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信仰

――中国社会意识形态能否软着陆？

 

 

摘要：将共产主义信仰区别于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可以得出科学学说应该与时俱进的结论；用现代社会实践检验经典共产主义理想，发现“人的异化”本质是个人的有限能力与现代化生产复杂性的矛盾。从这两点出发，推论出法制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是比消灭私有制更有效的实现共产主义的方法，由此构造出新共产主义理想，解释了中国的改革开放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本质的不同。这一新的共产主义理想理论试图为我们党和国家对内对外政策提供一个自洽的统一解释，并为我们执政党理论的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和社会道德建设等理论发展抛砖引玉。

关键词：共产主义，人的异化，信仰与科学

 

一、         引言

现在人们常常讲务实求发展，讲非意识形态化，将现实生活与宪法明确的共产党领导及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脱钩。然而，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客观存在，所谓非意识形态化，只是回避理论与实践的鸿沟，这一回避造成了中国社会普遍的形式主义、言行不一、信仰缺失。回避阐释意识形态的理论，大大消弱了经济发展成果所能带来的整体生活质量：不能言行一致的生活是没有幸福可言的，因为言行不一自然产生心理矛盾，而心理矛盾造成困惑与不安。一个有信仰，并按照信仰言行一致的生活，是心理健康和幸福生活的基石之一。

80年代经济忽冷忽热，经过不懈努力，我们迎来了经济软着陆，迎来了经济稳定持续的发展。但社会意识形态的忽左忽右能否也来个软着陆，使得中国在国内国际的社会中有一个稳定扎实的和谐社会基础呢？这就要看中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能否解释和引导现实社会意识形态，能否使其诉求的价值与国际社会价值诉求的合理部分有更多的共通点和包容面。

共产主义是现时几乎无人论及的课题。但是，无论国人如何避而不谈，或是堂而皇之地将共产主义形式性地走过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依然是背着共产主义国家这一黑锅，而且为此在国际交往中付出沉重的谈判弱势代价，并且是一个随时成为被侵略和颠覆的借口。为此，意识形态软着陆不能不讨论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信仰是对人类解放的信仰，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出发点，而不是结论。马克思为了人类解放而构建的共产主义理想学说，主要是建立在“人的异化”这一概念之上的[i]。所以，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检验并发展马克思的人的异化理论，是重构共产主义理想、结合中国实际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途径之一。

二、为什么要重构共产主义理想

自前苏联解体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了低潮[ii]；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也造成或多或少的共产主义信仰危机[iii]；我国宪法虽然确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然而，面对近年来出现的一些高级党政干部的腐败现象，党内有多少人相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也成为一大疑问。国外持冷战思维和西方意识形态的人，将共产主义与专制和非人道相提并论；在国内，人们正在批判及吸收西方各式各样的先进理念，并设法以中国传统文化重建社会道德，人文和社会科学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值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际，唯独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却仍然是一个羞羞答答的研究领域。 面对这一共产主义理论危机的现状[iv]，同时面对我国宪法和党章规定的我们党和马克思主义的地位，我国面临一个不可回避的抉择，那就是重建共产主义理想，使得民主、自由、人权等人类最文明和先进的口号重新回到共产主义旗帜之下，使得我国对内对外和平稳定发展政策有一个堂堂正正的信仰支撑，使我国和平崛起的正当发展权利不因被贬低为狭隘民族主义韬光养晦策略而受到遏制。

共产主义即使不能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但在中国近代史中也有80多年的历史，而且至少目前还是我国名义上的法统信仰，我们必须结合当代实际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给予区别于资本主义道路的解释，建造一个不但合乎当今社会实践的理论，并且使共产主义理想符合我国人们的亲身感受，并为中国今后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v]。从另一方面讲，经典共产主义理想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今天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从而使得我们的道德体系和价值体系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一个能够解释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合理性的理论，是整合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不可缺少的基础。

