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拉美化
乔治-吉尔博伊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埃里克-赫金伯瑟姆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资深会员。英文原文http://www.cfr.org/pdf/gilboyhegin.pdf
提要：旨在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城市化的土地改革可能会加剧中国城市中已有的危机。如果城市的法律和社会改革不能跟上步伐，中国可能会面临新生的赤贫阶层与精英阶层—那是一个由政治领导层和企业与社会精英组成的巩固联盟—日益激烈的冲突，以及拉美国家中常见的一系列其它社会与政治痼疾。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广泛的自由市场经济改革造就了整体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1978年以来的农村政策所产生的效果却是相反的。这表现在，国家一方面认识到农民在市场经济改革中面临的日趋严重的困境，一方面却拒绝给农村外出务工者以城市居民同等的身份资格。不过，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正在深化农村的土地改革计划。改革家们希望，这将刺激土地向规模更大效率更高的农业集团集中，同时促使效率低下的农户放弃土地、离开农村，到正在发展的城市里出卖他们的劳动力，进而为城市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动力。
正像1944年的研究报告《大变革》的作者卡尔-波兰尼可能会做的预言那样，这样的变革过程是不平坦的。波兰尼描述的是18世纪发生在英格兰的圈地运动及其伴随而来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不过，其中的许多主题正在中国的巨大变革过程中表现出来，例如：日益恶化的不平等，不断攀升的期望，以及在农村中出现的日益增多的冲突和暴力。
不过，当前农村中的危机仅仅是中国城市中正在扩展的更深入更广泛的危机的一个先兆。中国的经济改革造就了一个诚如清华大学的孙立平（音译，包括后面的中文名字）所说的“断裂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新富显贵们生活在有围墙的、警卫森严的别墅和复合公寓了，享受着巨大的财富、权力和权利。与此相对照的是日益膨胀的农村贫民和城市弱势群体，后者由数以百万计的生活在临时简屋里的外来务工者和人数日益增多的城市失业者和低收入居民——他们在新的地产开发过程中被赶出市中心——组成。这个第二部分的城市弱势群体的危机不仅是基础设施和收入的危机，随着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涌入城市，它也是一场争取身份和权利这些在城市谋生的关键软件的战斗。这些“城市权利”包括法律身份及相应的工作权，教育、医疗卫生、保险及社会福利等利益。
第二部分（城市弱势群体）的危机，尽管其涉及的范围和程度肯定会日益扩大，但其后果并不见得是无法调和，或会导致政权垮台。可以预计，在中国喧闹的改革过程中会出现新的更自由的法律和社会组织或协会。将外来移民转换成具有同等权利的城市公民，允许社会团体建立组织调节自身利益，这既能改善政府的有效治理能力，也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这些危机对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长期威胁不过，另外的后果也是可能的。国家可能会不允许成立新的自由组织或协会，而滑入到现代形式的极权社团主义。在这样的极权社团主义中，政治领导人可能会期望将社会能量引向民族主义的方向，这也正是巴林顿-摩尔所警告的“来自上面的革命”。要么是染上拉美病，其典型特征就是两极分化的城市社会，日益紧张的城市冲突，以及无法实现的经济前景。尽管大刀阔斧的努力会增强国家的反应和调节能力，但考虑到目前社会分裂和冲突的速度也在日益加快，这将使后一种后果比其它的后果看起来更显得可能。
苦难中的农村
中国的农村地区现正陷于深重的危机中。在那里，收入增长滞缓，农民被过度的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来，地方政府机构臃肿，财政赤字，无力为农民家庭提供足够的服务。这些与地方官员猖獗的腐败一起，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农民组织，抗议和暴力的水平也与日俱增。虽然这样的危机以前也曾有过，但现在的规模和强度都是空前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根据109位最权威的中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管理专家和法律专家的调查报告中，73%的回答者把“三农（农业、农民、农村）问题”列为中国面临的最急迫的挑战。农村骚乱的强度，加上其它诸如腐败等问题，使半数以上的被调查专家预计在下一个5-10年的时间里“可能”或“非常可能”会发生系统危机。
由于现有农业的规模偏小、效率低下，加上乡镇企业的相对不景气，使得城乡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今天，农民的平均年收入只有317美元，它与城市居民收入之比已从80年代中期的1.8：1扩大到了2003年的3：1.在2000到2002年间，42%的农村家庭的绝对收入下降了。根据2004年7月的一个政府报告，生活在人均年收入75美元这一官方贫困线以下的农民的人数在2003年增加了80万，这是自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以来农村贫困人数绝对数的第一次净增加。也是在这一时期，农民承担繁重的苛捐杂税的同时，所获得的服务却减少了。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如果将福利、服务和税收加入一起计算，城乡收入的差距将急剧上升到5：1到6：1。
