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0月，西安的一位下岗职工郭敏在西安某省医院顺产生下一名女婴，宝宝健康状况卡（栏）里填写着“良好”，两小时后她开始给婴儿喂奶，一切都很正常。那天她给孩子喂了四、五次奶，完全沉浸在初为人母的幸福中。然而第二天情况却出乎意料地急转直下，院方突然通知家属：婴儿颅内出血病危。一家人不敢相信，怀疑孩子是否被碰被摔了，要求院方组织专家会诊被院方拒绝。为了救孩子一命，父亲被迫在病危通知书上签了字，两天后深夜，孩子还是死去。
丈夫赵飞为使虚弱的妻子不过于悲伤，遂办理了出院手续。几天后，痛定思痛的丈夫到医院交涉，坚持要求组织专家解剖尸体，查明婴儿的死因。但意外接踵而来，院方说尸体已被火化掉了，连骨灰都没有留下，这让一家人百思不得其解。家属为此找了几家媒体，记者们采访后的稿子均被上司封杀，后经另两家报社记者的介绍，家属找到了我。在我的采访中，院方各有关部门先是竭力回避，后又对孩子的病因、下落说法迥异。记者前往火葬场调查，那里的单据证明，一个月内该院未送来过任何尸体和医学废弃物。难道孩子活无人、死无尸地就这么被“人间蒸发”了？原本该给生命划上的句号，却被划成了一串问号。
鉴于事情的特殊性以及目前医院普遍存在的职业道德问题，经过几天的调查采访，一篇以《追寻死去的孩子》为题的（具体单位名称暂被隐去）前期特别报道在报纸上大版刊登，接下来便应该是进一步追踪采访，但此时我们同样收到了停止采访的指令。
＂集体失语＂在媒体业已不是什么秘密，滑稽的是，在我们的那篇长篇报道的下方，以套红醒目的方式印着那家省级医院的刊头广告。据悉，该院以每年20万元广告投放＂支持＂着我们的＂特别报道＂栏目，这种吃谁的饭砸谁的锅的作法显然有悖于＂职业道德＂。追踪报道宣告流产。
广告客户投放的广告额度和取向，面对新闻调查，不啻是讨价还价的筹码，亦是一块无形的盾牌。当然这不是说每个广告投放者都是为了违法，但投放的广告至少可以做到一箭双雕——起到宣传作用和保护伞的作用。
在媒体竞争白热化的今天，＂集体失语＂业已成为一种顽疾，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种新闻不作为现象随着媒体集团化和产业化的到来，将会愈演愈烈。得到好处的媒体竟相失语，没能得到好处的媒体采取＂狂轰烂炸＂的方式逼你让我失语。
说句让人发笑并寒心的大实话，（跑社会新闻的记者必须牢记）如今哪家报社的编辑部没有长长的一串广告客户＂保护＂名单？它是记者们行动的＂紧箍咒＂和调查禁区。
《纽约时报》记者托尼·卢卡斯曾提出著名的＂阿富汗原则＂：真相只有在远方才能真实地被体现，因为那样来自身边的制约就越少。看来新闻不作为现象在全球都有被合法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