三、区分信仰与科学的必要性

            共产主义理论危机的根源之一，就是长期以来共产主义作为信仰与作为科学理论学说混淆不清。信仰共产主义之所以困难，也在于将共产主义信仰混同于共产主义科学学说。由于这一混淆，共产主义理想不但得不到与时俱进的发展，反而连带信仰一道受到怀疑甚至面临被抛弃的境地。中国近代革命中大力宣传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就混淆了信仰与科学两个不同的概念[vi]，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共产主义的一种逻辑思维的科学学说，信仰一种学说，势必将这一学说绝对化以至神圣化，这样也就无形中否定了该学说的科学性[vii]，因为信仰不可能产生于逻辑思维，而只能产生于感性思维和思辩思维，只能建立在体验和感受之上。如果我们的社会需要一种神圣的信仰，我们就必须公开申明这不是科学理论，而仅仅是信仰。解决共产主义理论危机，就需要有勇气承认信仰与科学这两者的区别，并相应地给予分别对待：信仰是无需证明的，科学理论是可以证伪的、可以更新与发展的，这样才能在发展科学理论的同时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将共产主义定义为“科学的真理”，就无法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关于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因为从来就没有什么终极至理被科学论证推导出来过，而科学在实践中也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真理。如果我们不将信仰与科学区分开来，我们就会在维持信仰与发展理论两者之间陷入困境，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就有可能因此而成为饿死在信仰与科学两堆稻草之间的驴子。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信仰都不依赖科学的证明，美国宪法中的天赋人权世俗信仰也以不证自明的真理自居而摈弃科学论证；作为信仰，共产主义信仰也应该脱掉科学外衣而被申明为不证自明的真理。

四、共产主义信仰定义

            那么，什么是共产主义信仰呢？共产主义信仰就是相信“人类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解放人类自身”。如果我们不割断历史的话，我们党坚信的这一共产主义信仰是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建立在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之上的，尤其是建立在我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来实践的感受和体验之上的。但人类最终会获得解放只是一种信仰，不是科学，并且作为信仰无需任何科学证明。实际上，人类完全有可能无法获得解放，例如核战争触发就有可能毁灭人类。历史长河中许多人类文明也在自身的发展中消亡了，如复活节岛文明、玛雅文明、我国古楼兰国和古格王朝等等都是有迹可循的文明自毁的例证，星球碰撞、世界气候灾难性突变等不可逆转的事件都可能导致人类文明毁灭。任何试图以科学论证来证明人类文明发展必然导致人类解放的学说，都有可能将共产主义推向伪科学的泥淖而不能自拔[viii]。所以，共产主义信仰与其它信仰一样，是不可证明也无需被证明的，它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它赋予我们生活以意义，是我们建设精神文明、构造价值与道德体系的出发点。与世界上普遍被接受的主要信仰一样，正是因为共产主义有可能难以实现，才使它有资格成为人类永恒的追求。我们要勇敢承认“人类通过自身努力解放人类”是一个无需证明的信仰，并且在 “信仰自由”的原则下，给共产主义信仰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生存空间，使它得到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天赋人权等信仰至少是同等的宽容及尊重，如果我们不能勇敢地将共产主义信仰区别于科学学说，共产主义者在国内外都将无法得到他们应有的、与其它信仰同等的尊重或宽容的地位。“人类通过自身努力获得解放”是一个崇高的信仰，它从西方传入，并由于我国传统文化中“大同世界”思想基础，使它在中国比世界其它区域得到更多的认同[ix]。共产主义信仰是人类历史上最能肯定人类价值的信仰：“人类解放”是对人类幸福前景的乐观肯定，它是我们社会中每个人有追求幸福权利的信仰基石；而“人类自身努力”能够到达解放则是对人类尊严和意志的骄傲肯定，是社会中每个人有追求自由权利的信仰基石。我们应该在宪法和党章中公开申明：“人类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解放人类自己”是不证自明的真理，我们称此真理为共产主义信仰，为此真理而奋斗，并认为自由、民主、人权等等社会公正和政治文明的建设都是实践共产主义信仰的必然结果[x]。

五、共产主义学说的科学性和与时俱进性

            另一方面，共产主义理想是科学。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按照“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建立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根据马克思科学理论设计的理想社会。这一科学理论的结论不是终极真理。如果一个学说的结论被视为终极真理、被奉为信仰，它就不能与时俱进地随着历史前进而发展，而且还会沦为对现实视而不见的虚伪教条。经典共产主义科学理论已经被当代社会发展证明有重大的缺陷，这就需要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构造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使其更加符合实际，更加符合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如果我们能够找出马克思的科学理论中与现代社会实践不相符的部分，我们就有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我们要勇敢地将科学区别于信仰，才有可能在坚持信仰的同时，以科学的态度，摒弃已被实践检验证明不符合当代社会新发展的经典共产主义理想，构建新的共产主义理想。回避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关于共产主义的学说这一事实，就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解决共产主义理论危机。

