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经济安全的维护

                                     

王仕军

 

确切地说，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舶来语，并且也是很新的词语，根据考证经济全球化这个词是在1985年由美国经济学家莱维首先提出的，在他之后，经济全球化取代国际化、跨国化、一体化化等意思相近的术语在全球流行开来。在我国，经济全球化大约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我国进入WTO日程的日益临近，而进入大多数人们的视野的。如今它已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词语，成了很多人谈论社会、经济等问题的一个语境，用经济学术语说就是我们看待、分析问题的一个约束条件。以此审视，新世纪我们国家的和谐社会建设，我们认为能否有效地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问题，这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一大考验，是我们党先进性与否的具体体现。下面就这个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国家经济安全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重大战略性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要从当今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经济全球化说起。什么是经济球化呢？从国内经济学者的研究来看,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国界论”,即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跨越国家政治疆界的经济活动的扩展,它意味着世界经济中共同的经济开放度增加,相互依存、依赖关系加深和更深层次的经济一体化。它不仅伴随着跨国界经济贸易规模的扩大和这种现象的日益普遍,也必然带来由这种不断向各民族国家边界延伸的经济活动组织化程度的提高。二是“过程论”,即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过程,它是各国经济走向开放和市场化的过程,是世界经济逐步趋向一体化的过程,是各国经济贸易相互依存度日益提高的过程,是经济、市场、技术与通讯形式日益全球性的过程,是民族性和地方性日益减少的过程。三是“贸易论”,即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贸易全球化,任何一国的经济贸易发展都离不开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贸易自由化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性。四是“一体论”,即认为经济全球化实质上就是市场经济规则在全世界范围内发挥作用的一体化。它包括由少数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制定的微观市场经济规则和由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制定的宏观经济规则的一体化。五是“体制论”,即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种新的国际关系体制,包括生产、金融和科技三个方面的全球化,其中,生产发展决定金融和科技的发展,同时金融和科技的发展对生产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因此,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点是生产的全球化,而企业作为经济增长和生产发展的原动力,在创造就业机会、发展新兴科技等方面都发挥着关键作用,成为以生产全球化为中心的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六是“调整论”,即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发达国家之间通过跨国公司之间的相互交叉投资和企业兼并,在更大的经济规模基础上配置资源,开拓市场,更新技术,从而实现发达国家间的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的升级。二是发达国家把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促使发展中国家通过利用外资来调整产业结构。七是“关系论”,即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产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扩大,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贸易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和生产一体化是全球化经济关系的三个组成部分。贸易从产品交换中体现国际经济关系,金融从要素配置上体现国际经济关系,跨国经营从生产上体现国际经济关系。这些观点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的内涵及其客观要求,但还不能完全体现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要求及其特性。我们认为,要完整准确地描述经济全球化的内涵,应从其本质、范围、方向和目的四个层次上进行研究。基于这一思路,经济全球化应定义为,它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跨国经营为基础,以信息网络为手段,以追求世界资源共享为目的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走向全球化的一种趋势。这才是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所在。

按照这种视角来考察经济全球化，我们便不难发现经济全球化的两大基本特征：一是双重性，从生产力角度看，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代表着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趋势；从生产关系角度看，经济全球化另一方面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动的。二是具体性，我们面临的不是抽象的经济全球化,而是西方国家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西方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主导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经济全球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高新信息技术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二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掌握了全球经济网络,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三是世界金融中心集中在发达国家,全球经济活动使用的货币主要是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并且掌握了全球金融网络;四是发达国家不仅是全球经济自由化的主要推动者,而且又是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主要制定者。

从收益与风险的角度看这样的经济全球化，无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一把双刃剑，对发达国家而言：收益主要有：一是拓展资本的增殖空间；二是拓宽原材料的供应渠道；三是扩大产品或服务的销售市场；四是附带输出意识形态和文化；风险主要有：一是投资利益受到侵害，如投资国政治动荡；二是原材料的供应遭到阻隔；三是产品销售遭遇抵制。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收益主要有：一是发挥后发优势；二是获得发展急需的生产要素如资本和技术；三是吸收和借鉴先进的思想观念等软的发展因素；风险主要有：一是国家主权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二是命脉产业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或控制；三是自然生态可能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四是由经济问题引发的社会危机、政治动荡等等。

站在国家的角度审视经济全球化这把双刃剑，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一个重大的问题便逐步凸现出来，逐渐成为了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重大战略性问题，那就是国家经济安全。

所谓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的经济系统运行和持续发展状态及国家经济利益不受外来势力威胁或破坏的状态。具体说来,国家经济安全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国内(本土)经济安全,即一国能够化解各种潜在风险,保持经济稳定、均衡、持续发展的状态和能力。二是指在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安全,即一国经济主权不受侵犯,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资源供给不受外部势力控制,国家经济发展能够抵御国际市场动荡和风险的冲击。国家经济安全的本质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一国经济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并能稳定持续发展的能力。应当指出的是国家经济安全的两个方面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国内经济问题可能会演变成国际经济问题，他国的经济问题也会影响到本国，并且影响经济安全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国内、国际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自然生态因素等等都能对一国的经济安全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国家经济安全越来越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１９９３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就表示要“把经济安全作为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并在政策上将“经济安全”确定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目标之一。日本向来十分注重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较早把经济安全列入国家综合安全战略,并特别强调经济安全保障在综合安全保障体系中的重要位置。１９９６年,俄罗斯出台了《国家安全构想》和《国家经济安全战略》两个文件,明确提出“保障国家安全应把保障经济安全放在第一位”,“没有经济安全保障,就不可能解决国家所面临的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任何一项任务”。改革开放后，我国就十分重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邓小平同志和江泽民同志对此都有一系列重要论述，进入新的世纪，党和国家更将经济安全问题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共十六大提出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思想,十六届三中全会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提到了新的战略高度,要求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国家利益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突出位置,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确保经济安全,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的安全环境。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

为什么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如此重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呢？主要有三大原因：

 