提要：旨在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城市化的土地改革可能会加剧中国城市中已有的危机。如果城市的法律和社会改革不能跟上步伐，中国可能会面临新生的赤贫阶层与精英阶层—那是一个由政治领导层和企业与社会精英组成的巩固联盟—日益激烈的冲突，以及拉美国家中常见的一系列其它社会与政治痼疾。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广泛的自由市场经济改革造就了整体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1978年以来的农村政策所产生的效果却是相反的。这表现在，国家一方面认识到农民在市场经济改革中面临的日趋严重的困境，一方面却拒绝给农村外出务工者以城市居民同等的身份资格。不过，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正在深化农村的土地改革计划。改革家们希望，这将刺激土地向规模更大效率更高的农业集团集中，同时促使效率低下的农户放弃土地、离开农村，到正在发展的城市里出卖他们的劳动力，进而为城市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动力。
正像1944年的研究报告《大变革》的作者卡尔-波兰尼可能会做的预言那样，这样的变革过程是不平坦的。波兰尼描述的是18世纪发生在英格兰的圈地运动及其伴随而来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不过，其中的许多主题正在中国的巨大变革过程中表现出来，例如：日益恶化的不平等，不断攀升的期望，以及在农村中出现的日益增多的冲突和暴力。
不过，当前农村中的危机仅仅是中国城市中正在扩展的更深入更广泛的危机的一个先兆。中国的经济改革造就了一个诚如清华大学的孙立平（音译，包括后面的中文名字）所说的“断裂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新富显贵们生活在有围墙的、警卫森严的别墅和复合公寓了，享受着巨大的财富、权力和权利。与此相对照的是日益膨胀的农村贫民和城市弱势群体，后者由数以百万计的生活在临时简屋里的外来务工者和人数日益增多的城市失业者和低收入居民——他们在新的地产开发过程中被赶出市中心——组成。这个第二部分的城市弱势群体的危机不仅是基础设施和收入的危机，随着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涌入城市，它也是一场争取身份和权利这些在城市谋生的关键软件的战斗。这些“城市权利”包括法律身份及相应的工作权，教育、医疗卫生、保险及社会福利等利益。
第二部分（城市弱势群体）的危机，尽管其涉及的范围和程度肯定会日益扩大，但其后果并不见得是无法调和，或会导致政权垮台。可以预计，在中国喧闹的改革过程中会出现新的更自由的法律和社会组织或协会。将外来移民转换成具有同等权利的城市公民，允许社会团体建立组织调节自身利益，这既能改善政府的有效治理能力，也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这些危机对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长期威胁不过，另外的后果也是可能的。国家可能会不允许成立新的自由组织或协会，而滑入到现代形式的极权社团主义。在这样的极权社团主义中，政治领导人可能会期望将社会能量引向民族主义的方向，这也正是巴林顿-摩尔所警告的“来自上面的革命”。要么是染上拉美病，其典型特征就是两极分化的城市社会，日益紧张的城市冲突，以及无法实现的经济前景。尽管大刀阔斧的努力会增强国家的反应和调节能力，但考虑到目前社会分裂和冲突的速度也在日益加快，这将使后一种后果比其它的后果看起来更显得可能。
苦难中的农村
中国的农村地区现正陷于深重的危机中。在那里，收入增长滞缓，农民被过度的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来，地方政府机构臃肿，财政赤字，无力为农民家庭提供足够的服务。这些与地方官员猖獗的腐败一起，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农民组织，抗议和暴力的水平也与日俱增。虽然这样的危机以前也曾有过，但现在的规模和强度都是空前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根据109位最权威的中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管理专家和法律专家的调查报告中，73%的回答者把“三农（农业、农民、农村）问题”列为中国面临的最急迫的挑战。农村骚乱的强度，加上其它诸如腐败等问题，使半数以上的被调查专家预计在下一个5-10年的时间里“可能”或“非常可能”会发生系统危机。
由于现有农业的规模偏小、效率低下，加上乡镇企业的相对不景气，使得城乡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今天，农民的平均年收入只有317美元，它与城市居民收入之比已从80年代中期的1.8：1扩大到了2003年的3：1.在2000到2002年间，42%的农村家庭的绝对收入下降了。根据2004年7月的一个政府报告，生活在人均年收入75美元这一官方贫困线以下的农民的人数在2003年增加了80万，这是自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以来农村贫困人数绝对数的第一次净增加。也是在这一时期，农民承担繁重的苛捐杂税的同时，所获得的服务却减少了。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如果将福利、服务和税收加入一起计算，城乡收入的差距将急剧上升到5：1到6：1。