六、马克思人的异化理论与经典共产主义理想的关系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形成，主要是源于人的异化理论[xi]，即马克思发现了人的异化，并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终结人的异化的社会，使人类得到解放。解放是相对于不自由而言的，如果人类已经自由自在，就无所谓解放。那么，人类为什么不自由呢？为什么需要解放呢？人们不难看出这不是因为自然界的约束：人类处在物种进化的高端，是世界上最能适应自然环境的物种之一，现代科技已经能够使人类步上月球，人类今天生产的产品数量已经足够满足全世界人口的温饱，人类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人类之所有还不自由，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人类自身创造的物质文明异化于人类自身，人成为自身创造的物质文明的奴隶和附属品，“劳动者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xii] 这在我国改革开放的物质文明进步过程中，我们已经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人类异化现象：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随之而来的一些负面结果却是两极分化、腐败滋生蔓延和人际关系中缺乏信任与真诚，这使得个人在滚滚红尘中显得渺小、软弱、无助和身不由己。在世界范围内，我们也看到经济进步与社会不公平并存的极大反差，人类已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物质文明，而与之并存的却是贫困、南北差距、生态危机、恐怖主义，即使在享受人类物质文明绝大部分成果的发达国家内部，也充斥着吸毒、家庭暴力和无以控制的精神病和肥胖病等社会弊病。

七、人的异化不能以消灭私有制或消灭分工来解决

马克思研究了人的异化的原因，得出私有财产是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的根源这一独到的正确结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到：“从异化劳动对私有财产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别以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了普遍的人的解放”。根据这一结论可以自然导出解放全人类的经典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应该是公有制社会。然而，前苏联70多年的实践、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实践经验表明，公有制并不自动成为消除人的异化的良方，因此我们可以怀疑私有制可能不是导致人的异化的唯一原因。当然，一种可能的理论解释是生产力水平还没达到共产主义可以实现的水平，所以还不可能实行公有制而不产生社会弊病，因为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理想建立在全球物质充分丰富前提之下的。但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的经济水平，以苏联率先将宇航员送上太空的先进科技和生产力水平，苏联的公有制社会竟然竞争不过美国的私有制社会，这不能不令人思考私有制是人的异化的根源这一结论的完备性，也使人们对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共产主义理想产生普遍的怀疑。

事实上，人的异化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私有制，而在于现代生产的复杂性与个人能力的有限性这一特殊矛盾。作为孤立的单个的人是无法以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来生活的，今天没有人能够自给自足地生产任何一件消费产品：我们吃的饭，穿的衣服，住的房子，等等。以远古部落那样有50～500人口的社会，是无法维持现代化的复杂生产方式的。将各个有限能力的个体组织成现代社会来完成现代复杂的生产，需要高度的现代分工，分工使工作变成单调的重复，而单调重复的工作使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失去了劳动的乐趣和意义[xiii]。在马克思经历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更是与资本直接对立而为资本所奴役，马克思由此得出私有制是人类异化的根源，公有制是解决人类异化问题的答案，以为公有制的社会使得工人为自己工作而不是为资本或为交换而工作，使得工人的工作重新获得乐趣和意义。但马克思这一结论并未解决现代生产的复杂性与个人能力的有限性这一特殊矛盾。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类采集果实及打猎，其生产方式就是生活方式，工作就是休闲，生产就是消费，个人对自身行为和劳动成果有着高度一致的裁决能力和处置能力，因此不存在异化现象。而随着物质文明进步，人类的生产和消费分离了，工作和休闲分离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分离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由于分工和产品交换而加强了，个人只能生产用于交换的产品而鲜有直接自身消费的产品，人作为个体已经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支配自己的劳动成果了。这种异化现象在工业化资本主义时代发展得更加突出，但任何一种所有者形式下的现代生产模式，都无法回避建立在分工这一经济发展原理之上的高度复杂社会所带来的异化现象。现代生产的复杂性和个人能力的有限性的矛盾，本质上不是私有制固有的问题，因而人类解放不是以简单废除私有制而能达到的。人类解放作为人类异化的消除，就是要使个人在社会中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能够在生产领域中寻求自身的发展，从中找到工作的乐趣和意义，使工作本身也成为享受生活的一部分，使人不是为了休闲而工作，而是将工作本身视为一种积极的生活，使生产过程就是消费过程的一部分，使生产劳动本身就是愉快、就是创造、就是享受生活而不是生活的负担。

