨缪尔森所说的是“哲学性”的问题，而钱皮更倾向于将之看成是“政治性”的。
就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则来说，如果承认经济行为者是行为动机一致的理性人的话，我们就知道垄断是竞争行为的目的和追逐的必然结果。没有一个竞争者不是为了击败对手而战的，而战争的结果就是胜者为王。何谓王？胜者为王，王者通吃。王者，统治者也！垄即统，断即治，统治——垄断是也！
至少，在现代企业里实行的管理学理论认为，鼓励竞争而对竞争的结果加以限制是一个胜者不可以为王的游戏规则，或者说是一个不可以有胜者的游戏。在目标和途径两者之间，现代企业当中实行的管理学理论只会指定之一，而不会对两者同时给予限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特定的目标往往可以通过许多途径实现，所谓“条条大路通长安”。而被选择的特定的途径却只能达到一个目标。指定目标的方法通常用于对产品研发部门和具有制度修订权利的部门或者人员，他们的工作是依据目标而对众多途径进行筛选比较，工作原则是“不择手段”。管理学上的“头脑风暴法brain storm”就是要让思维不择手段任意驰骋。
现代质量管理的核心是“标准化”，其中包括工作标准化，也就是严格指定达到目标的途径。正因为如此，现代质量管理理论才认为“质量是设计出来的，而不是制造出来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制造方法也是设计出来而限定的。当出现质量问题的时候，首先是追究有没有违章操作的问题，之后才是追究方法本身的合理性。质量理论的这种逻辑同样和《西方经济学的终结》提出的劳动理论相一致：劳动就是大脑的创造性活动，价值是脑力劳动所赋予产品的，而不是执行指令的体力耗费所制造出来的。
具有途径选择权利的人是要对结果负责的人。而对于下层员工，通常现代管理都将其视为方法的执行者而不是方法的寻找者，执行员工通常只要对有无遵章守纪负责就行，而不对遵章守纪的结果负责，因为管理者只能指定途径和目的之一，那种方法不是执行者选择的。在一个管理组织如企业当中，指定目标决定“干什么”的人是老板，指定达到目标的途径说“怎么干”的人是职业管理者，而只需要按照指定方法工作的人是下层员工。
为何企业要选用这种途径标准化的工作原则？只是为了有效的控制和确保达到目标。如果一个方法产生的结果不具有确定性和唯一性，就不会被管理者采用，因为这意味着“失控”——失去了对管理费用和结果的控制。或许，这种管理学只指定途径和目标中其一的管理原则可以有助于我们思考鼓励竞争同时反对垄断结果的思维方式的合理性。但是，这种“合理性”恐怕充其量只能限于经济学领域，而解决的途径却只能是依靠从来“不讲合理性”的政治手段。其实，作为政治学的宏观经济学和作为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之间不具有同一的“合理性”可以一起讨论。
民调威望最高的郎咸平教授面对指责声明他不反对改革。而位居第二的吴敬琏教授却语惊四座，说要警惕富人和穷人结成反对改革的统一战线。其实可以说，从来都没有人反对改革，分歧只是在反对这样的改革或者那样的改革，也就是在路径选择上。为何会在路径上产生分歧？因为所有的路径都是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而被选择的。郎咸平说他要变更改革的路径，也就是认识到如上所说路径决定目的；而有人就是要指定改革的路径，把“改革”之名硬附在特定的路径之上，同样是他们要通过这种指定路径的方法达到他们所需要的目标，而这个目标很可能并不是大众所期盼的目标，否则就不会遭到大众的反对。
从路径和目标的关系考虑，国企和私企的目标原本并不相同，即便是都以达成目标而不择手段的原则考虑问题，也不可能得到大家一定要采用相同的路径的结论。因此，也就是说，结论是不要把私企经营的方法照搬到国企来，不要用同样的指标考核具有不同存在价值或目标的两种企业。否定国家干预存在和国有生产组织存在的合理性，就意味着从根本上否定公共领域的存在和政府存在的意义。
不同的人群在改革的路径问题上会发生分歧，这一现象再一次充分说明，价值是价值判断的定量结果，事物的价值是因人而异的，或说事物本事不具有客观存在的好处和坏处。每一个人的好和坏的价值判断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进行的，也就是说，价值关系不是客观的事物和客观的人之间的物质关系。每个人追求的好处都是对自己而言的，而并不是对所有人有益。主观价值论原本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面旗帜，但是信奉西方经济学的人士都把改革默认为完全市场化，默认为私有化，这就等于默认了一件事物具有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客观的价值存在，这就和其自称的主观价值论自相矛盾了。如果坚持主观价值论，认识到价值判断的因人而异特点，就不可能再回避一项宏观经济政策的公平性问题。因为回避公平性，就失去了价值判断，路径的选择就失去了目标依据，行为也就失去了动机。
经济学家都常常把“经国济民”挂在嘴上，但是西方经济学却回避公平和道德这些问题，有人甚至愤怒地说不能让公众来评价经济学家的水平。这就等于是规定了研究的方法又同时要取得指定的研究结果，是预设了方法和结果之间的逻辑关系。这种回避公平和效率关系的做法能够取得经国济民的结论吗？恐怕只有如看破经济学红尘的萨翁所说的“这里绝对没有答案”。萨翁给出“绝对没有答案”这份最终研究报告，事实上也很好地诠释了西方经济学的无用性和走向终结的宿命吗？
或许，“轮回”的说法仅仅是站在时间轴的前端向后俯瞰历史，如果“轮回”的说法成立，那么将视角转换到时间轴的侧面，或许我们更应该用“螺旋式发展”的哲学观评价历史。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和当年不同的事实：美国克莱顿反托拉斯法规定任何一家公司不可以获取另一家公司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以免减少竞争而导致垄断出现，而今以“资产重组”为名的兼并行为却是企业做大做强的主要手法，现在的新名词叫“资本运作”。如上文所述，萨翁也不得不对现实妥协，说今天和历史“已有天壤之别”。
其实，“大的就是坏的”这种逻辑从来都没有在经济现实当中得到实现过。今天，500强、富豪榜的风光无限也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那么，当中国重复美国当年的镀金时代的时候，会不会刻意遗漏或者重演美国反托拉斯的历史？看来，大的是好还是坏的问题，恐怕也只有交给政治家们来解决了。
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政治家解决问题的出发点一定是“公平”，因为历史的政治规则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当经济学家声称不考虑公平的时候，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有多少会被政治家所采纳就可想而知了。反过来，当不讲公平和道德的西方经济学成为显学，声称不讲公平的西方经济学家们成为政府的座上客的时候，采信这些人的建议的政治家们是不是真正的政治家，甘愿作为经济学家思想奴隶的政治家又能执政多久也是可想而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