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组织的农民抗议事件数量的上升是毫不奇怪的。抗议行动形式多样，从逃税、堵塞公路和铁路到攻击或劫持官员，甚至是涉及几百或几千人的骚乱。尽管如此，从这类农民抗议的性质以及国家对此的反应来看，单单这类农村冲突本身还不至于对政权稳定构成威胁。正如中国社科院的余金龙所说的那样，农民在采取集体行动进行抗议时，往往会寻求中央官员的支持，来对抗当地官员，而不是期望广泛的系统变革。余金龙争论说，今天的农民不再具有“毛的农民”所具有的革命性，他们只是希望通过合法的政治组织来保卫自己合法的经济利益。因此，余警告说，压制他们的意愿镇压他们的组织会带来严重的政治风险。
在过去几年里，北京已对农村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政府通过打击非法的地方摊派、提高地方税收的透明度，在减轻农民税收负担上取得了短期的成效。同时，中央政府也已经将国家税收中的更多份额划归地方政府享受。中央政府采取的其它措施有：设立更多让农民表达不满的渠道，惩治滥用职权的地方官员，向农民解释政策，向抗议者发放钱财以平息不满，允许村级选举（不过同时剥夺了相当部分的村级税收和财政权力，将其转移到了乡镇一级政府的手上，而乡镇级的官员是不经选举的）。
然而，上述这些措施也在中国民众中引起了对“合法权利”的强烈感受。现在，农民在抗议中越来越多地提到这些“权利”，这可能是中国未来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进展。尽管政府在孤立、压制和缓和潜在的农民威胁方面颇有成效，但领导层心里明白，这些措施并非解决“三农问题”的长久之策。
大圈地
中国的许多决策者和社会科学家认为，解决农村危机需要更为激烈的措施，即集土地改革、工业化和城市化于一体的综合措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说：“人口太多土地太少，使得大规模的生产很难实现。这也是农民提高收入的最大困难。”他断言说，大农场的兼并以及农民向城市的迁移将不仅能解决农村问题，还能附带产生城市化的好处，“大量外出务工者[将]提供廉价劳动力，从而有助于提高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北京大学的潘伟教授——他也是一位有影响的政府顾问——也认为，北京应该鼓励农民加速向城市迁移。他建议说，中国应该通过建新城市或扩建已有的城市，在未来的30年里再发展出100个人口500万以上的城市。
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规模本来就很庞大，现在这一速度更加快了。其中的部分原因，是非法圈地，以及在工业与休闲项目开发中大规模的农田征用。2003年11月，国土资源部就报告了168，000起非法占地案例，是前一年全年的两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中国在1996至2003年间损失了670万公顷的农田，是1986至1995年间所损失的190万公顷农田的3.5倍。这一趋势仍在加速。光2003年一年，约有253万公顷的农田被毁，占全部农田的2%.根据2004年《中国农业绿皮书》，每1亩农田被用作非农用土地，就有1到1.5个农民丧失土地。据官方统计，自1987年以来，约有3400万农民完全丧失土地，或拥有的土地少于0.3亩。新的农田征用热潮几乎肯定预示着这一过程的加速。
在2004年，政府在控制农田向非农业用地的转换中取得了一些成效。更长久、更法律化的措施，以及或许更大规模的政策调整也摆上了政府的议事日程，以便使农业的发展更合理，也使农民能够提高收入。从2003年3月生效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农用土地征用法》就是实现上述目的的最新举措。在1978年后实行的家庭责任制中，土地由村所有，使用权则由村长分配给单个的农户。由于承包期限不够长，加上村干部经常随意在农户之间变更土地使用权，其结果不仅阻碍了对土地的改进，也阻碍了农户之间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使得具有商业化规模的农业迟迟不能诞生。《农用土地征用法》规定了农户与村之间的书面合同，将土地承包期限设定为30年。合同也包含有明确的条款，允许农户向其他人转换土地使用权。为了让潜在的买主放心，让他们相信所购买的土地使用权会得到尊重，合同中禁止“重新调整”，除非是在极端情况下，如自然灾害等。毫无疑问，《农用土地征用法》的实施不会一帆风顺，但中央政府看来对此决心很大，几乎肯定会继续收紧对农业用地的管理。这些举措可能会扩展到放松对土地抵押的限制，同时也会促使以家庭为基础的承包制向以私人为基础转变。这两种做法都会极大地加速土地使用权的转让……
如果土地改革能够成功，中国国内的大规模移民将进一步加速。不过，非法圈地和土地改革的冲击并不限于国内移民，它也将影响“流动人口”的组成成分。在以前，那些挤满火车涌向城市以寻求更高的收入的农民，他们的妻子、丈夫或父母仍然留在在农村，他们的行为只是为他们的家庭增加新的收入。而今天，日益增加的这些外出农民是拖家带口，全家出动。在他们的身后（老家），他们没有任何土地；在他们的前方，他们没有任何保障。
中国最著名的商业和经济杂志《财经》已将最新一波地方官员和地产开发商相互勾结进行的农村和城市土地占用热称为“圈地”运动，以有意与18世纪的英格兰所发生的城市化加速的过程相映照，那是一个社会分裂、激烈动荡的年代。不过，对于许多农民家庭而言，《农用土地征用法》所规定的土地合法转换将产生一种类似的断层效应。那就是，中国的移民未被给予与城市居民完全同等的身份。这样的农村改革是不完善的。
明天更大的危机
中国城市化的加速，事实上是将当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转换为将来可能更严重的另一个危机。在小块土地上耕作的贫困农民所面临的窘境，将变成贫困的移民的更大困境：工作条件危险，拥有的权利屈指可数，而社会福利安全保障则几乎没有。中国城市的现状早已经让人心有余悸：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达到166座（美国只有9座），有5亿的正式城市居民（即剔除了外来人口）。城市人口的年均增长率已经达到2.5%，印度则为0.8%.政府预计，从2004到2020年，将有3亿人搬进城市。由于绝大多数外出务工者仍然保持他们的农民身份，与他们在老家时一样，他们是不能享受城市福利、社会保障和有效法律保护的。这一问题可能进一步恶化，除非他们的后代能被授予与城市居民完全相同的法律身份，享有同等的福利和权利，完全融入城市社会。通过考察中国目前的外来移民的困境，可以想象解决这一问题的巨大难度。