社会分工是私有制和商品交换产生的共同原因[xiv]，也是人的异化的原因。这种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现代生产方式，决定了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交换而不是为了自身消费，无论这种交换是经由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同样的，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有如庞大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你必须按照社会规则办事，而不能为个人自由而妨碍整个社会的运转，这也是由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现代经济所决定的，无论这一经济制度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马克思认识到分工带来的异化，所以认为共产主义就是消灭这种与人对立的异己力量——非自愿的分工，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xv]。但我们知道，打猎、打鱼、放牛都是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现代生产方式根本不可能实现这种浪漫的自由人的自由发展，你要从事医生职业，你就得接受十多年的专门训练；你要从事航天事业，也得接受十多年的专门训练；你要弹钢琴，最好4岁就开始服从非自愿分工的强制性异己力量。原始共产主义时期，人人都可以拥有生产的所有技能；现代社会，没有人能够掌握生产一根缝衣针所需要的从采煤、炼钢、机器加工、运输到销售等全部生产技能，更不用说生产一件衣服了。即使人类有一天真能够人人掌握所有生产技能，这种“自由人”的自由发展仍然需要无限的资源，这是我们有限的地球所不能提供的。所以，分工带来的异化，不能以消灭分工来了结，因为分工是经济进步的基本原则。

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是否就可以消除非自愿分工带来的异化，使工人成为自觉、自愿和自为的生产者呢？实践证明已经试行过的计划经济都没能解决异化问题，国营企业中，由于劳动报酬与劳动贡献的脱节[xvi]，往往使工人对劳动不自觉也不自愿，劳动依然异化于劳动者。在实际中，由于现代生产方式的复杂性，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往往不能达到事实上的平等，理论上的公有制不可避免地还是事实上的私有制[xvii]。前苏联和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实践证明，已经试行过的计划经济没能消除异化，其直接验证是人的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人的主观能动性仍然会受到压抑，计划经济下的许多人的许多潜力都没能得到充分发展，人的自由选择往往受到单位依附制度所限制[xviii]。在原始共产主义时期，劳动是不可能异化的，人们以采集果实为生，生产与消费是同时进行的，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有完全的控制能力。进入农业经济以后，生产与消费就相对分离了，如秋收的粮食，要安排在来年一年中消费。世外桃源式的田园共产主义还是可能的，只要是劳动没有被异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称其为共产主义，这一阶段的共产主义，就是耕者有其田。当耕者无田时，我们就产生了资本（土地）异化于劳动者，劳动者受制于生产资料所有者，劳动产品部分是为了偿还地租而不是为了自身消费。在这一阶段，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并不一定导致劳动异化，只要这一私有制保证耕者有其田即可避免异化。导致劳动异化的，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劳动与劳动成果的分离，这种异化，表现为劳动者明知劳动产品不能转化为劳动所得而必须劳动，使劳动者处于被奴役状态。为了使得劳动者与大工业的生产资料相结合，公有制似乎是唯一的选择。然而，在大工业时代，资本的所有权问题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容易解决，如美国安然公司事件就是生产资料所有者对生产资料失去控制的典型例子[xix]，而所有者缺位问题更是对公有制消除异化初衷的障碍[xx]。事实上，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实际上是由中央集权决策转到个人和企业的分散决策，显然后者更接近自由人的联合体，因为人的自由，在于他的决策能力是他对自身行为和后果的有效控制。

八、健全法制是终结“人的异化”的现代途经

马克思对人的异化的发现，为人类解放指出了方向，那就是消除人的异化。然而，把人的异化归结为私有制，并因此而将公有制作为共产主义理想，则经不起当代社会实践的检验。那么如何才能消除人的异化，怎样才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呢？