概括起来说就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经济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性问题，都力图，说得学术化一些就是维持经济发展与经济安全之间的张力，说得通俗一些就要在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之间拿捏适当，从而使自己的国家进入经济发展与经济安全良性互动的美好前景，避免陷入劣性互动的可悲境地，那可就惨了，那可就唱三首歌了：一是谁的眼泪在飞；二是国际歌，世上没有救世主，只有自己救自己；三是西游记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二、当前影响我国经济安全的主要因素

　 前面我们谈到，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当今时代，如何抑制其消极因素以期免除其对本国经济安全的伤害，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重大战略性问题，是带有共性的问题。但是由于世界各国的国情及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和阶段不同，各国面临的经济安全问题有很大的不同，可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所以弄清经济全球化的真正含义并不在于认识全球化负面效应的普遍性，更不是要号召人们加入反全球化者的行列，而主要是在其普遍性的逻辑下，具体分析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具体因素。由此观察全球化进程中的、处在新世纪、新阶段、大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我国经济安全问题，我们认为主要以下四个方面的影响因素：

一是政治因素

政治问题从来都是与国家安全（包括经济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诸多的政治、军事问题都会对国家经济安全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综观战后国际关系发展史，我们便不难发现，经济全球化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它作为国家间利益调整的主要形式，始终着牵动着国际政治的敏感神经，从而导致国际政治权利对经济全球化的强力干预以至扭曲。政治服务于经济并高于经济，几乎是贯穿于战后国际关系特别是东西方国家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一特征在柏林墙倒塌、前苏联解体后出现了某些形式的变化，但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冷战思维并未因此而终结，相反新的冷战和暗地里的较量却因国际政治权利结构的严重失衡而呈现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这在很大程度了增加了我国维护经济安全的难度。对于这一点，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有洞见。还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他就以敏锐的洞察力深刻指出：“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实践证明这一预见无比正确。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间经济问题政治化的倾向日趋明显。西方垄断资本联盟，一方面利用其把持的国际经济组织的领导权，极力推行“边缘化”政策将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国际经贸决策层之外，以维护其苦心经营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另一方面他们凭借强大的经济科技优势，以援助为诱饵、以制裁为要挟，对他们的圈外国家特别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断施压，不断演绎西化、分化的伎俩，竭尽遏制、演变之能事。对此，前不结盟运动主席哥伦比亚总统桑佩尔曾振臂高呼：“全球化和相互依赖不应该成为让干预幽灵重新回来的大门，相反，应该是把它拒之门外的大锁”。其言下之意，无非是要人们警惕并抵制夹杂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这里我们可以举两个突出的事例：首先从中美经贸往来分分合合的历程来看，一方面美国要求我们降低关税壁垒，向他们开放国门，另一方面自己背地里又设置质量、环保、反倾销、知识产权等“非关税”壁垒对我们的出口商品设置重重障碍；一方面造足了态势要改善中美关系和对华政策，另一方面又将并非优惠的贸易最惠国待遇、世银贷款、人民币汇率、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等经济问题与人权、台湾、西藏等问题政治问题挂钩，借中国发展经济的迫切愿望对我国内政指手画脚、横加干涉。这还不算，美国还动用学术界起劲地鼓噪什么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等制造种种事端，企图将中国妖魔化从而达到其遏止中国的不良企图。对此，有学者深刻指出：“对美国很多政客来说，一个中国特别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他们心头上的一根刺，他们做梦都想中国早日垮台、四分五裂。散布中国威胁论，是他们遏制中国的“精湛绝活”。这种恶劣的国际政治生态无疑对我国的经济安全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其次，从前几个月席卷独联体国家的、引起世界广泛关注的“颜色革命”看，进入今年以来，从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到白俄罗斯。这些后来组成独联体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国家，先后出现了剧烈的政局动荡，正在以多米诺骨牌崩塌的形式发生一场所谓的“颜色革命”。                        

颜色革命的六大特征

一	总是利用选举出现的作弊问题举行示威宣布选举非法
二	政府的态度都很软弱，或宣布重新选举，如乌克兰的总统选举或格鲁吉亚的首都市长选举，最后导致反对派上台，或者示威者通过冲击议会或总统府等激烈行动，使形势极其紧张，迫使总统辞职（如格鲁吉亚）或逃亡（如吉尔吉斯斯坦）
三	关键时刻都是强力部门例如警察、军队和情报部门宣布支持反对派，使得政府失去保护。
四	最后当权的反对派领导人大都担任过前政府的高级官员。例如，乌克兰新总统尤先科曾担任总理，格鲁吉亚新总统曾担任部长
五	被推翻的前领导人都执政多年，如阿卡耶夫执政15年
六	每个国家的反对运动都有自己统一的标志性颜色，比如塞尔维亚抵抗运动组织在发动推翻米洛舍维奇的政治运动时，用黑色拳头做标志，而尤先科领导的乌克兰反对派，所有道具都使用橙色，“颜色革命”的名称也由此而来

 

政局的动荡使国家经济建设近乎停顿，经济安全悬于一线。何以如此，内因不可否认，就是经济发展缓慢、两极分化严重、政府官员腐败等等，但外因更不可忽视，那就是有一只只黑手在翻云覆雨。种种迹象表明，各国颜色革命背后都有欧美强国特别是美国的影子：这些发生革命的国家在脱离前苏联后，为了争取更多的对外援助和投资，不得不向外开放。也许欧美一些国家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以体制改革为前提，对原苏联加盟共和国进行经济政治渗透。冷战后，欧美一些国家对中亚的关注主要还放在能源领域。“9·11”之后，中亚成了欧美反恐战略中的重要区域，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提上了日程。随着欧美与中亚各国的合作领域进一步扩大，这些国家的反对派组织也逐步形成壮大，其反对派都实现了对美国的“访问”，并与美国保持着对话和资金往来。为了达到目的美国可谓下了雪本。

首先,砸钱。回看乌克兰“橙色革命”,美国开销高达6500万美元;格鲁吉亚也向美国的援助低了头。2001年12月,北约以“支援阿富汗反恐战争”为名,在吉建立了军事基地,背后提供资金支持的就是美国。此次,在吉议会选举期间,美国已为支持反对派的活动投入了500万美元,并正考虑是否追加拨款2500万美元。