没有城市户口的外来务工者无权参与常规的劳动力市场，这样，他们在找工作时，依照中国劳动法规他们应享有的权利往往得不到保障。他们的工资常常被拖欠几个月，甚至几年。根据政府的估计，中国1亿外出务工者被拖欠的工资高达120亿美元。强制的安全条件也往往得不到保证。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仅在深圳及珠江三角洲地区，每年发生的工业事故就吞噬了至少3万个手指。对这类事故的赔偿标准是每个手指60美元。即使这样，仍有许多雇主拒绝支付赔偿金。根据有关官员的说法，将近70%的外来务工者没有保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生活在郊区的临时简屋里，而由这些临时简屋组成的整个居住区多半会在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被清理拆除，拆除时的补偿费少得可怜，或根本没有。
这种朝不保夕的流动状态对外来务工者年幼的子女或其他老弱的跟随者的冲击对大。在8到14岁的外来务工者子女中，大约15%不上学。即使是能上学的人，也必须支付高额的费用（常常是100美元甚至更多），而能进的也只是简陋的不合格的私立学校。由学费以及过高的家庭期望所带来的压力，使学生自杀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谋杀也不鲜见。虽然与外来务工者相关联的问题由来已久，但上述发生在外来务工者子女身上的悲剧，就算其性质不是新的，起码其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同时，由于农村的公共服务水平极为低下，所以，当这些最底层的群体看到城市里的新富阶层每天所享受的奢华时，他们对不公平的感受就格外强烈。
在理论上，就连城市化的倡导者都明白，“城市化需要制度创新。”这句话是国务院官员王梦奎说的。到现在为止，所作的努力仅限于对某些遭受最残酷虐待的外来务工者的保护。在2004年3月份发表的一份主要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宣布，政府将“在3年内基本解决建筑行业内建设费用的拖欠和外来农民工工资的拖欠问题。”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宣称，今年它将责成建筑与制造公司为数以百万计的外来务工者提供健康与养老保险。同时，中央政府已鼓励各市政当局为外来人员提供更多更便宜的上学条件。不过，与大多数的措施一样，并没有为此拨出中央财政基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改革家们正在为国内移民起草一部类似于“权利法案”的法律，这是国家和党对城市贫民全面捍卫自身利益提供支持的第一个信号。
改革的障碍
尽管有了这些法规，尽管嘴上喊得很响，实际的进展却相当有限。结果是，一方面，人们对权利的意识越来越强，另一方面，能够采取行动维护自身权利的能力却有限，两者间的差距正在扩大。其中最大的问题是钱，用那本最新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一书中的中国学者的话来说，就是“谁来为中国的城市化买单”。学者们的答案很简单：城市产业。然而，建筑行业这一与移民经济关系最大的产业就连已有的债务都拒绝及时支付，更不用说额外的费用了。由于地方政府能从建筑行业中获得利益，官员可以凭借建筑开发捞取名声，更别提广泛的贿赂和腐败了，因此，违反法规的动力仍然很强。
南京大学的潘哲权在《战略与管理》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争论说，对外来人员广泛的歧视只是在现在才受到抨击，而在以前它可并不被认为是一种罪恶。相反，这种歧视是中国的体系和政策有意设置的，并被有规律地“生产”和“再生产”。尽管现在在消除这类歧视上在某些领域取得了进展，潘哲权仍然认为，这场斗争还未结束，仍在激烈进行中。潘的观点看起来是对的。毫无疑问，对外来人员的歧视在已拥有城市户口的人中间还有市场，他们有歧视思想实在是自然不过的了。强烈的本地意识，对农村“外地人”抱偏见，这些都会给本地人带来实际利益。事实上，“外地人”已成为移民的专用语了。东部城市的市民常常向西方人解释说，“外地人”素质低，并且说，他们觉得自己与本国移民的相同之处还不如与外国人的多。在富裕的城市年轻人中间，“你真农民”已成为表示讨厌的时髦调侃用语。
由于利益与文化的冲突，那些旨在帮助外来移民的措施遇到当地人的抵触也就毫不奇怪了。最近北京市政府发文，要求公立学校允许外来务工者的子女入学就读，并削减对他们征收的歧视性的费用。但是，很多学校仍然不让移民子女入学，声称没有空位，而事实上据北京市教育局的调查，那些学校有35000个空位。就连死亡时，流动人员的家属也面临歧视。最近在泸州（音译）发生的一起城市煤气管道爆炸事故中，有多人死亡。那些有城市户口的家庭得到了17000美元的赔偿，而那些外来务工者只得到了5000美元的赔偿。尽管那些外来务工者在这个城市里与当地人一样生活、工作、死亡，但他们仍然被划分为农民。一位官员对这种不公平辩护说，“在农村生活的费用更低。”
尽管中国领导人继续将农村问题看作整个国家面临的最大威胁，但200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的一份调查仍然将外来移民列为1978年后经济上的最大输家。在一份对8组群体在经济改革中的得益情况进行排队比较的调查表中，专家们只对一项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外出务工者”是所有群体中得益最少的。这些最不幸的人加入了张晓山所说的一个新的阶层：“三无”阶层，即没有土地、没有工作、没有国民收入保险。张是政府的一位著名研究员。