异化，表现为人对自身行为及其后果失去了控制，在现代化大生产过程中，表现为个人行为在庞大的社会运行机制中的不由自主。在以往的争论中，这一矛盾往往表现为共产主义的集体主义精神和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精神的矛盾。这一矛盾用现代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个体的理性行为不自然导致集体的理想行为[xxi]。如果我们能使得个人自由与现代化大生产的有效运行保持和谐一致，那么，我们就解决了现代化的异化问题。合理的制度，以及受制度影响的个人对这一制度的理解和认同，是解决这一矛盾手段之一。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故事。当一个和尚挑水吃时，他对自己的行为和成果是有完全控制的，因而没有劳动异化问题；两个和尚抬水吃时，他们是同舟共济的合作，也没有异化问题；三个和尚时，任何两个和尚的集体主义精神都导致自身劳动的异化，因为另一个个人主义和尚无偿占有了他们的劳动。如果资源无限的话，三个和尚可以有各自的扁担和水缸，各自的下山路和打水井，各自可以自由地挑水喝，但这是原始共产主义模式，不是现代大生产模式；现代方式解决异化，可以经过制度安排，如轮值制度，轮流抬水喝。每个和尚都知道今天多付出的劳动义务，可以经由轮值制度转化为明天少劳动而多喝水的权利。当然，每个和尚都必须了解这一制度是必要的，它不是对自由的限制，而是在有限资源条件下每个人自由喝水的基本保证。在合理制度安排下，加上制度所规范的人对制度的理解与认同，个人自由就可以与社会和谐相一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就可以与所有人的自由发展并行不悖，达到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人成圣的共产主义境地，达到现代经济学的帕勒托最优的制度安排[xxii]。

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制度或乡规俗约，是合作生产模式中解决劳动异化的根本出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分食猎物，隐含了一种跨时空的分配原则，即你今天分猎物给大家吃是你的义务，明天你吃别人的猎物是你的权利，生产波动性剩余用于交换而没有用于自身的消费，并不产生劳动异化——因为这是在个人认同的社会道德规范内进行的交换。无论我国现在进行的法制建设还是道德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要以消除劳动异化为目标，这是我们共产主义信仰所在。所以，我们今天的政府职能转变中强调的公开、公正、公平、民主等保障公民基本权益，保护公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保障公民有正常渠道表达意见以推动社会发展等法制建设，都是消除异化的共产主义事业。

九、中国改革开放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道路

市场经济在某种程度上是利用市场交换使人们对自身劳动成果有更直接的控制，这就是货币。你生产的产品，经由货币而变成你的可消费成果。货币交换，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复杂的难以协调控制的生产，被割裂为一个个易于控制和协调的许许多多的生产环节，所以，就这一消除异化的功能，我们可以说我国的向市场经济转型是走共产主义道路而不是资本主义道路，如果我们把减少异化的道路称之为共产主义道路，而加剧异化的道路为资本主义道路的话。

同样，由于不同的产业，生产复杂程度不同，我们允许多种所有制形式，以适应不同的生产复杂程度，其目的是使人充分自由，减少异化，最大限度调动个人的积极性。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采纳多种形式的所有制，是走共产主义道路，而不是资本主义道路。如个体户，当然是私有制好，可以上午卖鱼，下午卖菜，从心所欲；铁路交通，则可能国营更有效，因为需要兼顾很多外部社会效应。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并不是问题的核心，重要的是一个企业能否在它所影响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消除异化：自身全面自由发展，且不妨碍他人自由发展。用经济学术语，就是帕勒托最优发展模式。

我们改革开放了。我们几乎引进了而且还正在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政府模式，所以，有人以为中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国际上别有用心的人甚至称中国走的是法西斯道路。诚然，我们正在尽力使我们的市场经济更接近与西方国家的生产以取得WTO框架下的市场经济地位，我们的政府也在WTO框架下进行政府职能转变，引进西方政府公务员制度和专家制度，何以区分我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和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确实引起许多争议。但是，如果我们公开申明了我们的共产主义信仰，我们就不难看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人的自由解放为导向的，而资本主义社会是以资本的利润最大化为导向的，一个追求人的自由发展，一个追求资本的自由发展[xxiii]。

