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年龄最大的文化老人，张中行先生远去了，享年98岁。

2月26日近中午，当我无意中在网上得知这个消息时，几乎不敢相信。仔细看了一下时间，老人已然辞世两日了。在悲恸的同时，心里顿时充满了负疚和悔恨。今年春节，我原本计划去家中看望老人的，但我想，老人已经久病在床，谈吐费力，就不要去打扰他了吧。然而，今天才知道，那时候张先生已经躺在了305医院的病床上。

中午时分，我在张先生的遗像前磕了四个响头。

在很多人眼中，张中行先生是一代国学大师、文学家、教育家、哲学家，这一切都不为过。他著作等身，他随手写下的《负暄琐话》、《顺生论》、《流年碎影》成为20世纪末最耀眼的文化图书。通过这些书籍，人们才知道，在繁华纷乱的都市中，居然还有一位掩着柴门、自甘寂寞、却又洞悉潮流的六朝人物。

他的外表与他的学问极其不相称，初次见到他的人，一定会认为这不过是一位看门的老大爷。的确，他夏天有时在家穿一件半旧的跨栏背心，和大杂院里乘凉的老头没什么区别。

我一直这么认为，对我人生观起到重大影响的是两位德操高尚的老先生。第一位是生理学家、京剧大师刘曾复先生。刘老待人谦逊，处世谨遵“忍”、“等”二字。处处予人帮助，却又不让人家觉得他是在刻意相帮。我在文化艺术界建立的一切师友关系，都是刘老的牵线搭桥。牵线搭桥的方式很简单——“帮我给人送趟东西”——只有我明白这句话的“潜台词”——“其实就是让你认识一下他”。于是，我就这么认识了对我一生中影响最大的第二位老先生——张中行。

在刘老身边久了，我对事情的很多看法及做法，都是潜移默化地“熏”出来的，也可以说是无意中地模仿。但对于张中行先生，我认为老人是一位思想家，而我则是永远的听众，在聆听中受教。

张中行先生为人十分谦虚，但他又从来不会客套。写文章的人总习惯先客气两句，说些个“余生也晚”之类的客套话。他可能是当代中国唯一敢在文章开头就写出“余生不晚”的人。是的，他1909年出生在香河一农家，经历了清末、民国、洪宪、日伪、国民党、共产党的六朝沧桑，当然有资格这么说，并不是刻意自夸。

张中行先生的谦虚是真谦虚，而不是那种骨子里傲慢而外表装出来的假客气。他总说：“人贵有自知之明。”有一次，有人送了他一些陈年老纸，很是名贵，让他用来写毛笔字。他对我说：“那纸太厚了，都有铜钱般厚。我的笔力不够，只有启（功）先生的笔力才够，我后来全送给了启先生。”

张中行先生待人可以说真诚到了极点，问他些什么，他总是认认真真地回答，绝不会因为提问者的年龄、身份而加以区别，或是说些欺人之谈。

曾有人评论说：“张中行的随笔，既有知堂的学识、品位，但精神的深层呢，有很深的平民意识。”确实如此，张中行先生一生，无论为人还是作文，都一直没离开过平民思想。

在他卧病在床时，曾有访者问：“你躺在病床上想的最多的是什么？”他回答：“不想什么了。整天躺在床上，躺着半睡半醒的想什么，不想。我现在只能说是还活着。我是一个平民百姓，小民何求，就是活着。活着不易。”

“那么你怕死吗？你怎么看待生死的？”“怕死。至于说我自己怎么看待生死，我想怎么看都没有用，只能任其自然，生就生了，到了相当的时候死就死了，完全任其自然。我不能决定。”

“在你一生中你最不能原谅的人和事是什么？”“借助运动来整别人的人不能原谅，损人利己的人不能原谅，无情无义的人不能原谅。”

张中行先生的平民意识，还体现在“露怯”方面。当时，社会广泛流传着几件张中行先生的趣事：一则是说有人送他一瓶“人头马”，可他只认“二锅头”。后来看报纸得知“人头马”一瓶价值1800元，想喝了吧，但又一想到喝一两就相当于喝掉了180块钱，实在下不了口；送人吧，又怕背上巴结他人之嫌；卖了吧，拿晚辈的人情换钱，怕日后见面不好交待。这竟然成了老人的一件烦恼事。另一则情况差不多，是说他放着人家中秋节送来的高级月饼不理，只吃“自来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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