未来：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还是狄更斯主义？
大胆地讲，在15年的时期里，目前的城乡双重危机有3种可能的结果：自由主义，极权社团主义，以及两者的混合。尽管没有一种结果是确定无疑的，我们还是认为，中国至少在目前是在探索中向第一种可能前进，但社会改革的步伐以及克服既得利益的难度使最终的结果朝第三种可能发展的概率显得最大。
在向自由主义的可能发展中，村级选举预计会得到加强，并扩展到至少乡镇一级。土地改革会继续，但会有相应的城市改革来配套，以保护新进入城市的人及其后代，允许他们在建筑和扫大街以外的行业就业。在城市里，正在修改中的户口制度最终将被废除，一个地区的公共服务会让居住和工作在那里的所有人平等享有。对合法权利的意识会得到加强，并有实际措施来落实。到最后，人们会被允许自由结社，保护原来由国家控制的自身利益，而不管他们的身份如何。
在大多数地区都能看见这些进展。村级民主，尽管还不完善，正在农村中发挥越来越大的重用。在国家的层次上，建立法律制度尤其是培育“权利和义务”的文化的努力都在广泛的领域取得进展。实际上，这个国家在法律方面以前已经做了不少，但今后要做的仍然很多很多。现在看来它已准备鼓励司法系统成为地方政治进程中的一个参与者，调解各方的利益，而不仅仅执行审判。法律意识已得到增强，这要归功于中央政府在与省级地方政府的博弈中对“法治”的强调。农民的反应就是明证。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在正式请愿与抗议来信中，以合法权利及其保护作为投诉依据的比例越来越大。
在城市里，国家对新出现的一些独立社团组织已能容忍，如果不说是鼓励的话。在发表于2003年1月的《中国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本杰明-里德对城市住宅协会在高档物业发展中致力于获得管理控制权、要求改善服务质量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这些协会在保护产权和消费者的过程中，利用了政府最近所倡导的一些“权利”观念。它们对政府的招安不为所动，对地产商的玩忽职守与腐败行为抓住不放，同时在会员中倡导共同的会员意识。里德谨慎地表示，这类组织能否保持目前的自治状况还有待观察。不过，它们毕竟生动地证明了新颖的具有特定形式的利益仲裁组织是能够出现的，它们将成为未来更长久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不过，这些协会的性质本身也凸现了中国的富人和穷人在收入和社会权利上所存在的严重不平等。在外来人员居住的临时简屋区，此类公开的组织或代表是不允许存在的。即使在那些因地产开发而被赶出老城区住宅的贫困市民中，这类自治组织也还未出现。尽管有这些诟病之处，上述这些毕竟是中国在向更自由的未来发展进程中所取得的实质性进展。
不幸的是，社会与政治向别的前景发展的迹象同样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以麦克尔-里顿和加斯伯-贝克为代表的观察家争论说，中国并非在向更自由的制度发展，而是完全相反，在走向法西斯主义。这种动向的证据包括：社会更趋集中，形成国家主导和控制的等级制度；解决社会冲突往往依赖行政机制而非司法机制；奉行反资本主义的战略，鼓吹排外；以及军方在舆论宣传和社会生活中的过度介入。
实际上，上述这些现象描写的主要只是中国的某些方面，而且，所有这些特征在中国正在逐渐减少，而不是增加。私营企业的发展比国有企业相对要快。新的自治组织出现的速度比国家招安或镇压的速度快。媒体正变得越来越独立、强壮，也更商业化，对报道内容的限制正在逐渐放松。法律体系日益强大。随着军队员额的削减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军队的社会经济功能正在降低。总之，在大多数的关键方面，中国目前是在远离极权社团主义，而不是趋近。
不过，还有第三条道路，那就是“拉丁美洲化”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可能无法建立有效解决新的社会危机的制度。社会变化的速度和社会冲突急剧增加的速度可能超过国家的反应能力。政治领导人可能与商业和社会精英狼狈为奸。暂时的三无阶层可能会向精英阶层展开旷日持久、经济代价高昂的低强度战争。现在有许多中国学者和政府官员在谈论中国的前景时，常常提到拉美式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他们认为，如果中国不能在不远的将来扭转目前的社会趋势，拉丁美洲就是最直接的参考。
尽管中国在向适应性更强、更自由的方向前进，就中期来说，不进反退走向失败也是可能的。有些迹象早已显示出这样的结局。2004年中央政法委员会的报告发现，全国“社会动乱”或“群体事件”的数量在2003年增加了14.4%，达到58000件。参加的群众人数上升了6.6%，达到3百万。在城市里，“流动人口”的犯罪数量占了“总犯罪数的80%”。许多城区的迹象表明，中国社会要想避免拉美化，防止陷入低强度的阶级战争，只采取减轻外来移民的一些最严重痛苦的半拉子措施是不够的，需要的是给他们以完全的公民权。
需要的是速度
中国的领导人正专心致力于解决农村危机和日益扩大的城乡生活质量的差别。他们提出了土地改革方案，以便推进大规模移民，促进城市化的高速发展。这一措施可能会导致第二个危机提前到来，使移民家庭为争取身份和权利陷入到与城市既得利益团体的斗争中。那些城市既得利益团体实力强大，它们包括了市政官员，地产开发商，建筑企业，加上城市的新富阶层和已有的城市贫民与失业者。不过，许多外地农民在迁移到城市时，也随带了新的“权利意识”。有的甚至已习惯了投票选村长，而政府现在又承诺要对农民进行保护。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如果忽视他们要求公平相待、享受诸如保险和卫生等福利的期望，那可是很危险的。
