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5日这一期的《南方周末》，国际时事相比之下更加引人瞩目。《他信：“首富总理”沉浮录》、《小泉时代：日本经济无为而治？》以及《拉丁美洲向左转》三篇重头文章，详尽地披露了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相关国家元首的执政经历和理念，他们要么是我们的近邻，要么是从另一个阵营向我们的社会主义靠拢，因而不能不引发我们的思索，让我们产生联想。
泰国看守总理他信由于在政变中突然下台而一夜成名。全球上百个国家的领袖人物不计其数，他信只是其中之一，加之又是泰国这样的小国，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许多人在此之前对他一无所知。然而在泰国政变的第二天，他信和曾经属于他的国家，被全球各类媒体密切关注，与政变相关的新闻成为电视新闻节目或报纸的头条。他信也在一瞬间进入全球许多人的视野。人们突然很想了解，这个一国总理，何以会在一夜之间丧失领导权？泰国军方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政变？这个总理的执政经历究竟如何？此事给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带来了哪些教训？种种疑问，需要破解。在这种情况下，本期南周的头版和二版如此显要的位置发表《他信：“首富总理”沉浮录》可谓恰逢其时。
《他信：“首富总理”沉浮录》的引题是“一场错综复杂的权力与政治游戏如何上演”。“游戏”二字颇值玩味。偌大一个国家的元首，上任及连任时需要经过一轮又一轮的竞选，而被宣布解除职务的时候，其本人还在国外代表本国政府出席国际会议，没有经过任何正规的罢免程序，谁能说这不是“游戏”？！另一方面，这样的“游戏”发生在一国总理身上，发生在自泰国实行君主立宪以来惟一一位做完4年任期并成功连任的总理身上，难免让人觉得政治实在是太脆弱、太不可靠了，就是把它比做细沙垒成的城堡、肥皂水吹出的泡沫也毫不过分。昨天的他信可能还踌躇满志地指点江山，今天的他信就可能只有灰头土脸大摇其头的份儿了。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翻船只是弹指之间的事。
本期南周头版为他信配发的图片让人印象深刻。画面中，他信身着深色西装、白色衬衫，鲜艳的红色领带与高扬的右手、自然的微笑，突显了这位年轻领导人的意气风发。在他的脚下，是由百元美钞堆叠而成的“金山”，而在山脚下，火光正红。不难想见，“金山”越高，火势就会越旺；“金山”顶上的他信站得越高，摔得就会越惨。从文中可以看出，他信在上台伊始，最主要的政治战略就是“亲民”。出租司机评价他“是惟一走进贫民窟跟我们见面的总理”就是最有力的一个例证。然而，作为《财富》杂志评出的世界500位富豪中惟一（呵呵，又是惟一）的泰国人，他信有过用金钱“捐了”正义力量党中央委员职位的经历，有过拥有泰国全部3颗卫星并垄断泰国电信、电视、互联网甚至军方通讯的经历，有过建立泰爱泰党3年就在大选中大获全胜的经历，有过帮助泰国还清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欠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73亿美元巨额债务的经历，这让他笃信“执掌政府和管理企业极为相似”的理论，变得有些目空一切，容忍“家庭财富的暴涨”，将一己的成功演化为一家人的成功，“把国家用作一个为个人盈利的企业”，甚至不把“从不奢靡无度”的国王放在眼里，其结果，必然是，不仅越是富有的人越是反对他，而且知识界和部分民众也开始质疑他，“与泰国民意的裂痕，日甚一日”，终于酿成了数十万泰国民众的“倒他”游行，辞职成为看守内阁总理，并在政变中提前下台。
他信突然下台的消息，对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而言，都不是一件好事。惺惺相惜嘛，谁愿意一夜之间由大权在握的领袖变为大权旁落的平民百姓甚至是阶下囚呢？难怪事发之后世界各国掌权的人都迅速表示反对政变这种激烈的斗争形式呢。当然，翻船的毕竟只是他信，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仍然会有航船乘风破浪扬帆远航，只不过，船老大们会奔走相告，以他信为鉴，更加小心则个。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信的下台，对于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又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与他信相比，日本前首相小泉的下台可谓“寿终正寝”。这个在政治与外交上十分强硬的冷血人物，平安地度过了他的五年任期，并将一个“经济复苏的日本”留给了他的继任者安倍。