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朔天运河来看发展与环保的辩证关系
范海辛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虽然早就被一些精英人士宣布破产了、被一些与时俱进的戴表人士宣布过时了，却仍旧在我们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顽强地起着作用。最令笔者感受到辩证法作用的，莫过于朔天运河引起的发展与环保间的关系。
鱼与熊掌皆我所爱，但如果没有辩证法，二者就不可兼得。发展与环保就象鱼与熊掌，那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怎样的呢？是否遵循了辩证法就能做到二者兼得？
发展与环保之间具有典型的对立统一关系。首先，任何发展都会对环境产生影响、任何环保（措施）也会对发展带来影响，这是二者对立的一面。二者的统一性有两层意思，第一层的意思是，双方都以对方为自己存在的前提——没有环保，发展会无法持续；没有发展，贫穷的青山绿水也会失去意义。第二层的意思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二者会互相促进、互相转化——经济发展使社会富裕，可以拿出更多的钱用于环保；优越的环境又能吸引更多的投资和更好的项目。
在发展与环保问题上较易出现的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倾向有以下两种：
一种是只要发展、不要环境，这种反科学的发展观在当下错误明显、声名狼藉，除了在欠发达地区的官僚中，基本上无话语权。
另一种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倾向在网上和知识分子中有一定市场，也较能迷惑人，因而具有话语优势甚至是话语霸权。这种观点表面上是要鱼与熊掌兼得——发展与环保都要，但实际上是环境至上，不要发展。他们认为，发展不能影响环境，因此我们只能发展那些能源消耗低、环境影响小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项目，不能发展以重化工为主的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中的采矿业。
这些人不知道现代化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对于一个处于农业社会的国家而言，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经济层面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工业化又不能离开重化工化。不能设想，中国的工业化只有电子轻纺和食品加工而无重型设备制造和化工、军工业；同时，工业化必然伴随城市化，导致民生对能源、交通和通讯这些基础设施的需求。而在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在环境上付出代价。既不影响环境、又不出力流汗、甚至没有吵闹纷争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发展微软这样的高新技术项目当然是最好的，只是你有这么多人才和资金吗？一切发展只能立足现有的基础，在技术与资金都是稀缺资源的情况下起步发展，发展与环境间的矛盾与张力会格外突出。
从各国实现现代化的路程来看，现代化与环境有着如下的关系——前现代化：干净而贫穷；现代化中：肮脏而开始有钱；后现代化：干净而富裕。现在的问题只能是，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如何能使肮脏的程度减轻并加快致富的进程，而不是如何跳过这一过程。
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上述想法的错误在于，只承认发展与环境的统一性而否认其对立性，或说是没有看到二者之间对立的无条件性。辩证法与诡辩的区别在于（讲不讲）条件。辩证法认为，对立统一的事物内部，统一性在相互促进、相互转化方面是有条件的，对立性则是无条件的（统一性中互以对方为自己存在前提也是无条件的）。发展而带来环境的破坏（影响），这是无条件的，并非是操作者的失误。我们所能作的不过是尽量降低破坏（影响）的程度，使发展可以永续。另一方面则是创造条件，尽量发挥统一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先污染，后治理”是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也是发展本身的无奈。在这种实然状态中含有逻辑的必然性，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污染有理。这里说的污染有两种，一种是广义的，一种是狭义的。譬如，这里的河流原来的水质是二级，由于我的项目排污，使水质略有下降，但还是在二级标准内。笔者所说的“先污染，后治理”指的是这种轻微的、不危及人民生命健康和财产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污染。这就是广义的污染，指其程度轻微。而狭义的污染是指超过国家排污标准的污染。这种污染必须禁绝，因为它会严重破坏当地环境，危害人民生命和健康，使发展无法持续。譬如西北某地的铅冶炼厂，由于排放含铅废气废渣致使当地居民铅中毒，对于这样的项目就必须禁绝。