中国的领导人对农村冲突并不陌生，他们正在艰难地应对这些冲突。不过，他们对于正在来临的城市社会挑战并没有太多经验。中国的体系的确非常坚固，在经济和政治改革中并非只能采取先在一地进行试验、成功后再推广到全国的做法。暂时的自由化措施完全有可能变成更长久的制度，就像波兰尼描述的当时的英格兰所做的那样。但鉴于政府计划号召对中国的农村进行商业化的“圈地”，而有几个亿的农民将在未来的20年里移居城市，因此，北京正在与时间赛跑。
在过去几年里，北京已对农村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政府通过打击非法的地方摊派、提高地方税收的透明度，在减轻农民税收负担上取得了短期的成效。同时，中央政府也已经将国家税收中的更多份额划归地方政府享受。中央政府采取的其它措施有：设立更多让农民表达不满的渠道，惩治滥用职权的地方官员，向农民解释政策，向抗议者发放钱财以平息不满，允许村级选举（不过同时剥夺了相当部分的村级税收和财政权力，将其转移到了乡镇一级政府的手上，而乡镇级的官员是不经选举的）。
然而，上述这些措施也在中国民众中引起了对“合法权利”的强烈感受。现在，农民在抗议中越来越多地提到这些“权利”，这可能是中国未来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进展。尽管政府在孤立、压制和缓和潜在的农民威胁方面颇有成效，但领导层心里明白，这些措施并非解决“三农问题”的长久之策。
大圈地
中国的许多决策者和社会科学家认为，解决农村危机需要更为激烈的措施，即集土地改革、工业化和城市化于一体的综合措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说：“人口太多土地太少，使得大规模的生产很难实现。这也是农民提高收入的最大困难。”他断言说，大农场的兼并以及农民向城市的迁移将不仅能解决农村问题，还能附带产生城市化的好处，“大量外出务工者[将]提供廉价劳动力，从而有助于提高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北京大学的潘伟教授——他也是一位有影响的政府顾问——也认为，北京应该鼓励农民加速向城市迁移。他建议说，中国应该通过建新城市或扩建已有的城市，在未来的30年里再发展出100个人口500万以上的城市。
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规模本来就很庞大，现在这一速度更加快了。其中的部分原因，是非法圈地，以及在工业与休闲项目开发中大规模的农田征用。2003年11月，国土资源部就报告了168，000起非法占地案例，是前一年全年的两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中国在1996至2003年间损失了670万公顷的农田，是1986至1995年间所损失的190万公顷农田的3.5倍。这一趋势仍在加速。光2003年一年，约有253万公顷的农田被毁，占全部农田的2%.根据2004年《中国农业绿皮书》，每1亩农田被用作非农用土地，就有1到1.5个农民丧失土地。据官方统计，自1987年以来，约有3400万农民完全丧失土地，或拥有的土地少于0.3亩。新的农田征用热潮几乎肯定预示着这一过程的加速。
在2004年，政府在控制农田向非农业用地的转换中取得了一些成效。更长久、更法律化的措施，以及或许更大规模的政策调整也摆上了政府的议事日程，以便使农业的发展更合理，也使农民能够提高收入。从2003年3月生效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农用土地征用法》就是实现上述目的的最新举措。在1978年后实行的家庭责任制中，土地由村所有，使用权则由村长分配给单个的农户。由于承包期限不够长，加上村干部经常随意在农户之间变更土地使用权，其结果不仅阻碍了对土地的改进，也阻碍了农户之间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使得具有商业化规模的农业迟迟不能诞生。《农用土地征用法》规定了农户与村之间的书面合同，将土地承包期限设定为30年。合同也包含有明确的条款，允许农户向其他人转换土地使用权。为了让潜在的买主放心，让他们相信所购买的土地使用权会得到尊重，合同中禁止“重新调整”，除非是在极端情况下，如自然灾害等。毫无疑问，《农用土地征用法》的实施不会一帆风顺，但中央政府看来对此决心很大，几乎肯定会继续收紧对农业用地的管理。这些举措可能会扩展到放松对土地抵押的限制，同时也会促使以家庭为基础的承包制向以私人为基础转变。这两种做法都会极大地加速土地使用权的转让……
如果土地改革能够成功，中国国内的大规模移民将进一步加速。不过，非法圈地和土地改革的冲击并不限于国内移民，它也将影响“流动人口”的组成成分。在以前，那些挤满火车涌向城市以寻求更高的收入的农民，他们的妻子、丈夫或父母仍然留在在农村，他们的行为只是为他们的家庭增加新的收入。而今天，日益增加的这些外出农民是拖家带口，全家出动。在他们的身后（老家），他们没有任何土地；在他们的前方，他们没有任何保障。
中国最著名的商业和经济杂志《财经》已将最新一波地方官员和地产开发商相互勾结进行的农村和城市土地占用热称为“圈地”运动，以有意与18世纪的英格兰所发生的城市化加速的过程相映照，那是一个社会分裂、激烈动荡的年代。不过，对于许多农民家庭而言，《农用土地征用法》所规定的土地合法转换将产生一种类似的断层效应。那就是，中国的移民未被给予与城市居民完全同等的身份。这样的农村改革是不完善的。
明天更大的危机
中国城市化的加速，事实上是将当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转换为将来可能更严重的另一个危机。在小块土地上耕作的贫困农民所面临的窘境，将变成贫困的移民的更大困境：工作条件危险，拥有的权利屈指可数，而社会福利安全保障则几乎没有。中国城市的现状早已经让人心有余悸：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达到166座（美国只有9座），有5亿的正式城市居民（即剔除了外来人口）。城市人口的年均增长率已经达到2.5%，印度则为0.8%.政府预计，从2004到2020年，将有3亿人搬进城市。由于绝大多数外出务工者仍然保持他们的农民身份，与他们在老家时一样，他们是不能享受城市福利、社会保障和有效法律保护的。这一问题可能进一步恶化，除非他们的后代能被授予与城市居民完全相同的法律身份，享有同等的福利和权利，完全融入城市社会。通过考察中国目前的外来移民的困境，可以想象解决这一问题的巨大难度。
