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要走出“兴利易除弊难”困局

    ———参加“转型国家经济发展国际论坛”的专家热议“中国改革模式”

本报记者 王 淼

上世纪80年代末，很多西方著名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采取的渐进式改革由于没有完备的理论指引，也没有预先设计的蓝图，将注定导致失败。然而，中国经济持续20几年的高速增长却在事实上证明，中国的改革路径较之于前苏东国家采用的“休克疗法”更加可取。10月30日~31日，在国家行政学院主办的“转型国家经济发展国际论坛”上，来自国内外的80多位专家学者再次对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经验进行了探讨。有专家表示，尽管中国经济在过去20几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由于一些深层次矛盾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

“微观先行”是更符合实际的改革顺序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对前苏东国家采用的“休克疗法”和我国的改革路径进行了详细分析。他认为，世界银行所倡导的“休克疗法”是一种“宏观先行”的战略，这种方法也许更适合于非苏联模式的经济，市场在这些经济中已经被或多或少地接纳，结构失衡不像苏联的经济那样严重。他打比方说，像是“不宽的浅沟，可以一次越过”。但在苏联模式的经济中，鸿沟又深又宽，准备不充分的一次跳跃的必然结果就是跌入沟中。因此，先填沟使其变窄然后再进行跳跃是合适的。在对“休克疗法”进行分析后，林毅夫指出，如果像俄罗斯一样在国有企业重组之前进行私有化，国家为了避免企业倒闭以及由此而来的大量失业，不得继续给予企业各种明的或者暗的补贴。一方面，私有化并不能像人们所期望的硬化预算约束，而另一方面，新出现的私有企业会向国家索求各种租。他认为，苏东国家乃至于“休克疗法”经验来源的拉美国家，稳定化政策都未能很快生效，进一步的改革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由此就可能产生政治的不稳定。因此，转型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在于确定改革的顺序，即确定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并且集中资源于放松具有约束的条件，从而提高经济绩效，进而提高物质福利和生活水平。

林毅夫认为，中国的“微观先行”的转型方法有以下几方面可供借鉴：一是政府可以采取措施，通过赋予部分管理自主权和实和行利润分成来提高微观单位的积极性，使得生产在更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的位置进行。政府应该在这个阶段鼓励地方和私有部门在制度创新上的首创精神。二是政府可以引入双轨价格和资源配置体系，在保持国有企业正常生产的同时，使得越来越多的资源通过微观单位配置到先前受到压制的、生产效率更高的部门。三是商品主要通过市场一轨进行配置时，政府可以实行价格自由化。四是在上述过程中，政府需要逐步引入和强化必要的市场制度。林毅夫指出，现阶段，由于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尤其是利率政策的改革，滞后于微观管理体制和资源分配机制的改革，经济体系内部的制度安排出现了不一致。制度不相容导致转型过程伴随着寻租泛滥，投资过热以及通货膨胀。为缓解这些问题，政府常常会返求于传统的行政手段，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制度的倒退。因此，目前中国已到了迫切需要解决宏观政策环境问题的阶段。

两极锁定中间搞活的鸟笼结构

国家经济学院经济学部张孝德教授提出了对中国模式的一种新解释。他认为中国不仅走了一条独特的改革之路，而且建立一个独特的改革结构。他把这一结构称为“两极锁定，中间搞活的鸟笼结构”。两极锁定是指改革的上限是中国的改革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下限则是由农村承包责任制所奠定的。如果改革一旦突破上限，中国改革的方向，就会沿着从否定社会主义开始陷入政府体制重建、重组政府、移栽式改革的陷阱。他认为，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四个坚持，不仅仅是出于纯意识形态的需求提出的，而是包含了这样一个内在逻辑：四个坚持———对百年历史选择的肯定———对中华民族主体性的肯定———对执政党政府权威和能力的肯定———对现有社会秩序的肯定———才能对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的社会资源进行利用。

如果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存着另一个逻辑：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对百年历史选择的否定———引发民族纠纷和社会动乱———对执政党政府权威和能力的否定———引发重组政党和重组政府———突破改革的边界———陷入政治秩序与经济秩序的重建中———百年积累形成的社会资源、制度资源和物质资源被颠覆性地摧毁。

而农村承包责任制这个改革的下限则为中国的8亿农民提供了一个起码满足生存需要的物质基础。在中国改革的进程中，不论是农民从农村流向城市，还是从城市再返回农村，由于有一块土地的存在，就会给农民提供起码的生存条件，不会因为在城市找不到工作而流浪街头。

在界定边界，廓清改革空间的前提下，启动了政府与企业间的互动改革，由此形成了稳定两端，中间搞活的鸟笼结构。首先以意识形态和改革方针确定为支点启动高端改革，廓清了改革的观念障碍、明确了改革的方向。其次，选择了最需要改革群体为改革主体的同时，也找到了改革最大内在动力所在，由此使农村改革成为中国改革成本最低，收益最大的改革。

张孝德认为，中国改革模式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那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鸟笼中的鸟不断长大时，就有一个改革模式的重建问题。这个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显现，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80年代形成的模式框架，已经成为严重约束中国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障碍。而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上世纪80年代界定的改革开放空间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一是在利用强政府组织资源的过程中，面临“政府悖论”的难题。有权威的政府既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必须条件，同时也是市场经济发育的威胁和障碍。在改革实际中，由于政府行政受到对自身利益的保护，政府很难在该需要退的时候退出。特别是在政治改革滞后的情况下，制度悖论往往成为滋生腐败、官商结合形成垄断集团利益的原因，这种情况越是在改革的后期越明显。二是改革后期，会遇到动力缺乏、自我锁定的困境，特别是对既得利益的保护，形成对改革后期攻坚的障碍。三是在土地联产承包制基础上建立的下限边界，无法承担保障农民利益，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以及抗风险的功能。加之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的新约束和新边界，中国的改革模式处于新模式再造的转型期。

模式有待继续完善

国家经济学院经济学部张占斌教授认为，中国渐进式经济的转型成功依靠的是自己的开创性探索，其核心经验就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但这个模式只是对过去实践的总结，且还处在磨合期，还需要有效率的维护。

谈到如何完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张占斌认为，从战略高度考虑，在经济、社会、政治领域各有一个重大问题需要高度关注。经济上的问题是城乡统筹，社会上的问题是社会公平，政治上的问题是政府改革。

《学习时报》总编辑周为民认为，没有真正建立要素市场，要素市场与商品市场之间出现了阻隔，是现在出现各种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说，要素市场不能真正建立起来，也使进一步改革出现困难，一方面已经形成的特定利益集团，对于真正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意愿不强；另一方面，由于一些改革直接损害了民众利益，有人就把不满的矛头指向了市场化本身。他引用梁启超的话说：“兴利易而除弊难”。改革就是兴利除弊。上世纪80年代，主要处于兴利阶段，到90年代中期后，改革的重点是除弊。相对于上世纪80年代，改革攻坚阶段的重点是除弊，而这一时期改革动力却出现了衰减。因此，在这一阶段必须坚定推进要素市场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韩康在演讲中指出，对于转型经济还有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他列举了一系列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的重点课题如：1.怎样认定转型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2.转型国家的体制目标到底是什么？3.在体制转型中，政府的作用如何发挥？4.怎样解决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的贫富差距拉大现象？

与会专家还就其他转型国家的经验进行了介绍和讨论。(原出处:中国改革报 2006-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