汹涌的“民工潮”，如何让你回落？
■吴月华
我们无法确认是谁第一次提出了“民工潮”这个概念，但时至今日恐怕谁也不会忽视这一现象。它既是我们国家特有的庞大的城乡人口流动现象，也是中国社会的一大问题：“民工潮”问题，应当说是“三农”问题一种实实在在的反映。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把“民工潮”看作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一个亮点，而应看作是我们农村 “农心”不稳。这个问题，不仅对农村、农业而且对整个社会都会带来深重的负面影响。
“民工潮”缘起何处？
中国农民一向“安土重迁”，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连绵不断地大规模外出寻找就业机会，这种大规模、潮汐性的跨区流动即“民工潮”日渐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按目前多数人认同的一个时间，“民工潮”的提法最早出现在1989年。这一年，由于春节铁路客运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拥挤状况，诸多媒体开始引用这个词——“民工潮”来了！这一提法，形象地概括了民工流动的来势凶猛而又具有“春起冬落”的特征，此后便被广泛使用，沿袭至今。这滚滚汹涌的“民工潮”究竟缘何而来？
从根本上讲，“民工潮”形成的根本性原因是我国农村改革的成功。从八十年代初起，随着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农村普遍推行，农民在获得土地经营自主权的同时获得了在农业劳动之外寻求就业和收入的权利，使出去务工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实现了供求平衡、丰年有余，改变了粮、油统购统销制度，这样就能够满足进城就业农民食品供给，为农村劳动力流动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经济结构偏差和收入差距的存在，是“民工潮”形成的直接动因。与城市和农村二、三产业相比，农业比较利益一直是低的，同样付出体力却可以赚到更多的钱。而那一亩三分地，种出花来，所能得到的收入也是极其有限的。而沿海地区先发型经济增长和城市体制改革对劳动力的需求，直接拉动了“民工潮”的形成。沿海地区因为凭借优惠的地理优势和政策优惠率先实施了外向型的经济战略，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工业及服务业的迅速崛起，成为吸引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主要因素。从体制原因分析，我们党和政府及时调整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政策是它的体制性原因，国家从最初限制流动到允许流动，从控制盲目流动到实施有序化流动，直到实行城乡统筹就业，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逐步一体化。在种种因素的促动下，随着农村发展空间的不断“缩小”，农村剩余劳动力逐年增加，中国出现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民工潮”。
如何看待“民工潮”？
2001年初，《西部发展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上刊登了肖伟才先生的《民工潮—危险的潜流》一文。这篇文章的出现引起轩然大波，对肖先生的观点提出批评的文章扑天而来。尽管本人不尽同意肖先生文中的所有观点，但对他把“民工潮”不是盲目乐观地看待，而是把它作为一大社会问题的这种态度是十分赞同的。
首先我们从“民工潮”的“正”谈起，“民工潮”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长期被禁锢的农村生产力释放以后产生的一种新生事物。大多学者认为“民工潮”意味着农业人口所占比重的降低，是现代化标志之一，“民工潮”的出现对国家社会是有好处的。我们也的确应该认识到“民工潮”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和推进工业化、城镇化，推动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客观性。尤其对于收入增长缓慢的农民来说，外出打工不只带回来比呆在农村更多的收入，“一人外出打工，全家思想解放；一人外出打工，全家脱贫有方”。这“思想解放”和“脱贫之方”才是最重要的。眼界放宽了，思想灵动了，有了一些通过艰辛劳动换回来的收入，农村才有可能自身出现解决问题的新路子。
对于这些好的地方，许多学者的专著中也提得多了，我想提的是对“民工潮”的出现的一种忧虑。最明显的是它的出现给城市管理、社会交通以及就业安排带来无尽难题，但到底这称不上是“民工潮”的“负”。引用别人的一句话“在农民依靠农业致富面临着市场有限性和资源有限性的双重约束下，部分头脑灵活、敢于冒险的青年农民率先离开了农村，进入城市或其他地区寻求就业机会，是顺理成章的事。”的确，就目前我们国家的状况，“民工潮”的出现是必然的。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出去的是“头脑灵活、敢于冒险”的农村人，可能那些还愿意守着那一亩三分地的都视为不属此例。他们的“流失”，是农村人才的流失，造成了农业科技含量偏低，农村经济劳动力结构不合理，农村经济效益不高。而且民工流动的规模仍然在扩大，这几年来每年都有4%、5%、6%的速度在增加。该出来的都已经出来了，在农村中剩下3861部队，很难奢望剩下的这些老弱妇孺能够为我国农村的长远发展作出什么，也不该奢望。更令人担忧的是，出来的优秀农村青年们的目标不再是为家里多攒几个钱，而是一直朝着成为他们务工的城市的一员，这一梦想将耗费的是他毕生的努力，也宣布着农村人才的绝对流失！