没有城市户口的外来务工者无权参与常规的劳动力市场，这样，他们在找工作时，依照中国劳动法规他们应享有的权利往往得不到保障。他们的工资常常被拖欠几个月，甚至几年。根据政府的估计，中国1亿外出务工者被拖欠的工资高达120亿美元。强制的安全条件也往往得不到保证。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仅在深圳及珠江三角洲地区，每年发生的工业事故就吞噬了至少3万个手指。对这类事故的赔偿标准是每个手指60美元。即使这样，仍有许多雇主拒绝支付赔偿金。根据有关官员的说法，将近70%的外来务工者没有保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生活在郊区的临时简屋里，而由这些临时简屋组成的整个居住区多半会在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被清理拆除，拆除时的补偿费少得可怜，或根本没有。
这种朝不保夕的流动状态对外来务工者年幼的子女或其他老弱的跟随者的冲击对大。在8到14岁的外来务工者子女中，大约15%不上学。即使是能上学的人，也必须支付高额的费用（常常是100美元甚至更多），而能进的也只是简陋的不合格的私立学校。由学费以及过高的家庭期望所带来的压力，使学生自杀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谋杀也不鲜见。虽然与外来务工者相关联的问题由来已久，但上述发生在外来务工者子女身上的悲剧，就算其性质不是新的，起码其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同时，由于农村的公共服务水平极为低下，所以，当这些最底层的群体看到城市里的新富阶层每天所享受的奢华时，他们对不公平的感受就格外强烈。
在理论上，就连城市化的倡导者都明白，“城市化需要制度创新。”这句话是国务院官员王梦奎说的。到现在为止，所作的努力仅限于对某些遭受最残酷虐待的外来务工者的保护。在2004年3月份发表的一份主要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宣布，政府将“在3年内基本解决建筑行业内建设费用的拖欠和外来农民工工资的拖欠问题。”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宣称，今年它将责成建筑与制造公司为数以百万计的外来务工者提供健康与养老保险。同时，中央政府已鼓励各市政当局为外来人员提供更多更便宜的上学条件。不过，与大多数的措施一样，并没有为此拨出中央财政基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改革家们正在为国内移民起草一部类似于“权利法案”的法律，这是国家和党对城市贫民全面捍卫自身利益提供支持的第一个信号。
改革的障碍
尽管有了这些法规，尽管嘴上喊得很响，实际的进展却相当有限。结果是，一方面，人们对权利的意识越来越强，另一方面，能够采取行动维护自身权利的能力却有限，两者间的差距正在扩大。其中最大的问题是钱，用那本最新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一书中的中国学者的话来说，就是“谁来为中国的城市化买单”。学者们的答案很简单：城市产业。然而，建筑行业这一与移民经济关系最大的产业就连已有的债务都拒绝及时支付，更不用说额外的费用了。由于地方政府能从建筑行业中获得利益，官员可以凭借建筑开发捞取名声，更别提广泛的贿赂和腐败了，因此，违反法规的动力仍然很强。
南京大学的潘哲权在《战略与管理》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争论说，对外来人员广泛的歧视只是在现在才受到抨击，而在以前它可并不被认为是一种罪恶。相反，这种歧视是中国的体系和政策有意设置的，并被有规律地“生产”和“再生产”。尽管现在在消除这类歧视上在某些领域取得了进展，潘哲权仍然认为，这场斗争还未结束，仍在激烈进行中。潘的观点看起来是对的。毫无疑问，对外来人员的歧视在已拥有城市户口的人中间还有市场，他们有歧视思想实在是自然不过的了。强烈的本地意识，对农村“外地人”抱偏见，这些都会给本地人带来实际利益。事实上，“外地人”已成为移民的专用语了。东部城市的市民常常向西方人解释说，“外地人”素质低，并且说，他们觉得自己与本国移民的相同之处还不如与外国人的多。在富裕的城市年轻人中间，“你真农民”已成为表示讨厌的时髦调侃用语。
由于利益与文化的冲突，那些旨在帮助外来移民的措施遇到当地人的抵触也就毫不奇怪了。最近北京市政府发文，要求公立学校允许外来务工者的子女入学就读，并削减对他们征收的歧视性的费用。但是，很多学校仍然不让移民子女入学，声称没有空位，而事实上据北京市教育局的调查，那些学校有35000个空位。就连死亡时，流动人员的家属也面临歧视。最近在泸州（音译）发生的一起城市煤气管道爆炸事故中，有多人死亡。那些有城市户口的家庭得到了17000美元的赔偿，而那些外来务工者只得到了5000美元的赔偿。尽管那些外来务工者在这个城市里与当地人一样生活、工作、死亡，但他们仍然被划分为农民。一位官员对这种不公平辩护说，“在农村生活的费用更低。”
尽管中国领导人继续将农村问题看作整个国家面临的最大威胁，但200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的一份调查仍然将外来移民列为1978年后经济上的最大输家。在一份对8组群体在经济改革中的得益情况进行排队比较的调查表中，专家们只对一项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外出务工者”是所有群体中得益最少的。这些最不幸的人加入了张晓山所说的一个新的阶层：“三无”阶层，即没有土地、没有工作、没有国民收入保险。张是政府的一位著名研究员。
未来：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还是狄更斯主义？
大胆地讲，在15年的时期里，目前的城乡双重危机有3种可能的结果：自由主义，极权社团主义，以及两者的混合。尽管没有一种结果是确定无疑的，我们还是认为，中国至少在目前是在探索中向第一种可能前进，但社会改革的步伐以及克服既得利益的难度使最终的结果朝第三种可能发展的概率显得最大。