其次,扰乱视听。在选举中,只要是亲俄罗斯的政府一方获胜,美国一方面怂恿反对派以“选举中存在舞弊现象”为由进行抗议示威,把水搅浑,把社会搞乱,直至亲俄的现政权垮台。另一方面,美国宣布不承认选举结果,甚至还要派出所谓的“观察员”,监督选举。果然格鲁吉亚的反对派领袖萨卡什维利、乌克兰亲西方的反对派领导人尤先科皆因此策略而上台。

再次由大量的所谓NGO即非政府组织出面组织各国的柔性政变。非政府组织独立于政府体系之外，同时又不具有企业的营利性质，所以被称为是继政府和企业之后的“第三部门”。恰恰是这种独立性、社会性和非营利性特点，吸引了美国政府某些部门的注意。
    美国利用ＮＧＯ来输出美式“革命”，具有以下显著优点：美国政府可以躲在幕后，避免吓跑那些厌恶美国霸权的老百姓；ＮＧＯ的亲和力与独立形象，更具迷惑性和号召力；数以万计的ＮＧＯ及其相互之间的复杂联系构成了遍布世界的巨大网络，可以为美国力量传输提供现成的平台；ＮＧＯ本身的资本积累和融资能力可以放大美国政府投入的“种子资本”的力量，形成一种“杠杆效应”。从美国国务院下属的国际开发署官方网站透露的情况看，目前美国政府倚重的组织主要有国际共和党协会、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和平协会等，并通过这些组织来发展和资助下游组织。但是，从媒体所反映的情况看，美国政府直接联系的ＮＧＯ远不止这几家，至少还包括在独联体活动频繁的“自由之家”，以及大名鼎鼎的亿万富翁索罗斯旗下的开放社会研究所。这些机构组织柔性政变可谓是处心积虑： 

                        美国利用ＮＧＯ来输出美式“革命”的路线图

一、灌输新概念	乱国先要乱思想，美国ＮＧＯ系统地创造和传播一系列新概念，为即将采取的行动披上合法的外衣，比如把号召人们制造大规模骚乱称为“非暴力抵抗”等，其目的就是所谓“占领道德制高点”。
二、传播谶语	公开预言将出现政权更迭，以此来吸引公众的注意，改变公众对未来的预期，从而改变人们的行为。
三、打造组织	最初是建立一些“青年俱乐部”，用免费的小东西和奇谈怪论吸引年轻人参与他们的活动，然后逐步政治化、组织化，形成一批骨干队伍。由于年龄和社会阅历的缘故，年轻人对生活存在浪漫的幻想，希望建功立业，同时政治辨别力较低，易于冲动。他们是各种政治运动的首选动员对象。
四、培养和扶植反对派	一方面他们把选中的未来领袖们接到美国面授机宜，另一方面非常重视实践出真知。格鲁吉亚被选中的基佳·波克里亚本身就是一家本土ＮＧＯ的创建者，他同时获得了索罗斯的“开放社会”以及有美国官方背景的欧亚大陆研究所的资助。受索罗斯的派遣，他曾多次前往塞尔维亚，向当时正在“倒米”的组织学习反政府“非暴力”斗争的实际经验。此后还多次将塞尔维亚的骨干分子请到格举办培训班，传授诀窍。
五、民意测验	他们搞的民意测验，目的不是获取信息，而是在私底下误导民意，是一种全面的政治心理重塑。
六、非暴力手段	他们把行动刻意保持在“非暴力”的界限内，为的是能够“让普通人敢参与到其中来，同时，国际社会也因此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物质和道义支持”。前美国军官、国家民主基金会塞尔维亚项目主管丹尼尔·瑟沃就曾对受训人员说：“非暴力的战争是和平的战争，但是作战使用的各种基本原理也是非常适用的，比如在决定性的点上集中最大兵力，应当采取进攻而不是防守策略……”显然，他的训导被忠实地反映到各次“颜色革命”的策划过程中，比如在搞游行的头一夜从几百里外雇来大量示威者以实现关键时刻的战略集中。

 

美国如此热衷于“颜色革命”,并且不惜痛下血本,主要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一是通过瓦解亲俄罗斯的政权,进一步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美国通过在俄罗斯的“后院”扶植亲西方政权,恰好可以削弱俄的影响力,把它们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二是控制该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打开这些地区的市场。三是可以对中国进一步形成包围之势。另外,“颜色革命”省时高效。相形之下,通过军事手段改变一个政权如伊拉克战争则会留下诸多后遗症。这些国家发生颜色革命不仅使本国的经济安全受到重创，也对我国的经济安全造成了伤害：中俄及中亚国家都是上海合作组织的缔约成员国，如果美国控制了这一区域：一是不利于加强反恐合作，打击东突三股势力，防范和遏制疆独。2002年，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就领土主权争议达成协议，同年两国进行首次联合反恐军演。二是伤害我国的经济利益。中亚广阔的市场为中国扩大出口和西部地区的开放提供了机遇，中亚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是中国多元化能源战略的主要保障之一。
　　从国内政治因素看，国内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滞后、民主法制建设失调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运行受非正常权利干预过多，以至于导致寻租问题高发和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这是危及我国经济安全的国内政治隐患。这个问题人们谈论较多，从经济安全的角度看，在外有国际竞争压力，内有市场失效的双重挤压下，我国政治架构存在的这一突出问题已成了中国经济安全的致命伤！社会经济生活中这样一些点引人注目：权力的集中点、体制转换的交汇点、监督系统的乏力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人财物需求的关节点，这些点有往往形成各自的发散结构，甚至相互编制成一巨型的关系网，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分利集团化态势，社会有交通厅长效应、组织部长效应、银行行长效应等等说法，很多贪官一腐败就几百万、甚至几个亿，浙江的杨秀珠案涉案金额2亿三千多万，很多部门甚至前赴后继，河南省先后三任交通厅长都出了问题等等，很多贪官甚至摸索出了腐后身退的所谓路线图：出国探路、海外安家、资金转移。新华社早在2001年1月18日就报道说，截至2000年12月31日，“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超过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人民币在逃。”更有海外媒体说，如香港文汇报，“(截至)2003年上半年，中国共有8000余名贪官出逃”。我这里有这样一个表，清楚地表明了这个问题：