农民出外打工，不是市场因素的驱动，而是非市场因素所迫。农民工进城是谁也不能回避的现实，在过去，在现在，都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在未来，我们还应该关注这一群体的状况和他们的城市化过程。从农村人到城市人是大多农民一直的梦想，这梦想必将在他们城市化的过程慢慢得到实现，但随着这些人能通过努力进入城市，当农村已经失去发展最根本的动力，真能靠那些3861支撑？何以谈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何以谈实现共同富裕？
何去何从之“民工潮”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正当农村劳动力流动逐渐形成以城市为中心的就业高潮时，城市自身的就业形势却发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变化：由于中央决定对我国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国有企业职工下岗让数以百万的工人也成为求业者，一时间城市就业压力骤然增大。城市经济必须同时吸纳和消化大量流入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及不断增加的城市下岗工人再就业。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农民收入同时也出现了增长滞缓的格局。在城市就业面临重重压力的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寻求就业、增加收入的要求也更加迫切。劳动力市场上这种供求的空前紧张，迫使各级政府想尽种种办法，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新经济生成之前，城乡劳动力之间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就成为就业政策需要协调的重要问题。在这种矛盾交织的背景下，鼓励回流创业无疑是平衡矛盾最好的办法。
“民工潮”使农民步入新天地 ，直接受到现代化工业和城市文明和熏陶，开阔了视野，增长了才干，“既挣了票子，又换了脑子”。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既学到先进的技术，又学到了现代的管理经验，可以说，这是一笔无可估价的人力资源增量。很多农民工返乡后很快成为乡镇企业的技术骨干，有些还成为农民企业家。根据有关报道，江西省广丰县近几年兴办的60多家乡镇企业，年产值达1500多万元，多数是靠农民工回乡办起来的。安徽省蒙城县现有乡镇企业 2.1万个，其中由外出劳动力回乡创办的达1.2万个，占总数的57%……同时，大量农村劳力进入城市就业，打破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加快了城乡信息、劳力、资金、技术的交流，促进了城乡互补和共同发展。同时，大量的农民工外出，缓解了人多地少的矛盾，其无为经营的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和善于经营者集中，为农业结构调整、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农村土地集中到善于经营的能者手中，就能在充分利用自身廉价劳动力的同时进行集约化、规模化经济种植。我认为这作为“回流创业”的辅助，将成为今后我国农村解决自身问题的重要方式之一。
另外，“民工潮”在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上做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各地政府要真正重视起“打工经济”，从而把“劳务输出”做大做强，变民工的乱投乱靠为政府有序的指导，并为输出的民工们提供制度与法律保障，那么，民工的境况与创造的财富就要好得多。城市的管理者积极认识民工对城市发展所起的作用积极地开拓工作岗位，建立利用民工着力发展卫星城镇的设想，那么，民工潮会涌而不乱，这股巨流便会转变为城市及其卫星城镇建设的热潮。
结论
“民工潮”作为获得行动自由的农民走向市场、实现自我的大胆尝试，它已不单单是农民迫于就业不足的一种为了生存需要，它反映的是日益觉醒的农民对自身身份的解放和城市化生活的一种追求和向往，是解决温饱后的农民对更高生活质量的一种不安分的冲动。不论是根据现在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还是民工自身的境况，我们可以得出民工潮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会停止。农民进城，从被视为“盲流”加以遏制到被定位为“有序流动”加以引导，国家开始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不合理限制，逐步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积极推进就业、保障、户籍、教育、住房、小城镇建设等多方面的配套改革。这种管理的规范与有序，必将使民工潮归于有序的流动，最终潮平乃至潮落。
作者地址：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经济管理系 邮政编码：100089
E-mail:[email protected]
■吴月华
