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说法让很多人失望：与个人讲座不同，黄的身份是“从容就业，激情创业——商界传媒2006中国企业家高校巡讲”的嘉宾。一个企业家在各大高校举着“从容就业，激情创业”的牌子四处招摇，但是他的企业对于大学生就业难题却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和上个世纪末的洪水中中国企业捐款数额微不足道一样，在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下，中国的企业纷纷压低职工工资（很多外资企业也效尤），而且宁愿加大在职人员的工作量也不愿雇用人才。没有一家企业愿意把帮助大学生就业作为一项责任，很多企业家庆幸自己处于一个人才供应充足的时代——中国的人口红利没有实现，但是白发时代无情奔来：没有人愿意关注这个问题。
据我所知，很多国际上有名的大企业比如松下，都把培养人才当成自己的责任。哪怕培养的人才不会留在自己企业，他们也心甘情愿。他们甚至认为帮助有就业能力的人就业是一个企业公民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国内的企业很少有这样的意识。我们经常听到华为的兄弟累死了，百度的员工被黑了……——他们认为人才就是市场上的交易产品，按照价值分配定律实行有偿劳动已经承担了社会责任。
比如我曾经听一个企业家在一个正式场合大讲特讲：我交了多少税，我养活了多少工人；没有我，他们全要下岗失业。对于这样的话，我没有办法去辩驳，我也不愿意像过去有些人那样指出他们从工人身上剥削的更多。我只是感觉到寒冷和无奈：企业家难道不能更高尚一点？我不认为有钱人进入天堂比骆驼穿过针孔还难，但是我觉得企业家一旦在经济上有能力帮助别人就要去做，这应该是人的一种责任，这也应该是企业的一种责任。帮助别人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可是事实上不是如此：我的钱凭什么要给别人呢？凭什么拿我的钱帮助别人呢？我不是救世主——这样的声音比比皆是，这样的声音在国内是主流。
我也知道，国内的企业发展空间不是很好。红色后代掌控着国家的主体资源，创业有着诸多的限制（现在很多依旧没有打破），比如官员的腐败盘剥，资本市场的大门紧闭，工商税务的不依不饶……很多企业家钱赚的非常艰难，有个企业家甚至说：“自己挣了钱，却付出了做人的贞操。”在中国的环境下，企业家运作企业确实举步维艰。我也知道中国企业家普遍缺乏平和的心态，他们有着强者的梦想与痴醉。比如黄鸣年龄不大，但是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他们这些企业家付出了太多。
我还知道，很多企业家鉴于对中国发展的不自信，纷纷选择移民美国加拿大或者新加坡等等。他们在国外有自己的别墅，有自己从国内获得的大笔的款子。与他们相比，国内的企业家或者更值得尊重。毕竟他们选择了与这个崛起中的国家共进退。
可是，这是他们放弃一个企业家社会责任的理由么？当千千万万的大学生奔波忙碌为了工作的时候，当社会情绪也在一点一点的积累的时候，作为企业家难道不应该做点事情？或者，我的质问本身就是在责难他们？！
与当前微小利益相比，承担社会责任能够让企业赢得更高的尊重，这里面的典型例子就是福特。一战前，美国劳工处于极不稳定的年代，工人的困苦日益增加而失业率很高。技术工人的每小时工资可能低至15美分。福特公司在这种背景中却于1913年末宣布它保证付给其每一个职工5美元一天的工资——是当时标准的2到3倍。詹姆斯·卡鲁斯（James Couzens）是当时公司的总经理，他认为，由于当时工人的痛苦很大，只有采取重大而明显的行动才能取得效果，并说服了亨利·福特。卡鲁斯还期望，福特公司付给每个工人的工资虽然增加到3倍，但其实际的人力成本却会降下来——而事态的发展不久就证明他是正确的。在此以前，福特汽车公司职工的离职率很高，以致在1912年为了保持1万个工人，必须雇用6万个工人。在实行新工资以后，离职率几乎趋于零。它所节约下来的金额是如此之大，以致在以后几年中，虽然所有的材料成本都急剧上升，福特公司还是能以较低的价格制销T型汽车并获得更多利润，从而占据了市场统治地位。福特公司的这一行动还改造了美国的工业社会。它使得美国工人基本上成为中产阶级。
美国人民不会忘记福特，因为这家公司帮助美国人民提高了整个民族的福祗。
同样，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正视并解决了一项社会问题。该公司在大萧条年代是一个很小的公司，并不引人注意。但它制订了一项政策：向职工提供职业保障，并付给固定的薪水而不是按小时计工资，其行动如同福特公司上述行动一样勇敢而富有创新精神。IBM的行动也是针对当时的一个主要社会问题，即美国工人由于衰退而引起的恐惧、不安全感和尊严的丧失，把它转化为企业的机会。IBM迅速发展的人力潜力，以及10年以后向全新的电子计算机技术进军的人力潜力，首先是由于这一行动才产生的。
在中国喧嚣的各个论坛或者颁奖典礼上，我们的企业家经常把福特把IBM放在嘴边，我们企业家总是对企业公民对人本管理高谈阔论。但是和近一百年前的福特相比，和八九十年前的IBM相比，我替他们脸红（声名：我已经替黄总脸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