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慎用基尼系数”
——与顾海兵先生商榷
《经济学消息报》10月26日登载了人民大学顾海兵先生的一篇文章《慎用基尼系数》（以下简称顾文），读后深感该文推理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而且得出的结论也很武断，实在是不敢苟同，现就顾文提出的各点一一批评之：
(1) 基尼系数是经济学界公认的用来衡量一个经济体的收入分配差距的通用工具，作为一个工具，它适用于古今中外任何历史时期、任何经济制度和社会性质的国家。而顾文却认为，该工具只适用于计划经济，而不适合于市场经济，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不均是正常的，绝对平均是市场经济的天敌。”且不说这一论证逻辑上的问题（难道使用基尼系数就一定会得出赞成绝对平均这一结论吗？），但凡了解基尼系数之含义者，都不会认为它越小越好，众所都知的是，基尼系数值存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低于这一区间的下限(收入分配过于平均)和超过这一区间的上限(收入分配差距太大)，人们都认为是不合适的。
(2) 在第二点为了能将基尼系数运用于市场经济，顾文不厌其烦地展示了了三种完全是同义反复的所谓新的、更加合理的基尼系数计算方法，在此我不想就“方法”本身作任何评论。只是在其中，有一条假象的“公平的收入分布曲线”，而在第三点中，顾文又指出这条假象的曲线其实是不存在的，因为在市场经济中“公平是指规则，规则是不可计算的”。因而，顾文以否定自己的计算方法的形式否定了原有基尼系数计算方法的的有效性!
(3) 另外我想指出的是，关于公平的定义存在很多种不同的说法，鉴于顾文没有给它下任何定义，且喜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讨论问题，我想参考一下通用的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福利经济学关于公平的论述应该不会引起什么异议。所谓公平配置就是各个行为人谁也不羡慕谁，且帕雷托有效的配置；而平等配置则仅指行为人不相互妒忌，而不保证效率。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告诉我们：从一个平等的分配出发，市场经济（竞争机制）将会保证结果的公平，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机制将保持某种平等性”（《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H·范里安，三联出版社，1994年）。顾文的“市场经济只有规则的公平，难有结果的所谓公平，市场经济天然地追求差异”的说法不知源自何处？众所都知，经济学中市场经济或竞争机制的有效性这一结论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作出的，所以顾文所说的“规则的公平”不是市场经济机制中的变数，而是一个当然存在的假设前提，而市场机制恰恰是一个能保证结果公平的特殊选择机制。
(4) 顾文第四点提到我国目前经济统计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在这方面，我想任何一个经济学人都会有同感，但这并不仅仅是基尼系数的悲哀，而是整个应用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悲哀。拿琼·罗宾逊的话来说：“经济学理论就是一个工具箱”。 基尼系数只是这个工具箱中的成员之一，我们难道能够因噎废食，因统计数据的不准确而否认整个经济学理论吗？尽快恢复经济统计数据的严肃性不仅需要政府的努力，同时也是广大统计工作者和经济研究者应尽的职责，顾文所提到的各种经济统计的弊端，需要我们去克服，而不仅仅是消极的回避。
(5) 顾文第五点认为，基尼系数只具有数学意义而没有经济意义，因为基尼系数只反映相对贫困，而“不能反映合理分配或公平分配的本质：绝对贫困程度”，而且表示有资料显示，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是只关注绝对贫困的，殊不知，对于一个人均收入极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一定程度的相对贫困就意味着绝对贫困！举个例子说，假设在一个两人世界里，价格水平与中国目前的水平相当。如果他们的平均月收入是一万元，但其中一个人拿了一万九，另外一人却只拿到一千元，后者相对前者来说当然处于相对贫困状态，但不能说他绝对贫困。但是，如果这两人各自的平均月收入只有一千元，其中一人拿走了一千九，而只给另外一人留下一百，那么后者就不仅仅是相对贫困了！
由于顾先生不信任当前官方公布的统计资料，在这里，就不用任何统计数据，而根据笔者亲历，推断一下我国目前的财富分配状况。
笔者曾利用暑假时间走访过一些农村地区，同时也曾了解到一些大中城市下岗工人的贫困状况，深深地感觉到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很多农民实际上已经破产，而且债务还在逐年增加。我曾给一些老百姓算过一笔帐，发现他们每年所产粮食按照市场价格计算得到的收益减去种子、化肥、提留以及各种费税之后是一个负数，这还不算劳动力成本，也就是说很多老百姓每年都在负债经营。不了解情况的人也许要问了，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种地呢？干嘛不到市场上去买粮食？其原因是种子和化肥是可以通过农村的专项信贷得到的，费税也不是没有拖欠的可能，只要在种地，负债虽然在增加，但是饭还是能吃饱的，但是如果不种地，由于没有任何信用能力，你便没有渠道能得到碗中的食物。农村生产成本高而产品价格低的现象是每一个以土地为生的农民所面临的共同的困境，所以农村家庭收入的入不敷出也将是一种普遍现象。
