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胡亭亭教授出版新著《张爱玲的世界》（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对于张爱玲，一切都是关于女人的世界，永远地被放逐，找不到自己的家；一切又都是镜中的世界，不停地流动、闪烁，随时都会消逝……

人间无爱

心理学研究成果表明，幼年生活中的“缺乏性经验”要比“丰富性经验”蕴涵着更丰富的人生况味。……自卑感、孤立无助感常常纠缠着她，实际上，她已成为家庭生活中的“弃子”和“失落者”。这不自觉地左右了张爱玲对外部世界的感受态度和方式，导致生活圈子的封闭性和狭窄性，形成对周围的人和事持怀疑、否定乃至敌视态度的人格心理，使得她有着“揭老底”的嗜好和审丑倾向。这种人世挑剔者的态度直接影响了她的创作，她前期的作品主要是剖析男女性爱和亲子之爱的情感关系，这两者是组成家庭的最基本的关系，而她的结论是：人间无爱。（页5）

时代转换期的价值崩溃

张爱玲所处的时代：社会动荡、内忧外患、战乱频繁，浓重的战争阴影笼罩着人们，个人在环境面前显得渺小无能。因此，她对“时代”的感受是独特的：“……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传奇·再版的话》）。在这样的时代，人无力拯救自己，更无力改变世界，因此，只能没落下去，就像在《花凋》里所描述的那样：“硕大无朋的自身和这腐烂而美丽的世界，两个尸身不得不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这是对人生，特别是对时代转换中价值崩溃的一种深刻感觉，同时也是对新旧交替的文明状况及命运的一种理解。敏感的张爱玲对朝代更迭之间古老文明的荒凉与毁灭，有一种迫在眉睫的恐惧，更有一种洞烛先机的预言。……在经历战争所带来的沦陷后，张爱玲更明显地感觉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与霉臭、封闭与疯狂，于是，封建遗老遗少、阴暗的屋子、鸦片的香气等不断地出现在她的作品中。（页7－8）

人与时代命定的结构关系

张爱玲身处乱世，感受到了时间对人的无情压力，她并不相信时间一定会带来进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无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传奇·再版的话》）。这种因压力而带来的惶恐使她的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对时代悲剧刻骨铭心的体认。张爱玲始终把自己时代已发生和将要发生的“破坏”作为大背景，由此开掘出人的情感世界。乱世男女孤注一掷的爱情和注定要被现实嘲弄的欲求更是她着力表现的内容。可以说，人与时代这种命定的结构关系，是她前后期小说的基本叙述模式。（页9）

现世主义的生存态度

在有限的时间里放恣自己的生命，抓住此刻可以抓住的一切，是张爱玲最深切的生命感怀。只有理解了这个，我们才能够理解张爱玲对于物质的爱悦，对于自我才华的肯定，对于成名的迫切需要，甚至对于爱情的投入与沉溺。这是一种可以被称作现世主义的生存态度，它的指向是此时此刻的，只是在此刻确定生命、享受人生。

一般来说，生存观决定文学观，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些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那么，什么是“妇人性”？张爱玲以她最欣赏的蹦蹦戏里的花旦为例，她写到花旦勇敢地对前来追她的官兵唱道：“大人哪！谁家的灶门里不生火？哪一个烟囱里不冒烟？”道出了存在于一切时代的人生实质，那就是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平凡的小老百姓都要吃饭穿衣，都要好好活下去的“简单道理”。因此，她称赞说：“将来的荒原下，断瓦残垣里，只有蹦蹦戏花旦这样的女人，她能够夷然地活下去，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到处是她的家”（《传奇·再版的话》）。（页14－16）

张爱玲的媚俗

张爱玲的小说放逐了悲壮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还愿出人在历史面前的凡俗和无奈，如果这里没有苍凉的审美效果，一切将只是通俗文学的延续。她的小说中有许多庸俗的东西，她以及时行乐掩盖了知识分子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她夸大人的凡俗性，消解理想主义，“她以自身的藏污纳垢形态来迎合民间的藏污纳垢性”。所以，她在都市民间文化领域里有号召力，但也应该认识到，张爱玲的这种成功有可能会走向另一面：媚俗。（页17）

爱情神话的解构

在张爱玲这里，爱情的神圣性遭到了质疑。

张爱玲自信“把人生的来龙去脉看得很清楚”（《我看苏青》），认为“人到底很少例外，许多被认为例外或是自命为例外的，其实都在例内”（《谈跳舞》），由此同化了男人与女人在本质上的区别，挖到了人性的相通之处。她曾说“人总是脏的；粘着人就粘着脏”（《第二炉香》），“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留情》）。在张爱玲看来，现实与人生本身就是对爱情这一概念神圣性的亵渎。

她倾向于世俗化，还原人性的世俗形态，但同时又对世俗的人性保持着“哀矜”的距离。因而，她的小说一方面批判人们骨子里的虚荣、软弱，另一方面认同、肯定他们日常欲望的合理性；一方面是彻骨冰凉的人生感悟，另一方面是平庸肉感的世俗情趣。这两个方面互为表里，互为改造，也互为抵消。（页26）

她有意识地反爱情故事，以“爱情”日常的世俗性消解爱情故事中所蕴涵的价值形态的神圣性和纯洁性，一再告诫女人：“小说中有恋爱，哭泣，真的人生里是没有的”（《创世纪》）。（页29）

父亲形象的终结者

中国的父权遭受威胁是在狂飚突进的“五四运动”中，在“我是我自己的崇拜者”的呼喊中，父亲的权威、地位被质疑和动摇，“父与子”的冲突成了“五四”文学的一大主题。栖身于这样的文化语境，张爱玲自然也要在小说中表达她的看法，只不过她走得更远。……她笔下的男性大都丧尽了精神人格，更多地呈现出荒唐、淫靡的生活态度。可以说，在张爱玲的笔下，是无父的，即使有，他们也丧失了为父的资格。她在她的小说中进行的是“丑父”和“审父”，她是一个父亲形象的“终结者”。（页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