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现代化的进程中，反现代化思潮与现代化思潮的冲突从未停止过。中国的现代化是在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的形势下被动推进的，反现代化思潮就更是涌动不已。对近代中国的反现代化思潮进行科学的总结，不仅有很强的学术意义，而且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现代化与反现代化两种思潮的冲突与整合、对立与统一，是世界现代化的规律之一。反现代化思潮在近代中国表现为对传统的强烈认同和对现代化的基本排斥。由于中国现代化发轫的被动性与特殊性，近代中国的反现代化思潮一出现就是对近代中国民族危机与社会变迁的本能性回应，是对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中国现代化思潮不断涌动的逆向理论思考，是传统文化观念在新形势下的反映。
近代中国反现代化思潮大致经历了如下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60—80年代，代表人物有倭仁、李鸿藻等顽固派，其锋芒直指洋务运动；第二阶段是19世纪90年代，代表人物有徐桐、荣禄、王先谦、叶德辉等保守派，其矛头直指变法维新；第三阶段是清末民初，代表人物有章太炎、刘师培、辜鸿铭、林纾等“国粹派”和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孔教派”，力主尊孔复古，反对民主共和与新文化运动；第四阶段为五四前后，代表人物有杜亚泉、梁启超、章士钊、张君劢等东方文化派与梅光迪、吴宓等学衡派，倡言东方文化优越，欲以东方文化拯救西方文化危机；第五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代表人物有王新命、陶希圣、何柄松等中国本位文化派，主张吸收西方文化必须以中国固有文化为本位；第六阶段是从抗战到新中国成立，代表人物为冯友兰、熊十力等现代新儒家，主张“返本”即肯定中国文化本源和“开新”即融合西学的某些方面。
综观近代中国的反现代化思潮，可知它是以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肯定与对西方文化、现代化的基本排斥为基本内容，以怀疑、拒斥现代生产方式或对引进和采用外国现代文化持妥协立场为反应方式。在对待现代化的态度上，它经历了由初始的怀疑、排斥到后来审慎而有限的接纳的转变。
近代中国反现代化思潮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在西方，反现代化思潮被理解为一种正常而富有价值的文化选择。在中国，它对中国民族危机中的诸多问题表现出的敏锐观察力，对全盘西化派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批评等，都有值得借鉴的合理因素。同时，近代中国反现代化思潮作为一种自觉的文化现象，本身也是一个动态性概念，存在着变化的因子，且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现代化思潮发展的思想动力，从反面推动了中国现代化思潮的发展。但从整体上讲，它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想障碍。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举步维艰、屡屡受挫，除了政治制度落后、经济欠发达的因素外，一个重要的、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反现代化思潮的羁绊。它不仅顽强地支撑着传统的思维方式，而且使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步履艰难。在与现代化思潮的每次论战中，中国的反现代化论者总是处处表现出天朝大国的作风，对于自己的文化传统的执着和偏爱，有时发展到丧失理智的程度。如康有为强调，孔子是中国的国魂，孔学最能体现人类的精神关怀；国粹派及东方文化派强调，中国精神文明的价值要远高于西方的现代物质文明。此种非理性的心态，可以说基本上代表了近代中国没落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通过对现代化思潮的不断发难，不仅为现代化思潮的发展制造了不少麻烦，而且为统治者张目，自觉或不自觉地起到了维护反动统治的作用。
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的冲突与整合、对立与统一，是现代社会运动的普遍现象。它告诉人们：一种思想文化只有从横向上不断吸收、借鉴他种思想文化的长处，淘汰自身之不足，方能蓬勃向上，充满活力；一种思想文化只有从纵向上紧追社会前进的步伐，反映社会的变迁，才能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才能指导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现代化与反现代化两种思潮的冲突与整合、对立与统一，是世界现代化的规律之一。反现代化思潮在近代中国表现为对传统的强烈认同和对现代化的基本排斥。由于中国现代化发轫的被动性与特殊性，近代中国的反现代化思潮一出现就是对近代中国民族危机与社会变迁的本能性回应，是对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中国现代化思潮不断涌动的逆向理论思考，是传统文化观念在新形势下的反映。
近代中国反现代化思潮大致经历了如下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60—80年代，代表人物有倭仁、李鸿藻等顽固派，其锋芒直指洋务运动；第二阶段是19世纪90年代，代表人物有徐桐、荣禄、王先谦、叶德辉等保守派，其矛头直指变法维新；第三阶段是清末民初，代表人物有章太炎、刘师培、辜鸿铭、林纾等“国粹派”和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孔教派”，力主尊孔复古，反对民主共和与新文化运动；第四阶段为五四前后，代表人物有杜亚泉、梁启超、章士钊、张君劢等东方文化派与梅光迪、吴宓等学衡派，倡言东方文化优越，欲以东方文化拯救西方文化危机；第五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代表人物有王新命、陶希圣、何柄松等中国本位文化派，主张吸收西方文化必须以中国固有文化为本位；第六阶段是从抗战到新中国成立，代表人物为冯友兰、熊十力等现代新儒家，主张“返本”即肯定中国文化本源和“开新”即融合西学的某些方面。
综观近代中国的反现代化思潮，可知它是以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肯定与对西方文化、现代化的基本排斥为基本内容，以怀疑、拒斥现代生产方式或对引进和采用外国现代文化持妥协立场为反应方式。在对待现代化的态度上，它经历了由初始的怀疑、排斥到后来审慎而有限的接纳的转变。
近代中国反现代化思潮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在西方，反现代化思潮被理解为一种正常而富有价值的文化选择。在中国，它对中国民族危机中的诸多问题表现出的敏锐观察力，对全盘西化派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批评等，都有值得借鉴的合理因素。同时，近代中国反现代化思潮作为一种自觉的文化现象，本身也是一个动态性概念，存在着变化的因子，且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现代化思潮发展的思想动力，从反面推动了中国现代化思潮的发展。但从整体上讲，它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想障碍。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举步维艰、屡屡受挫，除了政治制度落后、经济欠发达的因素外，一个重要的、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反现代化思潮的羁绊。它不仅顽强地支撑着传统的思维方式，而且使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步履艰难。在与现代化思潮的每次论战中，中国的反现代化论者总是处处表现出天朝大国的作风，对于自己的文化传统的执着和偏爱，有时发展到丧失理智的程度。如康有为强调，孔子是中国的国魂，孔学最能体现人类的精神关怀；国粹派及东方文化派强调，中国精神文明的价值要远高于西方的现代物质文明。此种非理性的心态，可以说基本上代表了近代中国没落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通过对现代化思潮的不断发难，不仅为现代化思潮的发展制造了不少麻烦，而且为统治者张目，自觉或不自觉地起到了维护反动统治的作用。
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的冲突与整合、对立与统一，是现代社会运动的普遍现象。它告诉人们：一种思想文化只有从横向上不断吸收、借鉴他种思想文化的长处，淘汰自身之不足，方能蓬勃向上，充满活力；一种思想文化只有从纵向上紧追社会前进的步伐，反映社会的变迁，才能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才能指导社会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