在向自由主义的可能发展中，村级选举预计会得到加强，并扩展到至少乡镇一级。土地改革会继续，但会有相应的城市改革来配套，以保护新进入城市的人及其后代，允许他们在建筑和扫大街以外的行业就业。在城市里，正在修改中的户口制度最终将被废除，一个地区的公共服务会让居住和工作在那里的所有人平等享有。对合法权利的意识会得到加强，并有实际措施来落实。到最后，人们会被允许自由结社，保护原来由国家控制的自身利益，而不管他们的身份如何。
在大多数地区都能看见这些进展。村级民主，尽管还不完善，正在农村中发挥越来越大的重用。在国家的层次上，建立法律制度尤其是培育“权利和义务”的文化的努力都在广泛的领域取得进展。实际上，这个国家在法律方面以前已经做了不少，但今后要做的仍然很多很多。现在看来它已准备鼓励司法系统成为地方政治进程中的一个参与者，调解各方的利益，而不仅仅执行审判。法律意识已得到增强，这要归功于中央政府在与省级地方政府的博弈中对“法治”的强调。农民的反应就是明证。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在正式请愿与抗议来信中，以合法权利及其保护作为投诉依据的比例越来越大。
在城市里，国家对新出现的一些独立社团组织已能容忍，如果不说是鼓励的话。在发表于2003年1月的《中国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本杰明-里德对城市住宅协会在高档物业发展中致力于获得管理控制权、要求改善服务质量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这些协会在保护产权和消费者的过程中，利用了政府最近所倡导的一些“权利”观念。它们对政府的招安不为所动，对地产商的玩忽职守与腐败行为抓住不放，同时在会员中倡导共同的会员意识。里德谨慎地表示，这类组织能否保持目前的自治状况还有待观察。不过，它们毕竟生动地证明了新颖的具有特定形式的利益仲裁组织是能够出现的，它们将成为未来更长久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不过，这些协会的性质本身也凸现了中国的富人和穷人在收入和社会权利上所存在的严重不平等。在外来人员居住的临时简屋区，此类公开的组织或代表是不允许存在的。即使在那些因地产开发而被赶出老城区住宅的贫困市民中，这类自治组织也还未出现。尽管有这些诟病之处，上述这些毕竟是中国在向更自由的未来发展进程中所取得的实质性进展。
不幸的是，社会与政治向别的前景发展的迹象同样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以麦克尔-里顿和加斯伯-贝克为代表的观察家争论说，中国并非在向更自由的制度发展，而是完全相反，在走向法西斯主义。这种动向的证据包括：社会更趋集中，形成国家主导和控制的等级制度；解决社会冲突往往依赖行政机制而非司法机制；奉行反资本主义的战略，鼓吹排外；以及军方在舆论宣传和社会生活中的过度介入。
实际上，上述这些现象描写的主要只是中国的某些方面，而且，所有这些特征在中国正在逐渐减少，而不是增加。私营企业的发展比国有企业相对要快。新的自治组织出现的速度比国家招安或镇压的速度快。媒体正变得越来越独立、强壮，也更商业化，对报道内容的限制正在逐渐放松。法律体系日益强大。随着军队员额的削减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军队的社会经济功能正在降低。总之，在大多数的关键方面，中国目前是在远离极权社团主义，而不是趋近。
不过，还有第三条道路，那就是“拉丁美洲化”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可能无法建立有效解决新的社会危机的制度。社会变化的速度和社会冲突急剧增加的速度可能超过国家的反应能力。政治领导人可能与商业和社会精英狼狈为奸。暂时的三无阶层可能会向精英阶层展开旷日持久、经济代价高昂的低强度战争。现在有许多中国学者和政府官员在谈论中国的前景时，常常提到拉美式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他们认为，如果中国不能在不远的将来扭转目前的社会趋势，拉丁美洲就是最直接的参考。
尽管中国在向适应性更强、更自由的方向前进，就中期来说，不进反退走向失败也是可能的。有些迹象早已显示出这样的结局。2004年中央政法委员会的报告发现，全国“社会动乱”或“群体事件”的数量在2003年增加了14.4%，达到58000件。参加的群众人数上升了6.6%，达到3百万。在城市里，“流动人口”的犯罪数量占了“总犯罪数的80%”。许多城区的迹象表明，中国社会要想避免拉美化，防止陷入低强度的阶级战争，只采取减轻外来移民的一些最严重痛苦的半拉子措施是不够的，需要的是给他们以完全的公民权。
需要的是速度
中国的领导人正专心致力于解决农村危机和日益扩大的城乡生活质量的差别。他们提出了土地改革方案，以便推进大规模移民，促进城市化的高速发展。这一措施可能会导致第二个危机提前到来，使移民家庭为争取身份和权利陷入到与城市既得利益团体的斗争中。那些城市既得利益团体实力强大，它们包括了市政官员，地产开发商，建筑企业，加上城市的新富阶层和已有的城市贫民与失业者。不过，许多外地农民在迁移到城市时，也随带了新的“权利意识”。有的甚至已习惯了投票选村长，而政府现在又承诺要对农民进行保护。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如果忽视他们要求公平相待、享受诸如保险和卫生等福利的期望，那可是很危险的。
中国的领导人对农村冲突并不陌生，他们正在艰难地应对这些冲突。不过，他们对于正在来临的城市社会挑战并没有太多经验。中国的体系的确非常坚固，在经济和政治改革中并非只能采取先在一地进行试验、成功后再推广到全国的做法。暂时的自由化措施完全有可能变成更长久的制度，就像波兰尼描述的当时的英格兰所做的那样。但鉴于政府计划号召对中国的农村进行商业化的“圈地”，而有几个亿的农民将在未来的20年里移居城市，因此，北京正在与时间赛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