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对既得利益体有利的政策则容易出台，也能得到坚决执行；凡是对他们不利的政策则出台艰难，出台了也难以真正贯彻实施。
“济富论”揭示“赢者通吃”逻辑
文/ 陈建光
近日，一项据说是为了解决中低收入住房的“公积金”却被世界银行和《中国青年报》指责为“劫贫济富”；同时，对农民实行优惠利率的小额贷款也被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指出，普通农民很难得到，得到的往往是有门路的人。
为什么明明一项利国利民的政策，一旦付诸实施，往往受益的并非是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反而恰恰是占住有利地位的既得利益体呢？这一现象揭示出中国改革的困境：赢者通吃使穷者愈穷，富者愈富。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赢者通吃”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一是改革的程序一直是自上而下，不尊重民间的智慧，民间的疾苦和呼声难以反映，从而使改革一开始就很有可能脱离了真正的轨道。
以小额贷款为例，曾经因为所谓“非法集资”被抓的大午集团董事长孙大午，就在《中国商业评论》上撰文指出，尤努斯因设计出“穷人银行”的小额贷款，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与其说是由于其贡献突出，还不如说是其幸运出生在孟加拉国。
同样在中国实施小额贷款的茅于轼，一直都承载着尴尬的身份，而以农业起家，向农民筹集资金的孙大午却因此遭遇牢狱之灾。
面对目前大张旗鼓的扶贫，孙大午更旗帜鲜明的指出，民间从不缺乏经济智慧，缺乏的是对农民的宽容；农民不需要扶贫，需要的是松绑，放开搞活。
为什么中国官方的小额贷款一直没有利用好，为什么只有有门路的人才能得到贷款？孙大午的看法是，官方的贷款着眼的不是看农民怎么做事，而是只盯着能否收回贷款，盯着贷款的安全性，至于贷款的利用效果，对农民的服务都不在乎，无法像尤努斯的“穷人银行”那样，真正扶助农民干实业，实现造血功能。
二是改革的决策者是所谓的精英人士，他们一方面受自身的利益局限，不可能真正全心全意的为弱势群体服务；另外，任何精英也不可能真正懂得弱势群体的需要，不可能做出完全符合弱势群体的决策来。
以公积金为例，本意是好的。表面上看，这一政策让企业单位承担了一部分个人购买住房的成本，解决弱势群体的购房资金来源。但事实上真正有财力支付公积金的企业单位恰恰并非弱势群体。
比如大多数私营企业就很少有购买公积金的，即使那些待遇比较好的外企和私企都如此，而这一部分企业很少有政府部门监督。另外，由于他们的私营和外资性质，即使他们愿意支付公积金，无疑也是作为工资的一部分，羊毛出在羊身上，不过是玩艺出数字游戏而已。而很多效益差的国有企业，连工资都发不出，哪还有多少钱去支付额外的公积金呢？即使能帮你支付公积金，由于公积金是按工资百分比来算的，公积金也少得可怜。
恰恰是那些垄断国企、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由于他们的工资待遇比较高，又花的是国家的钱不心疼，所以如此计算的公积金却相对很高。
这就是为什么世界银行的报告说，真正用得上公积金的往往是那些工资待遇比较高的垄断国企、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员工。而对于真正贫困的失业人员、私营企业的人员和大量效益差的国企员工，要么没有公积金，只能靠自己的工资买房；要么公积金很少，而由于待遇低，有可能连首付都付不起，更谈不上将公积金取出来购买住房，而这部分资金却资助了用得上公积金待遇的强势群体，这就是“劫富济贫”的由来。
三是执行者都是权利垄断者，对扶助弱势群体既缺乏积极性，也缺乏足够的监督措施，而且还存在着天然的利益扭曲机制，将政策扭曲变形。
现在，由于大量的权利为政府所垄断，而政府官员就成为分配社会财富的直接掌控者。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政府官员不贪污尚且很难，如果只是出于自利的目的，将政策微调就已经成为家常便饭。
比如同样出于解决弱势群体住房问题的经济适用房政策，一旦到了操作层面，却成为房地产商寻租，官员廉价贱卖土地，关系户廉价购买高质量住宅的把戏。于是就出现了100多平米的高尚经济适用房，也出现了一家人购买几套经济适用房，而真正的弱势群体却由于价格太高，面积太大，或没有关系的缘故，购买不到经济适用房。
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曾撰文总结出新“两个凡是”，现在凡是对既得利益体有利的政策则容易出台，也能得到坚决执行；凡是对他们不利的政策则出台艰难，出台了也难以真正贯彻实施。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反垄断法案讨论至今，本应作为核心内容和最大垄断行为的“行政垄断”却传出有可能排除在垄断法外。而一旦涉及到公务员加工资，却往往雷厉风行。
四是改革的官僚主义严重，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更多的流于形式和表面，缺乏深入的探究和理解。
目前很多改革政策完全出自强势群体或官方的一厢情愿，不太考虑弱势群体的真正想法，不能真正深入弱势群体了解民间疾苦。
比如开展慈善活动，现在很多慈善基金会，由于是官方设立的，或有官方背景，反而流露出严重的官本位思维，管理散漫，人员臃肿，管理费用要消耗掉大部分基金，财务不透明等，导致公信力不高，难以筹集到善款。去年曾被审计部点明批评的中国福利彩票中心，挪用彩票利润和印刷收益，为员工发放福利就是鲜明的例子。
而那些真正来自民间热心人士的慈善基金，由于没有公开合法的地位，筹款活动受到很大限制。这是中国慈善捐款为何如此之低，而很多名人宁愿捐款给国外基金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