各地涉案贪官状况一缆表

（截止2004年3月）

类别 省份     省份	失踪	外逃	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	自杀身亡
广东省	790	1240	466	74
河南省	512	854	319	145
辽宁省	318	403	204	112
江苏省	316	227	117	42
北京市	112	442	97	44
上海市	187	354	127	51
天津市	60	182	45	17
重庆市	160	226	86	27
河北省	249	240	117	70
山西省	240	281	162	102

数据来源：《世界经理人》杂志2004年3月）

人们对此深恶痛绝，此类问题破坏了市场竞争的正常秩序，造成了收入、财富差距的急剧扩大，降低了广大民众参与改革的热情和信心，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增大了计划经济复归的可能性，增大了反华、反社会主义势力制造颜色革命的可能性。这些问题若得不到有效解决，将最终会葬送改革的前程，没有改革就没有发展，而没有发展，经济安全就无从谈起。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国外若干发展中国家的教训为我国提供了前车之鉴，战后曾一度出现的“拉美病”菲律宾的“马科斯”陷阱、以及前面谈到的中亚诸国的颜色革命，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官僚特权扭曲市场运行的恶果，说到底是不是市场经济惹得祸，而是权贵市场经济惹得祸。因此吴敬链等著名经济学家大声疾呼，谨防中国滑入权贵市场经济。从这个角度看，新的世纪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大力提倡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提高执政能力、加大反腐力度，大力进行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的重大意义，不仅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而且是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维护我国经济安全的重大战略举措！

 

二是经济体制因素

考察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政治因素不可忽视，而经济系统本身尤其是经济体制问题则更具有根本性、内在性与直接性。因为对内而言，经济体制决定一国资源配置的效率和经济运行的质量，对外而言则决定着一国经济系统能否有效抵御外来经济的冲击。应当肯定，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体制从宏观到微观都已发生了革命性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已初步形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增强。财政、金融、投资、企业管理等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所有这些都为我国经济发展、经济实力增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这些是创造中国奇迹的体制性基础，也在客观上加速了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也具备了一定的抗外来经济冲击的能力。2004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36515亿元，年末国家外汇储备达到6099亿美元，　全年各项税收收入25718亿元。可以说我国处在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说前所未有的盛世不为过，然而我们应该看到，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以渐进和增量为特征的，这种政策—功能性变革虽然有利于实现经济体制的平稳过渡，但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其难点后移的“挤压效应”往往导致一些深层次的体制、结构性矛盾凸现并呈现胶着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我们维护经济安全的负担。主要有以下几个突出问题：

1、  财政风险

财政是一国的钱袋子，财政风险是一国经济安全的重大隐患。我国的财政还存在不少问题，当然这并不否认财政的成绩，我国经济发展的事实就是最好的说明。但问题也不能忽视。我国的财政运行存在较大风险，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首先从中央财政看：　第一，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下降。
　　在过去2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的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从1979年的28．4％下跌到1995年的10．7％，然后稍微上升到1999年14％。这样的比例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32％。特别是，中央政府可支配的财政资源所占的比例更是巨幅下跌。在1979年中央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为16．2％，但到了1996年只有3．2％，此后微幅上升到1999年的5％。而1999年的比例之所以上升，很大一部分是发行国债所得。

第二，中国财政支出沉重，隐性支出严重。

中央政府需要支付包括医疗、教育、扶贫、年金、基础设施及环境保护在内的极为重要财政支出项目。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每年至少短缺GDP的4．6％，相当于中央政府在1997年总预算的135％。布鲁金斯研究院的经济学者拉迪另有一个估计是，由国有企业负担的社会福利开销日后必须转移到中央政府的部分，高达每年GDP的3．3％，相当于中央政府在1997年的总支出。此外，世界银行还估计，从1995年到2004年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至少需要投入6万亿人民币，相当于1995年整年的GDP，也将需要中央政府掏腰包。此外我们搞三峡工程、南水北调、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西部大开发，所需要资金都要成百上千亿。

除此之外，中国的财政支出中还包含有相当部分是没有计入正常显性财政收支的隐性负债，比如财政欠发的工资、粮食经营亏损性挂帐、国有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以及养老保险金欠帐等等。1999年初，当时的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曾指出，未来三年国有企业改革的代价高达6000至8000亿人民币，这相当于1998年中央政府总支出的两倍。比如养老保险金欠帐，中国养老保险历史欠账约在5万亿元到9万亿元之间。同期财政收入为1．1万亿元。本来“老人”部分随着时间推移数量会逐渐减少，但由于时点问题没有确定，“中人”部分日益滚入“老人”行列，欠账也越滚越多。这部分欠账最终只能是国家财政负担。养老金社会统筹后，由于社会统筹部分的基金不足似支付养老保险支出，各地陆续将“个人账户”的基金用于填补养老保险支出，形成所谓“个人账户”的空账运行。到2000年底，全国“个人账户”空账总额1900亿元，其中个人缴费形成的空账为900亿元。这种状况不解决，空账数额无疑会越来越大，严重危及新制度安全。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还只能是财政出资。

第三，积极的财政政策加重了中央财政负担

1998年中国政府发行1000亿政府公债，1999年为1100亿人民币，2000年为1500亿人民币。除此之外，国务院在1998年还发行2700亿人民币特别公债，支持四大国有银行贷款给国有企业，并提拨180亿人民币支付国有企业改革与洪水灾后重建。这些年的公债总共为6480亿人民币，几乎相当于1998年中央政府总支出的两倍。这样巨额的负债不仅凸显了中央政府财政上的拮据，势必还将造成日后财政上非常严重的后遗症。美国经济学家拉迪则指出，中央政府在1997年的开销中，55．2％是举债所得。在1999年已经是70％。现在中央政府举债的概念是这样的：中央政府每花出去1块钱，其中有7角钱是借来的；而中央政府每借1块钱，大概要用7角钱来还旧债。

