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说情”在“和谐”中的价值

    “说情”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美德，人间凡是成人之美之事，“说情”功不可没。“说情”是化解矛盾的有力武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功能，做任何事情没有“说情”将一事无成。

    什么叫“说情”？

    “说情”，简单的说，就是说明情况的意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在切实做好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工作的同时，一个极其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妥善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中说明情况，即；“说情”。通过高超技巧的“说情”，使社会建设和管理在“说情”中得到加强；使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在“说情”中得到妥善处理；使社会在“说情”中得到维护和稳定；使社会主义社会在“说情”中到处着充满和谐气氛。

    可是，“说情”本来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作法，却被贬值为“说情风”。因而，一提到“说情”二字人们就自然而然的就会想起所谓的不坚持原则的“说情风”。叫喊，对“说情风”要反对，要顶住。其结果，“说情风”既没反对掉，又没顶得住，反而使“说情”的人越来多。“说情风”刮的锐不可当，“说情”的生命力为什么那么旺盛？还是让事实说话吧！ 

    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工友之间、干群之间、夫妻之间、邻里之间、单位之间、部门之间的和谐，等等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整个和谐社会基础。一但这些之间发生了矛盾，有两种人跑的最欢，一个是尖头火棍两头戳的爱挑事的人，一个是好多管闲事的爱劝解人。   

    然而，有时矛盾刚被劝解好，又被爱挑事的人一挑，矛盾又起来了。所以。矛盾——劝解——挑拨——再矛盾——再劝解，反反复复，这就是真正生活的乐趣。

    有时候矛盾双方已经化解，但挑事者与劝解者为矛盾滋生与化解而产生矛盾，又有人出来为他们矛盾滋生与化解出来“说情”，事情往往就这样的滑稽可笑。

    矛盾的普遍规律，注定人就要生活在矛盾之中。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就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在这些矛盾面前，人本能的要出来“说情”调解矛盾。一个人一辈子不知道要替别人说过多少情，又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你面前为别人说了多少情；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们正是通过“说情”化解了许许多多难以化解的矛盾。有的问题长时间得不到解决，通过一个关键的人去“说情”，问题很快迎刃而解。这叫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也就是平常人们所说的谁吃谁的药。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说情”无时不有，无处不有。再高级的人物都需要别人替自己“说情”，也都会替别人为他人“说情”，情理中的情不仅要说而且还要说好。不然的话，世上也就没有真情在了。

   “说情”是一种很高超的艺术。当情说不进去的时候，不能硬说，应通过其他的方式或途径。

    西汉有一部著作叫《说苑》，其卷九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说。春秋时吴王一心要攻占楚国，怕有人站出来阻挡，就先发制人，立下军令：“有敢劝情者斩首。”吴王身边有个叫少孺的侍从，想“说情”却不敢直言，于是拿把弹弓在后园里来回转悠，一连转了三天。吴王纳闷，就问他：“你这是想干什么？”少孺说，园里有树，树上有蝉，蝉在树上饮露水，却不觉察螳螂就在身后。螳螂弯起身子要去捕蝉，也不知黄雀在一旁偷视；黄雀伸长脖子想吃掉螳螂，又不知有我的弹丸在它下面。这三个家伙都一门心思想到眼前利益，而忽视了身后大患”。吴王听后，当即收回伐楚之念。

    这情让少孺给说活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情”并不是坏事，遇到重大问题不仅要“说情”，而且要把情说好。当情说不进去的时候，可运用另一种方法，使其接受。大到安邦治国，小到企业管理，都离不开“说情”。

   现在，基层有些领导干部与古时候的吴王差不多，仅站在某位置和某高度，不让发表不同意见，动不动就说不行，对一些事情的理解也太浅见了。

    有位中央领导说过，现在不怕群众提意见，最可怕的是雅雀无声。对于“说情”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某单位的领导在会上讲到处理一个人的时候，显得非常激动，说了这么一段话：找这个讲情，找那个讲情，找谁都不行！象这样的话哪个领导，哪个人都讲过，人人都听过……。

    乍听起来原则性蛮强的。反复琢磨有些不对劲，这个“说情”的人与这位领导同志肯定关系不一般。其一，这个人肯定自认为“情”能说上去。其二，认为一定能说通。

    其实，“说情”也是碍于面子。人家自认为与你关系可以，你即便不愿接受人家“说情”，也不应该在众人面前大发其辞。这种做法，或许别人会认为你对某人成见很深，甚至会认为借此事情以原则为由“泄私”，很影响领导形象。一个人如没有人在你面前说情，说明你混的也差不多了。

    能不能正确对待“说情”？不仅体现一个领导干部的政治水平，也体现一个领导干部的道德品质和自身素养。对于托人“说情”的问题，不要简单的冷落人家。往往为了专门找与你关系好的人，找在你面前能说上话的人。找到一个要把的人，人托人，托一大圈子，很是煞费苦心。来“说情”的人也是左思右想，想很长时间，才踏入你这个门坎。