朔天运河与环保之间，也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由于不谙辩证法，一些人认为朔天运河是对中国最后一块圣土的破坏，因而是不能容忍的。这些人的错误在于，不是从事实出发、而是从良好的意图和感情出发，片面夸大朔天工程与环境之间的对立，而对二者的统一性则忽视不见。
朔天运河的修建，不可避免会对青藏高原的生态和环境产生负面效应。譬如在西藏南面的雅鲁藏布江朔玛滩筑坝壅塞河道，使水位升至
但是朔天运河与环境间的矛盾也有被夸大之处。朔天运河会使青藏高原水面面积增大，从而使高原空气的湿度和温度相应发生一些变化。有人以蝴蝶效应为借口，片面夸大这一影响，虚构调水与环境的矛盾（详见拙文《蝴蝶效应与莫须有的罪名》）。对于因水体增加而引发水体周围区域的气候变化，人类已有这方面的经验，并且可以肯定，变化虽有，影响有限，而且影响效果也是有利有弊、利弊参半。那种担心因青藏高原的第三极位置而将这种影响放大进而引发全国乃至全球的灾难，只是无知产生的担忧。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理性，举证责任应在发对派，不能责任倒置。设若，某人断言，月亮上有妖怪，中国发射登月飞船会给地球带来灭顶之灾，难道要由中国排除了这个可能才能搞登月工程？
朔天运河对环境的促进作用要远远大于它的负面作用。每年2000亿立米的淡水进入干旱的中国西北和华北地区，将会极大改善约占国土2/3面积的这些区域的生态环境。进入华北内蒙的藏水，首先会抑制国境内的沙尘暴策源地，修复那里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减少生态难民。西入新疆塔里木盆地的藏水，虽说无法使之变为江南，但能形成沙漠中的绿洲，以充分利用当地的阳光和土地资源，发展林业、畜牧养殖业和种植业。这方面，中东地区的海湾国家已经有了许多成功经验。不要小瞧沙漠绿洲中的林草和农作物，这些植物在水的作用下能够进行生物固碳——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这是朔天工程在环境上对全人类作出的贡献。因此，朔天工程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项生态工程。
除了愤青之外的成年人都知道，世间万事皆有利弊，我们所要权衡考量的只能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撇开朔天在经济、军事上的利弊不谈，仅从环境的角度来考量，朔天也是利大于弊的。因此，朔天工程是一项兼顾了发展和环保的好项目，做到了鱼与熊掌的兼得。
比较朔天与三峡、小浪底及南水北调这几项较大的水利工程，我们发现，在发展与环保之兼得上，朔天是最好的。特别是与同为调水工程的南水北调比较，朔天的优越性几乎无法掩盖，也许只有在长江发大水时，南水北调工程才能显示其合理性。
朔天工程的必要性表面上是由于中国西北和华北地区的缺水，其深层原因则是人口与环境的矛盾。我国现有人口是13－14亿，而且其中的70％（约9亿）生活在农村。现在农民城市化的要求非常迫切，如果要满足这一要求，现有的淡水和土地资源会更加紧张。这还仅仅是现在的人口水平，估计到本世纪30年代，中国人口在达16－17亿时，才会停止增长。要满足那时占总人口70％的城市人口的需求，现有的淡水资源是绝对不够的。
当一个对立统一体内部的对立性达到极至时，这个统一体就会解体。譬如在发展与环境的对立中，如果中国因人口的增加而而致环境资源无法承受时，发展与环境间的统一性就会消失，灾难于是降临——或者是人类对环境的“竭泽而渔”使环境恶化引发生态灾难导致社会崩溃；或者是社会内部因争夺有限的资源而致社会动乱引发人祸致使社会瓦解。陆四之后，有一本政治幻想小说《黄祸》就是描写中华民族崩溃的，书中作者预设的基本矛盾就是庞大的人口与有限的资源，而引发中华民族整体崩溃的则是核弹对环境的毁灭。如果不是老邓九二年的南巡讲话及时扭转了航向，《黄祸》一书描写的场景很可能会出现。
市场体制的建立虽然使我们免除了《黄祸》一书预示的险境，但是人均自然资源的贫乏仍是无法解决的矛盾。如果没有朔天运河使淡水总量增加，估计在人口高峰来临的本世纪20－30年代，我国将无力满足农民的城市化需求。为了确保政权的稳定，预计以政治高压维持的城乡二元化体制将不会松动，除了继续强化“暂住证”和重新建立强制遣送制度外，“新农村”建设将是把农民束缚于农村的妙计。在这种“新农村”里，“生产基本靠手，点灯基本靠油，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治安基本靠狗，致富基本靠偷”。极端情况下，为了维持东部沿海大城市的表面繁荣、维护国家盛世和谐的形象，不排除以最严厉的物理技术手段来控制盲流——或是在有外国人出没的大城市周围建立如以色列那样的隔离墙，或是干脆对有可能逃离“新农村”的所有盲流在皮肤下植入身份识别芯片，一旦这些盲流潜入城市，我伟大的城管战士用仪器对其一照，即能使其原形毕露。
毫无疑问，这一步将是中华民族的穷途末路，也是发展与环境在中国这个特定时空中对立统一关系破裂后的图景。而朔天运河是能够避免这一图景出现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充分条件中的一个，所以我们说“西藏之水救中国”
2006－11－7 于多伦路文化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