第四，中央财政扩大收入有严重障碍。

中央财政支出的压力如此巨大，但在增收的问题上却因为地方和中央矛盾，困难重重。例如，财政部提出公路法的修正案，希望将地方政府收取的汽车与公路之杂费，改为全国统一的燃料税，预计可以增加中央政府1000亿人民币的税收。然而，这项修正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会中被推迟两次投票。最后竟在地方利益的反对下，于1999年初被彻底否决。

第五，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几大问题引人注目，比如跑部钱进现象泛滥，很多财政资金浪费在了跑上；在比如，国债资金的安排使用过程中存在大量浪费和低效率现象。根据对甘肃、山东和江苏等地的国债项目调查发现，一些国债项目因前期准备工作不足，不能按时开工和竣工而造成国债资金闲置。仅江苏四个省辖市的交通、水利国债项目就有３．１亿元国债资金就这样闲置着。再比如令人愤慨的屁股底下的腐败问题，目前，中国大陆共有350万辆以上公务用车，公车的不合理消费已成为各级财政支出的沉重负担。据统计，1990 年代初期到中期，全国公车耗资720亿元，年递增27％，远远超过同期GDP增速。到1990年代后期，公车开支几乎是当年国防开支的两倍，年耗用达3000亿元，相当于全国每年的义务教育总经费。超标配车、维护费用昂贵、公车私用等“屁股底下的腐败”问题屡禁不绝。

其次，从地方财政看，县乡财政问题十分突出。先说一个事例贵州同仁地区深陷债务纠纷，地区财政局的财务室被黑龙江佳木斯法院前去执行的法官查封，一时引起轩然大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关于中国的地方债务问题及其对策思考》中透露：目前，中国地方政府所负各种债务的总体规模相当巨大，在某些地方，地方财政已经超负荷运转。地方政府层级越低，负债欠帐的相对规模越大。地方政府举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会造成财政风险。而一旦出现风险，最后还得由纳税人埋单，加重纳税人负担，影响社会稳定。因此，《预算法》等有关法律严格禁止地方财政出现赤字和地方政府举债。今年两会，财政部提交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2005年度政府预算草案中，一项150亿元的支出安排引起了来自基层的代表们的关注。在全国财政32255.03亿元的预算支出中，这笔支出显得微不足道，却是中国实行分税财政体制以来，中央财政预算首次安排预算资金缓解县乡财政困难。这实际上对县乡财政问题的严重性的回应：这要从1994年说起，在这之前，乡镇财政的日子好过一些。1994年，分税制实行。中央按70%的比例提留税款。上行下效，省，市两级政府也不断从下级财政集中，尽可能多地从下级财政抽调资金，将收入大、有潜力的税种上收。到乡镇一级，几乎就没有税收入账。“在现行体制下，上有各级政府层层集中财力，下有农民增收减负，县乡财政只剩下受‘夹板气’的份儿。”一方面收入减少，一方面，地方政府需要负担的开支却没有减少。教育，卫生等开支，约占地方财政支出的20%。这类明显具有公共产品特性的支出项目，在分税制后仍然由地方财政负担。2003年6月25日，国家审计署署长李金华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提交的数据显示，我国县乡一级财政赤字严重。截至2001年底，中西部10个省、市的49个县(市)累计债务达163亿元，相当于当年可用财力的2.1倍。另据资料显示，截至2002年底，仅乡镇一级平均负债已经超过400万元，总额在2200亿元左右。乡镇作为我国的基层政权，其沉重的债务包袱，不仅阻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严重威胁着国家的经济安全，而且损害了地方政府的声誉，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有的地方直接把债务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加重赋税，乱收费、乱摊派，加剧了农民与政府的对立情绪，危害社会稳定。而更为直接的恶果是，严重影响政府自身正常运转和职能的发挥。少数乡镇已达到“工资停发、发票停报、汽车停开、电话停打、食堂停办”的地步。有一位乡镇负责人形象的说“基层政权已经成了二条没有脚的腿”。据《新闻周刊》报导，河南四通镇除了党委书记和镇长，其他所有干部都罢工了，镇政府已经瘫痪。四是乡村债务的债主将会络绎不绝的讨债，乡村根本无法工作。为了躲避债主，许多乡村负责人不能在办公室办公，不能白天办公。据传，很多乡镇负责人“逼迫”得情绪低落，疲惫不堪。有一位无奈地自嘲，“比旧时代的杨白劳还苦”。安徽一位乡长不堪债务重压，跑到上海打工去了；河南一位乡长迫于债务难以跟“上面”交代，借了个出租车在开。由于工资低，不能按时到位，行政经费又不足，人人身上背了一身债务，干部工作没有积极性，人心思走。没钱干事，没人干事，干事了没钱，这就是目前乡村行政管理中存在的普遍的带有危机性问题。

2、金融风险

金融是一国经济运行的血脉通道，金融安全是一国家经济安全中最容易全局性震荡的问题。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教材。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人们日益清楚地感到影响经济安全的风险中金融危机危害最大。这种危机的危害至少有四个特点第一它爆发突然常常在一夜之间形成难以抵御的灾难；第二它破坏性极大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摧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一个国家几十年积累起来的财富毁于一旦；第三它有极强的传染性能够从一国蔓延到其他国家；第四它的发生日益频繁可能反复发生却又难以预防。当前，尽管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也还存在诸多缺陷和漏洞，如垄断经营、商业化进程缓慢、银行企业、地方政府关系没有理顺、金融法规建设滞后等等，急需深化改革以添加防火墙或添个补丁。必须引起关注的至少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较高。2003年3月份，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便承认，包括转移到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在内的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总共高达35000多亿人民币，相当于2000年GDP的40％。可以说在银行的坏账方面，中国算是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对于日本——我们常常称之为深受银行坏账困扰的国家，日本经济学家争论的是银行坏账比例究竟是６% ，还是１０% 、１１% 。

 