    所以，对“说情”的人不能三言两语把其打发走，更不能不理踩人家。或者当面说好，背后指责人家不该说这个情。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对待，确实是不近人情。

    对于来“说情”的，能缓和的就缓和；不能让步的，正好是送上门的思想工作，讲清道理，使问题得到解决，并从认识上能达到融恰。好事一桩，何乐而不为呢！

    如果，一个领导干部面前经常有人“说情”，应该引以自豪，最起码可以说明你民主意识强；密切联系群众；说明你朋友多；你人品好；度量大；大家信任你。还能通过“说情”做大量思想工作，提高对事物发展的认识水平。

   “性本善”，是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自己特有的传统美德。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沾染上了今天你斗我，明天我斗你、搞轮番斗 ，在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上搞人为的阻塞，正是通过这些说客的“说情”，使一些阻塞排除、融会贯通。然而，不知是什么东西作的怪，对于“说情”又是抵制，又是反对，正好反对的正是中华传统的美德，抵制的正是人与人之间情意的贯通。

    有人认为，“说情”能使党纪国法扭曲变形，其实真正的党纪国法不管你如何“说情”是不会扭曲变形的。如果，能叫“说情”者说的扭曲变形，那就不叫党纪国法了，真正能使党纪国法扭曲变形不是“说情”，而是扭曲变形了的国法党纪得了正本清源。

    “说情”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人人都在别人面前说过情，人人都接受过别人的说情。人间有句俗语，谁不能说用不着谁。有时候讲用不着那个人，其结果遇到麻烦的事，偏偏非找这个人不行，回过头来去找别人“说情”。

    有时候有这种情况，某一个人因被错误进行处理时，有个别对他有意见的人总会恨人不死，在背后说三道四，甚至落井下石。但也有些人却能在背后为其“说情”；他们不顾可能产生不好的看法，站在公正的立场，没有任何私欲，不图任何回报的“说情”。

    我认为，前者是心胸狭窄的小人逞市；后者则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君子成人之美的为人之道。特别是有人承受不了别人对自己“仇人”的不公待遇，帮其“说情”，更是难能可贵，事后这个“仇人”知道了是非常感动的。

    “说情”是人的本能。事物的运动往往喜欢跟人开玩笑，今天我办事找人去你面前“说情”，说不定哪一天你办事托别来我面前“说情”。在人们的生活中总有一些“爱多事”的人，不管哪里发生矛盾或邻里间发生冲突，领导、组织协调人员未到，那些“爱管闲事”的就主动及时出来做工作，在两者之间串来串去“说情”，而且不少问题，比领导解决还要好。

    思想工作最难对付的是硬眼头、拧劲头、难缠头、自私头，你正啦八经的做工作，他根本不甩你那一套。遇到这种情况必须用“说情”的方式解决，人与人之间难免发生冲突，尤其矛盾白热化，针扎不进，水泼不进，软硬不吃，油盐不进的时候，盼望要有关键人物出来讲话，通过适当“说情”，使冲突得到控制或解决，使矛盾得到缓和或化解，有不少领导为了做好一个人思想工作，还专门托人去“说情”，这样效果很好。

    “说情”是思想工作无法替代的一种特殊手段。领导与被领导之间，难免不存在矛盾。加上真正的按劳分配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领导与被领导的距离越来越大，被领导与领导的矛盾一触即发。打赤脚的决不怕穿皮鞋的，你西装革履、红扑囊胀，去做便衣褴衫，温饱未决人的思想政治工作，他一见你就烦，一听你讲话有反感，内心里就存一股子气，能做通工作么？必须寻找“说情”这条路子。

    “说情”不仅解决人与人之间一般矛盾显得神通，而且解决特殊的矛盾也是如此。当一个领导处理某一事情，行动过激时，自己也感到事情干得有些出格，但又不好意思改过来，这时正好有人“说情”，给个台阶下，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当一个领导被下属和群众抓住小辫子脱不开身，从心理总想找一个人从中间通融、不致使自己的威性受损。有人在这个时候去“说情”，便能帮助领导解脱。

    “说情”里面有思想工作，思想工作离不开“说情”。应该讲“说情”是思想政治工作艺术，作为一个做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特别是当前国企改革，肯定会触动和驱动个人利益，职工下岗、待岗、转岗，加之一碗水端不平情况，苦乐悬殊、容易激化矛盾，有工作的人去做没有工作人的思想工作，实际上是没有理的人去做有理的人思想工作，更是不好做。因而，要很好利用“说情”这个思想武器，把很多复杂而难以拿到桌面上的冲突与矛盾，都能通过背后“说情”得到很好的缓解。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艺术，对每个做政治工作的人，是一项迫在眉捷的任务。

    把“说情”一概论为“说情风”乱加反对、无端抵制是极端错误的。假如人间没有了“说情”，人与人之间矛盾还能化解吗？社会还能和谐吗？还传统美德“说情”一个公道，确定“说情”在“和谐”中的价值，让更多的人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说好情吧！