十、对新共产主义理想的几点探讨

在勇敢坦诚地承认信仰不证自明之后，我们沿着马克思发现的人的异化理论，将异化的原因研究清楚以后，在坚持共产主义信仰的以人为本精神的前提下，就可以发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合理逻辑，就可以理顺自邓小平理论到现在以人为本精神这一段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发展路径。经过一个半世纪的风风雨雨，我们的“人类解放”共产主义信仰依然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肯定人的价值的信仰，但如何构建我们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还有许多理论问题等待我们去研究。以下探讨几个不成熟的观点，为构建新的共产主义理想抛砖引玉。

首先，经典共产主义建设的物质极大丰富条件是一个难以度量的模糊概念，新共产主义不妨以满足人民生活温饱为界线：此前以物质文明建设为主，此后以精神文明建设为主；此前为社会主义建设，此后为共产主义建设；此前为生存权利努力，此后为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努力；此前是征服自然的斗争，此后是征服人类社会自身异化的斗争；此前是为了满足生理需求，此后是为了满足精神需求。这样的划分符合马斯洛的人的需求层次理论[xxiv]，也与中国古代思想家管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论断相符，也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需要达到的生产力水平提供一个客观的标准。根据此定义，我们不需要赶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以后才进入共产主义建设[xxv]，我们今天“以人为本”的建设理念就是共产主义建设。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要等到我国经济水平超过欧美发达国家之后再建设共产主义，因为以地球现有资源，让13亿人口达到欧美生产消费水平是完全不可能的，坚持物质充分丰富后才建设共产主义就是在事实面前否定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可能性，我们只能现在就进行共产主义建设，才能走出一条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建立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另外，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否到达共产主义社会后就停止发展了呢？如果我们定义物质丰富的标准为生理需求的满足，则对共产主义建设没有设定，也不可能设定上限：超越生理需求的人类需求是无限的，社会发展因此也是无限的。我们将新共产主义建设定义为消除异化的制度建设，就隐含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无需发展的可能性，以为制度说到底就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在物质匮乏以至不可能所有人都达到温饱时，社会发展动力就是以零合博弈为代表的阶级斗争；当人人温饱满足之后，零合博弈就不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了，代之而起的就是合作博弈，就是非阶级斗争形式的社会发展形式，是我国对内对外现在所采取的实践姿态与运作，新共产主义理想符合这一实际。

第二，公有制和私有制的舍取与共产主义社会理想无关。 我们今天按照共产主义理想的公司治理是这样一种产权设计，那就是法人对公司的所有权并不意味着对生产资料和工人的随意处置权，对公司的所有权，是在保障公司运作所影响到的所有人的权益和自由发展的前提下，拥有的公司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xxvi]，即公司所有者要履行政府关于环境保护的法规，遵循市场公平竞争原则，保障职工权益和消费者权益的条件下，发挥自身能力获取剩余。这是马克思“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原则在市场经济中的实现方式[xxvii]。我国现在的法制建设，企业改革，经济转型等等，在以人为本的思想指导下，就是避免资本利润最大化所产生异化，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我们无需为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无休争辩，无需在白猫和黑猫之间进行艰难取舍，我国宪法规定的保护私有财产和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并不是为了先发展资本主义以等待生产力的充分提高，而是正在进行共产主义建设。我们或许还不能达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这一理想共产主义社会[xxviii]，但我们至少是在建设这样一个法制社会，就是拥有或管理生产资料的人的自由发展，不妨碍与这一生产资料利益相关的所有人的自由发展。满足温饱是共产主义建设的开始，消除异化是共产主义的实现，而消除异化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空间还有无限开展的空间，还需要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不断发展。