我们无法确认是谁第一次提出了“民工潮”这个概念，但时至今日恐怕谁也不会忽视这一现象。它既是我们国家特有的庞大的城乡人口流动现象，也是中国社会的一大问题：“民工潮”问题，应当说是“三农”问题一种实实在在的反映。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把“民工潮”看作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一个亮点，而应看作是我们农村 “农心”不稳。这个问题，不仅对农村、农业而且对整个社会都会带来深重的负面影响。
“民工潮”缘起何处？
中国农民一向“安土重迁”，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连绵不断地大规模外出寻找就业机会，这种大规模、潮汐性的跨区流动即“民工潮”日渐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按目前多数人认同的一个时间，“民工潮”的提法最早出现在1989年。这一年，由于春节铁路客运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拥挤状况，诸多媒体开始引用这个词——“民工潮”来了！这一提法，形象地概括了民工流动的来势凶猛而又具有“春起冬落”的特征，此后便被广泛使用，沿袭至今。这滚滚汹涌的“民工潮”究竟缘何而来？
从根本上讲，“民工潮”形成的根本性原因是我国农村改革的成功。从八十年代初起，随着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农村普遍推行，农民在获得土地经营自主权的同时获得了在农业劳动之外寻求就业和收入的权利，使出去务工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实现了供求平衡、丰年有余，改变了粮、油统购统销制度，这样就能够满足进城就业农民食品供给，为农村劳动力流动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经济结构偏差和收入差距的存在，是“民工潮”形成的直接动因。与城市和农村二、三产业相比，农业比较利益一直是低的，同样付出体力却可以赚到更多的钱。而那一亩三分地，种出花来，所能得到的收入也是极其有限的。而沿海地区先发型经济增长和城市体制改革对劳动力的需求，直接拉动了“民工潮”的形成。沿海地区因为凭借优惠的地理优势和政策优惠率先实施了外向型的经济战略，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工业及服务业的迅速崛起，成为吸引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主要因素。从体制原因分析，我们党和政府及时调整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政策是它的体制性原因，国家从最初限制流动到允许流动，从控制盲目流动到实施有序化流动，直到实行城乡统筹就业，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逐步一体化。在种种因素的促动下，随着农村发展空间的不断“缩小”，农村剩余劳动力逐年增加，中国出现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民工潮”。
如何看待“民工潮”？
2001年初，《西部发展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上刊登了肖伟才先生的《民工潮—危险的潜流》一文。这篇文章的出现引起轩然大波，对肖先生的观点提出批评的文章扑天而来。尽管本人不尽同意肖先生文中的所有观点，但对他把“民工潮”不是盲目乐观地看待，而是把它作为一大社会问题的这种态度是十分赞同的。
首先我们从“民工潮”的“正”谈起，“民工潮”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长期被禁锢的农村生产力释放以后产生的一种新生事物。大多学者认为“民工潮”意味着农业人口所占比重的降低，是现代化标志之一，“民工潮”的出现对国家社会是有好处的。我们也的确应该认识到“民工潮”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和推进工业化、城镇化，推动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客观性。尤其对于收入增长缓慢的农民来说，外出打工不只带回来比呆在农村更多的收入，“一人外出打工，全家思想解放；一人外出打工，全家脱贫有方”。这“思想解放”和“脱贫之方”才是最重要的。眼界放宽了，思想灵动了，有了一些通过艰辛劳动换回来的收入，农村才有可能自身出现解决问题的新路子。
对于这些好的地方，许多学者的专著中也提得多了，我想提的是对“民工潮”的出现的一种忧虑。最明显的是它的出现给城市管理、社会交通以及就业安排带来无尽难题，但到底这称不上是“民工潮”的“负”。引用别人的一句话“在农民依靠农业致富面临着市场有限性和资源有限性的双重约束下，部分头脑灵活、敢于冒险的青年农民率先离开了农村，进入城市或其他地区寻求就业机会，是顺理成章的事。”的确，就目前我们国家的状况，“民工潮”的出现是必然的。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出去的是“头脑灵活、敢于冒险”的农村人，可能那些还愿意守着那一亩三分地的都视为不属此例。他们的“流失”，是农村人才的流失，造成了农业科技含量偏低，农村经济劳动力结构不合理，农村经济效益不高。而且民工流动的规模仍然在扩大，这几年来每年都有4%、5%、6%的速度在增加。该出来的都已经出来了，在农村中剩下3861部队，很难奢望剩下的这些老弱妇孺能够为我国农村的长远发展作出什么，也不该奢望。更令人担忧的是，出来的优秀农村青年们的目标不再是为家里多攒几个钱，而是一直朝着成为他们务工的城市的一员，这一梦想将耗费的是他毕生的努力，也宣布着农村人才的绝对流失！