在《小泉时代：日本经济无为而治？》一文中，我们有机会看到了小泉执政期间的经济政策与成就。文章提供了四组对比数据：2001年小泉就任时日本的经济增长率是-3.3%，现在已经是1.0%；就任时财政支出预算是82.65万亿日元，现在下降为79.69万亿日元；就任时失业率为4.8%，现在下降为4.1%；就任时物价指数为-0.8%，呈现出滞胀的态势，现在为0.2%，缓解了通货紧缩的状况。央视的“焦点访谈”秉承的是“用事实说话”，国家统计局主管的《中国信息报》秉承的是“用数据说话”。研究经济，也许最有说服力的就是统计数字了。我们当然可以说“小泉执政时代，是美国、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对日本走出泡沫经济崩溃后的长期萧条，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我们绝不能否认小泉为振兴日本经济所付出的努力。尽管在小泉执政期间，日经指数曾经下跌到7607点，但在他交出政权接力棒的时候，日经指数已经回升到16000点左右，比他上任时的14000点，上升了14%。无为而治也好，有为而治也好，结果才是最重要的。小泉时代股指的升幅固然不能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佐藤荣作、八十年代中曾根康宏的三位数相比，但能保持14%增幅的晚节，也是一个不小的安慰了。试问，对中国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股市，有哪位敢站将出来夸下增长的海口、作出上升的承诺呢？14%是不容易的哩。
经济问题事关百姓生活与社会稳定，亚洲国家关心，拉丁美洲国家也是如此。长期以来，提到拉美，我们首当其冲想到的就是拉美陷阱，想到让拉美人民陷入苦海的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本期南周的《拉丁美洲向左转》一文，则从另一个角度让我们了解到，在地球的另一端，“在当今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拉丁美洲，风已经悄然在向左吹”，这些发展中国家正在寻求“更公平的社会”，而全拉丁美洲5.2亿人口中有大约3亿人在以此为理念的左翼政党领导之下，他们的领导人已经敢于承认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坦言“资本主义无法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也无法寻求一条中间道路”（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语），并公开发起“如何重新构建21世纪的社会主义”的大讨论。凡此种种，不由得让我们把目光又投向了久违了的“姓资还是姓社”。是啊，姓社还是姓资，这是人们千方百计想回避而又总也回避不了的问题。中国如是，拉丁美洲亦如是。在经济日趋全球化的今天，蝴蝶效应意味着，一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不仅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而且也极有可能给大洋彼岸的亚洲带来灾难；而中国这个巨大的蝴蝶，如果有效地扇动起和谐社会的翅膀，则不仅会影响亚洲的近邻，而且会给全球渴望富强的国家带来震动。
果真如此，执政将变得十分简单，富国强民也指日可待了。问题是，为什么实际情况却是如《围城》中的名言所指出的那样：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不是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拉丁美洲一直是实行私有化、自由市场、减少政府干预等新自由主义理念主要的实验场所”，如今他们想逃避了，而中国呢？有没有这样的倾向？查韦斯眼中的21世纪社会主义改革措施“包括大力推行经济改革，建立国有企业，将废弃的私有工厂充公，组建数以千计的合作社和由工人管理的经济实体，以及政府出资为穷人提供教育、医疗乃至补贴食品或免费食品”，这难道不会让我们联想到我们国家曾经进行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城市居民所领到过的肉食补贴，以及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一切吗？如今他们想实施了，而中国呢？有没有逃避的倾向？
一座城堡，总会有人坚守，有人逃离。我们需要搞清楚的是，城堡是怎样的城堡，是什么人选择了坚守，又是什么人选择了逃离？我们不需要无谓的坚守，同样也鄙视不分清红皂白的逃离。我们需要拷问一下自己：拉丁美洲已经向左转了，我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