   其次是房地产市场过热加重了金融风险。

 2004年，关于房地产“泡沫”的争论成为房地产市场一个贯穿始终的话题。7月，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学者易宪容发表了《谨防房地产业要挟整个中国经济》一文，提出国内房地产业挟持着中国经济，如果让国内房地产的泡沫任意吹大，泡沫的破灭不可避免，而最后承担这种泡沫破灭的只能是国内各银行。最令人震撼的声音是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对中国房地产的“发言”：“我认为，这是最后的疯狂。随着中国的通货膨胀和美联储加息的不断发展，离‘最后算账’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反泡沫论的代表是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该中心10月份对外公布了《怎样认识当前房地产市场形势》的课题报告，通过对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所做的分析和判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有真实需求支撑的前提下，即使局部地区可能出现房地产过热或结构性过剩现象，也不能就此判断房地产已经是“泡沫经济”。“泡沫”之争，对于多数消费者而言似乎有些雾里看花，然而，争论，意味着关注，无疑为防范房地产市场的风险再次敲响警钟。

37大城市平均房价及人均收入排行榜

 

怎先不说房产泡沫有无，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看看房产的一些数据，我们就不难看出其中蕴藏的风险：中国人民银行2月24日发布的2004年货币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明确指出，“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需引起密切关注”。这是央行半年多来第二次对房价上涨发出警示。这份报告援引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说，2004年，全国土地交易价格、房屋销售价格、房屋租赁价格同比分别上涨10.1％、9.7％和1.4％。35个大中城市中，2004年4季度土地交易价格同比涨幅超过10％的城市有9个，房屋销售价格同比涨幅超过10％的城市也有9个，由高向低排序分别是青岛、南京、济南、杭州、沈阳、成都、宁波、上海和重庆。而据上海官方统计数据，去年全市房价上涨约15％（统计局和房地局口径略有差异）。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是房价上涨6.7％，但据业内专家称，剔除经济适用房，去年北京城区实际房价也上涨了15％（除央行外，北京房价涨幅也引起了国家主管部门的警觉，因为在北京要买一个二居室要16年的家庭年平均收入，而根据国际经验房价一般应为家庭收入的6—8倍左右），很多城市居民望房兴叹，甚至很多被逼无耐搞起来了个人集资建房，据说房价可降25%左右。房产在上涨在一定范围内是合理的，其背后的原因有福利分房制度的取消、城市土地的拍卖、地方政府追求政绩、部分炒作的因素、部分人投资的因素、分期付款制度的实行等，但房价上涨过快问题就来了，最突出的就是加大了金融的风险：因为无论是个人买房居住还是投资或投机，由于有分期付款制度，首付30 %就可以买房，可样银行就承担了大部分房价下跌的风险，实践证明没有任何一种商品的价格只涨不跌，由于我国银行多为国有银行，金融风险就转化为财政风险，一但财政承担不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受到伤害。在这个方面香港和日本都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香港很多危机前估价7—8百万港元的房子才买200港元左右，银行深受其害。

需要指出的是房价的上涨还有国际的因素，这加大了我们调控房地产价格的难度。美国花旗集团今年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也说，目前相当多的国际游资在内地炒卖房地产，其根本目的是赌人民币升值。只要人民币存在升值的可能，游资就会持续涌入中国，吹大房地产泡沫。规模多少很难准确估计，但可以大体估计一下，我国约6099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贸易顺差约10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约3000亿美元，余下来的近2000亿美元就是热钱。在股市低迷的情况下，因为中国股市已经连续几年都是下跌行情，以至于中国新闻周刊在公布的2004年中国经济关键词之一是就是股市场跌跌不休，房价的持续艰挺，无疑给这些热钱提供了用武之地，用一小部分首付，就可以买房、炒房，在上海有这样的说法，房子先是外国人、再是台湾人、再是上海人的。如果人民币升值已确信无望，游资会纷纷流出中国，大大增高泡沫破裂的风险。并且国外公司还在加大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投资。上海去年房产投资为1400亿元，其中外国资金达到了300亿元。今年外国投资势头不减，继2月2日著名国际投资机构美林集团入股北京银泰中心之后，2月25日，与美林并称“华尔街四兄弟”的摩根士丹利与富力地产集团、上海盛融投资有限公司为首的投资财团，组成的“北京富盛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在刚落成的富力城会所举行签约仪式，宣布富力双子座中的一座整体售给北京富盛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此举也标志着摩根士丹利房地产基金在北京的最大一笔地产投资落户富力城。目前摩根中国地产基金规模在20亿元，已经投资了中国10余个房地产项目。除汇率因素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利率的因素。 “人民币的基准利率目前一年期贷款利率为5.58%，美元在3.25%-3.5%之间，港元在2.1%-2.5%之间。这样，用美元、港元贷款在中国购房，利率非常低，非常划算。”世邦魏理仕环球研究部高级分析师覃晓梅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比如贷款100万元人民币，也就是12万美元左右。20年期按揭贷款，如在中国贷款，月供约为6800元人民币，但是用美元贷款，月供也就是4000多元人民币。这样，每月仅利息差就有2000多元。港元的贷款利息则更低。

 再次是金融领域内犯罪频频发生。自2003年以来，金融领域的大案、要案一再进入了公众的视野。2003年12月10日1新华社报道，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10日对原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雪冰受贿一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王雪冰有期徒刑12年。被告人王雪冰原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曾任中国银行董事长、行长，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总经理。在1993年至2001年期间，王雪冰利用上述职务上的便利为华晨(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北京再东方广告有限公司等企业谋取利益，并为此非法收受这些公司给予的钱款、艺术品、名牌手表等贵重礼品，共计折合人民币115.14万元。案发后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2005年3月16日，又是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发表声名称：董事长张恩照缘何因个人原因突然辞职，根据消息灵通人士称，张恩照由于涉嫌经济问题正在接受调查，目前已经被双规。事情的发生是在3月10日，建行在广州召开全行财务会议，原定董事长张恩照要做大会发言，但是张始终没有露面，随后建行在北京与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全面合作的签约仪式上，也不见董事长张恩照的身影。据该人士透露，张恩照在北京被调查的当天，其夫人也于上周四在广州接受调查，而目前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挪用公款4.82亿美元被判死刑。今年4月2日，中国银行新闻发言人王兆文透露，北京“森豪公寓”的开发商──北京华运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员工名义，虚构房屋买卖合同，提供虚假收入证明套取按揭贷款及重复按揭贷款，并将按揭得到的资金移至外地，致使该项目的工程停工，形成烂尾工程，6．4亿多元贷款可能由此成为不良贷款。几乎是同期建行宣布吉林省有关分行骗贷3.4亿大案。 在中行、建行接连发生金融大案的同时，作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一的农业银行日前又爆出内部人员与信用社及社会不法分子相互勾结，骗取银行贷款事件，金额高达11498.5万。这些都是发生在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事件，地方商业银行这样的事情也不少见，2005年03月24日东亚经贸新闻报道，长春市商业银行普阳支行原行长崔岩，于1998年11月至1999年8月间，利用职务之便，先后为请托人王微违法发放贷款多次，贷款金额为6000余万元，同时崔岩以揽存储的名义先后向王微索取高息款合计人民币1025万元，用于偿还个人到澳门豪赌输掉的800万港币的欠款和在长春某洗浴中心豪赌时输掉的150万元人民币。副行长作“内应”，外人采用虚假担保，先骗取了银行发放巨额贷款后，全部用于还债和赌博，造成银行损失4800多万元。4月8日中国光大银行广州分行越秀支行副行长陈向群与同伙李龙生一起站在广州中院的被告席上，两人双双被控贷款诈骗和挪用公款罪。从我国近年来查处的重大经济犯罪案件看，我们都不难看到银行官员的身影。