农民出外打工，不是市场因素的驱动，而是非市场因素所迫。农民工进城是谁也不能回避的现实，在过去，在现在，都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在未来，我们还应该关注这一群体的状况和他们的城市化过程。从农村人到城市人是大多农民一直的梦想，这梦想必将在他们城市化的过程慢慢得到实现，但随着这些人能通过努力进入城市，当农村已经失去发展最根本的动力，真能靠那些3861支撑？何以谈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何以谈实现共同富裕？
何去何从之“民工潮”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正当农村劳动力流动逐渐形成以城市为中心的就业高潮时，城市自身的就业形势却发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变化：由于中央决定对我国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国有企业职工下岗让数以百万的工人也成为求业者，一时间城市就业压力骤然增大。城市经济必须同时吸纳和消化大量流入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及不断增加的城市下岗工人再就业。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农民收入同时也出现了增长滞缓的格局。在城市就业面临重重压力的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寻求就业、增加收入的要求也更加迫切。劳动力市场上这种供求的空前紧张，迫使各级政府想尽种种办法，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新经济生成之前，城乡劳动力之间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就成为就业政策需要协调的重要问题。在这种矛盾交织的背景下，鼓励回流创业无疑是平衡矛盾最好的办法。
“民工潮”使农民步入新天地 ，直接受到现代化工业和城市文明和熏陶，开阔了视野，增长了才干，“既挣了票子，又换了脑子”。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既学到先进的技术，又学到了现代的管理经验，可以说，这是一笔无可估价的人力资源增量。很多农民工返乡后很快成为乡镇企业的技术骨干，有些还成为农民企业家。根据有关报道，江西省广丰县近几年兴办的60多家乡镇企业，年产值达1500多万元，多数是靠农民工回乡办起来的。安徽省蒙城县现有乡镇企业 2.1万个，其中由外出劳动力回乡创办的达1.2万个，占总数的57%……同时，大量农村劳力进入城市就业，打破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加快了城乡信息、劳力、资金、技术的交流，促进了城乡互补和共同发展。同时，大量的农民工外出，缓解了人多地少的矛盾，其无为经营的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和善于经营者集中，为农业结构调整、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农村土地集中到善于经营的能者手中，就能在充分利用自身廉价劳动力的同时进行集约化、规模化经济种植。我认为这作为“回流创业”的辅助，将成为今后我国农村解决自身问题的重要方式之一。
另外，“民工潮”在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上做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各地政府要真正重视起“打工经济”，从而把“劳务输出”做大做强，变民工的乱投乱靠为政府有序的指导，并为输出的民工们提供制度与法律保障，那么，民工的境况与创造的财富就要好得多。城市的管理者积极认识民工对城市发展所起的作用积极地开拓工作岗位，建立利用民工着力发展卫星城镇的设想，那么，民工潮会涌而不乱，这股巨流便会转变为城市及其卫星城镇建设的热潮。
结论
“民工潮”作为获得行动自由的农民走向市场、实现自我的大胆尝试，它已不单单是农民迫于就业不足的一种为了生存需要，它反映的是日益觉醒的农民对自身身份的解放和城市化生活的一种追求和向往，是解决温饱后的农民对更高生活质量的一种不安分的冲动。不论是根据现在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还是民工自身的境况，我们可以得出民工潮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会停止。农民进城，从被视为“盲流”加以遏制到被定位为“有序流动”加以引导，国家开始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不合理限制，逐步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积极推进就业、保障、户籍、教育、住房、小城镇建设等多方面的配套改革。这种管理的规范与有序，必将使民工潮归于有序的流动，最终潮平乃至潮落。
作者地址：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经济管理系 邮政编码：10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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