另外，虽然没有收入，但娶妻生子，为父母养老送终，将儿女抚养成人是所有家庭的应尽义务，或多或少都需要钞票，这样一来高利贷也便开始盛行。大家知道，高利贷是中世纪导致欧洲各国小农阶级大量破产的重要原因之一，曾为重商主义者所不齿。我想，通过各种艺术形式流传下来的关于近代中国高利贷的惨痛记忆也还没有在人们的脑海中完全消失，这一罪恶现象的卷土重来，足以让我们对当前财富分配状况进行深刻的反省。如果真象杨小凯他们主张的那样，在中国实行土地的私有化的话，也许很多老百姓将会在一夜之间变成无根之萍，城市的街头将会充斥着来自农村的的流浪汉。
对于有户口的城镇居民，在很多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每月都不到两百元，可以想象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那么我们到底有多少下岗工人呢，他们也许大部分都在以这笔钱维生。而且如顾文所说，很多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城镇居民还得不到这笔保障金。
记得去年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中提到，中关村有很多在网络经济热潮中发家的中青年富翁们正在过着“国际标准的”豪华生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无法想象。最近到广州，电视上正在炒作“豪宅”、“空中花园”等概念，羡慕之余，也不禁感慨万千，我一介穷书生，也许就是顾先生所说的那种例外的“红眼病”吧！
顾文得到的结论是“收入差距大一些比小一些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到底收入差距和经济发展的确切关系如何，我不想妄下断语，因为收入分配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大部分经济问题归根到底都会和财富的分配有关（包括中国目前所遇到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但是我敢肯定，在中国目前的情势下，顾先生的结论绝对是不合时宜的。最近，我为写一篇论文反复研读了一些以财富分配为己任的古典经济学著作，悟出一句话来，希望能与各位方家探讨之：“财富分配的差距既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又是经济增长的极限”。愿顾先生闲暇时思之。
另外，顾文最后一段的第二点指出“收入分布不均不等于收入分配不均、不公，后者关注的是分配规则，前者则超越分配规则，是各种复杂因素的结果。”虽然表达很隐晦，但是其含义却值得深思。窃以为，可以作如下解释：“收入分布”之“收入”疑为“财富”之误，那么，顾先生的真实意图可能是要说明财富存量分布之不均和收入流量分配不均之间的区别。关于存量和流量的关系问题是上一世纪30年代货币理论争论的一个热点，很多著名经济学家，如凯恩斯、罗伯特森、希克斯、俄林等，都曾卷入其中。这是两种不同的分析问题的方法，凯恩斯、希克斯是一派，主张存量分析，罗伯特森和俄林则是另一派，主张流量分析，但是在当时并没有得到统一的结论，也就是说，谁也没有说服谁。但是，几十年后，帕廷金旧话重提，说明了离散时间假设下，或者说在时期分析（Period analysis）中，这两种分析方法的无差异性（帕廷金，《货币、利息和价格》，1965年版，数学附录2）。又过了十几年，蒋硕杰证明在一定条件下即使时间是连续的，存量分析和流量分析的结果也是同一的（蒋硕杰，1980，后被重印于《蒋硕杰经济科学论文集》）。这种同一性其实是很直观的，因为流量就是存量的变化，而存量就是由流量的累加而得到的。当然，这时顾先生也许就要反驳了，因为存量的形成包括很多历史的因素（这也许就是他所说的“各种复杂因素”），而流量则不然。其实这也是一种误会，在经济学中，所谓流量其实就是存量的利得，所以，顾先生所谓的“各种复杂因素”也同样进入了流量的形成过程之中。故而，过分强调存量和流量之区别似乎没有太多必要。当然，这一历时数十年的争论非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笔者愿意与各位看官以任何方式探讨之。
关于基尼系数的改进，我最后有几句题外话（也许是外行话）。有人说，美国的收入分配结构是纺棰形的，两头小，中间大，中产阶级人数众多，是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中国却不同，是金字塔形的，广大农民和低收入的城镇居民组成金字塔的底部，虽然这一形状在物理上是稳定的，但却代表着一种不稳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基尼系数虽然能大概地反映一个社会财富分配的状况，但是却并没有刻画出分配结构的具体形状，我想，如果能引入洛伦兹曲线的曲率作为基尼系数的辅助参数的话，也许会有所帮助。
发表于《经济学消息报》2001年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