同时住房公积金监督管理的漏洞也值得关注，　建设部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住房公积金缴存余额为4893．5亿元，除去个人住房贷款和购买国债，仍有沉淀资金2086．3亿元。这些资金的保管运作完全掌控在340多家住房公积金运管理中心手中。近年来挤占、挪用等违法违规现象时有发生，业内人士指出，对住房公积金的运作管理强化监管已刻不容缓。身为湖南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的李树彪，在1999年到2004年间，利用职权多次向银行作抵押贷款，涉案金额达1．2亿元。这是近年来各地住房公积金犯罪中的一个典型案件。但李树彪远不是个例。由于手握巨资，近年来各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成为当地金融机构的大客户。其中不排除有一些金融机构会抛出各种“优惠”拉存款、保存款，甚至对一些违法违规行为视而不见。正是在10％的高息诱惑下，河北保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3亿多元住房公积金交给保定航空证券公司进行委托理财，投资股市，最后被不法分子携卷一空。

   最后是人民币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

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人民币开始一直盯住美元汇率，维持在１∶８．２７上下极窄的波动幅度内，“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际变成了“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币值稳定的人民币在当时起到了稳定亚洲和世界金融秩序的中流砥柱作用。２００２年以后，由于美国通货膨胀，美元持续走弱。而人民币是盯住美元的，因此人民币币值相对被低估。美元兑欧元和日元２００４年初较２００２年同期最高贬值了３１％和２０％。而盯住美元的人民币，对欧元、日元的贬值幅度也同样达到了３１％和２０％。此时，美、日、欧盟等国家的一些利益团体，认为人民币的低估影响到他们的利益，开始极力要求中国改变汇率，促使人民币升值。2004年9月中旬，由美国的一个工会组织联合２６家纺织、钢铁、农业公司组成的所谓“中国货币联盟”，要求政府根据美国国内贸易法３０１条款，对中国“是否操控人民币币值”进行调查。一些美国政府高官也再次出面敦促我国“实施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有人甚至放言，只有人民币采取自由浮动汇率，中国才能取得市场经济地位。１１月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抛出一份报告，呼吁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国际金融市场立刻响应，一些西方媒体更是推波助澜，称人民币应在明年一季度升值３％。有人甚至预言，到２０２０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会达到２．５比１的水平。１１月中旬，２０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在柏林发表联合声明，呼吁推进增强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弹性。尽管这项声明并不直接针对人民币，但仍被舆论普遍视为向人民币施压的举动。与此同时，在揣测“人民币即将升值”的赌博心态刺激下，国际上的各种投机资金悄然涌入我国境内，企图通过炒买、炒卖人民币大捞一把。有人预测，目前国际上有高达１万亿美元的对冲基金在押赌人民币升值。１１月下旬，国外一些媒体炒作一则关于我国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有所减少的消息，这种炒作立即造成美元汇率加速下滑，黄金价格节节上涨。一时间，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我国政府面临来自金融和政治的双重压力。赞成人民币升值的观点认为，人民币被低估是事实，现在人民币升值的时间越晚，我国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基数就越巨大，我们将来的损失就会越大。低币值从长远看也不利于国内产品的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让人民币升值的好处还有：对偿还外债有利，我们原来需要２０００亿美元偿还的对外债务，人民币升值后可能要少还几亿美元了；人民币升值后境外商品价格相对变低，对进口贸易有利；人民币升值后进口增多、出口减少，可以抑制国内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后到境外投资费用降低，对中国的海外投资有利。而反对人民币升值的观点认为：人民币升值将提高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成本，影响我国产品出口，我国目前经济的外贸依存度高达６０％，出口萎缩将直接带来国内巨大的就业压力；人民币升值后外资企业到中国投资成本增加，会导致外资减少；另外，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发展旅游业不利。目前，数目惊人的境外投机资金已抢先潜入，以套利为目的的短期资本正伺机而动，期望从人民币升值中大赚一把，而后一走了之。这些“热钱”在短期内大进大出，极易造成国内市场动荡，引发金融风险。现在人民币升值无疑是为这些投机资本“送礼”。
    显然，现在人民币升值决不是好时机。１９８５年美国强加给日本“广场协议”的一幕也时刻让人记忆犹新：当时日本经济正高速增长，外汇储备高居世界第一位，日美贸易摩擦频发。在这项协议签署后不到３年的时间里，日元兑美元升值一倍。此后日本经济先热后冷，泡沫破裂后陷入长期低迷。日本的教训，无疑是今天中国的前车之鉴。１１月２８日，温家宝总理在出席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之际重申，人民币汇率升值与否，是重大的经济政策，中国不会迫于外界压力而使人民币升值。在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谨慎从事，仔细筹划。

3、产业风险

在产业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和基础。在这一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其一国有企业改制过程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去年的郎顾之争就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