第三，以异化的消除和个人自由发展为定义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不需要“解放全人类”就可以“解放自己”。如果一个人的全面发展不妨碍其它人的全面发展，这个人就达到了共产主义理想的“自了汉”境界；如果一个人的全面发展还帮助了其它人的全面发展，这个人就达到了共产主义理想的“菩萨”境界，这就是我们的共产主义道德观。共产主义道德不反对个人主义而反对妨碍他人自由发展的个人主义；共产主义道德提倡集体主义但不允许以此为借口牺牲任何个人的自由发展，它是个人的自由发展与所有人的自由发展和谐统一。例如焦裕禄，他的自我实现以及他的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使他在生活和工作中找到了意义，所以他的所有劳动都没有异化，他生命的每一分钟都过得充实而有意义，而且还为其他人的自由发展铺平了道路，他的一生超越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道德高度，他是从心所欲地为他人自由发展而改造世界和创造世界，他是当之无愧的共产主义圣人，他已经按照共产主义理想解放了自己，达到了自我实现。同理，一个企业，如果它的发展使得企业内部所有职工都有施展才华的空间，使公司内部每个人都在工作中充满激情，同时造福社会，造福人类，那么，这个企业就达到了共产主义境界。同理，我们国家的和平崛起，完全是为了中国人民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尊重世界所有人，尊重他们的信仰，尊重他们的制度选择，尊重他们的价值和文化，我们不必为了自身的解放而非得去解放其他人，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个国家中率先实现共产主义，使我国人们的生活和劳动充满激情和活力，我们是当代非暴力共产主义者。我们按照“修身、齐家、治国”的原则，在我们能力和主权范围内，逐步地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国家的自由发展，是以不妨碍其它国家的自由发展为前提的。这样的共产主义理想理论，可以全面地解释我国现在的对内对外的和平发展政策，也把我国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内在逻辑的发展区别开来[xxix]。近百年的国际秩序，尤其是这十年内的国际贸易冲突，我们观察到的这是国家利益至上思维，而不是“全世界无产者”超越国界的相互支持，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世界范围内同时实现共产主义的经典理论显然经不起实践的检验，所以“一国率先建设共产主义”是合乎当今实践的理论发展。

十一、总结

共产主义所信仰的“人类依靠自身解放自己”是比西方天赋人权更能肯定人的价值的信仰，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中不证自明的公理。马克思对人类解放的科学定义是“终结人的异化”。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是人的异化的根本原因，因此推论出经典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为公有制社会。现代化产权法制和制度理论的发展，使得生产资料所有权被委托与代理关系、产权制度和合同法等理论和实践，定义为剩余控制与剩余索取权，使得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与生产的社会性矛盾能够经由非暴力现实得到解决：经济周期性危机可以由政府宏观调控解决；劳动与资本对立产生的异化可以由健全产权制度、健全劳动力市场、健全资本市场、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健全法制等社会基础环境来解决。这两方面实践已经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显示出日益强大的生命力。基于这一社会实践，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已经没有追求公有制社会的必要，所以，新共产主义理想是与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相一致的，我国宪法保护私有财产和发展多种形式所有制也是与新共产主义理想相一致的，那就是以人为本，逐步消除人的异化。根据新的共产主义理想，只要我们的法制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是沿着以人为本的消除异化道路，就可以借鉴西方先进理念同时，走上自己的共产主义道路。

由于经典共产主义理想设想的物质充分丰富条件是一个主观定义而不是一个客观定义，由于在世界范围内完成欧美这样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与地球有限资源这一事实相冲突，由此新共产主义理想提出了几个新观点：一个是共产主义建设不必在世界范围内同时进行而可以在一国内首先进行；二是共产主义建设可以而且应该在满足所有公民温饱之后就进行。经典社会主义理论认为阶级斗争长期存在，认为要先使用资本主义手段充分发展生产力以后才能进行共产主义建设，认为进入共产主义建设之前有一个漫长的几乎是无止境的社会主义道路要完成，这一经典理论不管在逻辑上如何严密，都无法解答地球有限资源无法让世界都发展到欧美水平这一基本事实。根据共产主义信仰，执政共产党在主权范围内消除“人的异化”的努力就是共产主义建设，就是我们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所以我们应该定义中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为共产主义建设阶段，这可以为我们政府职能转变和执政党建设提供一个明确的方向：我们要建设的社会制度不是个人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也不是建立在以集体利益压制个人发展的传统美德上的封建制度，而是一个以人为本、消除异化，个人自由与集体利益和谐一致的共产主义制度。中国改革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本质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致力于人的异化的消除，而后者致力于资本的利润最大化；前者是个人的发展应以不妨碍其它人发展为底线，后者是在权力和力量的支持下最大限度获取个人利益；前者国家和平崛起以不干涉别国事务为前提，后者尽一切手段获取国家最大利益。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