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文化”？

叶行昆

 在给本文命题时，颇有一种滑稽之感。细细想来，自己从小学启蒙到博士深造，与书也打了数十年的交道。虽不敢说自己已经是“上晓天文，下通地理”；“学富五车”的“两脚书柜”，但毕竟还是读过些书的，称自己多少有点文化，恐不为过吧。尤其是如今是靠读书为生，整天与书本笔墨厮混，多少也能算个文化人了吧。可是，究竟什么叫“文化”呢？依然雾里看花，似懂非懂。

  以前，曾听人说“香港是文化沙漠”，“大陆自四九年以后就没有文化了”云云，大不以为然。香港不是有“四大天王”之类的流行文化吗？大陆也不乏博学鸿儒，文化昆仑啊。况且，如今有蔚为大观的海龟、土鳖群体，这些经济大师们的激扬文字，用来指点江山，开创一个新纪元，那是绰绰有余，更是“弹指一挥间”的。别人怎么就可以信口开河地说我们没有文化了呢？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近来，重读了美籍华人学者余英时先生的《钱穆与中国文化》一书，始略有所悟；俨然是给自己补上了一堂“文化课”。总算略微懂得了什么叫“文化”，知道了读书人未必是“文化人”等等。且容我细细道来：

  余先生说：“文化是与信仰和价值有关的一套意义系统和象征系统”。这应该是不计其数的关于“文化”定义中较为中肯、持平的一个定义。就此定义而言，所谓的“文化”应含有二层涵义：信仰系统和价值系统。前辈学者钱穆先生认为，中西对比是永远得不到定案的，但又永远不可能停止，因为这是倾向宏观或整体论的中外人文学者所不易克制的一种“超越的冲动”。

由此可见，我们今天要谈文化、文明之类的，中西对比还是免不了的。西谚云：“上帝的事上帝管，恺撒的事恺撒管”。因而，教堂与赌场可以相安无事，牧师与警察能够擦肩而过。而当“上帝之事”渗入到“恺撒之事”后，就产生了“新教伦理”，从而为西方世界的兴起营造了文化氛围。这种文化氛围是构建资本主义社会的初始条件。据说西方人并不认同自己是科教兴国的，他们有的是文化优越感，西方世界的文化处于地球的中心。在西方人的信仰系统里“我思故我在”，上帝依然没死。出生受洗礼、结婚到教堂、入葬前请牧师；冥冥之中，上帝还是永恒的，是不容置疑的，而且是无处不在的；因为这是一种信仰。在俗世的价值系统里，宪政民主的政体，依法办事的游戏规则，为真理而真理，为知识而知识的科学理性；确实是西洋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且与市场经济遥相呼应。在那里，信仰与价值的两大系统彼此照应，甚至殊途同归：进天堂。

  返观我们的文化历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曾被誉为“民族魂”的鲁迅先生语重心长地谆谆教诲青年学子：“最好不要读中国的书，要读书，就读外国的”。在新文化先锋人物的冲击下，彻底捣毁了“孔家店”；一条曾作为国脉而延续了几千年的历史文化被拦腰斩断了。康熙大帝说过：“征服汉人只要四年，但要征服汉文化，就要四十年”。我们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生死抉择，终于迎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到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知识越多越反动”；我们大搞“破四旧，立四新”，硬是把传统文化的老本给折腾得一干二净。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文化运动和文化革命之后，我们的文化历程，变成了“文化苦旅”；真是“哑吧吃黄莲—苦不堪言”。但无论如何，实现共产主义，成了我们的理想和信仰。我们从小就是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长大成人的，然而，长大以后却接不了“班”，因为早已无“班”可接了。但是，作为一种信仰系统，它能在人们心目中占有多大空间，实在难以量化；因为信仰本身是无需也不可能量化的。关键在于：你信多少？有多少人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至少我是不怎么信的，一是悟性太差，慧根不灵；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没读通，无法理解“科学社会主义”这一命题，因为以我浅见，科学讲的是理性，一旦涉及什么主义，就不那么科学了，所以此语似有语病；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没听说过有空想的资本主义，或科学的资本主义的区别；二是受儒家入世思想的渗透太深，对来世或彼岸兴趣不大，即便有一些，那也是隔岸观火；因而也就成不了共产主义的信徒，更是注定成了“体制外”的一员。因为我有信仰危机，所以作为一个“文化人”，我是不合格的。

以前，因为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并且“活学活用”，我们就把“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灵得我们差一点儿被开除“球籍”。后来，我们“摸着石子过河”，晃晃悠悠地进入了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因为在价值系统里，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对虚无缥缈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当然是不屑一顾的。“为人民服务”太抽象，应该是“为人民币服务”；尽管一字之差；却使我们跨越了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两大发展阶段，其速度之快决不亚于阿波罗登月。思想解放了，经济也就搞活了。或许由于我们太唯物主义了，一切唯“物”是求，也就唯利是图了；而在所有的物质当中，“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货币是权力中的权力”（马克思语）。所以，如果引经据典的话，“有钱能使鬼推磨”，是言之有据，顺理成章的。当今时代的口号是：“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权钱交易者理所当然地成了当代“最可爱的人”。惟有如此这般，才能最有效地降低交易费用。“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那是在“学而优则仕”时代的古训。不过即便在那个年代，还是有“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说法。如今是“要当老板，先睡地板”。“睡地板”，苦也；“当老板”，“人上人”也。这些大概就构成了我们的价值系统。在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心目中，属于精神层面的文化应该是最没有价值的。存在决定意识，与屁股决定脑袋，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奋力追求“日日新，月月新”的今天，我们已经荡涤了所有的“文化沉淀”（culture sunk）。（如今的俊男靓女的发型、发式；也要以韩国式的为时尚摩登；即可见一斑。）我们的信仰系统被否定之否定了，精神家园整体失落；价值系统有单一化的功利性趋；。两大系统无法形成合力，恐怕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只能永远停留在初级阶段。文化作为独立的价值系统在我们的信仰与价值系统内没有生存的空间。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上讲，人都是制度人，“只是身在庐山中”。在实施市场经济制度的今天，我虽然也难以免俗，却总还以为“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故偶尔也能“横看成岭侧成峰”。因此，我的价值系统或价值取向，是有点与世隔绝的。这就使得我产生了一种文化上的危机感。所以，我还是成就不了一个“文化人”。一个人失去精神信仰，只是个迷途羔羊而已。倘若一个社会的信仰系统与价值系统相悖，就会产生文化危机。这大概是我们的“时代病”。殊不知，一个没有文化的人生活在一个文化真空的社会里，人生还有多少意义。想必仅为活着而活着，不会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目标吧。如果说艾滋病有呈全球化趋势的话，那么，这种患有文化虚脱症的“时代病”一定颇具中国特色了。如果说我没有文化，应该受之无愧；但说中国人没有文化，那是很揪心的。我们不是号称“礼仪之邦”吗？

读罢余先生的著作，我大概有点知道了什么叫“文化”，什么叫“文化人”，什么叫“文化危机”；还有，什么叫“市场经济的文化氛围”。这样的书不可不读，当然也不可死读。

（本文首发于“价值中国网”：www.chinavalue.net ）

2005/6/28

写于“面壁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