其二，中国企业遭遇到了知识产权之困。据香港大公报报道，从台积电起诉中芯国际，到震惊业界的思科起诉华为案，再到被寄予厚望的贵州微硬盘遭到日立起诉，跨国巨头们设下的种种「知识产权陷阱」正在让中国企业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有关专家指出，频繁发生的涉外知识产权诉讼不仅影响了中国企业的国际声誉，而且已经敲响了未来中国经济安全的警钟。以贵州微硬盘遭到日立起诉为例，与日立比起来，汇通世华小得可怜。日立为了独霸市场，不仅斥资二十多亿美元购买了IBM的微硬盘技术，还投入五亿多美元在深圳建立了微硬盘生产中心，相比之下，目前为止总投资不超过两亿美元的汇通世华更像一个「实验车间」。 然而，汇通世华自二○○三年一月正式投产以来，依靠专有的技术、政府强力支持以及低廉的用人成本，不仅在世界上率先成功推出容量为二点四G、四点八G、六G的一英寸微硬盘产品，还研发出了容量为四十G的一点八英寸微硬盘和容量为一G的零点八五英寸微硬盘，并先于日立公司攻克了微硬盘的垂直读写技术，在业界多次引起震动。在微硬盘引领下一代消费电子产品的重要领域，面对数千亿美元的庞大市场之际，日立祭起知识产权的「尚方宝剑」，毫不犹豫地对汇通世华下手。

其三是国内的一些市场被外资及跨国巨头蚕食。

三是社会发展因素

经济是社会系统是一部分，社会上的不和谐因素无疑会对经济安全带来影响，这样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其一是收入差距拉大过快。我国收入差距拉大过程，如果从1985年算起，已经持续20年了，差距继续拉大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到目前为止，差距拉得过大已是不争的事实。从居民收入情况看，基尼系数已从1995年的0。389上升到2002年的0。435，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城乡差距从1985-2003年的18年间快速扩大，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4。3%，而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7%。2004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3。2：1，加上各种福利差距，实际达到6：1。尽管去年中央采取了多项重大措施，使农民人均收入增加了300元，但城市人均收入增加900元，城乡差距仍在继续扩大。从地区差距看，2003年东部地区人均GDP分别相当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1。91倍和2。38倍。公务员的工资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单位差别也太大。

其二，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令人堪忧虑。引人注目的有两大群体：一是矿工群体，二是民工群体。他们的生存状况十分可怜，经济上比较穷，政治上没有人代言，在舆论上有没有多少话语权。不改变他们的状况，对社会稳定十分不利，他们很可能成为敌对势力利用的对象。历史表明，无产阶级历来是革命的中坚力量，因为他们怕失去什么！

四是生态因素

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非常基础性的部分。由水、土、大气、森林、草地、海洋、生物组成的自然生态系统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当一个国家或地区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状况能够维系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时，它的生态就是安全的；反之，就不安全。发展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生态安全的底线，就有可能走到发展的反面，甚至倒退到不能生存的窘困状态。

 水资源匮乏，水体污染突出。我国人均水资源只有2000多吨，是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为世界上13个贫水国家之一。而且，我国水资源分布贫富不均，华北、西北的一些地区缺水严重。同时，我国主要河流普遍污染，其中辽河、海河污染严重，淮河水质较差，黄河水质不容乐观。主要淡水湖泊富营养化严重，多数城市地下水受到一定程度污染，且有逐年加重的趋势。

大气环境恶化。有关部门统计，全国338个城市中，只有33.1％的城市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剩余的66.9％都超过二级标准，其中有137个超过三级标准，占统计城市的40.5％。

土壤酸化、盐渍化严重，耕地面积减少，土壤肥力下降。我国的酸雨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25％，土壤酸化程度有增无减；盐渍化土地总面积约占国土总面积的8.5％；1995年我国人均耕地仅为0.08公顷左右，在全世界26个人口5000万以上的国家中倒数第三位。

    大部分草地已经或正在退化。由于对草地的掠夺式开发，乱开滥垦、过度樵采和长期超载过牧，全国草地面积逐年缩小，草地质量逐渐下降，其中中度退化程度以上的草地达1.3亿公顷，并且每年还以2万平方公里的速度蔓延。

    尽管我国的森林覆盖率有所增加，但森林资源总体质量仍呈下降趋势，人均积蓄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7，森林的生态功能严重退化。

    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367万平方公里，并以每年1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加；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已达262万平方公里，继续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目前，我国沙化土地的面积为168.9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7.6％。

    海洋环境也不容乐观，1999年我国近岸海域污染严重，四类和劣四类海水已达46％以上，其中污染最严重的东海海区，劣四类海水比例高达53％。

    以上资料表明，我国的生态安全正面临严峻挑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的生态环境整体还呈恶化趋势，国家生态安全所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

生态恶化其害无穷。根据国家环保总局组织的研究结果显示， “八五”期间，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生态环境破坏加剧，1994年因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4201.6亿元，接近同年GDP的10％。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测算只是生态破坏的直接经济损失和部分间接经济损失，没有包括基因、物种消失等许多难以测算的潜在经济损失。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评估，这种损失远大于生态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有时为其2－3倍，甚至10倍。生态破坏加剧了贫困，影响了社会安定。在宁夏、内蒙古一些沙化严重的地区，当地农民被迫远走他乡，成为生态灾民。在类型众多的自然灾害中，除了地震、火山活动之外，许多自然灾害都与人类破坏生态密切相关，特别是洪涝、干旱、泥石流、沙尘暴等的频繁发生，可以说是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的后果。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严重的江河断流和污染，使水资源供需矛盾更加激化，给下游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生物资源的过量消耗和物种的大量消失，不仅破坏了生态系统的稳定，而且进一步削弱了工农业生产的原材料供给能力……

三、维护我国经济安全的战略选择

 前面谈了很多问题，应该指出的是这些都是发展中的问题，也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解决，但这些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否则发展就无从谈起，我们认为要处理上述问题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其一，不断增强经济安全意识。

其二，处理好几对关键性关系。（相对安全与绝对安全，动态安全与静态安全、局部安全与全局安全，短期安全与长期安全0

其三，关键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执政能力、建设和谐社会。举措是：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寻求对外开放新举措；大力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